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六章 最後的世族 (2)

新朝要重樹中央集權，就必須削弱世族力量，而要達成這一目標，遏製土地兼並，是關鍵一役。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為決絕——恢複全麵的土地國有製，然後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其具體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為王田，一律不得買賣，凡是一個家庭男丁不到八個而田地超過一井（計算單位）的，就把多餘的部分分給宗族和同鄉的人。

這是自商鞅“廢井田”之後，第一個重新推行土地國有化的政權。

在此之前，針對土地兼並的狀況，很多人提出過種種的遏製設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議“限田”，他深知恢複到井田製的老辦法是不可行的，不過可以通過額定每戶擁有土地的上限，來防止兼並過度。這種在肯定土地私有製的基礎上平均地權的思想，在後來的曆史中是一種主流，漢哀帝時就試行過限田的辦法，他下詔“關內侯吏民，名田皆不得過三十頃。”

如果從兩千年曆史來看，從先秦到1949年，曆代治國者試圖將土地全麵國有化的人非常之少，嚴格來講，隻有兩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個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

土地私有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數百年，一朝更改，對社會秩序造成的震蕩可以想見。史載它的執行結果是“農民和商人都失去了工作，市場上的所有交易都停滯了，民眾站在道路上相視而哭泣。”

在推行土地國有化的同時，王莽宣布不準買賣奴婢，其理由是奴婢買賣有悖於“天地之性人為貴”的聖人之義。從記載看，王莽似乎一直對奴婢抱持同情的態度，在還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他的次子殺死了一位婢女，王莽硬逼著他自盡償命。因此，不少史家對王莽廢除奴婢製度的評價很高，認為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創舉。不過，僅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製土地兼並與限製人口兼並，是打擊世族門閥勢力的配套性政策。

王莽的經濟改革，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

“五均六筦”的國營化改革，剝奪了民間工商業的所有利潤，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沛，土地國有化引起中產以上利益集團的集體反抗，七年四次的幣製變動更是讓金融秩序大亂。王莽還是一個特別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執政的十多年裏竟然換了八任大司馬。他的改革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接下來發生的悲劇就變得難以避免了。

公元17年，荊州大荒，饑民紛起叛亂，四年後，關中地區也鬧大饑荒，烽火更加猛烈，而各地的世族門閥、劉氏宗族乘機隨之造反。

到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詔書，廢止即位以來的所有改製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為，第二年的10月，叛軍攻進長安城，當了十五年皇帝的王莽逃至未央宮的漸台，被一個叫杜吳的人砍下腦袋。

自漢之後，人們對王莽多持毀垢的態度，唐代詩人白居易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不過到了近世之後，知識界的態度大有更改，民國學者胡適就兩次撰文為之翻案，他寫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食貨誌》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因寫作《中國人史綱》而聞名的台灣曆史學家柏楊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說：“王莽是儒家學派的巨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曆史上僅此一次。王莽有他的政治抱負，他要獲得更大權力，使他能夠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一一實踐，締造一個理想的快樂世界。”所以他的改製都是“為了改善這種不公平和鏟除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罪惡。”

胡適、柏楊的翻案，是故作驚人之語，還是意識型態上的共鳴，自可留於讀者評說。不過，一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話題倒是：為什麽實施了幾乎為同一版本的經濟改革，劉徹成一代大帝，而王莽卻人頭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啟動改革之時，“削藩”已經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對抗的集權；其二，武帝的對匈戰爭順乎民心，為改革創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其三，七十年的“文景之治”，為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間；其四，武帝有效地發揮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條，王莽無一可得，他的失敗是從一開始就預埋下來的。因此，任何經濟改革，都有路徑選擇和“時間窗口”兩個重要條件，錯過一個，都難取全功。

在推翻新朝之後的十來年中，中國又陷入一個“人相食”的亂世。

在公元2年，全國登記在籍的戶數為1236萬，總人數有5761萬。據《漢書·食貨誌下》記載：王莽還沒有死的時候，天下亂殺，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

公元25年，劉氏宗族劉秀稱帝，建立東漢政權，史稱光武帝。在他建政之時，戶籍登記者隻剩下十分之二。另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記載，劉秀登基後那幾年，天災不短，公元26年，天下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第二年，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隻能交換到大豆五升，全國的道路交通都斷隔了，糧食無法長途運輸，當兵的隻好用雜果來充饑。到公元30年前後，中原連續遭受旱災、蝗災和重大水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郡縣殘荒。據曆史學家們的推算，當時全國人口銳減，在籍的人口竟隻剩下1200萬左右，比秦始皇統一中國時還少了幾百萬，西漢二百餘年的社會積蓄可謂付之一炬。

劉秀是南陽的遠裔宗族，從小勤於稼穡，還經常往返於宛地作糧食買賣。他這一脈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勢力，劉秀的舅舅就是前麵敘及的南陽世族樊宏，劉秀的嶽父郭昌是南陽一帶的富豪，田宅財產數百萬。他的妻兄陰識“有田數百頃”，姐夫鄧晨是“世吏二千石”的官僚大地主，妹夫李通“世以貨殖著姓”，為商人大地主。此外，跟隨劉秀創建東漢政權的開國功臣鄧禹、耿弇、馮異、銚期等“雲台二十八將”，大多是豪強世族。由此可見，在王莽與世族門閥的經濟和軍事戰爭中，後者最終取得了勝利。

然而，當劉秀披上帝袍之後，他馬上轉換了角色。王莽想要解決的豪強割據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劉秀本人就是豪強出身，並靠這個集團的扶持登上帝位，在戰爭時期，地方勢力乘機廣占田園，營建塢壁，擁眾自重。劉秀一旦擁有天下，也不得不對昔日的“自己人”下手。

