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夢與醉
02 夢與醉
一
對於飲酒，我從沒喜歡過，不論何種酒，不論多麽名貴的酒；中國的也罷，外國的也罷。至今，我也無法理解喜歡飲酒的人們飲酒時的快樂。
然而我竟大醉過幾次。那特別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餘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鄉前一年。冬季裏的一天。我18歲了，已經於1966年初中畢業，但報考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大理想破滅了。所謂人生理想之於我，在當年，確乎的也就是先成為哈爾濱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三年後成為哈爾濱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罷了。那理想之於我不消說是非常理性的。父親身為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遠在四川，每月五十幾元工資，最多也隻能寄給家裏40元，而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僅靠那40元維持生活，日子過得真是不容易啊。何況，考上了大學的哥哥，因家境貧窮，明擺著供不起他讀完大學的，竟於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貧窮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學期起，由於18平方米的小小的破敗的家裏終日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鬧騰得幾無片刻安寧，學習成績直線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績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的。幸而，從小學到中學，我的語文成績一向是優良，考上哈爾濱師範學校的語文係我還是頗有幾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報考誌願前到師範學院去過幾次。在當年的哈爾濱，師範學院地處郊區，校園不大，五六幢老舊的三層樓而已，主樓也是。我在校園裏，獨自“參觀”想象著以後將成為那裏的一名學生，憂愁之心多少獲得了點兒慰藉。現今的人們也許會說，既然家境貧窮，為什麽還要考師範學校呢？不是已經18歲了嗎？直接參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掙份工資嗎？可在當年，一名初中畢業生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無特別特別硬的後門，等於是癡心妄想。連掃馬路或運送垃圾之類的工作，哪怕是臨時的，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輪到機會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
故考入哈師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選擇。記得十分清楚，當年那份報考誌願表有三檔，三檔裏我填的都是哈爾濱師範學院。即使畢業後分配到了郊縣的一所小學那也心滿意足，無怨無悔。在初中畢業後的一年多裏，我因自己都18歲了還不能為家裏掙一分錢，又眼見母親的臉終日愁雲密布，真是羞愧難當，心燃急火。我已經扒過樹皮了；我已經撿過煤渣了；我腳上穿的，已是從鄰居收回來的破爛堆裏挑出來的破鞋子了！但樹皮不是錢，煤渣也不是錢，並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撿到的啊！盡管能為家裏省下幾角錢，但那對於貧窮的生活又有什麽實際的改變意義呢？即使我終日光著腳，根本不穿鞋子，貧窮的日子還不是照樣貧窮嗎？
畢業後那一年半裏，我經常做兩種夢。
一種夢境是撿錢——扭頭四望，前後左右遍地錢。說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過的莊稼地，這裏那裏都可望見掉落的麥穗、穀穗與豆莢。我在夢境中撿錢，如同早年農村的孩子在秋收後的莊稼地裏拾麥穗、穀穗或豆莢。也挺奇怪，夢境中地上的錢，從沒出現過一元以上的紙鈔，更多見的是硬幣——壹分的、貳分的、伍分的。當年沒有一角錢的硬幣。我夢境中也出現過角鈔——壹角的、貳角的、伍角的。出現過貳角錢或伍角錢的時候極少，然而確曾是出現過的。
我的理想是那麽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嗬。
我的夢也是那麽的理性，連在夢裏撿錢都不敢奢望能撿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夢嗬。
由那些撿錢的夢，我在青年時就形成了一種對夢的認識，就是——倘人對生活的希望是特現實，特理性的，那麽他的夢境也斷不會超現實到哪兒去。正如焦大斷不會在夢中與林妹妹幽會，寶玉與襲人共赴巫山、纏綿雲雨的夢，焦大也肯定是做不來的。也正如阿Q們的“革命”理想，隻不過是在鄉紳趙太爺的床上與吳媽“困覺”。
但我終究讀了不少文學書籍，已是一名文學青年了。故我的夢境有時也特浪漫——在某幾場夢中，硬幣已不是出現在地上，而是生長在花枝上了，並且呢，由幾枚硬幣組成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層花瓣的；壹角、貳角、伍角的角鈔，則像花葉一般生長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夢嗬！多浪漫的夢嗬！
夢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彎下腰了，直著腰就可以前後左右地“采”到“花兒”，不，采到錢了！
