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八章 亂世思弘羊 (2)

為了足額征收，朝廷還出台了舉報有獎的政策，凡舉報“稅間架”的，賞錢五十緡，舉報“除陌錢”的，賞錢十緡。這一製度無疑是從漢武帝那個臭名昭著的“算緡令”和“告緡令”脫胎而來的，推行之後，民間怨聲載道。

即便這樣，德宗還是覺得要武裝削藩的錢仍不夠用。有人就建議，應該向京城的富商們“借錢”，每戶隻能留下一萬貫，其餘全部“借”給政府，如此，隻要搞掂十幾、二十個富商，國庫就滿了。還有人計算了一下，如果要對各路不聽話的節度使同時動兵，每個月的開支約一百萬貫，如果有五百萬貫，可以支撐數月，大抵就夠了。

於是，德宗下令在長安城內清查所有富商的財產，有不從者以刑法伺候，長安令薛蘋帶著全副武裝的軍士，開著兵車，在各大坊市之中搜索，民眾不堪忍受他的鞭笞，有當場上吊自殺的，整個都城亂成一團，好象被盜賊洗劫過了一樣。這樣搜刮了一遍下來，得到了七十萬貫，德宗覺得不夠，然後又專門對長安城裏的錢莊進行了新一輪的清查，辦法當然還是“拷索之”，結果，又拿到了一百四十萬貫，這才“鳴金收兵”。兩次大行動共得二百一十貫，唐代每年最多鑄錢32.7萬貫，也就是說這兩次“合法搶劫”一下子就搜走了六、七年的貨幣發行量之和。

這個一心要學漢武帝的唐德宗，學到了後者的鐵腕強悍，卻沒有學到他的技巧智慧。他殺了“桑弘羊再世”的劉晏，導致在財政政策上強硬過度而缺乏靈活性，在軍事上，他也沒有找到自己的霍去病和衛青。

公元781年，就在處死劉晏的第二年，壯年氣盛的德宗親自在長安設宴犒勞征討兵馬，打響了武力削藩的戰役。各地節度使聯合犯上對抗朝廷，中央軍屢戰不勝，甚至在兩年後被攻破長安。德宗不得不被迫出走，還下“罪己詔”，聲明“朕實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亂的藩鎮，承諾今後“一切待之如初”。又曆數年，叛亂的藩鎮才分崩瓦解，叛亂平息。此後，灰心喪氣的德宗再不敢輕言削藩，地方割據之勢，此後再無改觀。

中唐之後的一百多年，與盛唐宛成對比，民間活力日漸喪失，國民經濟再次陷入到衰退循環之中。其情其景，幾乎是曆代末世所共見。試以兩個政策為證。

一曰“和糴”。和糴的意思是指官府出資向百姓公平購買糧食，唐代建國之後，就推行這一政策。中唐以後，和糴往往通過各府縣按散戶配人的方法強製進行，不僅沒有公正的價格，而且在購買時多以“雜色匹緞”充數﹐使民戶又受到一層剝削。《新唐書·食貨誌三》就明白記錄說，憲宗即位之後，每當豐收之後，政府強買民米，比賦稅還要嚴酷，“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一曰“白望”。長安城的東、西兩市中，有一個特別的區域稱為“宮市”，是專門向皇宮供應商品的地方，皇宮裏的太監到這裏購買商品，會有一些人充當“白望”，站在集市上左右張望，看到中意的商品，便以很低的價格收購之，有的時候，甚至“白取其物，不還其價”。《資治通鑒》中記錄說，每當太監們出動，很多商賈都會“撤業閉門”。白居易在名詩《賣炭翁》中便生動地描述了一位賣炭老翁在“宮市”上被欺負的景象——“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

除了“和糴”、“白望”等現象之外，國有專營製度的流弊更是逼現無遺。在最重要的支柱性產業――鹽業上，政府對民間的盤剝暴露得尤為顯著。自德宗之後，有政府靠山的大鹽商控製了食鹽的產銷，鹽價年年上漲，官民矛盾空前突出，民間出現了武裝販鹽的鹽梟集團。

公元821年（唐穆宗長慶元年），當時國內最著名的文學大家、後世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專門上呈《論變鹽法事宜狀》，對食鹽專營提出了異議。他詳盡地比較了官賣與私賣的差異：

