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十二章 “男耕女織”的詛咒 (1)
“當農事甫畢，男婦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燈紡織，旦夕不休，或機聲軋軋，比屋相聞。”
——《漢川縣誌》
1373年前後的某一天，江南首富沈萬三與當上皇帝不久的朱元璋侃侃而談，有過一番很精彩的對話，他當時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愉快和得意。不過，他不會想到的是，僅僅十多年後，他將家破人亡，他的兒子沈文度爬著去見一位官府新貴。
沈萬三是元末名氣最大的商人，民間流傳一句諺語曰：“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他出生在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南潯鎮的沈家漾，後遷居周莊。從各種筆記資料看，沈萬三成為巨富的原因有三個。一是糧食生產和土地兼並，“躬稼起家”繼而“廣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資巨方萬，田產遍於天下”，有野史說，沈家擁有了蘇州府三分之二的田畝；二是繼承了一位巨富的財產，據楊循吉《蘇談》記載，吳江富商陸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氣闌珊，決心出家為僧，就把所有的資產都贈給了沈萬三；三是從事海外貿易，他以周莊為基地，利用白硯江(東江)西接京杭大運河，東入走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帶的絲綢、陶瓷、糧食和手工業品等運往海外，《朱元璋傳》的作者、曆史學家吳晗考據說：“蘇州沈萬三一豪之所以發財，是由於作海外貿易。”沈萬三的豪富之名，在當時就流傳全國，民間傳說他家藏一個“聚寶盆”，因此有取之不盡的金銀珠寶。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時，江南一帶眾多漢族富商地主給予了積極的支持。沈萬三先是資助張士誠，助其購糧擴軍。後來，他又投靠了更有勢力的朱元璋。出身於草根的朱元璋廣泛吸納這些富商當官，甚至還與他們稱兄道弟，沈萬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間傳說，他與朱元璋曾結拜為金蘭兄弟。明政權定都南京後，要修築城牆，財政捉襟見肘，於是，沈萬三出巨資，獨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牆――洪武門至水西門城牆，還獻出白金二千錠，黃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廡、酒樓等，朝廷上下對之稱頌不已。
有一次，君臣閑聊，春風滿麵的沈萬三突然提出，願意拿出一筆錢來犒勞三軍。
朱元璋冷冷的說，“朕有兵馬百萬，你犒勞得過來嗎？”
沈萬三應聲答道，“我每人犒勞一兩黃金如何？”
沈首富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內心應該非常明快得意，他可能沒有注意到朱皇帝臉色的莫測變幻。
《明史·後妃傳》中記錄了此次對話之後，朱元璋與皇後馬秀英的交談：皇帝忍著怒氣說，“一個匹夫要犒勞三軍，他是想要犯上作亂呀，朕一定要殺了他。”皇後勸說道，“這種不祥之民，老天自會殺他，何須陛下動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權年代，誰是老天？當然還是皇帝也。馬皇後的意思其實是，您還沒有到殺沈萬三的時候。
中國的每一個朝代，在開國之初都會展現寬鬆氣象，任由工商自由，恢複民間元氣，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登基之後，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減稅計劃，減輕民眾負擔，同時還是明令不得擾商，官府不能以節慶為名，低價強買民物。
然而，當政權稍有穩定，統治者對工商的態度立即會發生微妙的變化。每次朝代更迭，新的建政者都會反思前人的失誤。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閽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也就是說，中央集權渙散，民間的勢力強大，才造成了禍亂。因此，當他聽到沈萬三要犒勞三軍後會勃然變色，正是這種心理的條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盤根錯節，必成尾大不掉之勢，一定要予以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十四萬戶民眾遷到他的老家安徽鳳陽，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據明代學者貝瓊的記載，三吳地區的巨姓大族離開故土後頓成離水之魚，資產全數流失，在數年之內，或死或遷，無一存者。這些人留戀昔日的豪華生活，便常常扮成乞丐回家掃墓探親，沿途唱著他們自編的鳳陽花鼓——“家住廬州並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後，朱元璋又先後分兩次，把天下6·73萬戶富商遷居到南京，這幾乎是對商人階層的一次圍殲式的打擊，明初名臣方孝孺對此的評論是：“大家富民多以逾製失道亡其宗”。
對於商人階層“先用之，後棄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見兩漢的劉邦、劉秀，後可見1928年的蔣介石，幾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芨”。對於這種做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話講得非常明白，他說，“以前漢高祖劉邦把天下富商都遷到關中，我一開始還覺得不可取，可是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須要這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當剪滅豪族成國家戰略之後，沈萬三的命運就無從更改。1374年（洪武六年），沈萬三被按了個莫須有的罪名，充軍雲南，他死於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為田賦糾紛而惹上官司，沈萬三的兩個孫子沈至、沈莊被打入大牢，沈莊當年就死於獄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被牽連到一樁謀反案中，顧學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淩遲”，近八十餘人被殺，沒收田地。沈家從此衰落。
