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八章 亂世思弘羊 (3)

放高利貸——有唐一代，從唐太宗搞“公廨錢”之後，政府參與高利貸活動，私營高利貸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賈與貴族官僚紛紛以此謀求暴利，並自玄宗朝趨於劇烈。武宗在一則赦詔中指出：“如聞朝列衣冠，或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內富饒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債，損陷百姓。”

囤積錢幣——安史之亂後，富人的財富安全感越來越差，於是將大量錢幣財富貯藏起來，造成社會貨幣流通的嚴重不足，朝廷多次下達“禁蓄錢令”，卻成效不大。德宗時的陸贄就算過一筆帳：過去一匹絹，可以換銅錢3200文，而現在一匹隻能換1600文，絹貶值了一倍，這不是因為稅賦增加了，而是因為銅錢被囤積了起來，這種“錢重物輕”的現象，妨礙了商品經濟的順利發展，

由劉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條出路可見，工商業利潤基本上沒有向產業資本轉化，不存在積累放大的社會機製，而是進入到了消費市場、土地和高利貸領域，其後果當然是負麵的。所以，到了中唐之後，經濟治理就重現了兩個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並日漸成為社會頑病，最終造成貧富差距的拉大。第二是中央財政對資源管製的依賴度越來越大，終而造成對民間資本的壓抑和剝奪，經濟活躍度漸趨衰竭。兩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饑荒洪澇，就會引發財政總破產前提下的社會大動蕩。

這幾乎是中央集權製度在經濟上的總反應。

隨著國民經濟的萎縮和衰敗，此時的唐帝國已搖搖欲墜，中央權柄被宦官把持，地方藩鎮氣焰非常，民間經濟則因管製政策的嚴酷而奄奄一息。

一鬥鹽終於逼反了天下人。

公元873年，關東大旱，千裏焦裂，河南、河北先後爆發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其領頭者，正是販賣私鹽出身的“非法商人”王仙芝和黃巢。黃巢屢敗官軍，一度攻下長安，建立大齊政權。王黃之亂曆時九年，中原狼藉一片，雖然終被鎮壓，卻也消耗掉了唐朝的最後一點精氣。唐末詩人韋莊曾創作長詩《秦婦吟》，其中描述長安的景象是：

“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恍惚之間，萬千繁華又成一簾殘夢。

公元907年，曾經在黃巢部隊中當過大將、後投降朝廷的朱溫成了帝國的終結者，他篡唐自立，改國號為梁。不久，天下分裂，在其後的短短五十三年中，先後出現了五個次第更迭的王朝以及十個地方割據政權，後世統稱之為“五代十國”。到960年，後周將領趙匡胤在陳橋發動兵變，建國號為宋，定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天下再度統一。

【企業史人物】婦人經商

2010年10月，在胡潤發布的全球百富榜上，中國女富豪的上榜人數之多為全球之冠，在20位擁有10億美元、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11位來自中國。

如果將這一景象置於中國企業史中來參照觀察的話，那當然是前所未見的。在過往的上下兩千年間，到處是麵孔模糊的商人，而若以性別來論，女性則更寥若晨星。

在史書記載中，最早、最出名的女商人是四川地區的一個名字叫清的寡婦。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以寥寥七十六個字記錄了她的事跡。寡婦清的家族從事的是“丹穴”業，也就是采煉丹砂，因掌握了獨特的開采和冶煉技術，所以傳及數代而不墜。寡婦清不但操持家業，還組織了私人武裝以保衛家財。她生活的年代是戰國末期到秦統一天下之際，正是天下鼎沸的亂世，而且秦朝崇尚國有化，對豪族大家動輒抄家滅族，可是卻對寡婦清網開一麵，秦始皇封她為“貞婦”，還專門修築了一個“女懷清台”加以表彰。對此，後世史家猜測的理由是，秦始皇為自己修建陵墓，“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當時所用的水銀主要是用丹砂提煉出來的，因此，壟斷了丹砂礦源以及掌握了獨門技術的寡婦清便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才。

寡婦清到底是哪裏人，一直頗有爭議。司馬遷籠統地說是巴人，晉人常琚在《華陽國誌·巴誌》中說她是巴郡枳縣(今涪陵)人，《長壽縣誌》則認定她是長壽人。後世還有人推斷她應該是重慶酉陽人，因為涪陵、長壽等地從來不藏丹礦，而酉陽縣地是丹礦蘊藏帶，早在商代就有采煉丹砂的文字記載。

女性經商最活躍的時期是在唐代，這不足為奇，因為連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也是在那時出現的。在當時第二大商業城市洛陽最出名的女商人叫高五娘，她也是一個寡婦，從事的竟也是冶煉業（黃白），據說她的容貌非常漂亮（“美於色”），先是嫁給了一個姓高的商人，後來再嫁給“李仙人”。因為錢賺得實在太多了，還被人告發惹上了官司。（“後賣銀居多，為坊司所告”。）