其一，私人賣鹽，靈活多變，官府賣鹽，受製度約束，死板呆滯。

其二，偏遠地區，百姓稀少，官府賣鹽得不償失，不願前去。一旦前去，難免讓地方上幹這幹那，事雖不大，騷擾不小。這些弊病都是私賣時沒有的。

其三，官營鹽業，行政管理成本越來越高，鹽稅還沒有征收到手，花費已是不少了。而且，事情一涉及官吏與百姓打交道，就必然有敲詐勒索的事發生。

其四，在食鹽運輸的過程中，往往會發生強行攤派的事情，老百姓不堪其煩，寧可去賺私家的五文錢，也不願意賺官家的十文錢。

最後，韓愈對鹽業專營給出的最後結論是兩句話：“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

韓愈在當時文名之高，無出其右，不過在官職上卻不過是個國子祭酒、兵部侍郎，也就是副部級官員，其上疏終於沒有能夠改變既定的政策。

任何專營製度一旦執行時間持久，必然會出現尋租階層和特權化，官商勾結形成權貴經濟，勢在難免。史書所載的晚唐富商，多與官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政府最終之所得，必不如權貴商賈之所得。

生活在這一時期的大詩人白居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長詩《鹽商婦》，描述的就是當時的情形――“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由此句可知，即便以支撐中央財政半壁江山的鹽稅而言，也是私家得大，官家得小，而從鹽政製度的安排來看，這一“私家”顯然非普通之人。進而在分析其原因時，白居易把矛頭直指桑弘羊，認定這樣的人物不但漢代有，當今也有――“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晚唐的“官商一體”已到了綱常敗壞的地步，《冊府元龜·將帥部·貪黷》記載，當時有了叫李泳的長安商人發財之後賄賂中央，竟然當上河陽節度使，成了一方諸侯——“賄賂交通，遂至方鎮”。《太平廣記·郭使君》則記載，一個目不識丁的富豪靠行賄當上了橫州刺史。

其次，由於藩鎮割據這一頑痼在中唐之後從未徹底解決，中央的集權能力日漸薄弱。據《新唐書·地理誌》資料統計，中、晚唐時期全國共分十五道，計316州，唐皇室能夠控製的隻有六分之一左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央與地方在專營利益上的爭奪愈演愈烈，其中以礦業表現得最為突出。

劉晏治國時，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鹽業的專營上，礦業管理並沒有得到同步加強，地方節度使、都團練使乘機搶占礦業之利的情況愈演愈烈，即便聰慧如劉晏，也一籌莫展。誌大才疏的德宗即位之後，宣布中央政府對全國的銅鐵礦產資源擁有惟一的所有權，禁止地方政府插手染指。此令與他的武裝削藩行動幾乎同時推出，當即遭到各路節度使的抵製，始終無法落實，其拉鋸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到了五十多年後的836年（文宗開成元年），朝廷終於做出讓步，宣布停止對各地礦業的統管，允許地方政府委派官員自主經營，不過必須向中央上繳一定的礦業之利。然而，地方上拿到合法的經營權後，再也不理睬朝廷，以致中央財政每年從礦利所得的收入非常可憐，竟還抵不上一個縣的茶稅。

又過了十多年，到了宣宗時期，不甘利益旁落的朝廷又下詔書，重新規定由鹽鐵使統管各地礦業經營，可是由於中央集權已然弱勢，這道命令很快就不了了之。

由於征收乏力，中央財政就變成了“討飯財政”，最後淪落到要靠地方諸侯的賄賂才能維持的地步，出現了所謂的“羨餘製度”。

“羨餘”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後的財政剩餘”，其實就是在正常財政上繳之外，節度使們對皇帝的特別進貢，《新唐書·食貨誌》記載，各路節度使，或新列稅捐，或截取戶部錢財，把所得的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進獻給皇帝個人，其美名曰“羨餘”，其實就是公開的行賄。宋代學者歐陽修對此評論說，“連天子都要幹受賄的事情，那麽，老百姓就更加的不堪了。”

相對於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強勢霸道，民間資本的流動也出現了日漸惡化的趨勢。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中具體陳述了中唐之後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出路：

奢侈消費——揮霍於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許多富商大賈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奢靡無度，表現出窮奢極侈的突出特點。晚唐時期，許多商人“恣其乘騎，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聘以康莊”。

交通權貴——以錢鋪路，鑽營為官。許多富商巨賈“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倖卿”，積極謀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長詩《估客樂》中描述富商大賈們竭力經營官場，“經遊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次第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客心本明黠，聞語心已驚。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歸來始安樂，富與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時，用錢買官已是司空見慣。

購買土地——與漢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賈把大量資金用於購買土地，進行土地積聚，仍走著“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傳統路子。代宗年間，大臣李翱在一道策問中說，在三十年裏，天下田畝被豪商兼並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土地兼並愈演愈烈，使得社會財富占有極端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