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六章 最後的世族 (1)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陶淵明，《桃花源記》

在桑弘羊去世之後的八十餘年裏，漢帝國一直沒有從武帝留下的“盛世後遺症”中擺脫出來。由於國營化運動所造成的社會震蕩太大，各項管製政策相繼鬆弛，算緡令再未重啟，均輸和平準二法基本廢止，鹽鐵專營政策幾度反複。自武帝之後，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則出現了一股強大的世族勢力，在財經上，它與春秋戰國時的貴族經濟不同，儼然構成為世族經濟。

與貴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緣來維係和傳承的，不過它沒有法定的世襲性，其衍續壯大，有賴於一代代子弟的經略努力，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大，國家意識薄弱，對中央政權缺乏忠忱度。

在《後漢書》中有《樊宏傳》，傳主樊宏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時以務農經商而聞名，以平民身份受舉薦入王室，任卿士(相當於後世的宰相)，後受封於樊，子孫便以此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工商繁榮的南陽，樊宏的父親“善農稼，好貨殖”，“資至巨萬”。樊家在當地有農田三百多頃，所蓋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閣”，方圓之內，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樣樣具備，還有自成體係的小型灌溉係統。樊家莊園的四周建有自衛的“塢堡”，還有一支召之能戰的私人武裝。在莊園內勞作的農戶，要麽是樊姓子弟，要麽是雇傭的佃農，他們都隻對樊家納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戶籍管轄之內。這樣的樊家莊園，宛然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給”、“閉門成市”。樊家還與當地的世族望族結成了極其複雜的姻親聯盟，樊宏的姐姐嫁給了南陽的一個劉姓宗親，而劉家又與當地望族李家、鄧家結親。

在西漢末年，這種可以“閉門成市”、莊園化的世族經濟，遍布帝國的大江南北。

跟曆史上所有的現象一樣，世族的產生是製度性的產物，它與兩種製度有關，一是軍爵製，一是官僚推舉製。

在漫長的農耕時代，一個人或一個家族能否成為勢力，主要看兩件事情，一是擁有多少土地，二是擁有多少人口。在西周的封建製度下，能夠擁有這兩者的人都是中央分封的貴族諸侯，日久天長，他們就形成了足以與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終而出現春秋戰國的割據局麵。秦國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貴族世襲體製，他提出的“軍爵製”，即軍功受田製度，讓非貴族血統的普通人通過戰功也能夠獲得大量土地。此後五百餘年，由戰國而秦，再由秦入漢，先後產生了大批平步清雲的軍功地主，他們獲得受田，然後憑藉豐厚的賞賜俸祿、社會地位的優勢，再大肆購置田地，與此同時，他們還招募了大量的私人農戶，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繳納租稅，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冊的編戶人口。其經濟安排，按自給自足的原則規劃經營，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可以完全不賴外界而獨立生存。在世族內部，因血緣宗族而構成紐帶，族長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活動。

這些因軍功而成大地主的人之所以能夠延續數代不衰，成為所謂的世族，還與另外一個製度有關，那就是官僚推舉製。自殷周以來，朝廷官吏都是靠推舉而產生的，由此出現了一個景象，那就是各路豪強廣收門客，唯親是舉，其子孫門徒長久把持官職，累世拜相為將的情況比比皆是，到西漢中後期，這一情況已經比較嚴重，出現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佳話”，世族門閥由此而生。積百年經營，這股日漸壯大的世族力量驚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們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則官商結合，自成體係，大量兼並土地和招納人口，盤根錯節，終成與先秦貴族經濟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強氣候。

在公元一世紀前後，有一個孤貧的儒生決定對世族宣戰。讓人驚奇的是，他以“和平政變”的方式登基稱帝，然後啟動了一場引起重大爭議的改製運動，他的名字叫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民國思想家胡適稱他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

王莽本人是外戚出身。他的祖父王賀曾任武帝時期的繡衣禦史，王賀的兒子王禁生四女八男，次子王曼是王莽的父親。王曼為小妾所生，且很早就去世了，王莽依附伯父王鳳，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史載，“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不過，他非常乖巧，王鳳生病，他連日不解衣帶地嚐藥伺候，比親生兒子還孝順。他還從小飽讀經書，主攻《周禮》和《儀禮》，是王家最有學問的人。

王家騰達是因為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她入宮為嬪，因生下兒子劉驁當上了漢元帝的皇後，劉驁（成帝）即位後，王家五人同日封侯，王鳳更是被任命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開始了外戚專政。王莽24歲時被任命為黃門郎，30歲封新都侯，在朝廷上下，他以孝順、懂禮、恭謙和十分節儉而聞名，據載他的夫人常年穿著沒有拖地裙擺的長袍，腰間係著圍裙，來客見了，大多以為是家裏的奴婢。這樣的外戚當然深得朝野，特別是儒生階層的歡心，被稱為是“當代周公”。

王莽38歲時當上了一人之下的大司馬，其後元帝、哀帝、平帝連續崩立，王莽在人事漩渦中幾度沉浮，展現出高超狠辣的政治手段。公元5年，他以藥酒毒死平帝，立年近兩歲的孺子嬰為帝，自稱“假皇帝”，三年後，廢孺子嬰而登基稱帝，國號“新”。在中國曆史上，曆代開國皇帝均為戎馬出身，唯兩人例外，一是王莽，另一是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則天，一儒一女，堪稱異數。