《明史·佞幸·紀綱傳》記載了沈萬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駕崩後，其四子朱棣奪位登基，是為明成祖，紀綱是朱棣心腹，擔任特務機構錦衣衛的指揮使，此人極善斂財，曾構陷上百個富豪之家，將其資產全部抄收。當時，沈萬三家族已經被抄家，不過還有一點家底留存，萬三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爬著去求見紀綱，進獻了黃金、龍角等珍貴之物，願意當他的門下之客，年年供奉，歲歲孝敬。紀綱就派沈文度幫他尋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這棵“大樹”之後終於“重振家門”，沈文度將搜刮來的金錢與紀綱五五對分。
一個時代或國家，商人階層的地位高低如何，隻要看一個景象就可以了：當商人與官員在一起的時候，是站著的，還是坐著的，或是“跪”著的。從沈萬三的“犒勞三軍”，到沈文度的“蒲伏見綱”，明初商人地位之演變，可見一斑。當帝國最著名的商人之子隻能爬著去見一個新晉權貴的時候，工商業的政治尊嚴已無從談起。
錢穆曾說，“現代中國大體是由明開始的。”此論頗有深意。
明帝國初建的十四世紀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經濟史上的一個轉折時刻，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
在西方，由自由民組成的新興商業城市成為歐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國君王的權力受到控製，一場偉大的、以“文藝複興”為主題的啟蒙運動拉開了帷幕。同時，北歐和西歐各國開始海外大冒險。在政治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綜合推動之下，“世界時間”的鍾擺終於從東方猛烈地搖向西方。
而在東方，從皇帝、知識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沒有一個人察覺到這一曆史性的變局。在這裏，成熟的農業文明正達到前所未見的繁榮高度，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央集權製度也曆經千年打磨而趨於精致。朱元璋悍然取締了沿襲千年的宰相製度，將一切國政大權均集中於皇帝一身，政治的化和獨裁化達到了巔峰。錢穆因此說，“可惜的是，西方曆史這一階段是進步的，而中國這一階段則退步了。”
退步的最大特征是保守。
當漢人從蒙古人手中重新奪回統治權柄之後，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旁落。於是，“穩定”成為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在治國策略上，一切以內向孤立和向往靜止為治理的目標，而其手段則必然是自我封閉。
“穩定”是一個政治概念，而非經濟概念，它幾乎是中央集權製度追求的惟一目標。以研究明史而著名的黃仁宇在《明代的漕運》中如此描述獨裁者們的共同心理：在他們看來，“穩定性的地位總是超越發展和擴張。”也就是說，“穩定壓倒一切”，在這一點上，不容爭論。
具體到明朝，黃仁宇尖銳地指出，“從一開始，明太祖主要關心的是建立和永遠保持一種政治現狀，他不關心經濟的發展。”他寫道：“就明人關心的問題來說，雖然中國向來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須保持其農業特點，不能兼容並包發展商業和對外貿易。中華帝國對外並不尋求領土擴張，同時出於安全的角度考慮，明王朝當局非常想把國土與世界隔離開來。隻要能夠，同世界各國的交往和聯係減少到最低程度。”
對於一個型政權而言，影響“穩定”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外患，一是內憂。控製前者的最可靠的辦法是杜絕對外的一切交流，與各國“老死不相往來”；實現後者的辦法，則是讓人民滿足其溫飽而民間財富則維持在均貧的水準上。
明代治國者分別找到了兩個辦法，那就是，對外——實施閉關鎖國的“大陸孤立主義”，
對內——追求“男耕女織”的平鋪型社會格局。
與元代積極鼓勵海外貿易截然相反，明朝從創建之初起就推行對外封閉的政策，具體而言，就是“北修長城，南禁海貿”，把帝國自閉為一個鐵桶。
在北方，為了防止蒙古勢力的卷土重來，明朝修築了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的萬裏長城，全線劃分為九個防備區，由重兵駐守，時稱“九邊”，這些邊關成為被官府嚴密管製起來的邊貿集散地。從此，自漢唐之後就綿延不絕的“絲綢之路”日漸堵塞，中國與歐洲的大陸通道上駝馬絕跡、鴻雁無蹤。
在南邊，朝廷下令禁止民間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1371年12月，就下達了“海禁令”，禁止臨海的民眾私自出海（“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隨後二十餘年中，多次頒布禁止海外經商的敕令——
1381年（洪武十四年），禁止民眾私通海外諸國（“林示瀕海民私通誨外諸國”）；
1384年（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止民眾下海捕魚（“禁民入海捕魚”）；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戶部重申不得與外商貿易的禁令（詔戶部“申嚴交通外番之禁”）；
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止民間使用國外的任何香料和商品（“禁民間用番香、番貨”）。
朱元璋製訂律法，對於違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濱海軍衛官兵，都處以嚴刑。明成祖朱棣登基後，仍然遵循“洪武事例”，宣布“不許沿海軍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國，遵洪武事例禁治。”
在如此嚴厲的海禁政策之下，唐、宋、元以來的海外貿易遭到毀滅性打擊，已經繁榮數百年的泉州、明州（寧波）等大型港口城市迅速衰落，民間的海外貿易從此成為非法生意。
在國門徐徐關閉之際，還發生過一個很突兀的“意外事件”，很多年後，它的“意義”一再被放大，以證明我們是一個多麽開放和強大的國家，那就是“鄭和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