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十章 走到盡頭的變法 (2)

1100年，哲宗駕崩，傳位給他的弟弟宋徽宗，此人當了二十五年皇帝，聲色犬馬，以書畫為樂，朝政全部交給了蔡京。蔡京是史上出了名的貪黷人物和獨裁權臣，王安石的國家主義在他手上被推向極致，並毫無懸念地轉型為權貴經濟。他將鹽、茶兩業完全地實施國家壟斷，不與民間分利，卻成為少數利益集團的獨享之物。江淮一帶是全國最主要的產茶區，蔡京將之全部變成官市，不許民間經營，有一年，他覺得現行的鹽鈔製度讓民間鹽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潤，於是就悍然下令，廢止現行的鹽鈔，那些手中握有舊鹽鈔的商人在一夜之間變成赤貧，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

從王安石開始變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罷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極端的國有專營製度的實施前後長達五十七年，而這又正是北宋帝國由半衰走向滅亡的五十七年。1127年，北方的金軍攻破汴梁，擄走徽、欽二宗，史稱“靖康之難”。

蔡京的結局如下：徽宗禪讓給欽宗後，蔡京被罷官流放嶺南，他的金銀珠寶裝滿一大船，然而沿途百姓憎恨此人，竟不肯賣給他“食飲之物”，以致於“腹與背貼”，餓極而亡，死前終於感歎說，“京失人心，何至於此”，此句讓人不由聯想起商鞅在流亡期間所說的那句――“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在中國曆史上，王安石是一個最具爭議性的人物，而他所實施的變法則是本部企業史中的一個轉折型事件。

王安石對國家治理的思考是非教條的和非道德的，是一個徹底的功利主義者，這與西方世界裏的馬基雅維利非常相似。他才華橫溢，飽讀儒家詩書，自稱“無書不讀”，在為自己的變法做辯護時，他常常引用《周禮》為理論依據，當世的儒學大家沒有一個能占半點便宜。與一般的儒生不同，他沒有“恥言理財”的腐朽觀念，公開宣稱“管理國家就是要理財，理財就是所謂的義”――“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在這一點上，他比桑弘羊說得更直接。在道德操守上，他勤於國事，節儉清廉，視富貴如浮雲，每次發官餉，總是拎了一袋子錢回家，數也不數就上繳給妻子，這又很象唐代的劉晏。即便如司馬光、蘇軾等人，盡管對王安石的政見深惡痛覺，可是在個人操守和詩文才華上，卻無不內心敬佩。

象王安石、劉晏這樣的人物，在中國曆史上雖然鳳毛麟角，卻也並非僅見。他們為官清正，工作操勞，辦事雷厲風行，行政效率極高，而且不以私利參雜於國事。他們力主國家主義，不惜以犧牲民間工商自由為代價，換得中央集權製度的恢複與穩定。他們提出的行政口號往往是“均貧富”，可是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將民間的富人和窮人一起剝奪。從經濟曆史角度來觀察，這些“理財大師”往往是中國式的“治亂循環”的轉折點。

中國人在評價一位政治人物時，常常將個人操守與治國理念混為一談，正因為如此，王安石式的人物往往得到非常兩極的評價，他的死後名聲，起伏十分奇特。

有宋一代的史家就已經不知道該如何評價王安石了，不知該把他放進“良臣傳”還是“佞臣傳”――他所信任和提拔的眾多弟子、部屬，如呂惠卿、蔡氏兄弟、章惇、林希等人無一例外地被歸入佞臣之列，當代史家鄧廣銘在創作《王安石》時便感慨說，“找不到一篇記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狀、墓誌和神道碑之類的文字，不但見不到全篇，連片段的甚至三言兩語的引證也看不到。”明、清兩朝，學者對王安石也往往視而不見，最多說說他的詩詞，卻很少論其政事。

到了晚清，王安石突然“鹹魚大翻身”。錢穆說：“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王安石封荊國公，世稱荊公）。”1908年，維新派主將梁啟超撰寫《王安石傳》，充分肯定其變法，宣稱要“翻中國曆史上第一大冤案”。進入民國乃至1949年之後，王的聲望越來越高，郭沫若認為，秦漢之後第一個大政治家就屬王安石。梁啟超的弟子、通史學者黎東方則說，王安石變法是整個中國曆史上最具誘惑力的、曆久彌新的大題目。