請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兒”是由伍分的硬幣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層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錢嗬！還有角鈔的葉子呢！所以夢中的我，既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錢，還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鈔。
當然地，再大朵的銀光閃閃的硬幣茉莉，也不比一片伍角錢的“葉子”能錢多到哪兒去。奇怪的是，當年夢中的我，卻一向是先采“花兒”、後抓“葉”。多年以後我也沒想明白，那究竟意味著什麽？
是的，在我18歲那一年，在中國的1967年，我經常做以上那種特美好、特浪漫、特現實、也特“中國特色”的夢。
經常做撿錢之夢，夢境中卻從沒出現過一元麵值以上的錢鈔，這樣的夢還不夠現實嗎？簡直還很自律呢是吧？
按說，18歲的年齡，正是開始做每個男人大抵總會做過幾次的性夢的年齡，好羞愧啊，18歲的我經常做的竟是撿錢的夢，低俗的夢。是的，如今想來，當年的我如果經常做性夢，那也比經常做撿錢的夢更正常嗬！而且還不是撿成捆成捆的錢，撿的盡是硬幣和角鈔，還從沒打算往失物招領處交！不但低俗，簡直鄙俗。
如果說我做的第一種夢是荒誕浪漫主義之夢，那麽我做的第二種夢便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了——夢的場景自然是哈爾濱師範學校。我成為它的學生，胸前戴著它的校徽，坐在教室裏聽老師講課；在圖書館自習或閱讀一部什麽小說；考試……每次考試起初一切都挺順利，大致看一番卷子，從沒覺得哪一道題會難住我，但接著就會發生令人徒喚奈何的事了，不是鋼筆帽怎麽也擰不下來，最終將鋼筆弄斷，便是鋼筆突然滴水兒，雖然隻不過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兒滴在卷麵上了，但不知怎麽一來，我會將那滴墨水兒搞得滿卷麵都是。已經答過的題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沒做的題也汙染了。總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個噴嚏，濺到名畫上一小點兒口水星兒，他想要將口水從名畫上抹去而最終將名畫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樣。這其實還不算多麽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無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順利，簡直也可以說感覺良好：明媚的陽光灑滿教室，也照耀著我的課桌麵，我的筆下水兒流利，我從容不迫寫下的字跡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間，天啊，怎麽會發生那樣的事！——忽然間我發現自己居然沒穿褲子就坐在教室裏了！說沒穿褲子是不確切的，確切地說是連短褲也沒穿！我怎麽也料想不到自己竟會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裏參加考試！在夢境中我本能的反應必然是而且隻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邊兒，希望拉扯到超過大腿根兒的長度，而那當然是徒勞無功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適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麽一來，上衣竟變成了兜兜！同時我自己變成了一個光腚小孩兒在課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聲嗬斥我，而我聽到監考老師大喊我的姓名……
我說這種夢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乃因在夢境之中我畢竟成為了師範學校的一名學生，確實有著理想主義的成分。為什麽又說是現實主義的呢？因為在1967年，記不清是哪一個月份的事了，北京傳來了所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號召：全國一切中學大學的革命學生，都要將無產階級**當成一場長期的、持久的政治運動來進行，不獲全勝，絕不收兵！資產階級教育部已被砸爛，今後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術學校、師範學校，高中生考大學的考試升學方式永遠取消。一切學生有無進一步升學的資格，首先要視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現如何。升學的資格和權利，當然要屬於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充當勇猛小將的革命學生……
我的天性中並不具有熱衷於勇猛地革別人之命的精神。當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聽到了一件又一件幾乎天天都發生幾件的冷酷無情地革別人命的事件，而所謂“勇猛”其實隻不過是殘暴的另一種說法，並且得到堂而皇之的革命口號煽動，和所謂“紅色司令部”的慫恿時，我所讀過的一切書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似乎每天都在諄諄告誡於我——那是不對的。真的革命者不應該是那樣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應是那麽進行的！不要信那一套，遠離之，遠離之……
1967年是我自從出生以來做夢次數最多的一年，比1960年至1963年間“饑餓年代”所做的夢的總和還要多。在那三年中，我的夢境內容相對單純，經常夢到的是過年過節飽吃美餐的情形。至於那美餐呢，不過就是大米飯、饅頭、豬肉燉粉條之類。也夢到過撿東西，撿到的幾乎無一例外是可當即便吃的東西，比如一個不知從哪兒滾到馬路邊的大西紅柿，或一出校門發現某處有個由紙繩捆紮的紙包，打開來驚喜而見竟是一包粗糧細做的“實驗點心”，甚或，會是一塊“人造肉”。“實驗點心”大抵是用苞穀麵和高粱米麵做的，而人造肉則是用淘米水沉澱後收集在一起的澱粉做的。也有夢著過撿到了糧票的時候，但從沒做過撿錢的夢。因為那三年的實際情況是，隻有錢沒糧票幾乎不管去到哪兒都吃不成一頓飯。那三年我才是小學生，根本不會做和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雖然整天挨餓，卻從沒做過噩夢。但1967年，我不但經常做撿錢的夢，與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也常做噩夢。白天看到極盡淩辱之能事的批鬥情形，夜裏的夢境中便會出現那一情形。而且，特悲哀的是，夢中被批鬥的人正是我的父親。有時白天聽說一個什麽什麽人因不堪忍受淩辱和折磨，以死抗議，爬上工廠極高的濃煙正升騰著的煙囪，一頭栽將進去。結果某一天晚上那情形便會出現在我的夢中，那一頭栽入高大煙囪的人變成了我自己……
