第三部·第十二章 “男耕女織”的詛咒 (2)

1405年（永樂三年），朱棣委派他最信賴的太監鄭和率領一隻由63艘大船、兩萬七千多名隨員組成的艦隊遠航南太平洋地區，這是當時世界上無與匹敵的巨型艦隊。在隨後的二十八年裏，鄭和先後七次出洋，史稱“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史上規模最大的遠洋活動。據《明史》記載，此次行動的表麵理由是宣示國威，而實際上是尋找失蹤的明惠帝。鄭和遠航所用的海船，由設在南京的寶船廠和太倉的蘇州府船場所製造——它們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工廠，所有軍儲糧草集中於太倉的劉家河港，出發地點則是泉州港。根據史載，鄭和艦隊的旗艦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有四層，可載千人，船上9桅可掛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啟航，船上配有航海圖、羅盤針。這艘“海上巨毋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木帆船，比一百年後的歐洲海船也要大十倍左右，可見中國造船技術之發達。鄭和艦隊的規模從一個側麵證明了明朝海軍的實力，據考證，在1420年前後，明朝擁有1350艘戰船，其中包括400個大型浮動堡壘和250艘設計用於遠洋航行的船艦，海軍實力為全球第一。

從1405年至1433年，鄭和率龐大船隊七下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遠航亞非地區，最遠到達紅海和非洲東海岸，航海足跡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遠航船隊滿載瓷器、絲綢、麝香、鐵器和金屬貨幣等，所以又稱為“寶船”。鄭和所到之處，一方麵宣揚明朝國威，邀約各國委派使臣到中國“朝貢”，同時與當地進行貿易。

在區域經濟史上，鄭和的遠航行動表明中國在當時的東亞和南亞地區建立了一種以“朝貢”為特征的區域性政治、經濟合作體係。

在14世紀末、十五世紀初，隨著蒙古帝國瓦解和元朝的滅亡，中國與歐洲的陸地聯係中斷，處於中世紀的歐洲此時尚未強大起來，明帝國成為東方最為強大的帝國——也是實際上的第一大經濟體。明朝皇帝習慣將海外各國視為藩屬，將其與明朝的外交活動稱作“朝貢”。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來，懷柔遠人”為宗旨，熱衷於政治上萬國臣服的獨尊。根據《萬曆明會典》的記載，被明朝認定為“朝貢國”的國家包括“東南夷”的六十二國——含朝鮮、日本、安南（越南）、錫蘭（斯裏蘭卡）等、“北狄”的韃靼八部、“東北夷”的女真二部、“西戎”的七十二國——含吐蕃（西藏）等。朱元璋還將日本、琉球、朝鮮和安南等十五個鄰國劃定為“永久不予攻伐”的國家。

根據日本學者濱下武誌的研究，明朝主導下的東亞“朝貢秩序”有三個特點：

第一，由宗主國（中國）提供國際性安全保障，朝貢國因而不必保持常設性軍事力量，這意味著區域內部的糾紛不必訴諸武力解決；第二，朝貢體係所保護的交易進行“無關稅”特別恩典，為外部世界提供了極富魅力的商業機會；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認同，朝貢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國方麵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質的文化，這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在事實上充當著異質要素之間交流的媒介。

由濱下武誌的研究可見，在十五世紀前後的西太平洋地區出現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以白銀為統一貨幣、無關稅壁壘的政治、經濟聯盟，這也是當時世界上覆蓋麵最大、人口最多和結構最穩定的區域性國際體係。它同時表明，中國與周邊各國不存在武力征服的關係，而是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心－邊緣”結構的共榮體係。若沒有歐洲人的強行進入，這又是一個超穩定的國際秩序。

美國學者彭慕蘭在《貿易打造的世界》一書中也印證了濱下武誌的研究結果，他認為，朝貢製度的主要目的在於政治和文化方麵，但它協助提供了一個“國際性”的貨幣製度。在這種製度的影響下，不同地區的人形成了相同的奢侈品品味，各國商品的品質標準也趨於一致。這些商業網與國家密切相關，但它們也有自己的獨立生命。所以，當歐洲人進入到這片領域的時候，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優勢，甚至在一開始，僅僅是一些好奇的、充滿了崇敬之心的采購者。

鄭和的七次遠洋，其實是對這一聯盟體內的“東南夷”南部諸國的一次大規模巡檢，龐大艦隊所呈現出的軍事實力和商品豐富進一步鞏固了明帝國在南亞地區的宗主國地位。朱棣在委派鄭和出洋的同時，在京城設立會同館以待國賓，還設四夷館，專掌翻譯各國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永樂一朝中，先後有四位海外國家的國王泛海而來，其中三位樂而不歸，留葬於中土。

這一國際聯盟維持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它的鬆散與瓦解，正是亞洲與歐洲實力陡轉的關鍵所在，而讓人無比歎息的是，對其的率先破壞者，竟是明帝國自身。

曆史的轉折時刻出現在1492年。

這一年——也就是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後，明廷下令“閉關鎖國”，沿海人民從此不得與來華的番船發生任何交通、貿易行為，第二年，明廷敕諭今後百姓的商貨下海，即以“私通外國”治罪。鄭和曆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檔均被兵部尚書劉大夏下令燒毀。據《明律解附例·附錄》記載，朝廷在1585年甚至發布過一道命令，聲稱誰要建造雙桅杆以上的船隻，就視同叛亂，處之以死刑。中國人在造船技術上的進步從此嘎然而止。終明代一朝，海禁政策時鬆時緊，但基本上沒有開放禁令。

