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十三章 晉徽爭雄 (1)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

——謝肇淛《五雜俎》

明代工商經濟與前朝相比，出現最大的變化有兩個，一是專業化市鎮的出現，二是商幫的崛起。

從先秦之後的一千多年裏，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運行中心都被放置在若幹個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動也頗為集中。唐代還有法令限製縣級以下的商業市集之發展，宋代之後，市集禁令取消，非官營的草市、墟市以及廟院集市日漸擴張，不過，它們的功能都非常傳統，無非為方圓幾十裏的農戶提供日常消費品的交易場所，“布粟蔬薪之外，更無長物”。到了明代，情形陡變。

改變因人口增加和產業衍變所導致。

“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讓中國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尤其以江南地區的增長最快，原有的中心都市無力接納，於是地理條件較好的農村向市鎮演化。而人口增加很多，土地卻越來越緊張，漫溢出來的人口就順著棉業的發展而從事家庭紡織勞作，在這些農戶的周邊又自然地出現了大型交易集市。這些新型市鎮與傳統市鎮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它們興起的功能不是為農村消費服務，而是為農村生產服務，參與貿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農戶，而是大商販和巨額資金，他們的利益所得，來自於規模化經營和遠途販運。有人統計江南地區蘇州、鬆江、常州、杭州、嘉興和湖州六府境內的市鎮數目變化發現，在宋代，這裏有市鎮71座，而到了明代，則增加到了316座。

史家趙岡將這一轉變歸納為中國城市化的“離心現象”——在其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集中，小城市變大，大城市變得更大，但是在中國，宋代以後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減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擴充，明清兩代的幾個大都市，從人口到城區規模都比兩宋和元代時縮小許多，人口反而向農村靠攏，形成江南地區的眾多市鎮。

自明初到清末的三百餘年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陷入停滯，城市總人口之絕對數幾乎沒有增長，但是全國總人口則在不斷增加——從明代初期的7000萬人，至十六世紀時達到1億至1.3億，至清代乾隆年間已將近3億，城市人口比重日趨降低，這種趨勢到19世紀中葉達到穀底。據趙岡的計算，兩千年來中國城市化的人口比重呈現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曲線型態，戰國時期的城市人口比重為15.9％，西漢為17.5％，唐代為20.8％，南宋達到高峰，為22％，此後迅猛下降，明代進入10％的區間，而到了1820年代，僅為6.9％。

這種人口和經濟重心向農村下放的現象，最為真實地表明，中國社會的平鋪化和碎片化態勢。它既是人口增長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客觀結果，同時也是中央集權製度的必然引導。錢穆曾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認為，“中國曆史上的經濟與文化基礎，一向安放在農村，並不安放在都市。”此論並不適用於整部經濟史——至少在唐宋兩代並非如此，而是從明代才開始的事實。

在城市離心化的大趨勢之下，進而出現了“油水分離”的社會景象：政治權力集中於城市，為政府所全麵控製。城市從此成為權錢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費中心，而非生產製造中心。經濟力量則集中於數以萬計的市鎮，為民間勢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業分散於更為眾多的村莊，這使得資本、人才和資源的集聚效應根本無法發揮。

棉紡織業業的繁榮以及專業化市鎮的崛起，催生出了一個重要的商業力量——靠棉布販銷為主業的江浙商幫因此而生。

江浙布商的財富膨脹與棉紡織業的家庭化有關。如前所述，一家一機的生產模式每年生產出6億匹棉布，而零散的農戶無法完成規模化的銷售，於是，圍繞著千萬家庭織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條和銷售體係，它們主要由布號商人、染坊與踹坊商人、遠途販售商人組成。

布號商人負責棉花和棉布的收購，他們先是從棉農手中把棉花收購進來，然後分發給織戶，再把織成的棉紗或棉布回收，從中漁利。自明初之後，華北、華東等地廣植棉花，然而華北因氣溫與濕度過低，不適於棉紡織工作，所以大量的棉花被運到江南銷售。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和浙江北部的湖州、嘉興、杭州是織戶最集中的地區，布商就大量活躍在接近農村的市鎮中，以最小的距離，向分散的織戶收購棉布，這一帶因此成為全國紡織業的中心，僅鬆江、楓涇兩地就有數百家布號。《浙江通誌》記載曰，“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易棉花以歸。”一般而言，織戶每領取二兩棉花，日後繳棉紗一兩，以為代價，餘者為薄利。而布商則因量大而獲利頗豐，許仲元在《三異筆談》中記錄了一位張姓布商的情況：“其家產達巨萬之多，每到五更時分，張家就燈光通明，把收上來的上千匹布運送到蘇州的閶門，每匹布可賺到五十文，也就是說，一個清晨就可得五千金。”