是的，1967年，我不斷做撿錢的夢、在考場上發現自己竟赤**下身的夢，以及種種驚出一身冷汗的噩夢。已經18歲的我，“饑餓年代”之後不再臉色青黃（我想那是由於嚴重營養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頭，逐漸胖了一點兒，一年之內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嚴重失眠對我身體的負麵影響並不比嚴重的營養不良對我身體的危害小些。我整天昏頭漲腦無精打采，而且目光憂鬱表情呆滯臉上陰雲籠罩。當然我因夢缺眠也不僅僅是由於一心想要為家裏早點兒掙一份錢的癡心妄想，還因為我的哥哥經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門不可——他說特務們正用遙控器折磨他的頭腦，他要偵察出來他們潛伏在什麽地方。跟隨他深更半夜幽靈似的到處瞎轉的主要是母親。往往地，我太心疼母親於是也自己跟隨……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母親袖著手從外回家，臉凍紅了，鼻尖上凍著一滴鼻涕。她一進家門就把我叫到桌前，從兜裏掏出一個小紙包，讓我找個小空瓶，將裏邊的東西裝瓶裏。我看出母親雙眼也紅紅的，分明哭過。紙包裏是一手心那麽多紫紅色的結晶物，有指甲那麽大的，更多是米粒那麽大的。
我知道那些東西便是所謂“朱砂”了。
母親不知聽誰說的，朱砂可以治好哥哥的病，於是四處借錢，求一位有門路的街坊給買到了。
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親卻對那些東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為買那一小包東西居然花了二十多元！而二十多元是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費，而那二十多元還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僅靠父親一個人寄回家的錢維持！而父親再多一元錢也沒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問：“媽，不過了？”
母親淡淡地說：“過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瘋了，我就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嗎？！盡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
我一邊往一個空了的小藥瓶裏裝那些所謂的朱砂，一邊生母親的氣。
對於哥哥的病，我和母親有不同的想法。母親聽人說，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隻不過是替家屬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罷了。我承認這基本上是事實，但我更知道這世界上根本沒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藥，而這一點基本上也是事實。那麽，我認為就完全不必為買藥而借錢而白花錢了。但凡能湊足一筆錢的話，以求人將哥哥送去住院為好。若能那樣，全家人起碼可過一兩個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這麽想問題，說不定哪一天家裏會被哥哥鬧騰出第二個瘋子來，而且那第二個也許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親之間，經常發生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鬥爭。而實際上哪一種思想哪一條路線都同樣不能使哥哥的瘋病好起來，隻不過是兩種都無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罷了。也可以說是本質上毫無意義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
我還沒將朱砂全部裝入小瓶裏呢，母親又從抽屜裏翻出了一張酒票，給了我幾元錢，命我去買回一瓶成瓶的酒來。
我賭氣將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滾落地上，朱砂撒了出來。母親吃了一驚。趁她彎腰撿時，我衝出了家門。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幹冷幹冷，估計超過零下三十度了。
當年的哈爾濱，每戶每月發一張酒票一張煙票。一張酒票可買一瓶酒，一張煙票可買兩條普通煙。沒有票隻能在黑市上買到煙酒，而在黑市上買煙酒是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不論買方還是賣方，被抓住了輕則被送入思想教育學習班，重則要被勞改。
我家的煙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親的公關成本。母親經常向街坊鄰居借錢，不維係良好的公共關係是不行的。對於母親來說，也隻能付出那麽一點兒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節前的酒票，可以買到一瓶好酒。而所謂好酒，也不過就是一瓶度數較高，水分少點兒的酒而已。我曾聽母親說過，那樣的一瓶好酒，是要親自送給替我家買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謝人家的費心。
