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九章 虛弱的繁榮 (1)

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宋·諺語

中國史書向來有“暴秦、強漢、盛唐、弱宋”的“公論”。有宋一朝被認為是中國曆史上最軟弱的一個王朝。它的疆域麵積比漢唐都小，長期受北方蠻族的侵擾，開國一百六十多年後，首都汴梁被攻破，連皇帝和太皇帝（徽、欽二宗）都被抓走了，朝廷偏安到長江以南的臨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殘喘了一百多年。錢穆對宋代的評價就非常之低，他認為，“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裏，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製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不過，宋之“弱”卻有它嫵媚的一麵。

這是一個史上最溫和的政權。宋代理學家程伊川曾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亂”，二是開國之後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四聖百年”，三是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一百多年裏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百年未嚐誅殺大臣”，五是對周邊蠻族采取懷柔政策——“至誠以待夷狄”。這五件事情或有誇張的地方，但離事實不遠，特別是第一條和第四條最為難得，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麵。

北、南兩宋加起來三百餘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後的元明清都要長，對外委屈求全，對內溫和文治，十八位皇帝中沒有出現一位“鐵血大帝”，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當即實施了體恤民間的減稅政策，宣布大幅減免國內所有關隘的關稅和商稅，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眾的包箱，政府所征收的稅賦要公開張貼在官府的大門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創收。

在產業經濟上，造成宋代工商繁榮的一個重要事件是水稻的引進。

水稻原產於亞洲熱帶地區，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國（今天的越南）的占城稻被廣泛引入長江流域，它一年可有兩熟――甚至三熟，而且產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麥要高一倍，從而引發了一場“糧食革命”，據《宋代經濟史》作者漆俠的計算，宋代墾田麵積達到了七億二千萬畝，南方水稻畝產約353市斤，北方小麥畝產約178市斤，無論是麵積還是畝產都遠遠超過前代。自水稻被廣泛引進之後，適合種植的江南地區終於確立了經濟中心的地位，“蘇湖熟，天下足”這一諺語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糧食產量的劇增，使得“中國碩大的沙漏倒轉了。”宋代人口出現急速增長的趨勢，開國初年，全國人口約5000萬人，到兩百年後的宋末已經超過1億，這是人類曆史上的第一個億級人口的龐大帝國。

發生在十世紀的這場“糧食革命”，對中國的意義非同小可。放到全球經濟史的大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歐洲類似的“糧食革命”發生在十六世紀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國人從美洲引進了馬鈴薯、玉米，從而解決了糧食問題，進而出現人口大爆炸，並最終推動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農業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前提，魏斐德在《世界曆史背景下的中國》一文中認為，中國在農業上的早慧，使得“歐洲發展到它早期現代化的程度時，中國則早於它400年就達到了那個水平。”

長期的政權穩定、溫和的執政理念、糧食產量的倍數增長以及人口的膨脹，為工商經濟的繁榮創造了無比寬闊的市場空間，其結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度。

史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之外，其餘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均出現於宋代。台灣學者許倬雲的研究發現，“宋元時代，中國的科學水平到達極盛，即使與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也居領先地位”。宋代的數學、天文學、冶煉和造船技術、以及火兵器的運用，都在世界上處於一流水準。宋人甚至還懂得用活塞運動製造熱氣流，並據此發明了風箱，它後來傳入歐洲，英國人根據這一科學原理發明了蒸汽機。

宋代企業規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後的很多朝代。以礦冶業為例，徐州是當時的冶鐵中心，有三十六個冶煉基地，總計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鉛山等地的銅、鉛礦，“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開采，每年的產量達數千萬斤。詔州的銅鉛礦區也有超過十萬人常年從事開采業。首都汴梁是兵器製造中心，擁有軍匠3700人，作坊工人5000人，總數也將近一萬。據經濟史學者哈特韋爾的計算，在1080年前後，中國的鐵產量可能超過了七百年後歐洲——除了俄國以外地區的總產量。另外，羅伯特·浩特威爾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一到十二世紀，中國的煤和鐵的產量甚至比“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還要多。

宋代對商人階層的認知有了極大的進步，可謂情勢大變，其地位不再象前朝那樣的低賤。諸如不得穿絲綢衣服、不能騎馬乘車等等規矩早已廢除，商人及其子孫不能參加科舉和當官的禁令也不再執行，人們不以經商為恥。在經濟思想上，南宋出現了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他們反對“重本抑末”，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

