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七章 長安城裏的商人 (1)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杜甫，《憶昔》

公元750年前後，大唐開元年間。某日，唐玄宗李隆基晨起，站在長安城的含元殿上眺望遠山，猛然間，看見一條白龍橫臥於山中。他問左右的人，是否看見了什麽異象？大家都說沒看見。玄宗急忙下令，把王元寶召來問問。王元寶到後，定睛看了一會兒，說：“我看見一個白色的東西橫在山中，但看不清它的形狀。”玄宗歎息說：“我聽說至富可以比得上貴。我是天下最貴的人，元寶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見。”

這則故事被記錄在《太平廣記》之中。王元寶是長安城裏最富有的商人，從事的是商貿業，據說他用金銀裝飾居屋，牆壁上塗以珍貴的紅泥，時人稱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於王公”。

此時的中國已經承享了整整160年的太平，正處在曆史上最好的極盛時刻。

經曆四百年的南北分裂後，中國於公元589年重新統一。

中國史專家、當過美國曆史家學會會長的魏斐德在《世界曆史背景下的中國》一文中提出過一個問題：“在世界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曆史和歐洲曆史為何差異起來呢？”他對此的回答是，“統一是中國的一種文化”。

在歐洲，隨著羅馬帝國的消亡，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封建製時期，並從此再未“統一”——二十世紀末期出現的歐盟是一種新的聯合體模式。而中國則有一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公元589年，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幾年之內征服大江南北，結束了長期分裂混戰的局麵。

而詭異的是，這個實現了統一大業的王朝跟八百年前的秦王朝一樣，竟又是一個短命帝國，它從統一全國到喪失政權前後僅僅29年（589年－618年）。更為詭異的是，這兩個短命帝國卻都各自完成了幾個影響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確立了符合大一統需求的郡縣製度，修築了萬裏長城，隋朝則創造了科舉製度，同時開鑿了南北貫通的大運河。

科舉是政府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製度，它從公元605年（隋大業元年）開始實行，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為止，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由於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製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的“反動”。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從西漢中後期以降的數百年間，困擾曆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的成功者，王莽改製，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羸弱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無不與此有關。一直到科舉製的出現，才切斷了世族繁衍的製度性根源。

科舉製度自誕生起，就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朝廷主持的考試來變成統治階層的一份子，而其考試的內容則是研習儒家經典――有專家計算過，它的總字數在90萬字左右。如果說商鞅發明的軍爵製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晉升的“武力通路”，那麽，科舉製度則開拓了“文學通路”，這顯然是一條更廣闊的道路。從此，優秀的人才均被納入到體製之內。科舉製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生存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製度確立之日起，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在本質上，科舉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教育和人才選拔體製，當這一製度被確立之後，其他成材途徑都被認定為“異端”，其中就包括通過經商成為優秀的商人。法國學者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中認為，科舉製度“至少是中國社會為何沒有象西方社會那樣發展成為一種資本主義製度的原因之一。”侯家駒的《中國經濟史》也評論說，“中國經濟的長期停滯，科舉製度之弊，應是其中之一。”

隋朝的第二個重大工程，是開鑿貫穿南北的大運河。

隋文帝於公元584年下令引渭水由長安東至潼關，是為廣通渠，隋煬帝楊廣即位後，繼續廣征民力，建成以洛陽為中心，由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運河”連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達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長2700餘公裏的大運河。自此，秦漢以來隻有東西交通的狀況被改變，中原文明自東晉渡江之後開始出現南移景象，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北風南漸，終成定勢。

隋煬帝因開拓大運河消耗了巨大的國力，《隋書》中說是“舉國就役，開為禦道”，終而激發民變，煬帝被縊弑於南巡途中，李淵在太原起兵，創建唐朝。晚唐詩人皮日休有詩曰：“盡到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裏賴通波”。

取代隋朝的唐朝（公元618－公元907年），是中國文明記憶中的一段精心雕刻過的輝煌時光，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惟此而已，是為“盛唐”。

盛唐景象的出現，與漢初“文景之治”十分近似，即在政治上繼續采取蔑視商人的國策，不過在經濟上卻營造空前的寬鬆環境。

唐初諸帝對商人的壓抑仍然是不假顏色的。開國皇帝李淵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緊閉商賈從政之門。李淵駕崩，輔佐父親打下江山的次子李世民即位，這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後世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稱，視之為一代大帝。就如同秦始皇和漢高祖都非常討厭儒生和商人一樣，李世民也討厭兩類人，分別是世族子弟和商人。