我買到酒往家走時，心裏不禁產生了這麽一種想法——好酒，好酒！我寧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讓母親送不成人！誰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點兒值不值二十幾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確值二十幾元，想要靠那點兒朱砂治好哥哥的瘋病，明擺著是愚蠢的嘛！母親，母親，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確的思想，我主張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為什麽就是不聽我的呢？！
那好，我要將這瓶好酒喝光！
心裏這麽想著，張口就咬瓶蓋。當年牙也結實，輕易就將瓶蓋咬了下來。還沒喝呢，濃烈的酒味已通過鼻孔刺激出了兩眼淚。
但我意已決，不肯作罷，用衣袖揩去眼淚，閉著雙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此前一滴酒也沒沾過。我父親從不飲酒，似乎連聞到酒味都會微醉起來。我分明繼承了父親的基因，注定是個酒精過敏的男人。
但當時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裏像頓時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從嗓子裏冒出一股濃煙似的，連眼窩裏都感覺被煙火烤熱了——我趕緊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著酒瓶的細脖子，右手攥一團雪，不時地揚頭咕嘟灌一大口酒，緊接著吞一口雪。
那時是下午三點多鍾，中午吃的一個窩頭已被胃腸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對胃腸的刺激是那麽地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鏹水兒。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後我是絕不會再喝第二口的。冰涼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腸，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暫時變得還可以忍受。
那對於我純粹是一種自虐。
如果說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時我還沒喪失理智，隻不過企圖通過那種自虐般的方式對母親的“錯誤思想”、“錯誤路線”表示抗議，那麽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後，我的理智漸漸喪失了。
我不僅想一醉方休，還進而想醉死拉倒。並且，我的抗議心理，由起先隻不過是對於母親而轉向對於貧窮對於“文革”年代了。
我當時已在中學時期參加過幾次下鄉勞動了。從城市到農村，我的眼見到了許許多多的貧窮現象。僅以我家住的那一條髒街為例，如果不是由於我的哥哥瘋了，我家的生活還算不上最困難的呢。我的男同學中，有人不享受幾元錢助學金是根本上不起學的。街頭街尾有些人家的屋子，簡直就形同土坯壘的一個窩。而在農村，廣大農民每個工分才合幾分錢，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反倒欠下生產隊的錢，那是一點兒也不稀奇的事。有的農民家，窮得十幾年換不起一領新炕席，每年發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發，因為窮得沒錢買新布！
人民的生活已是如此這般，卻還要整天聽高音大喇叭喊“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停產了，卻還要由全國所有的報紙來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亂了敵人，壯大了革命派！”——而所謂敵人，與“造反派”們相比，又令我感覺反而可能是好人，起碼不比凶惡的“造反派”們對社會具有危害性……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對治好我哥哥的瘋病絕望了，對我們這個國家也幾乎徹底絕望了。它十幾年沒給我的父親漲工資了；它使我哥哥之複學成為破滅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學也找不到一份哪怕隻能掙少得可憐的錢的工作；它使從城市到農村貧窮景象隨處可見；現在它又使工廠停工，農業生產遭到人為幹擾，一部分中國人將另一部分中國人置於死地而後快……
那會兒，喪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決絕一念，想要通過一瓶烈性的酒與它了斷一切關係。
那會兒我想到了“魚死網破”四個字。
想到了一條“最高指示”——“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
“綱”就是網綱，“目”就是網眼。
好大的一張網，一個不漏，將全中
國從城市到農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收入網中了，而網綱攥在幾個掌控全中國人命運的半神半人的具有絕對權威的人手中。那網眼又是那麽的細密，連小學生都難以從網眼逃掉。
而18歲的，對個人命運完全尋找不到方向的我，僅從年齡說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魚”。我對於那張將我收入其中的巨網是無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網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麽我這一條不大不小的魚起碼還可以選擇死！
我不知我是怎麽回到家裏的。
總之我趴在炕上，頭耷拉在炕沿前嘔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來的隻不過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後來吐出的胃水發綠了，那是因為連膽汁也吐出來了。
哥哥事不關己地依舊喃喃著瘋話。
弟弟妹妹們嚇哭了。
母親淚流滿麵卻不知所措。
來了幾位好鄰居，往我口中灌積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後背……