法國學者謝和耐斷定：“從11世紀至13世紀，中國社會的總體結構逐漸發生變化，在上層精英和民眾集團之間，一個極不相同又極其活躍的階層出現了，並開始占據愈益重要的地位，這個階層就是商人。這股新興的勢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國社會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在宋代時期尤其是在13世紀，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

為了促進商品流通，宋代取消了對集市的行政性限製。在唐代，法令規定所有市場貿易都必須在城市中進行，並由官府進行監督管理，在很多時候，這條法令執行得並不徹底，城市之外以及州縣以下存在著大量、非法的“草市”，可是在製度上它從未被認可。到了宋代，“草市”終於得到了政策上的認可，集市貿易因此大為發達，一些新興的、純經濟性的市鎮迅速崛起。

在工商體係和企業治理結構方麵，宋代已經出現了如謝和耐所說的近世的特征。

國內外的經濟史家用大量史料證明，宋代日趨精細的工商體係的完善是世界第一的，具有比同時歐洲更高的發達程度。傅衣淩曾描述說：“舉凡大商業所需要的許多配備和機構，差不多都一一完成了。詳言之，在商人中，出現了坐賈、客商、牙儈等，各產業部門都有他們在活動。大規模的聯號組織也已出現。跟著商業的發達，於是為了便利大商業的進行，像貨幣金融及其他的輔助機關——塌房、廊房、堆垛場、櫃房、錢鋪、金銀鋪、兌房、寄附鋪、交引鋪等機構，以及商業經營上所必要的薄記、商用數字、珠算等，亦無不出現於這一時期，較之同時代的歐洲商業有極大的進步。”

宋代的商人行會比唐代數量倍增，而且更有組織性，勢力也更為龐大，他們可以壟斷一地的市場，並擁有商品的定價權。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在首都汴梁，很多行業被行會所控製，外地商人把商品運進城內，自己不能定價出賣，必須首先乞求當地行會為之定價。1072年（熙寧五年），朝廷在一份詔令中說，“天下的貨物到了京城後，多為大商賈所限製，利益被盤剝，至於那些小商小販，更是被限製了獲利，很多人因此窮窘失業。”按當時製度，政府向民間收購商品時，其價格也必須由官府與行會的行頭們共同商定，每月三旬，每旬一評，叫做“時估”。

南宋人吳自牧所撰寫的《夢粱錄》中描述了當時米行的景象，從他記錄的情況看，在糧食流通領域裏出現了十分細致的社會化分工。米行從糧食收購、運輸、接貨，到定價、批發、搬運、零售、直到結算支付貨款等等，都有專人負責，成龍配套，井井有條，形成極為嚴密的組織係統。一個城市裏的米市行會控製了該城的糧食供銷及價格波動，外地商人不得擅自在這裏賣糧。

中國史學界有一個公論是：以民營工商業而言，其平均規模至宋時已達到最高峰，宋以後，在許多行業中反而是規模愈來愈小。

宋代出現了中國企業史上的眾多製度創新，其中包括：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已有分離，第一批股份製合夥公司誕生；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的出現；定金製度得到廣泛的運用；以及職業經理人階層的萌芽等等。

股份製合夥公司是在宋代誕生的――這一史實是由日本學者在二十世紀中期首先發現的，斯波義信在《宋代商業史研究》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個別資本的集中以‘合股、合夥’的形式典型地表現出來，其萌芽形態業已產生於宋代的‘合本’、‘連財合本’、‘鬥紐’等慣行中。”

在《宋會要輯稿·食貨七十·賦稅雜錄》中記載了當時合夥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富豪聯合在一起，共同經營並遵守同一規則，就叫作鬥紐，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其規則如下：以十個人為一個組織，各人出的錢從五十萬到十萬不等，大家約定以十年為期，富豪輪流負責經營，在每歲歲末清算之後，即換下一位富豪，所得利潤大家按比例分配，而本錢仍然在那裏。”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典型的股份製合夥公司，它在當時被稱為“鬥紐”。

宋代學者秦觀在一篇銘文中記載了泉州商人林昭慶的事跡，此人與數位同鄉合股經營，在福建、廣東到山東的沿海航線上經營，時間長達數十年，成為巨商。

北宋名臣包拯還曾提到過一種叫作“帶泄”的合股模式：在海邊做買賣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錢不多的中小富戶，他們沒有能力獨立組成合夥公司，就參股於相熟的大海商，少的十來貫錢，多的百來貫錢，等到海外貨物買回來後，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數倍的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