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九章 虛弱的繁榮 (3)

也就是說，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在產業上的“楚河漢界”，在宋代就完全地分割形成了，這一傳統，衍續到了今天。這也就可以解釋汪聖鐸的那個疑問了，為什麽在工商如此繁榮的宋代，卻無法誕生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載過的那些巨商。

在確立了嚴格的國有專營製度之後，宋代對違法進入禁榷領域的民間資本采取了十分殘酷的政策。宋太祖一方麵大幅度的減稅輕賦，同時則發布法令，商人私自販運礬超過一兩、私自銷售礬超過三斤者，處死；煮堿達到三斤者，處死；私自釀造酒曲達15斤者，處死；販運私酒運進城達三鬥者，處死；私自販鹽十斤者，處死。對於茶稅，則規定每一貫錢都要上繳給中央——“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

此後的曆代皇帝都一再重申有關禁令，在這一方麵可謂是不遺餘力。《宋史·劉蟠傳》還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轉運使（掌管地方財賦和漕運的長官，相當於現在的副省級官員）劉蟠接受皇命巡查淮南地區的茶葉專賣工作，當地私自販茶的民眾很多，劉轉運使就騎著一匹瘦馬，假裝成商人，到民眾家裏去購茶，民眾不疑，拿出茶葉給他，此時，立即有人破門而入，繩之以法。

當國有專營的“圍牆”被高高地築壘起來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經營這些被壟斷起來的資源。宋代的辦法是兩個，一，公開允許官員經商；二，對民間商人進行授權經營。

在曆代開國皇帝中，惟一公開放縱乃至鼓勵官員經商的，是宋太祖趙匡胤。

宋朝立國之後，官員的收入很低，縣令的月薪隻能買十斤羊肉，其中三分之二還折算成茶、鹽、酒等生活必需品，因此王安石曾經評論說，“現在的官吏俸祿太低，家裏的人口稍稍多一些的，如果不經商務農，都沒有辦法養活下去。”低薪不足以養廉，這是舉世公論，唐代的時候，李世民想出了“公廨錢”這個怪招，宋代沒有這一製度，所以，官員們就隻好自開門庭了。

同時，因為觀念大開，士大夫不再以經商為恥。清代學者沈垚描述宋代的這一社會風尚變化時說，“（宋代的）士大夫兼營經濟事業，才能夠養家，這是與以往完全不同地方。當官的與平民爭利，而沒有當官的書生又必須先有農商之業，有了養家糊口的金錢，才能夠專心於科舉考試。於是，工商業急速發展，商賈的勢力越來越大。一個家庭之中，父親和兄長經營工商業，子弟們則專心讀書，以求仕途上的進步。自古以來有四民分業的規矩，現在四民不分，古代士人的子孫世代為士人，現在，商人的子孫才能夠成為士人，這是宋代之後直到明清，最大的變化。”

這段評論可謂是非常的精道，它其實指出了一個十分重要事實：中國的經濟型態，由先秦到漢初是貴族經濟，演進到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成為了世族經濟，進入隋唐之後，日漸呈現出“士商合流”的趨勢，到宋代，終於定型為士紳經濟，曆一千年左右的演進至此，其後再無進步。這三種經濟型態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官商經濟。

台灣學者全漢升對宋代經濟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這篇論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證明，宋代官員利用國有專營製度，以公為名，行私之實，蔚然成風。據全漢升的考據：在茶業方麵，“宋代私賣茶的官吏，以主管茶政的人為多”、“宋代邊吏常常私營茶葉”；在鹽業方麵，“宋代官吏私營鹽業之風甚盛，其經營者不但有地方官，更有主管鹽政的當事人，而且包括當時的宰相及將帥等”；在酒業方麵，“北宋官吏私營酒業的風氣，以仁宗時為最利害”，到了南宋，連全國最高財經長官、資政殿大學士葉夢得都私開酒肆；在木材業方麵，“當時的達官貴人多半遣人至陝西秦、隴間購買竹木，免稅運回汴梁，高價出賣，以取厚利。”

全漢升還總結出了官員經商的六個“特異的地方”，包括：以公款做資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販運、利用公家的勞動力、籍勢賤買貴賣或加以壟斷、逃稅。這六點當然是古往今來所有官商經濟、共同的“特異的地方”。

另據胡寄窗的考據，宋代是一個“不抑兼並”的王朝，對土地兼並采取了放縱的政策，因此，權貴家族——所謂“官品形勢之家”——占據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個郡縣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財富集中在少數官宦家族手中。

正因為有如此蓬勃且放肆的權貴經濟，所以，宋代高官中的巨商不枚勝舉。趙匡胤最重要的謀臣、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宰相趙普，就靠經商大發其財，他在京師及主要城市廣設邸店，以謀巨利，有人多次告他的禦狀，趙匡胤總是一笑置之。汪聖鐸考據出的“宋代知名度最高的商人”——或可謂“北宋首富”——朱勔，正是靠公私通吃而發家的，當時是宋徽宗時期，這位寫得一手好書法的皇帝癡迷於奇花異石，朱勔就奉皇命，到江南一帶搜求花石，用船從淮河、汴河運入京城，號稱“花石綱”。這一搜求行動連年不絕，百姓備遭其苦，導致江南一帶的中產之家幾乎全都破產，甚至賣子鬻女以供索取，後來在浙南爆發方臘起義，即以誅殺朱勔為號召。此人後被皇帝處死，沒收家財，金銀細軟不計其數，單單是名下的田地就有三十萬畝之多。