王莽稱帝後，事事以《周禮》為標準，宣布要“奉古改製”。關於王莽改製，後世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他是“托古篡漢”，托古是名，篡漢是實，因而是一場政治鬧劇，另一種則認為，他是真心實意的要按周代古製來改造弊病叢生的當代，是漢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義試驗。其實，就經濟改革而言，這兩種觀點都不完備，因為王莽確實是想改革，不過他並不想改回到遙遠的周代去，他的改革目標其實就是“武帝－桑弘羊”模式。

當時之世，無論是世族勢力的壯大，還是土地兼並過度，或財政困難，其實都是中央權力旁落的體現，甚至王莽能篡漢自代本身，也是皇權羸弱的結果。所以，他登基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實現中央集權。在隨後的十多年裏，王莽推出了眾多的經濟改革政策，無不圍繞著這一主題展開。

王莽改製，首要之舉是“五均六筦”，這就是全麵恢複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

“五均六筦”是在他登基後的第二年正式推出的，所謂“五均”是：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設立五均官，由原來的令、長兼理，稱為“五均司市師”，他們的工作，一是定時評定物價，名曰“市平”；二是控製市場供應，市場貨物滯銷時，以低價收購，貨物漲價時，則以高價出售；三是辦理賒貸，根據具體情況，發放無息貸款（賒）或低息貸款（貸）；四是征收山澤之稅及其他雜稅。所謂“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項經濟事業，即：由國家專賣鹽、鐵、酒，專營鑄錢，征收山澤生產稅，經辦五均賒貸。

從王莽為“五均六筦”所下達的詔書看，他對專營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說，政府要管製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雖然價格很高也一定要購買的商品，也就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關鍵性產業”，這些產業國營化之後，就可以達到“齊眾庶，抑兼並”的目的。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評論說，“在王莽以前，倡議經濟管製如管仲與桑弘羊，對管製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講的透徹。”不過，後世的人們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計劃經濟的人無不以“均貧富”和實現社會公正為口號，而實際上都是為了加強集權以及擴充財政收入。

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計劃色彩甚至更加濃重。比如，在零售物價的管製上，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漢書·食貨誌》記載，政府在規定的時間對各種商品進行分類定價，同一種商品以品質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而才允許商賈拿到市集上去銷售。這無異於用計劃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場的功能。

此外，王莽也仿效漢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來經營“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孫卿為主管市場的“京師市師”、“漢司東市令”，任命洛陽城裏有“十千萬”資產的富商張長叔、薛子仲為“納言士”，在各地設置專營事務的官吏時，大多用的是當地的商人，讓他們當上了交易丞、錢府丞等等。由於缺乏鐵腕的監督機製，這些穿著官服的商賈乘機與行政官員沆瀣一氣，虛設帳簿，掏空國庫，大肆牟取私利，最終的結局是，官府的錢庫沒有充實多少，卻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在稅賦政策上，王莽也采用了臭名昭著的算緡之法，他宣布征收個人所得稅，所有從事工商業者，無論是養蠶的婦人還是縫補匠、算命看相的，都要向所在地的縣官自報所得，按十分之一的稅率繳納稅金，有敢不報者或自報不實者，全部沒收所得，並罰在官府做工一年。這一政策如何落實，史書不載，估計又是為某些官吏敲詐民間創造了無數的機會。

在“五均六筦”政策中，有一條是鑄錢國營化。在這一項改革上，充分展現出王莽改製的混亂和隨意性。

西漢自武帝以來，百餘年間，一直通行五銖錢。王莽第一次改變幣製是在登基前一年――公元7年的五月，他以周錢為藍本，增鑄貨幣，新幣分三種，各值五千錢、五百錢和五十錢，是為“大錢”。當時，國內已經呈現通貨膨脹的苗頭，新幣的名義價值遠遠高於舊幣五銖錢，於是民間私鑄之風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黃金。

公元8年，新朝創立，王莽以“奉天承運”為名義改出一銖小錢，社會傳言說五銖錢和“大錢”都要被廢止了，市場頓時大亂，王莽一方麵把謠傳者抓起來，流放邊疆，另一方麵則大量鑄造小錢。

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變動幣製，他把貨幣總名為“寶貨”，分金貨、銀貨、龜貨、貝貨、錢貨、布貨等六種，六種貨幣又細分為二十八個品種。因品種繁多，換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神經錯亂，交易大受影響（“百姓憒亂，其貨不行”）。四年後，王莽被迫第四次變動幣製，他下令廢止大、小錢，發行“貨布”（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貨泉”（重五銖，枚值一）兩種貨幣。

短短七年間，王莽四次改變貨幣，政府的金融信用幾乎破產，每次變動，都造成民間的一次大破產，監獄裏因此人滿為患。

如果說“五均六筦”是對漢武政策的“東施笑顰”，那麽，王莽在土地製度的改革上，則走得比任何人都要極端，這實際上也成為壓垮他的最後那根稻草。

漢人對土地情有獨鍾。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真實地記載了當時民眾對土地的看法。他認為，天下財富可分為“本富”、“末富”和“奸富”三種，其中，從事農桑是為本富，經營工商為末富，“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他又接著指出“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也就是說，從事工商的“末富”比“本富”更容易積累財富，而流通領域的利益更大於製造業。那麽，一個人或家族如何才能長久地擁有財富？司馬遷給出的答案是，“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可以靠工商來致富，然後就去買田致地，靠農田來保有之。司馬遷的這種理財觀念在當時已成共識，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便寫道，“在炎漢一代，無論軍人、說客、文士、貴族、官僚、儒者、商賈，一旦取得多量貨幣，皆投之於土地，以立所謂本富之本。收買不得，則用非法之手段以謀奪之。”土地兼並態勢之烈，既與農耕經濟的特征有關，也與這種財富觀念有重大的幹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