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七章 長安城裏的商人 (3)

盡管工商如此繁榮，可是跟曆代一樣，唐代商人的麵孔竟還是模糊不清的。後世研究唐商，從正史之中，幾無一人可得，仍然隻好從野史筆記或詩文中去尋找足跡。

從各種史料可見，盛唐時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經營鹽鐵等致富，而多是從事貿易、織造等產業。唐代近三百年，沒有出現著名的礦業大富商，與其政策有關，《大唐六典》中規定，凡是天下州縣，有出銅鐵礦的地方，政府沒有開采的，可以任由民間私人開采。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一書中便推斷說，“如此，量多質優的富礦必多為政府經營，或者經私人開采而發現的富礦也會被政府收歸官營。通常的情況恐怕是私人隻能經營零星礦或者貧礦。”其製度的根源正是，由於政府“天然”地擁有資源的所有權，所以它與民間的契約關係便無須對等。

宋人所編撰的《太平廣記》中有“治生”類，記錄了數位貞觀年間的商人故事，其人物個個都很有特色。

其中，定州富豪何明遠是經營紡織業的，他擁有綾機達五百張之多，生產規模顯然已經非常之驚人――到了宋代，國營的綾錦院也不過擁有綾機四百餘張而已。他在中國北方的很多驛站都設有自己的專賣店，專門與國際商人交易（“襲胡為業”），以至巨富。

有一個叫裴明遠的，出身河東世族，不過從事的卻是廢品收購業，他在長安城裏大量收購人們棄而不用的廢舊物品，轉手倒賣，大獲其利。有了錢之後，他在西麵的金光門外，以很低的價格買下一塊遍地是瓦礫的荒地，為了清除垃圾，他在地頭樹一根木頭，再掛一個筐，吸引少年子弟拾取瓦片擊筐，中者可得一筆賞錢，沒多久，地裏的瓦礫就被少年們一拾而空。然後，裴明遠在這塊地裏種果樹，同時租給牧羊人做羊圈，羊糞蛋正好是果樹最好的肥料。春暖花開的時候，他還在地李養蜂采蜜，增加收入。裴明遠的經營手段十分精妙，後來被唐太宗看中，官至中書舍人、太常卿。

還有一位叫羅會的巨商，致富的職業比收破爛的裴明遠還不堪，竟是長安城裏清除糞便的（“剔糞”）。他家世代以此為業，至於“家財巨萬”。一次，有個叫陸景陽的書生到豪華的羅宅做客，問道，“你的生活日子過得這樣富裕安樂，為什麽還繼續從事清除糞便的肮髒汙穢的工作？”羅會答：“我曾停工不幹了有一二年，沒料想家中奴婢仆夫死去，牛馬逃散丟失，眼瞅著家業就要敗落。後來，恢複這一行當後，家道才又恢複過來。”

何明遠、羅會等人的故事，往前可以與司馬遷《貨殖列傳》中的雍伯（從事脂粉業）、張裏（畜醫業）等人相參照，往後則可以與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傻子瓜子”等人相呼應，表明在一個民營經濟得到鼓勵的政策環境下，民間商業的豐富充滿了讓人驚奇的想象力。

《太平廣記》中還記載了一些巨商的故事，他們生活在唐高宗（太宗之子）到唐玄宗時期，當時盛世已曆數十年，民間富足，商人驕縱，又出現官商鬥富的景象。

高宗時期，在長安懷德坊南門的東邊，住著一位胡商鄒鳳熾，他是駝背，肩膀拱起，後背彎曲，像是駱駝，時人叫他“鄒駱駝”。鄒鳳熾從事零售商業，他的店鋪宅邸遍布帝國各地，各地的物產都被他搜羅來，家中金銀財寶不可勝數。他曾嫁女兒，邀請朝中大臣參加婚禮，賓客數千人。夜裏搭了碩大的紗帳，極為華麗。待到新娘出來時，侍婢圍伺，穿羅戴翠，特別美豔之女達數百人之多。眾客愕然，不知哪位是新娘。他曾進見高宗，竟開口要買下終南山上的樹，估價一棵樹一匹絹，他聲稱：“把山中的樹買光了，我的絹也不會光。”（“山樹雖盡，臣絹未竭。”）賣樹雖然沒成，卻被天下人所傳說。後來他犯罪被流放到瓜州，死了之後，子孫窮困。

史載開元年間，長安城裏的富商，如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人，各自延納了四方的有才之士，朝廷上的很多名僚都出自他們的門下，每次科舉大考，文士們聚集在這些人的家中，時人視之為“豪友”。當時的詩人高適便有詩雲：“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貨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

如此炫耀鬥富、結交權貴，仿佛春秋戰國及漢初景象。

【企業史人物】唐詩商人

公元815年（唐憲宗元和十年），時年四十四歲的大詩人白居易被貶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出任司馬一職。第二年的深秋月夜，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別友人，突然聽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彈奏琵琶，美妙若天籟之音。他陡發感懷之情，因作一首長詩相贈，這就是流傳千古的《琵琶行》。