對於官員經商，趙匡胤放得最寬的竟然是帶軍的將領，史書上說，太祖拉攏和控製各路高級將領的辦法，就是讓他們靠經商來發財。

石守信是趙匡胤帳下最寵信的大將，“杯酒釋兵權”時，第一杯酒就是請他喝的。被奪去兵權後，石某就專心於發財一事，《宋史·石守信傳》說他“多次出任各地的節度使，專心賺錢，積累財富以巨萬計。”，他和兒子石保吉曾經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為自己運糧營利。

宋初還有一位大將李漢超，常年征守關南，朝廷給他充足的軍餉，還經常予以獎勵，可是這位老兄仍然私自經營各類禁榷的專賣商品，還逃漏稅金。有人告到朝廷那裏，趙匡胤讓他把私自經營的數目全部報上來，然後大筆一揮，免除了所有的關稅。此後，諸將效法李兄，終不可遏。這樣的故事光光鮮鮮地出現在史書中，當然讓後人瞠目結舌。

如果說官員經商是一次體製內的權貴狂歡，那麽，政府對民間商人的“授權經營”則是官商經濟的另外一翼。

在國有專營體製方麵，漢、唐兩代政府主要實行了兩種經營模式，一是桑弘羊式――成立國營企業加以壟斷經營，二是劉晏式――國家控製資源，以定向授權的方式向民間開放。到了宋代，則在牌照製度上又有了創新，在當時有兩種模式，一曰“買撲”，一曰“鈔引”。

“買撲”類似後世的招標承包製，從字麵上看，“買”即為買賣，“撲”即為競爭。政府拿出一塊資源，向民間公開招標，價高者得之。招標辦法有很多種，最普遍的是“實封投狀法”，也就是現在的暗標製，具體做法如下：官府在鬧市區招貼榜單，寫明拍賣的內容，任何民眾都可以投標，大家把標的寫在紙上，投進一個箱子裏，過若幹天後，公開唱票，投標價格最高的人中標，如果有兩個人價格相同，先投標的人勝出。一般而言，承包期限為三年，中標者需每年繳納一次承包款。除了這種暗標製，還有明標製，時稱“明狀買撲法”，那就是大家公開喊價，高者得之。在宋代，實行“買撲”的產業很多，如酒、醋、礦場（坑冶）等等，甚至連河渡的稅收也進行公開拍賣。

在《宋會要輯稿·食貨》中有過這樣的一段記載：景祐元年（1034），朝廷下令各地的酒業買賣允許私人承包經營，因為這一業務的承包額較大，必須有十戶以上的商客聯合起來才可以競標，而應標者先要把自己的優質資產――主要是鬧市中的店鋪拿出來抵押，並預交一年的承包款。從中可以看到，在宋代，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已有分離，合夥製有了有限責任製的某種萌芽，合夥也形成了區別於合夥者個人的團體性。

“鈔引”類似於後世的特許經營製，主要出現在暴利性較高的鹽業，它是對劉晏鹽政的進一步完善，簡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繳納一定數量的錢物換取憑證——時稱“交引”、“鹽鈔”，拿憑證到指定機構支取食鹽，再到指定地點銷售。官府對鹽商的銷售區域範圍進行了嚴格的管製，所有的食鹽都必須被裝進有官府統一製作的“鹽袋”，鹽商到倉場裝鹽時不得自己封口，販運到指定銷售地區後，還須由當地稅務“驗引驗封”，食鹽銷售完畢後，鹽袋必須在五天之內繳納當地官府，在官員的監視下燒毀。

因為食鹽是農業社會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獲得經營權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筆財富，所以，“鹽鈔”成了一種硬通貨——以鹽為本位的“類貨幣”，在當時就出現了以買賣鹽鈔為主的各類交易市場――專業商鋪、交引鋪和買鈔場。後世把貨幣稱為“鈔票”，始自於此。

“買撲”和“鈔引”的誕生，是工商經濟發展的一個製度性進步，它使得政府在獲得壟斷性利潤的前提下，開放流通和開采領域，激活了市場的能量，宋代民間工商業的繁榮與此大有幹係。

不過同時，它又是一種十分典型的官商經濟，處在被授權地位的民間商人集團徹底喪失了對重要產業的控製權，國有資本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中牢牢地掌握了資源權、定價權和分配權，薑錫東在《宋代商人和商業資本》一書中證明，“鈔引製度之下的鹽商很不自由，政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控製其批發、運輸、銷售諸環節，從而使鹽商的盈利活動和盈利比率大受限製。”

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定向授權的方式營造出了一個巨大的尋租空間，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夠獲得“買撲”和“鈔引”的商人大多與官府權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員的直係親眷或屬下。

由以上敘述，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重要的結論：

其一，宋代的經濟製度創新是前朝所未見的，它在宏觀經濟、產業經濟乃至企業製度方麵都出現了重大演進，大一統中央集權製度下的工商製度建設，在此時基本定型。宋代的官商經濟模式已經實現了“標本化”，其後一千年，無非是這一“標本”的極端化和惡劣化。

其二，自十三世紀之後，中國人口超過一億，成為地球上的第一個億級大國，也是從此之後，科技創新幾乎停滯，“四大發明”全數在之前出現。布羅代爾對此的解釋是，“人口的眾多導致了中國不需要技術進步。”而這顯然是不完整的，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帝國出於統治的需要，實行了大陸孤立主義政策，產業革命再無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