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十一章 馬可·波羅的中國 (1)

“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人生不願萬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

——楊維禎《鹽商行》

泉州商人蒲壽庚晝夜難眠，整日在院子裏低徊歎息。城門之外，一支丟盔卸甲的殘軍正急切地等著他做出一個決定。那是1276年的冬天，烽火燃燒長江之南，蒲壽庚的一念之差即將直接影響趙宋王朝的存亡。

十三世紀初，一股蒙古族的軍事力量崛起於北方，它的傑出領袖叫鐵木真，他統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稱為成吉思汗，既“天之驕子”。1271年，鐵木真的孫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國，定都於大都（今北京市）。五年後，元兵攻陷臨安，宋恭帝投降，大臣陸秀夫率殘部奪海路南逃，另立年僅七歲的趙昺為皇帝，在元兵的追殺下，陸秀夫竄逃入閩，其目的地就是南方重鎮泉州。而蒲壽庚正是泉州的實際控製人。

在血統上，蒲壽庚不是一個漢族人，他眼呈寶藍，頭發微卷，是一個祖籍西域的白種阿拉伯人（白番）。

蒲家事跡散見於元、明兩代的各種筆記之中，其祖先信奉伊斯蘭教，由西域南下到越南占城經商，成了富饒之家，南宋名將嶽飛的孫子嶽珂曾經到占城蒲宅參觀過，其奢富之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蒲家又輾轉到了廣州，不知道因為怎樣的因緣成了廣州國際貿易市場上的商人領袖（“總諸番互市”），流傳至今的《蒲氏家譜》中記載，蒲家在廣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燈塔，白天以懸旗為號，晚間以火把為標，指揮進出的經商船舶，這很可能就是他們獲得權威和財富的關鍵所在。到了蒲壽庚的父親蒲開宗一輩，舉家遷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時間約在南宋末期。

泉州港與明州港（今浙江寧波）、廣州港並列為南中國三大海港。與明州、廣州相比，泉州的內陸腹地最大，當時閩江的上遊與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錢塘江相接，跟繁華的江南市場連為一體，其下遊則與福州港相連，循海道而達南北洋。除了在地理上的居中便捷之外，泉州的製造業優勢最為突出，中國出口外洋的大宗商品為瓷器、茶葉和絲綢，泉州的德化白瓷產量很大，同時與另外兩大造瓷中心——江西景德鎮和浙江龍泉最為靠近，泉州茶葉自古出名，是鐵觀音的故鄉，另外，泉州的蠶桑生產及絲綢紡織也很發達。因此，泉州有天然的外貿優勢。自唐代之後，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鎮南門附近一個被稱為“蕃人巷”的居住區，到了十二世紀的北宋中期，“蕃人巷”中即已擁有十萬人之眾，他們組建遠洋船隊從事遠航貿易，操縱和壟斷了本港的海外貿易。蒲家遷居此地後，獲得了更大的商業成功。

蒲壽庚自幼以“豪俠無賴”而聞名，他一邊經營家族事業，一邊積極參與到當地的政治事務之中，南宋朝廷視之為人才，對他頗有倚重。就在元軍南下的前兩年，1274年（鹹淳年間），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官為福建安撫沿海都製置使，後來又升任閩廣招撫使，主管閩廣一帶的市舶關稅，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官商”，他壟斷了泉州地區的香料海外貿易，成為一時巨富，據記載，他有家仆數千人，儼然是一支不可小窺的私人武裝力量，有一次，一位安徽籍的軍閥南下，一次就搶走了蒲家四百艘貨船，由此也可見他擁有的船舶數量之多。

元軍渡江攻擊南宋之後，東南沿海風聲鶴唳，蒲壽庚先是組織力量抗擊元軍，成為南方重要的抵抗勢力。因此，當宋兵被一路追殺之時，小皇帝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難之地就是蒲壽庚控製的泉州，以此為據點，或可再聚力量，頑隅反擊。

然而，蒲壽庚在這時卻做出了一個重大的選擇，他下令關閉城門，不讓小皇帝進城。眾君臣隻好繞道經泉州城郊，繼續向東南流竄，最後在廣東湛江與追兵展開最後的決戰，宋兵全軍覆滅，陸秀夫背負小皇帝在崖山投海殉國。脈衍300多年的趙宋王朝自此終結。

南宋滅亡時，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蒙古人的入侵導致華夏文明的徹底毀滅，因此有“崖山之後無中國”的歎息。後世學者常常把南宋的失敗歸罪於統治者的道德淪喪――沉迷於享樂而不思進取。不過，法國學者謝和耐的觀點卻不同，他認定，“中國崩潰的真正原因其實與道德鬆弛無關，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經濟性和社會學的本質之中。”

投靠元朝的蒲壽庚得到了回報，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將軍，任閩廣都督兵馬招討使，他在泉州大開殺戒，誅殺趙宋宗室三千餘人，屍堆成塚。終元一代，蒲家三世顯赫，統治泉州達數十年之久，也成為當時最著名的首富家族。在元人筆記之中，蒲壽庚的女婿佛蓮也是一個巨商，他擁有大型海船八十艘，家藏珍珠一百三十石。

蒲壽庚叛宋投元，被漢人和史家唾為不齒，更成了商人見利忘義、隨風使舵的範例，對蒲氏家族的詛咒和懲罰甚至延續到一百多年後，在明朝初年，政府曾明確規定“蒲姓子孫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不能入朝當官”。（“禁蒲姓者不得讀書入仕”。）

