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七章 長安城裏的商人 (2)

中國曆代君王要休養民間，都必須輕賦薄徭，然而稅賦收得少了，政府就可能沒有錢來養活龐大的官吏階層。

唐朝嚴禁官員經商，高祖李淵下詔規定“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唐太宗更下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唐朝的官員按官職高低都可以領到一塊“職份田”，此外還有永業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業田二頃。不過，因為大幅減免稅賦，政府的財政收入捉襟見肘，不堪支付。在大一統的集權製度下，這似乎是一個天然的治理矛盾。作為一代雄主，唐太宗想出了一個“公廨錢製度”——就是對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筆“特別財產稅”，以此來養活政府的官員。

早在高祖時期，朝廷就對天下的富商進行了一次資產清查，按資產多少定為三等――後來改成九等，並規定“每歲一造冊，三年一造籍”，不過，沒有象漢武帝那樣的通過告發的方式來進行清算。到了公元637年（貞觀十一年），唐太宗下達詔書，容許長安七十多所衙門，每所可選“身能估販、家足資財”的商人九名，號稱“捉錢令史”，每人貸予“公廨錢”5萬錢，用於商業活動，每月納利息4千錢，一年4·8萬錢，以單利計算，年利率約為百分之一百。這一政策，相當於讓長安城裏最富足顯赫的700個富豪家庭，每年繳納一筆數目不菲的“特別稅”。很可能的情況是，政府貸出的“公廨錢”僅僅是名義上的，而繳納的利息則是真金白銀的。這一政策很快在全國各州普遍實行。

為了鼓勵商人接受公廨錢製度，唐太宗在全國特別設立了7000個基層官員崗位（“防閣”），隻要納滿一年的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當官，不過任期隻有兩年，之後由其他納稅的“上戶”取代。從7000個官位設置可見，當時被征收特別稅的商人家庭約為7000戶。唐朝初期，官員人數非常之少，貞觀年間，中央政權機構中的文武官員最少時隻有643人，也就是長安城的700來位“捉錢令史”，每人養活一個官員。

公廨錢製度在唐代執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為70％，繼而再降到60％、50％，每筆強迫貸款金額也有降低，被選中的商人所獲權益，早期是當官吏，後來則改為免除徭役。唐太宗發明的這個製度，在後世的學界引起過很大的爭議。褒之者認為，這一製度雖然“粗糙”卻很直接，政府養活了官員又巧妙地避免了廣征稅賦。貶之者則認為，這是對富有家庭的一次強製性的製度盤剝，它雖然比漢武帝的算緡令溫和一些，不過本質卻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對全國金融市場的破壞，富戶很可能以類似利率放貸給一般平民，從而導致全社會資金流通成本的抬高，當時就有人批評說，其結果是“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

盛唐崛起的公元六、七世紀，在西方史學上正是“黑暗中世紀”的開始。此時的歐洲群龍無首，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封建割據帶來頻繁的戰爭，造成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嚴重停滯，而在中東地區，穆罕默德於公元610年創立伊斯蘭教，穆斯林終而組建成一個強悍的、與基督教國家長期軍事對峙的阿拉伯帝國。展開當時的世界版圖，可以用“東明西暗”來形容。

有唐一代，隨著國力的強盛，治國者自信開放，國際貿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

據《唐會要》記載，公元630年（貞觀四年），唐太宗試圖組建一個跨國聯盟，當時有西域二十多個國的君主及其代表集聚長安，奉太宗為“天可汗”，而且規定，各國君主去世者，必須由唐朝廷下詔冊立其後嗣，《唐會要》因此宣稱“統製四夷，自此始也。”十年後的公元640年，唐太宗派軍隊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裏。

正是通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流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裏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穆斯林地區。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入中土，其中比較重要的動物有駱駝、波斯犬、孔雀、鸚鵡、鴕鳥等等，植物有胡蔥、胡椒、菠菜、小茴香、橄欖、無花果、水仙等等，此外還有用甘蔗製糖的技術。這些動植物及技術，在日後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

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終點，七世紀到八世紀的長安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它被稱為“世界性首都。”

芩仲勉在《隋唐史》中讚曰，“全城坊市，棋羅星布，街衢寬直，製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據趙岡在《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中的計算，唐代長安有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一百萬，其舊址麵積約七十平方公裏，大於現今的北京。