麵對這樣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和曆史事件，若我們將之放在中央集權製度的兩千年演進史中進行觀察，也許會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結論。

“王安石變法”，與之前的“管仲變法”、“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莽變法”乃至“劉晏變法”一脈相聯，是曆代治國者在經濟集權政策上的一次大試驗。就如同桑弘羊欣賞商鞅，劉晏鍾情桑弘羊一樣，王安石對桑、劉兩人也十分推崇，他在與司馬光的論戰中認定，用國有專營政策來抑製兼並、均和貧富是古代賢君的治國之正道，後世隻有桑、劉“粗合此意”。由此可見，曆代“變法”衍續的是同一邏輯。

王安石的激進程度與王莽頗為接近，他們前後相隔約千年，是兩次分別向兩極挑戰的變革運動，前者試圖回到“周禮”和“井田製”，後者則試圖用“計劃之手”把每個經濟元素都管理起來，他們都同樣的激烈和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氣質，可是都同樣遭遇慘敗，並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一個帝國的滅亡。

從製度創新的層麵來看，“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曆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曆程，對於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麵完成製度建設，它們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製模式、社會精英的控製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製度模式。

可以說，發生在曆史上的種種“變法”無非是對這些製度建設的不斷探尋與優化，從秦朝的郡縣製度、到漢初的“獨尊儒術”，再到隋唐的科舉製度等等，帝國的治理體係不斷得以完善，到了宋代，以上製度均趨精致，唯獨“不如人意”的是經濟製度。曆經一千多年的探索，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與“惟我獨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體相適應的、能夠維持長久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這個意義上，“王安石變法”是最後一次建設性探險，是整體配套性體製改革的“終結之作”，它的失敗可以說是曆史性的。王安石的激進與司馬光的“無能”，表明基礎於法家戰略和儒家倫理的治國手段在經濟改革領域已經無路可走，進不可得，退亦不可得。

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對這一事實有過精彩的論述。他認為，到北宋中期之後，多次的、中央集權下的經濟製度改革已經一再證明，無論怎樣的“變法”都無法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當體製內創新沒有出路的時候，以暴易暴的“革命”就成了惟一的選擇，“從宋代到鴉片戰爭的九百年中的無數次農民起義，剝奪富人財富以濟貧窮的革命行動乃是司空見慣的”，與之相對應的是，治國者也放棄了製度創新，開始用更加嚴酷的管製方式來維持統治，其經濟策略越來越謹小慎微、趨向保守，最終走進了閉關鎖國的死胡同。這種停滯同樣體現在科學技術和企業製度的創新上，自宋之後的一千年裏，再無重大的、革命性的創新。

就在王安石變法的同時，在遙遠的西方世界也正在發生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1085年，宋神宗駕崩的那一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現了中世紀之後的第一個由市民選舉執行官的城市――比薩城，這意味著自由城市的誕生。

與汴梁、臨安（今浙江杭州）這些人口超百萬的中國城市相比，同時期的歐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隻有數千人，規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過數萬人口而已。可是，其誕生的基因和運轉模式卻大異其趣。

從十一世紀開始，大量失地的歐洲農奴紛紛逃離封建領主所控製的城堡莊園，來到沒有人身管製的城市，根據當時的歐洲法律，他們隻要在城市裏居住滿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動地成為“自由民”，德國因而有諺語說，“城市空氣使人自由。”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對這一景象進行了描述：“在賤奴狀態下受領主鉗製的貧窮農民，稍有儲蓄，必掩藏唯謹，免得領主看見，攫為己有，而且一有機會，即逃往都市。農民隻要逃往都市，一年不為領主所獲，即可永享自由。因此鄉村勤勞居民，一有蓄積，自然會逃到都市來，把都市看作他們惟一安全的避難所。秩序、好政府以及個人的自由安全，就在這種狀態下，在各都市確立了。”

城市自治是商業自由的土壤，自由成為新生的市民階級的合法身份，他們在這裏經商，並嚐試著建立自治機關，比薩城的自由選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從此，意大利全境逐級進入城市分治的時期。在這些獨立的城市裏，工商業者作為新興成長的階層順理成章地控製了城市經濟，進而逐漸掌握了管理市政的政治權力。到十二世紀時，舊的世襲貴族已經失去了政治勢力。