政策的動刀之處，仍然是土地兼並和人口兼並。

東漢政權延續了西漢的名田製度和戶籍製度。《後漢書》中多處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踰製”、“商者不農”等等，劉秀也數次下詔釋放奴婢，可是成效卻非常微小。公元26年，剛剛登基為帝的劉秀就委派馮異清剿南陽等地的豪強，他下令說，“那些擁有城堡的人隻要投降了，就將他們遷居到京城來，把民眾驅散，讓他們重新耕地，把營堡要全部摧毀，使他們不能重新嘯聚，這次討伐不是為了占領土地和屠城，隻要能夠平定就可以了。”可見，劉秀意在驅散，而非殺戮，確是“手下留情”的。在馮異等人征討下，南陽、河南以及江淮一帶的豪強被削平不少，可是在全國範圍內，豪強大姓擁兵裂土、雄踞鄉裏的現象依然存在，史載，京城和南陽一帶，都是皇帝的親戚和重臣，他們擁有的土地都超過了朝廷規定的數量，但是沒有法律可以約束他們。

到了公元39年，在執政十五年之後，劉秀終於痛下決心，下達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國嚴格檢核墾田頃畝和清查戶田，以徹底杜絕兼並之勢。

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強烈的反抗，劉秀為了殺一儆百，逮捕大司徒歐陽歙，以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間度田不實，接受賄賂千餘萬為罪名，將之處死，歐陽歙的弟子千餘人集體上書，為其求情，劉秀不準。其餘被處決和處分的重臣還有河南尹、南郡太守和琅邪太守等人。為了對抗，各地豪強紛紛武裝暴亂，他們攻擊政府住所，殺害行政長官，當政府軍前往追剿時，他們就一哄而散，軍隊一走，很快又屯集在一起，這種情況，以青、徐、

幽、冀四州最為嚴重，而這四大郡州又是當時的國之重鎮，可見反抗之烈。

劉秀四處彈壓，恩威並施，總算把叛亂平息了下來，可是，豪強勢力實在太大，頑疾終於不能徹底割除。到了後來，劉秀一聲歎息，隻好與之妥協，他留下了八個字，曰“苟非其時，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認時機不到，不如息事寧人。

中國自從形成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之後，曆朝新建，首要任務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權可得，“削藩”不成，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必永無寧日。東漢初建，豪強除而不盡，光武帝就學不成漢武帝了。在財經和產業政策上，他也不得不把權力下放。

東漢延續前朝舊製，仍然實行鹽鐵專營政策，不過把大司農所屬的鹽官和鐵官下放歸郡縣經營，同時廢止均輸官等。這意味著，中央把很大的一塊專營收入放給了地方，同時放棄了流通領域的國營化戰略，這直接造成了中央財政的羸弱，以及對地方控製力的減少。到了章帝時期，公元84年，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困難，又把鹽官和鐵官收歸大司農，由中央政府統一實行鹽鐵專賣。可是，僅僅三年後，章帝駕崩，新即位的和帝就下詔，“中央不再實行鹽鐵專營，允許民間自主經營，所得的專營收入重歸地方金庫。”

此外，在地方行政治理上，權力也被分解。劉秀把全國分為13州，除了京城之外，各派刺史一人主政。最初，刺史僅履行監察郡國之責，但隨著其權限的不斷擴大，刺史逐漸發展為兼領行政、財務、軍事的地主長官，其權力空前膨脹，到東漢中後期形成了子承父職的門閥景象，地方割據已成赫然事實。史家唐長孺便認定，“州郡僚佐中所謂大吏、右職，照例由本地大姓壟斷。大姓冠族每郡隻此數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帶有世襲性。我們認為，東漢時期的地方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地大姓、冠族控製的。”

總而言之，東漢一朝再沒有出現強權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沒有削弱，反而日漸增強，中央朝政則被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在莊園經濟之下，自由的民間工商業者顯然並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各地方豪強一方麵握有行政的權力，另一方麵又利用各種專營政策，形成了無與競爭的權貴經濟，文景時期的民間經濟大發展景象再沒有重現過。《後漢書·循吏列傳》中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耒陽縣出產鐵礦，當地民眾聚而冶煉，頗有了一番氣象，一位叫衛颯的官員看見有利可圖，就上書朝廷，將之國營化，從而每年增加了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後漢書》作者對此非常讚賞，把衛颯歸入“循吏”之列。

公元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縣）爆發聲勢浩大的黃巾軍起義，朝廷征調諸路兵馬平叛，擁兵將領與地方世族豪強借機掌握大量武裝，繼而引發了“董卓之亂”。從這一時間開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國曆史上最長的混亂和分裂時期，是為魏晉南北朝。

這一時期內，各路英豪紛紛登上曆史舞台，先是曹操、劉備、孫權等人割據爭霸，中國進入著名的三國年代。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迫漢獻帝遜位，建立魏朝，東漢滅亡。公元265年，出身河內（今河南）世族門閥的司馬炎取代曹魏政權建立晉朝（西晉），繼而滅蜀國和吳國，統一了天下。然而僅僅經曆了九年的短暫安定，馬上爆發了延綿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到公元316年，匈奴軍乘亂攻破洛陽，是為“永嘉之亂”，晉政權南下建康（南京），建立東晉。其後兩百多年，中國分裂為南北兩朝，

在北朝，各民族紛紛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國，先後竟有十六國之多，一直到公元439年，才由鮮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統一了北方，然後再度分裂，一百多年裏，又先後經曆了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諸朝。在南朝，也是數度改朝換代，東晉一脈持續了一百來年，到公元420年被甲兵出身的劉裕所奪取，其後經曆了宋、齊、梁、陳四代。

這數百年間，工商經濟出現了驚人的大倒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