我第二天醒來時已近中午，弟弟妹妹們一個也不在家，隻有服了安眠藥的哥哥睡在炕另一邊，發出輕微的鼾聲。還有母親，她斜蜷雙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間，麵朝我，背對哥哥。
母親臉上毫無表情，一夜之間她更瘦了，幾無血色。以後，母親當時那張臉，深深地刻印在我記憶中了。
母親說：“我將你弟弟妹妹打發到鄰居家去了，單等著你醒過來。”
我閉上了眼睛。
“紹生，你想怎樣？”
母親的聲音很小，但是在我聽來，似乎被擴音器擴大了一百倍，以至於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聲似的。
良久，我才訥訥地說：“想死。”
我的聲音也很小，由自己聽來，如同一千裏之外的老舊電話中的耳語，伴著某種雜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燒得複發了。
又良久，我聽到母親一字一句地說：“大兒子那樣，二兒子這樣，你父親又遠在幾千裏之外，半夜的時候，我也起過想死的念頭。”
我的心咯噔一下。
母親語調冰冷地問：“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麽打算？”
我眼角淌下淚來，信誓旦旦地說：“那我就挑起咱們這個家的擔子，照料哥哥，帶大弟弟妹妹。”
“聽你這話的意思是，我死了對於咱們這個家也不要緊啦？”——是生氣的口吻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內心產生了莫大的冤屈。
“知道我為什麽改變了想死的念頭嗎？”——母親的話又恢複了平靜。
“媽你別問了行不行？”——母親的話每一句都使我難受極了，我幾乎叫喊起來。
“因為你的行為說明你是個忤逆之子！我要是將你哥將你弟弟妹妹拋遺給你，那就害苦他們了！”——母親的聲音突然大了，聽得出她情緒失控了，她一邊譴責一邊劈頭蓋臉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頭——“全中國就我們一家有一個精神病患者嗎？還有人家媽媽瘋了的呢！還有人家爸爸瘋了的呢！還有一家出了兩個瘋子的呢！全中國就咱們家不幸啊？小紅樓裏有戶人家父母雙雙自殺了，人家還是初中生的女兒也沒想死！你這麽經不住事，哪裏配是我的兒子？！……”
小紅樓是馬路邊幾年前蓋起的一幢六層小樓，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簡直就是醜小鴨。可在當年，它出現於我們那個貧民區附近，引起了多麽普遍的羨慕甚至嫉妒實屬必然。“文革”一開始，它成了造反派們的眾矢之的，幾乎每天都有人被從家裏拖出去挨批挨鬥，被遊街。因為住在小紅樓裏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藝單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點培養對象。在“文革”前，那體現的是優待性的關懷，在“文革”中，當然就成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罪證。我曾在小人書鋪認識了一個家住小紅樓裏的女孩，還到她家去借過書。她家其實也不算大，兩室一廳六十幾平米的麵積而已。但給我的印象，卻如同冬妮婭的家最初留給保爾的印象。我和她之間的關係雖然並不屬於保爾和冬妮婭的那麽一種關係，雖然我壓根兒就沒幻想過那麽一種關係，但母親的話還是立刻使我替她擔憂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發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兒去？！”母親嚴厲地瞪著我。
我說去上廁所——話一說完，人已衝出了家門。
那女孩家的門外，大字報大標語將所有的牆壁都貼嚴了，而且已經不知是第幾層了。門也被粘上了一張大白紙，幾行拳頭大的墨字寫的是“罪該萬死！死有餘辜！死了活該！”
我好幾天沒走到小紅樓那裏去了，瞪著那十二隻巨大的黑蜘蛛般的墨字，我暗想母親所說的那種不幸，肯定無疑就是這戶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幾下門，門就開了，我認識的女孩從家裏探出頭來，詫異地問：“是你呀，有事嗎？”
我問：“你還好吧？”
她點點頭。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很替她難過。
她反問：“你也知道了？”
我點頭。
她邁出了家門，真摯地說：“謝謝你這麽關心我啊！”——指指上一層樓，又小聲說：“不是我的爸媽，我爸媽接受批鬥去了。是五樓一戶人家的事。”
我抬頭朝樓上望一眼，複看著她，內心一時感慨萬端。
“瞧你連棉襖也沒穿就到這兒來了，進屋暖和暖和吧……”
她從門旁閃開的同時拉開了門。
我猶豫。
她苦笑著說：“可惜沒書借給你了……一本也沒有了。你在我家見過的那些書，我幫著父母全都偷偷燒光了……”
“那麽做是正確的！”——我一說完這一句愚蠢的話，猛轉身跑下樓去……
我進入家門，弟弟妹妹也都從鄰居家回到了家裏。母親很照顧我身為二哥的自尊心，沒再當著弟弟妹妹的麵說什麽使我無地自容的話。但弟弟妹妹們接連幾天躲避我，他們對哥哥還並不那樣。他們看我時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們都是被我的行為大大地驚嚇了一場，這使我內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農場的人來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鄉”動員報告。一聽每月可掙32元工資，我頓時心向往之，報告會剛一結束，便迫不及待，不，簡直可以說是心急火燎地報了名……
二
自從我成了一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確切地說是自從我每月能夠掙到41元多的工資了（我所在的一團屬於寒帶地區，每月另有9元的寒帶補助），我再也沒做過撿錢之夢，一次都沒做過。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錢了，多時可以寄25元。十幾年來，父親也隻不過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終於成了父母的兒女中第一個可以為家庭掙份錢的人了。我如願以償了，什麽艱難困苦，對於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費多了一半，對於一戶城市裏的窮困人家，那是多麽大的境況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裏的錢，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我對父母的報恩願望。一想到母親臉上的愁雲定會因此而減少，我心欣然。