棉布和棉紗收購上來之後，需要進行印染和後整理，於是就有人投資經營染坊和踹坊，這些作坊大多開在城市的郊區，以就近銷售。《長洲縣誌》、《明實錄》和《木棉譜》等書記載了蘇州的景象：大江南北的棉布源源不斷地運抵蘇州，染坊和踹坊開設在閶門外的上塘和下塘，其中，染坊的分工很細，大多隻專於一色，分為藍坊、紅坊、漂坊及雜色坊等等，棉布被染色完成後，送進踹坊進行後整理，然後就製成了“布質緊薄而有光”的“蘇布”，販銷天下。到明末清初，閶門一帶的踹坊多達450家，踹匠不下萬人，其繁榮景象可以想見。

因棉布收購的市場化特征而不適合國家壟斷，所以棉紡織業成為一個完全競爭性的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大批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商人，蘇南和浙北――蘇錫常和杭嘉湖――也成為民間資本最為充沛和活躍的地區。

江浙布商之富見諸於眾多史籍。《木棉譜》的作者褚華本人就出身於富足的布商家庭，據他自述，褚家六代從事布業，門下有數十人，四處開設布號收購棉布，獲得豐厚，以致於富甲一邑（“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更形容說，布商的財力雄厚，動輒可以使用數萬兩乃至數十萬兩白銀。

商幫的出現，是中國企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兼具血緣性與地緣性之和，植根於偏遠的宗族鄉村，以市鎮為生產和銷售基地，以城郡為生活和消費中心，構成為一種獨特的經營模式。明代商幫中最出名的還不是江浙商幫，而是晉商和徽商，他們的崛起都與鹽業有關。

自管仲以降，中國曆代政府都視鹽業為經濟命脈，其專營所得往往占到年度財政收入的一半，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開國之後，為了防範蒙古人卷土重來，把國防重點放在北方，他重修萬裏長城，常年駐紮八十萬雄兵和三十萬匹戰馬。其中駐軍最密集的是“內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帶，明政府在這裏修築長城323公裏，駐守馬步官兵13．5萬多人，配馬、騾、驢5萬餘匹。要維持這等龐大的軍備，如何提供充足的糧草供應就成了極棘手的難題。據《大明會典》記載，僅大同鎮就需屯糧51萬餘石，草16．9萬餘束，每年花在邊防的銀子達上千萬兩，讓中央財政不堪重負。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省行省參政楊憲向朝廷上書，建議實行“開中製”。

“開中製”脫胎於宋代的“鈔引製”，其改革之處是，商人要獲得“鹽引”，必須運糧和其他軍需物資到北方邊疆，以糧換“引”，然後憑“鹽引”到指定鹽場支取食鹽，再到指定的地區銷售，其實質是“以鹽養兵”。按當時的規定，每在大同納糧一石或在太原納糧一石三鬥，可換取“鹽引”一份，一份“鹽引”則可支取食鹽200斤。

這一製度的實行，讓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處北疆，有“極臨邊鎮”的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運城為中心的河東鹽場自古是產鹽重地。“開中製”推行後，山西商人收糧販鹽，橫行天下，成為勢力最大的區域性商人群體，是為晉商之始。

到了明代中期，最出名的晉商家族是蒲州（今山西永濟市）的王家和張家。

王家的創業鼻祖是王現、王瑤兄弟。他們的父親是河南鄧州學政，相當於縣教育局局長。王氏兄弟少年時屢考不中，轉而經商。他們先是西北的張掖、酒泉一帶從事糧食貿易，後來便專注於鹽業，王現客死於經商途中，曆四十餘年，終於積累起不菲的家業。王瑤生有三個兒子，其中，老大王崇義隨父經商，三子王崇古考中進士，先是在刑部當郎中，後來外放為官，一路遷升，當上了地位十分重要的宣大總督，成了帝國北方國防的最高指揮官。王家兄弟，一官一商，很快控製了河東鹽場，成為全國第一大鹽商家族。

張家的致富路徑與王家如出一轍。其創業鼻祖是張允齡，他自幼喪父，在大江南北從事長途販賣，據說他的經商天才很高，對市場波動的判斷非常準確，以致於有人懷疑他懷有“異術”。張允齡生有二子，老大張四維考中進士，後來高遷至禮部尚書，在張居正去世後還當過一人之下的內閣首輔。張四維的胞弟張四教則在山西經商，在兄長的幫助下，他控製了北方的另外一個大鹽場――長蘆鹽場。

王、張兩家，同處蒲州，結成了一個極其顯赫的家族聯盟：張四維的母親是王崇古的二姐，其女兒嫁給了另外一位陝西籍的內閣大臣馬自強之子，馬家也是著名的大鹽商，此外，張四維的三個弟媳婦分別出自晉商王家、李家和範家，王崇古的大姐則嫁到了蒲州另外一個大鹽商沈家。

曆經數十年的經略，王、張兩家實際上成了北方鹽業的寡頭壟斷集團。明人王世貞就說，“張四維的父親控製了長蘆鹽場，家產多達數十百萬，王崇古家族則掌握了河東鹽場，兩家互相控製，各得其利。”1571年，河東巡鹽禦史郜永春曾上奏說，“因為有勢力的家族操控，河東的鹽法已經被徹底敗壞，大鹽商獨享鹽利”他因此明確要求“治罪崇古，而罷四維。”這份奏折不出意外地泥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