唐太宗對世族力量十分警惕，盡管科舉的推行已在製度上解決了問題，可是民間思維卻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他讓禮部把天下的姓氏譜牒全部收集起來，修成一部《氏族誌》。禮部呈上來的資料，以傳統的世家大族崔家為第一等，這讓太宗大為光火，他說，“我跟山東的崔家、盧家也沒有什麽舊嫌，可是他們已經世代衰微，沒有出過什麽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現在定氏族，是要崇尚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麽能以崔家為第一等。”於是，他親筆朱批，提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在他的幹預下，天下姓氏合兩百九十三個，共分九等，崔家降為第三等。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評論說，盡管太宗的這種公開羞辱的做法有點牽強，不過其宗旨正在於打擊世族勢力，否定血緣階級。

對於民間商人，唐太宗也跟前代君王及父親一樣，主張將之排斥在主流社會――特別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對重臣房玄齡囑咐說：“朝廷的各種官位，都是為賢人們準備的，那些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眾，也隻可以讓他們多多發財，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使得他們能夠與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這段話在後世非常出名，被曆代治國者奉為圭臬，視為一項毋庸置疑的基本國策。此外，唐太宗還在服飾上對各種身份的國民進行特別的識別，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緋綠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軍士是黃色的，而商賈則必須是黑色的。

高祖和太宗的蔑商做法，一直被他的子孫們所沿用。唐高宗時期，下令工商人士不得騎馬――“禁工商不得乘馬”。文宗時期，規定商賈及其妻子不得乘坐帶有簷子的馬車，並指出最近出現了商賈騎著裝飾華麗的高頭大馬四處馳騁的景象，再度重申商賈不能騎馬的命令。

這些對民間商人的壓抑及限製，可以說是中國曆代集權統治者的“慣性思維”，不過在經濟政策上，我們卻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因局勢之艱困，治國者不得不大為放鬆。

據《隋書·地理誌》記載，隋末唐初，全國人口約4600萬，比東漢末年的7200萬還少了三分之一，國貧民窮，亟需休養生息。李淵開國之後，大手一揮，把一切山澤稅、鹽稅統統廢罷，之前由國家專營的鹽、鐵、酒等產業全數放縱民眾自主經營，民間一片歡騰。在農業稅方麵，唐代的稅收是取五十分之一——遠低於漢代的三十分之一，要徭役則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8月，李世民即位後，當月就頒布詔令，說經商牟利是老百姓的本業，所以要改革前弊，以滿足民眾的需要，下令把潼關以東的關卡全部停廢，以讓貨物自由交易。有唐一代，還停止了商稅的課征。

唐代中央政權與地方的關係也比較寬鬆，實行的是財政下放的政策，地方州縣上繳中央的很少，所以地方很富足，而中央又把最大的財政支出——各地養兵的軍費讓藩鎮自己承擔，所以中央的支出也少。

這些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無疑對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有重大的意義。而國家的統一更為商業流通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裏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足的驢子，行走千裏而不需持寸鐵自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從618年開國到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寶年間），唐政權對工商業的寬鬆政策衍續了一百二十多年，其中也頗多反複爭議。

《新唐書》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公元703年，當時執政的是中國惟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有關部門要求重新課征關市之稅。一位叫崔融的大臣當即上疏製止，洋洋灑灑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征了關稅，必然增加民間負擔，阻礙商品交易，最終會造成社會動蕩，政府得不償失。武則天采納其意，放棄了課征的念頭。

對於鹽鐵之利的爭論則更大。

白壽彝在《秦漢到明末手工業和封建製度的關係》一文中細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製度衍變：在北魏初期，河東郡的鹽池原歸官府所有，以收稅利，後來罷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擁有，孝文帝延興年間（公元470年），朝廷複立監司，再收稅利，到了世宗時期（公元499年－公元515年），再次解禁，神龜年間（公元518年）又歸國有，“其後，更罷更立”，數次反複。隋文帝立國，宣布罷禁之令，唐朝則衍續隋製，達一百多年之久。

到了公元713年（唐玄宗開元元年），大臣劉彤上《鹽鐵表》，重新拾起專營之議。在他看來，把山海之利放於民間，隻會造成更猛烈的貧富懸殊，所以應該收歸國有，以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跟曆代所有主張國營化政策的人士一樣，劉彤的立論之本是“奪富濟貧”，而實質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討論劉彤之議，大家都覺得“鹽鐵之利甚益國用”，於是設立機構，“檢校海內鹽鐵之課”，不過這一專營政策隻執行了十年左右，到開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鹽池之外，其餘鹽鐵產地“無須巡檢”，再度放還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