我也不再做與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了。對於我，哈爾濱師範學校不存在了。
我開始做另一種夢了。
世上的人其實也可這麽分為三類——一類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謂先天遺傳，它對人生的影響很大，而且人對那種影響幾乎無法擺脫。縱然是負麵的影響，大抵也毫無辦法。第二類是不但有生理基因，還具有後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詰起來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前提若非遺傳，“基因”之說便不成立。這裏所說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對人的影響。那一種影響如果從一個人的少年時期就開始產生了，那麽其無法擺脫性，與先天遺傳的生理基因對人的影響是完全可以視為同樣的。第三類也是具有所謂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謂文化“基因”，是另一類書籍所給予的。而那另一類書籍，根本不承認有什麽“超階級的”，普世的人性原則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認除了一種被定義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還應恪守什麽人格底線。更不承認除了所謂“革命”的人格之外另外還有什麽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認另外還有什麽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們所謂之“革命”，並不是以改革社會為使命，而是以專革別人的命為己任。
在1968年乃至60年代以來的中國，第一種人太多太多太多。1949年以前還不至於那麽多。因為1949年以前，文盲雖然也占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但文盲者並不等同於完全沒有文化“基因”隻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關於人的人文營養，不可能對文盲眾多的民間毫無正麵影響。文化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化人滲透力，除了書籍之外，也能通過戲劇、詩歌、諺語、民間故事甚至輩輩相傳的“老話”的方式，直達芸芸眾生的心間。舉例來說，文盲自然是不會去讀什麽《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許人也。但“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這樣一些直接來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話語，或同樣意思的“老話”，在文盲多多的民間世代誡傳，足以證明文化“化”文盲絕非童話。
但1949年以後中國的民間起了大的變化。傳統文化中初級人文思想元素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力，被指斥為“封建”的，“危害”大眾心智的，甚至“反動”的文化“毒素”了。而與之一脈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國民間發生過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於是，大眾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隻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們又是大眾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頭腦，被變成了“一張白紙”，“可畫最美最好的圖畫”。由別人往他們的頭腦裏畫，畫別人認為“最美最好的圖畫”。這一種情況，也可以直接說是“政治洗腦”。
新一代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這一代人中喜歡讀書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書籍種類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後每年出版兩三部的“革命文學”；蘇聯的“革命文學”；以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不多的幾位老俄羅斯時期的作家的書；少數法國作家諸如雨果、巴爾紮克、福樓拜、左拉們的小說，以及盧梭、伏爾泰們的政見書。我這一代人當年所能讀到的英國文學著作是極少的，除了對莎士比亞戲劇的一鱗半爪的知識，大抵也就隻能讀到狄更斯的小說了。莎士比亞戲劇太古典，不怎麽會引起我這一代人的理解共鳴。而狄更斯在當年是應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的。當年老版本的譯作之出版前言上，每每印著這樣的字句：由於作家所持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立場，其對革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歪曲，書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每進行暴力色彩的描寫，而這一點是需要以革命思想來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連雨果也不能幸免於“批判性閱讀”之外——他的《悲慘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變成了可悲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至於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印數極少的，因為小說居然傳播這樣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確的人道主義。