具備了契約關係的城市自治權的確立，是歐洲走向現代社會的根本性路徑，這在中國的製度環境下是不可思議的。梁啟超在《中國文化史》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歐洲各國，多從自由市擴展而成，及國土既恢，而市政常得保持其獨立，故製度可紀者多。中國都市，向隸屬於國家行政之下，其特載可征者希焉。”

1215年6月，英國國王與代表工商業利益的貴族們簽訂了《大憲章》。這張書寫在羊皮紙卷上的文件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限製了君主的權力，根據《大憲章》第六十一條的規定，由二十五名貴族組成的委員會有權隨時召開會議，具有否決國王命令的權力，並且可以使用武力。這是一個標誌性的法律事件，從此，“權力被關進了籠子”。1267年，佛羅倫薩的自治政府當局第一次把貴族頭銜自由地贈予富有的市民階級。在十四世紀之末，倫敦商人已經完全控製了城市的運轉，市長隻可由十二個大行會裏選出。

相對於歐洲的這些新變化，宋代中國盡管擁有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商業也最繁榮的城市集群，建立了大大先進於同時期歐洲的經營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法治建設上卻開始落後了，在歐洲所出現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原則”、“對君主權力的限製”等法權思想，對於強調中央集權的中國而言，根本沒有萌芽的土壤。相反，王安石的變法運動更強化了政府的管製能力，逼得商人不得不“繞城而走”。

因此，認為宋代已經出現了“中國近代曙光”的法國學者謝和耐，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這種在歐洲和遠東同時表現出來的突如其來的經濟活力的增大，卻導致了不同的結果。在歐洲，由於劃分成了眾多的轄區和政權，商人階級便足以自我維護，使自身的權益受到承認，並行程了自己的實體。凡此種種都對西方世界的未來命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在中國，盡管有了如此規模巨大的發展，但除去商人賺足了錢以外，卻什麽都沒有發生。”接著，謝和耐提出了自己的問題，“世界的這兩個部分有如此不同的演進過程，這該如何解釋呢？”

他的答案是：“在中國，從一開始就有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任何看上去會威脅到國家至上權威的變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尤有甚者，國家本身還會利用此一時期的活躍經濟增長來為自己謀取利益，同時，它還會搖身變成商人，通過專賣製度和對私人交易課稅，來獲得其大部分歲收。”

北宋滅亡之後，趙宋政權偏安於江南，又勉強支撐了一百多年。在這期間，盡管工商業有所恢複，甚至首都臨安的繁榮一度堪比汴梁，可是，在製度進步上已乏善可陳，“多數漢學家認為，大約到公元1200年，中國已出現製度化的停滯和帝國的‘改朝換代的循環’，而沒有任何動力。”

在意識形態上，南宋出現了程朱理學的興起，提倡“存天理、滅人欲”，它與科舉製度相呼應，把人們的思想創新徹底納入到統治的體係之內，最終使得知識階層挑戰集權製度的能力大大減弱。因此，黃仁宇認為，程朱理學“這種拘謹閉塞的作風，與今後七百年中國社會之保守與桎梏的性格有密切關係。”

南宋百年，最富有的人竟然是那些帶兵打仗的將帥們，其經商規模之大及生活之豪奢，更是超越前代。

從現有的史料看，南宋“首富”很可能是名將張俊。他私營海外貿易、開設酒肆及經營田地成一時巨富，每年收入的田租就有六十四萬斛。皇帝到張府參觀，張俊進獻的古玩珠寶，每一件都價值巨萬。張府的園林聲色之美甲於天下，每次宴請客人，都以十位絕色歌妓為一隊，表演歌舞，一共要輪換十隊之後，才算結束。客人走的時候，上百位佳人列隊歡送，燭燈引路，香霧繚繞，好比遊曆仙窟。此情此景，宛如石崇重生。

有人羨慕張俊的豪富，他卻謙虛地說自己算不了什麽，另外一位名將劉光世更善理財，因為他曾經動用八千士兵從事自己的販運事業，還非常得意地自詡為“當代陶朱公”。

這樣的帝國不亡，僅僅是因為它的敵人懶得讓它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