不過，他的這一決定不但保全了上百萬生靈，更把泉州帶上了一段無比輝煌的曆史。由於廣東的漢人拚死抵抗，元兵血腥屠殺，“三入廣，廣州始平”，廣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為中國最大港口，並與亞裏山大港並列在當時世界最著名的兩大海港。

蒲壽庚對泉州的崛起居功闕偉，在他的主導下，泉州與上百個國家形成了貿易關係，貨物貿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的海船數量一度有一萬五千艘之多。他還在泉州至杭州之間，專門設置了“海上站赤”（即海驛）15站，每站備有海船5艘，水軍200人，專門運送從泉州入口的蕃貨及貢品。因商貿之繁榮，泉州商人名聞天下，元代學者吳澄記載，泉州是“富商巨賈之窟宅，號為天下最。”

蒙古人在十三世紀的崛起，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不但統治了中國，同時還發動了大規模的西征戰爭，成為歐洲和東北亞曆史的一場夢魘。據國內外學者考證，蒙古國在全世界屠殺的人數達到一億人左右，其中約有七千萬為中國人，這一項記錄被保存在《吉尼斯世界記錄》中。

元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帝國，它的統治將延續到1368年，前後長達98年。在後世的記憶中，這是一個特別黑暗的異族統治時期，在滴血的蒙古戰刀的威懾下，漢人戰戰兢兢地苟活了將近一百年。不過在一個人看來，當時的中國卻是地球上最最富有的國度，它的繁榮和生動讓人心生向往。

1298年，這個叫馬可·波羅的威尼斯商人被關在監獄中，無所事事之餘，他向獄友羅斯特·切羅口述了他在1271年到1295年之間遊曆東方的傳奇故事，其中很重要的內容是他在元朝的經曆，這次講述被編成一部書，它就是日後非常出名的《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被認為是第一個深入中國的西方人。他自稱跑遍了大江南北，還在朝廷中當過官，忽必烈派他護送闊闊真公主去伊利汗國（今伊朗）與阿魯渾汗完婚，他率14艘四桅十二帆的巨船，從泉州啟航，經蘇門答臘、印度等地到達波斯。

在《遊記》中，他詳盡地描述了中國的各地風貌。他曾兩次抵達泉州港，在遊記中它被稱為“刺桐”，馬可·波羅寫道，“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在這本《遊記》中，馬可·波羅對前朝故都臨安城的工商繁榮描寫得更為精細，他寫道――

“按照通常的估計，這座城方圓約有一百英裏，它的街道和運河都十分寬闊，還有許多廣場或集市，因為時常趕集的人數眾多，所以占據了極寬敞的地方……據說，該城中各種大小橋梁的數目達一萬二千座。那些架在大運河上，用來連接各大街道的橋梁的橋拱都建得很高，建築精巧，豎著桅杆的船可以在橋拱下順利通過。

……城內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鋪外，還有十個大廣場或市場，這些廣場每邊都長達半英裏。大街位於廣場前麵，街麵寬四十步從城的一端筆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許多較低的橋橫跨其上。這些方形市場彼此相距四英裏。在廣場的對麵，有一條大運河與大街的方向平行。這裏的近岸處有許多石頭建築的大貨棧，這些貨棧是為那些攜帶貨物從印度和其它地方來的商人而準備的。從市場角度看，這些廣場的位置十分利於交易，每個市場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萬人來趕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場上都有銷售。

……居民的住宅雕梁畫柱，建築華麗。由於居民喜好這種裝飾，所以花在繪畫和雕刻上的錢數十分可觀。本地居民性情平和。由於從前的君主都不好戰，風氣所致，於是就養成他們恬靜閑適的民風。他們對於武器的使用，一無所知，家中也從不收藏兵器。他們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經營自己的工商業。他們彼此和睦相處，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男女因為鄰裏關係，而親密如同家人。

……在此處所經營的手工業中，有十二種被公認高於其餘各種，因為它們的用處更為普遍。每種手藝都有上千個工場，而每個工場中都有十個、十五個或二十個工人。在少數工場中，甚至有四十個人工作。這些工人受工場老板的支配。這些工場中富裕的手工業主人並不親自勞動，而且他們還擺出一付紳士的風度，裝模作樣地擺架子。”

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所記載的不少數據讓後世學者一直不敢相信，比如，他說臨安城“方圓約有一百英裏”，相當於方圓170公裏，這一麵積比現在的杭州城區麵積還要大很多。再比如，他說自己在臨安期間，正好碰上大汗的欽差在這裏聽取該城的稅收和居民數目的報告，因此有機會了解臨安的人口數目。當時上報的有一百六十個托曼（Toman）的爐灶，所謂爐灶就是指住在同一間屋子裏的家庭，一個托曼就是一萬，所以馬可·波羅推算臨安城有一百六十萬戶人家。按當時每戶四人計算，就有640萬人，這也是一個十分誇張的數字。

當代西方學界一直在爭論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到過中國。馬可·波羅說他於1275年到達大都，在中國旅居17年，可是讓學者們疑惑的是，他在《遊記》中為什麽沒有提及長城、茶葉、筷子、書法和女人纏足？中國學者則大多認定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史家錢穆就說，他“寧願”相信他真的到過中國，因為他對馬可·波羅懷有一種“溫情的敬意”。泉州的地方學者則提供了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他們論證說，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對泉州海船有細致的描寫，他看到的船體底部有二至六層板，而這些細節不見於其他史料，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泉州灣出土宋代沉船，其構造與馬可·波羅的描寫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