這直接就與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相針對。因為毛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暴烈的行動”——這是毛對“暴動”亦即“革命”給出的最權威的結論。這種結論自然也可以導出“革命即暴力”的邏輯關係。毛的這一條語錄顯然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所針對的是一切中國之“虛偽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毛分明是崇尚暴力革命的，大約在他撰寫他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就開始崇尚暴力革命了。那麽，雨果的《九三年》在當年之中國，幾乎約等於“反動文學”了。
相比於英國書籍，倒是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在當年的中國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傑克·倫敦的、馬克·吐溫、歐·亨利、海明威們的。也許因為，美國雖然被中國定性為“頭號公敵”了，但曆史很短的美國之“暴烈的”階級鬥爭現象極少。這使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內容不太涉及所謂階級鬥爭，於是作品大抵不會打上“階級的烙印”，也就不太會成為中國革命文學理論家或批評家的靶的。美國最嚴重的國家問題之一是“種族歧視”，二是如何維護社會公平原則。所以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馬克·吐溫、歐·亨利諷刺美國社會資本崇拜主義的小說在我們這一代讀書青年的記憶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也深受我這一代讀書青年所愛。但真讀過的人其實不多。總體而言，我這一代人中的讀書青年的比例，與現在之讀書青年的比例相比，確乎要小。因為在當年，對於大多數我這一代人而言，買書是特別特別奢侈的事，互相有書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書，在區級圖書館幾乎是借不到的，還不是人人都有資格辦得到一張市級圖書館的借閱卡。即使在某些大學的圖書館，那些書往往也是限係限專業借閱的。
當年是讀書青年，不，確切地說是讀書少年的我，對於中國“革命文學”和蘇聯的大多數“革命文學”也是喜歡閱讀的。我不可能不對兩類書中堅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戰時期的英雄形象心懷敬意。
但，當我也讀了一些老俄國文學及歐美文學之後，我對某些“革命文學”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種不認可來了。
相比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怎麽辦》其實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麽辦》中的男主人公對待愛情亦即對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種“理解萬歲”的態度在我這兒遠比保爾對於冬妮婭的態度更合我意。進而言之，不讀《怎麽辦》時，我隻不過覺得保爾對待冬妮婭太不近人情；而讀了《怎麽辦》之後，我則沒法不以批判的眼來重新審視保爾對待冬妮婭那種自以為最革命最具有階級立場的態度了。甚而認為，在列車線路除雪的保爾邂逅已結婚了的冬妮婭的那種冰冷態度，其實摻雜了小肚雞腸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而產生的惱羞成怒——而這使保爾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這樣，我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本人與嚴重癱瘓作鬥爭的堅韌意誌力的欽佩仍未改變。
在未讀海明威的《戰地鍾聲》時，我對《葉爾紹夫兄弟》中的老三斯傑潘隻不過懷有自知不可與人交流的同情；而讀了《戰地鍾聲》以後，則對斯傑潘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歧視權利產生了質疑。二戰中的蘇德之戰是多麽地慘烈眾所周知，對於一名在完全喪失了抵抗意義之情況下成了德軍俘虜的青年軍人，當同樣曆經苦難的他重新回到家鄉，普通的人們是否更應多一些憐憫，而少一些鄙視呢？遭到幾乎所有親人的嫌棄難道對他真的是公正的嗎？
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載體書籍（當年是那樣）的影響的年齡，大約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這十幾年中。若言一個中年人由於看了些什麽書而改變了與之前不同的世界觀，這樣的例子不能說沒有，但相對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時期就讀過了一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異質”之“文化基因”的另類。頭腦中具有了“異質”之“文化基因”，麵對“文革”中的種種“革命現象”，頭腦中便不可能不產生“異”於“文革”的思想。這對於我是幸運的，但在當年也分明是種“不幸”——頭腦中既有“異”於“文革”的思想存在著了，想要隱藏得很深很深對於一個本無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談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險的，若在不適當的時候稍不小心脫口說出了幾句，必將給自己招致大的禍殃。