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帶著西班牙國王給中國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國書，向正西航行，到達了美洲的巴哈馬群島，偉大的“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了。1493年，梵蒂岡教廷敕令，將世界一分為二，東邊是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西邊則屬於西班牙。

曆史總是充滿了巧合與悲劇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來的前夜，早慧而擁有先進技術及強大區域領導優勢的中國，以堅定而驕傲的自閉方式拒絕參與。後人讀史至此，莫不擲書而起，麵壁長歎。

在西方史學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近代與現代的分界線，如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所描述的，“16世紀初期，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顯然未見端倪，東方帝國盡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卻深受中央集權製之害。”他還曾用充滿了吊詭的筆調描寫中國的閉關鎖國：“鄭和的大戰船被擱置朽爛，盡管有種種機會向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那道轉過身去的背影，成為未來四百年的一個東方定格，中國將為此付出難以計算的代價。“鄭和下西洋”留給後人的，與其說是讚美和驚歎，倒不如說是一聲悠長而沒有著落的歎息。許倬雲在《曆史大脈絡》一書中評價說，“鄭和出航是元代海運暢通後的最後一次大舉。其航線所及，都是元代各國商舶常到的地方……這一次海上大舉，空前盛大，但並非鑿空的探險，因此在曆史上並不具有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等人開拓新航線的意義。”

閉關鎖國讓中國與世界隔絕，重新成為了一個“孤立的天下”。在對內政策上，明代統治者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則是――男耕女織。

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一個很特別的皇帝，他的治國策略隻有兩個字，一是儉，二是嚴。

所謂儉，他痛恨商人，視之如國賊，曾下令“如果有不從事農耕，而專門做買賣生意的，全部看成是遊民，把他們統統抓起來。”就在當上皇帝的洪武初年，他頒布法令，規定商賈之家不許穿戴綢紗，民間百姓的房子大小，不能超過三間、五個間架，不準用彩繪的鬥拱。所謂嚴，就是實行了很嚴格的法律來懲治貪官汙吏，根據明初法令，官員如果貪汙達到六十兩白銀，就會處以扒皮的酷刑，朱元璋下令把各州府縣衙門的土地廟，作為剝皮的場所，俗稱“皮場廟”，扒下來的人皮，添之以稻草，立於衙門一側，以警示繼任者。

朱元璋平生讀書無多，最喜歡的是《道德經》，尤其是關於“小國寡民”的那一段。在他的理想中，一個完美的帝國就應該是無貧無富、“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男力耕於外，女力織於內，遂至家給人足”，每個人都安於眼前，一生不出家鄉，老死不相往來，如鄉野之草，自生自滅，帝國將因此綿延百世，千秋萬代。這種樸素的治國理想當然非他一人所有，從老子的《道德經》，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乃至的人民公社，無一不與此前後呼應。

為了建設這個“人間桃花源”，朱元璋剪滅了天下豪族，然後在“耕”和“織”兩個產業上進行重大的變革。他進行了一次土地革命，大地主階層被消滅，形成了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的農耕經濟，1397年，據戶部的報告，全國有田700畝以上的隻有1.4341萬戶。同時，朱元璋大力推廣種棉技術。

在中國經濟史上，有兩種植物徹底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棉是一種外來植物，原產自於印度，在漢字中第一次出現是南朝的《宋書》，宋末元初，它已經在南方地區得到一定麵積的普及，元代的元貞年間(1295—1296)，鬆江府烏泥涇（今上海的華涇鎮）的婦女黃道婆在海南學到了一種新的紡織技術，她回到家鄉教人製棉，改革研製出一套趕、彈、紡、織的工具——去籽攪車，彈棉椎弓，三錠腳踏紡紗車等等，使得棉紡織技術得到重大突破。

朱元璋建國之後大力推廣棉花種植，他下令，農民有田5畝至10畝，俱令種桑、麻、棉各半畝，10畝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處罰。這些政策的推行，不僅使荒廢的土地盡量被利用，糧食產量大增，也為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明史·食貨誌》記載：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國共有田地850萬頃，比元末增長了四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為顯著。

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的革新，徹底改變了中國人以絲綢和麻布為主的穿著傳統，服裝產量為之大增，棉紡織迅速成為全國第一大手工製造業。據吳承明的研究，明清兩代，中國每年生產約6億匹棉布，商品值近一億兩白銀，其中52.8％是以商品在市場出售的。黃道婆的家鄉鬆江是棉布生產最集中的地區，《鬆江府誌》記載，“在旺銷的秋季，每天出售的鬆江大布達15萬匹之多”，這個數據稍有誇張，不過據吳承明的計算，全年估計約有二千多萬到三千萬匹，這也是一個十分驚人的產量了。

明代的這場“棉花革命”，如同之前的“水稻革命”一樣，再一次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正如現代經濟學理論所提示的那樣，隻有當單位投入的產出增加時，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和人均收入才會持續增長。很顯然，“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都符合這一定律。《明史·食貨誌》中就曾這樣描寫朱棣時期的情況：“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如果將明代棉紡織業的發展放在全球經濟史中進行觀察，我們將看到一個頗可參照的現象：發生於歐洲的工業革命其實也是以紡織業為啟動點的，而它最終引爆了機械技術的革命性創新，同時帶來社會組織的顛覆性變化，最終誕生了資本主義，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方向。

至此，所有的讀者均會生發出一個重大的疑問：為什麽同一個產業的創新，在中國竟沒有引發與英國相同的革命性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