彈奏之女原本是長安城裏的歌妓，此時則是一位茶商的妻妾。其中關於那位茶商的詩句有四節，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商人入唐詩，這不是第一首，卻是最出名的，當然其形象也是最經典的――“商人重利輕別離”。從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賤”，其形象很少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即便有罕見的若幹首，如《三洲歌》、《襄陽歌》等，也是描寫巨富大賈的尋歡作樂。而入唐之後，大有改觀，經商活動及商人生活、心態成為了描寫的主體，有人做過一個粗略的統計，唐代的商賈詩約203首，大約是唐以前商賈詩總量的一百倍，涉及到的詩人共90人。

在這些唐詩中，商人形象大抵有四：

辛苦勞頓——把商人視為一個正當職業，同情他們的謀生艱辛，這是唐人與前代最為不同的地方。

白居易有詩曰：“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諳。雪霜行塞北，風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沉舟十二三。”與他齊名的元稹行舟洞庭湖上，遭遇巨風，感慨身世而傷及商人，“自歎生涯看轉燭，更悲商旅哭沉財。”黃滔作詩《賈客》，把經商比作如在鯨鯢牙齒上行走，艱險非同尋常：“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劉駕作《賈客詞》，生動地描寫了經商過程中的種種艱辛：“賈客燈下起，猶言發已遲。高山有疾路，暗行終不疑。寇盜伏其路，猛獸來相追。金玉四散去，囊空委路歧。揚州有大宅，白骨無地歸。少婦當此日，對鏡弄花枝。”

忙於逐利——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職業本性，唐詩對經商活動中的細節多有描述。

元稹寫長詩《估客樂》，對商人的為利而行、以次充好、六親不認等等行跡進行了細致描寫，詩中寫到：“估客無住著，有利身則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本生得失輕。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頭語，便無鄰裏情。”另外一個大詩人劉禹錫也曾寫過一首《賈客詞》，在引言中，他就明確說，這首詩是寫那些“以財相雄”的大賈：“賈客無定遊，所遊唯利並。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捶鉤侔懸衡。錐刀既無棄，轉化日已盈。”

勾結權貴——詩人對官商勾結進行了揭露和表達了極大的憤怒。

元稹在《固客樂》中描寫商人以“奇貨通幸卿”，“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此外還行賄市卒、縣胥，使他們對商人“豈唯絕言語，奔走極使令”。從這些詩句中可見，大商賄賂大官，小賈賄交小官，從兩京到地方均極盛行，以致州縣差科盡歸貧下，為弊之深，由此可見。高適的一首《行路難》，寫官商勾結尤為著名：“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貨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

奢侈消費——詩人們描寫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

劉禹錫在《賈客詞》一詩中寫了商人的豪取巧奪之後，繼而描寫其生活的奢華：“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貲比封君，奇貸通倖卿。趨時鷙鳥思，藏鏹盤龍形。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自無征。”施肩吾的《大堤新詠》則描寫了商人在長江大堤沿岸城市尋花問柳的景象：“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陽全欠舊來時。宜城賈客載錢出，始覺大堤無女兒。”張籍在廣西遊曆時目睹當地民眾終年勞苦，歲暮無食，“呼兒登山收橡實”，而與此同時，“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唐代詩人豁達天真，觸景皆可入詩，生情俱能成句，從他們的詩句中重現出大量的社會實景。

開元年間，國力昌盛，工商繁茂，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詩人對當時的經商風尚多有詠誦，李白詩雲：“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雲陽就是現今江蘇的丹陽市，瀕臨大運河，李白親見運河兩岸廣大農村許多人從事商旅。他又有詩雲：“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這是他在漢江遊曆，想要通過商人給他遠在巴東的友人傳遞書信。張九齡在南昌為官，登滕王閣，看到城內居民有很多人住在樓船裏從事水上運輸：“邑人半艫艦，津樹多楓橘。感別時已屢，憑眺情非一。”儲光羲泊舟長江，“所遇盡漁商，與言多楚越”，這表明楚越之人控製了當時長江中下遊的捕魚業。

進入中唐之後，民間經商之風更為盛行，元和詩人姚合有詩記錄他在長安城郊所見的景象：“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貞元詩人盧綸有詩記他的友人從軍隊退役後的生活：“全身出部伍，盡室逐漁商。”也就是說，舉家從賈、全村經商的情況在唐代已經不再罕見。

唐代商業與前代相比，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是，長途販運業更加發達，曆史學家傅築夫將之視為“近代型商業的端倪”，這一特征從唐詩中也得到了佐證。杜甫有詩雲：“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麻是手工業原料，鹽是生活必需品，通過長江航道，四川的麻南運、江蘇的鹽北輸，均由“萬斛之舟”承載，其數量之大可想而知，而每當四川盆地因戰亂致使川江航道受阻時，就會“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

《全唐詩》凡900卷，收詩48900餘首，共2200餘詩人，其中便不乏詩人與商人鬥氣的典故。其中一則如下：

福建蒲田縣有了一個富裕的染布商，為人很不地道，常常喝醉了酒毆打自己的親哥哥，還把染布的價格抬得很高，有一次，鄉裏會餐，一個遊曆經過的書生擠在酒席裏想吃“白食”，染布商把他趕了出去，書生大怒，就在白牆上題了一首詩，嘲諷染布商的商品質差價高，商人沒有辦法，隻好抱了一大匹布去懇請書生把詩“贖”回去。這個書生名叫柳逢，詩名《嘲染家》：“紫綠終朝染，因何不識非，莆田竹木貴，背負十柴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