從流傳至今的圖冊可見，宮城在北麵，皇城在南麵，宮城和皇城內，多種梧桐柳樹，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全城街道兩旁都有排水溝，並栽種槐榆，棋盤式的街道寬暢筆直，綠樹成蔭，市容十分壯觀，。白居易《登觀音台望城》詩：“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正反映了這種整齊劃一的棋盤式格局。

東、西兩市是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後世的“東西”一詞由此而來，四麵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麵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裏，叫做行。東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等。

《唐六典》記載，唐王朝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大小國家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長安，他們控製了珠寶行業，大多住在西市，長安城裏有專門的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在長安城裏，政府對兩市交易進行嚴格的管製，其中包括交易時間、產品規格、尺寸質量、銷售價格乃至店鋪租金。

——兩市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訓，中午的時候，擊鼓兩百聲，民眾聞聲而聚，到了黃昏時刻，擊鉦（一種與鍾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三百聲，民眾陸續散去。

——出售的弓劍刀具及器皿，由政府提供式樣，需勒刻工匠姓名，以備監督。各種器皿以及絹布，都有規定的質量標準以及尺寸，如有不牢固的、假冒偽劣的或缺斤缺兩的，一旦抓住，就要杖打六十。

——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

——政府還特別對店鋪租金進行了規定，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

由這些規定可以看見，長安城裏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控製在政府的幹預之下，是一種“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盛唐氣象，如孔雀開屏，華麗滿目。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七條放射性的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裏設立一個驛站，全國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永久性的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農民進行集市交易的最好場所。區別於城市中由政府管製的“令市”，它們被稱為“草市”，盡管根據唐律，規定不是州縣政府所在的地方均不得設市，然而“草市”似乎並沒有被嚴格地禁止。

除了都城之外，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樣十分繁榮。

東都洛陽的城市規模僅次於長安，人口也超過了五十萬。洛陽城裏有南北西三市，以南市最為熱鬧，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多個肆，周遭還有四百多個店，貨物堆積如山，在城市西北的新潭是水路樞紐，這裏常常有上萬艘舟船聚集，河道擁擠填滿，各路商販搬歇貨物，馬車為之長塞。

在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成都、蘇州和杭州。大運河開鑿之後，與長江交匯於揚州，使之成為通達江、淮、河、海的水陸中心，唐代揚州城的麵積據考有三十平方公裏，商貿非常繁榮，號稱“南方第一”，詩人李白有詩雲“煙花三月下揚州”，此地的造船業尤其發達，鑒真和尚東渡日本，第一次出發的海船就是在揚州新河趕造的。在杭州，錢塘江上的船檣連綿二十裏，城內大小店鋪多達三萬室。長江中遊則有益州（今四川成都），時稱“揚一益二”，杜甫有詩說“城中十萬戶”，市井之盛僅次於揚州。這些描寫和數據或有唐人誇張的地方，卻也可想象當時的盛況。

唐代的工商貿易中出現了兩個前所未見的新人物，一是“行頭”，二是“牙人”。

長安東市有二百二十個行，每行都有一個行會，其主持人稱為“行頭”，負責本行的祭祀、調協及與政府周旋交涉等事宜。史書之中對唐代行會的記載非常零星，然而從企業史的角度來看，卻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它表明工商業者開始出現組織化的萌芽，是日後非常活躍的商幫文化的淵源，那些姓名無從考據的“行頭”則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代商人組織的領袖，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對之評價甚高，認為“由漫無組織的工商業者進而成為較嚴密組織的行業，不能不算是質的變革。”

“牙人”則是由官方認定的職業經紀人。商業活動中的中介人早在周代就出現了，時稱“質人”，到了西漢被稱為“駒儈”，不過，經紀人形成職業規範是在盛唐時期。隨著商品交易的繁榮，各類牙人穿梭在買賣雙方之間，居中說合，中介得利。唐代牙人製度的興盛，與當時國際貿易的空前活躍有很大關係，唐朝在邊境地區開設了很多番市，因為語言與習俗上的巨大差異，需要有中介者加以撮合。

盛唐最出名的牙人，名叫安祿山。他是營州柳城（今遼寧錦州）的胡人，幼年喪父，十五歲時就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當邊境貿易市場上的“番市牙人”，因為他懂得六種民族語言而且勇敢好鬥、善於揣度人心，所以在當地非常出名，他有一個也是牙人的同族好友，名叫史思明。安祿山當了十多年的牙人，到了30歲時與史思明一起棄商從軍，因軍功升遷至鎮守一方的節度使。到了開元年間，正是這兩人，一手終結了盛唐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