在長江流域，最出名的女商人叫俞大娘，她生活在中唐的大曆貞元年間（公元766—805年），從事的是造船業。唐朝有很多造船基地，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遊和東南沿海一帶，如宣（今安徽宣城）、潤蘇常（今江蘇鎮江、常州和蘇州）、湖杭越（今浙江湖州、杭州和紹興），以及南方的福州、泉州和廣州。當時所造大船最多能載千石，所謂“水不載萬”，然而俞大娘造出來的航船卻可達萬石，是體積最大的。據說船上可以種花果、蔬菜，駕駛船隻的工人就有數百人之多，船員的生死嫁娶都可在船上進行。它航行在江西和淮南之間，每來往一次，就能獲得巨利，這種船直接以“俞大娘”來命名。

除了從事大規模製造業和航運業的高五娘和俞大娘，史書中還出現過不少女商人的身影。據《太平廣記》等書的記載，她們所從事的商業買賣，大多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品緊密相關，有以賣菜為生的“賣菜家嫗”，“鬻蔬以給朝夕”，也有賣花、賣化妝品（“胡粉”）和經營餐飲業的。《唐代墓誌匯編》中還提及過一位楊氏是種植業的高手，“經營財產，會陶公之法，固得水旱無懼，吉凶有資”。

女子經商之風自漢唐之後一直縷縷不絕，據《中國經濟史》作者侯家駒的考據，“在北宋，婦女還從事茶肆、食店、藥鋪之經營，並作小販、賣卦及牙人。”但是到了十二世紀的南宋時，風氣終於大變。當時出現了一股禮教運動，對女性的約束大大增加，那句著名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由儒學大師程伊川說出來的，從此，女性被關在宅門之內，再也無法在商場上有所作為。

宋元之後的明清兩朝，象寡婦清、高五娘和俞大娘這樣的女中豪傑已成絕響。不過到了十九世紀初的清朝後期，在南方卻冒出來一個鄭一嫂，她從事的是十分凶險的海盜業――在西方企業史上，海盜從來被看成是一群最原始的、具有契約精神的企業家。

鄭一嫂原名石香姑，她皮膚黝黑但天生麗質，少女時是海船上的妓女，後來嫁給了南中國海著名的海盜鄭一。鄭一在廣東沿海一帶組成了一個海盜聯盟——紅旗幫。鄭一嫂協助丈夫打理幫務，據說她曾習武，而且足智多媒，是海盜中少有的文武雙全人才。

後來，鄭一在一次海上搶掠活動中遇台風沉船溺死，他的義子張保仔接掌紅旗幫。此人時年二十一歲，比鄭一嫂小十一歲，他們二人名為契媽契仔，實為同榻夫妻。用當世的眼光看，這應該算是一樁“姐弟戀”。

紅旗幫是繼明末清初的鄭成功集團之後的又一個著名的海盜集團。全盛時期，紅旗幫下分黑、白、黃、藍、青五旗，擁有大船八百多艘、小舟一千多隻，盜眾一度多達十萬之眾，據英國學者康士坦的《海盜史》記載，其規模在當時世界上堪稱第一，竟大過著名的北歐海盜。以如此眾多的船隻和人數來看，紅旗幫顯然不僅僅是一群單靠搶劫為生的烏合之眾，而更象是一方政經一體的自治力量，張保仔和鄭一嫂的“帥營”設於大嶼山，西營盤在太平山下、東營盤位於銅鑼灣，成了香港地區的實際控製者。紅旗幫專劫官船及洋船，曾劫掠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捉船主為人質，“得贖金萬元及鴉片煙土和火藥各兩箱”。對於當地的民間船隻，紅旗幫則收取保護費，名目為“號稅”、“港規”、“洋稅”，“凡商船出洋者勒稅番銀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張鄭二人“治軍甚嚴”，製定的紀律包括違令者斬、敢於專權者斬、私藏戰利品者斬、臨陣退縮者割耳示眾、強奸女票（女人質）者斬；由於條文清晰，數萬海盜過的是有規有矩的非法生涯，紅旗幫儼然是一家管理有序的海盜集團。

鄭一嫂與張保仔的勢力實在太大，引來朝廷的多次圍剿。1808年，清軍以八萬兩白銀為代價，邀集英國及葡萄牙海軍對紅旗幫發動總攻擊，張保仔被迫接受“招安”，官至從二品千總，任澎湖副將，鄭一嫂授誥命夫人，至是，粵東一帶海盜活動平息。1822年，張死於任上，終年三十六；鄭一嫂則定居澳門，開設賭場，得享天年，如果從淵源上來看的話，她還是澳門賭博產業的開山鼻祖。

從有關資料看，鄭一嫂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是一位全球知名的人物了，1836年，一位西方學者寫作《全球海盜史》，其中專門有一節記述鄭一嫂的事跡，作者還配了一張圖，圖中的鄭一嫂，著衣裙外罩盔甲、戴形如選美冠軍加冕桂冠的頭盔，右手持彎刀、左手執匕首，右手作勢砍向被她迫退的官兵，圖像不三不四，根本沒有中國女性容貌和體態的痕跡，衣著更不倫不類。

鄭一嫂一生積財無數，卻沒有傳承的記錄，因此，迄今在粵海一帶的民間仍然傳說著很多有關張保仔與鄭一嫂的寶藏故事，傳說香港有五個張保仔藏寶洞，分別位於長洲、南丫島、赤州、交椅州和香港島，其中以長洲西南麵的張保仔洞最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