在我當班長不久，有件事給我以極大的震動。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實，被班裏一個年齡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訴我，我班裏的幾名哈爾濱知青，正在當地一個有“特嫌”的老職工家裏審問對方。對方五十多歲，無家室，已被“隔離”在家中，勒令交代“問題”。事實上，任何知青未經“專案組”允許而對那樣一個人進行所謂“審問”是嚴重違反知青紀律的。當我匆匆跑到現場時，僅著短褲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處青紫外傷。而我班裏的兩個手持棍棒的家夥，仍一臉凶相，罵罵咧咧地還說那人“裝死”。在所謂“文革”中，打死人的事我已聽到過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結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裏的幾名“戰士”！他們不久前還是城市裏的“紅衛兵”；他們隻不過上學到初一或初二；他們的頭腦裏除了被灌輸進了滿滿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之類的思想而外，再就沒接受過一點點別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過的那些書他們連書名也沒聽說過。
我找來了連隊衛生所的醫生，醫生當場宣布那人不是“裝死”，而是真的死了。
連裏“淡化處理”了那件事，向團裏匯報那人死於“心髒病突發”。
否則怎麽辦呢？將那幾名打人者送交沈陽軍區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既然死者沒有任何親人替之喊冤，倒還不如批評教育那幾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從此我對“文革”這場運動更加從思想上反感，對我班裏那幾名戰士也嫌惡之極。
另一件事是我聽說的，後來證實是真事——另一個團的一名知青，在慶祝又一條“最高指示”發表的一個夜晚貼大字報時，將“萬壽無疆”四字貼錯亂了，結果第二天早上人們看到的是“無壽萬疆”。他的家庭出身有“問題”，於是惡果降臨。往日的戰友翻臉無情，暴打了他一頓，接著批鬥。連裏也不敢不重視，隻得宣布那是一場“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當然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變成了勞改犯，被打入另冊多年……
終於可以為家裏掙錢了，再加上日日勞動艱苦，已經很少做夢的我，又開始經常做夢了。我每每夢到自己在開什麽會時無意識地脫口說出
一句被認為“反動”的話，或喊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口號、在一片紙上寫下了一行被認為“反動”的字，因而也禍從天降，結果非但不能往家裏寄錢了，還使父母及弟弟妹妹們增添新的精神負擔。然而頭腦裏有種思想總在否定所謂“文革”，企圖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壓都壓不住。有時覺得壓住了，聽到些從北京傳來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會從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底下鑽出芽來。漸漸地，因為“政治夢多”，到北大荒後胖了一點兒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讀的那些書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書中的人文思想對於我的頭腦當然是營養；但在視人文思想為天敵的“文革”年代，頭腦裏裝入了人文思想就等於裝入了“毒藥”，甚或定時炸彈！
那時我在連裏有兩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爾濱五中的高二知青，鮮族。他也是知青班長，後當過排長、炊事班長。另一位叫吳誌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學生，“文革”前全家被遷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學生。五中紅衛兵在哈爾濱的派性鬥爭挺出名，發生過幾次影響較大的武鬥，並且還將派性對立帶到了連隊。但李洪元和吳誌忠，似乎從“文革”一開始就思想完全超脫於“文革”了，除了大家都喊口號時，從不說一句與“文革”態度沾邊的話。我是極想修煉成他倆那種人的，但做不到。
他倆成了我傾訴政治思想苦悶的可靠對象。他倆也是好朋友，有時我對其中一人傾訴，有時麵對他倆傾訴。往往是在晚上。他倆都愛喝酒，我要向他倆傾訴就也得喝酒。而往往我還沒傾訴幾句呢，他倆就都說：“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還說了一句我銘記至今的深奧的話：“你苦悶是因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傷過一次，聞到酒味都會醉三分的。那一時期我經常喝醉，盡管實際上隻不過喝了半兩一兩的。
有次吳誌忠帶著幾分醉問我：“曉聲你為什麽不跟你那幾個同班的好朋友說這些？”
當時我也有幾分醉了，實話實說：“怕萬一連累了他們。”
半醉沒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訓我：“聽，我說得沒錯，他一醉就清醒，酒後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對我倆沒安好心啊？我倆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總對我倆說那些狗屁話就不怕連累我倆啦？你以為就你一個人有思想，別人都是豬腦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話被別人聽到了，讓我倆怎麽辦？跟你劃清界限？揭發你？批判你？哎你不為咱們哥仨的親密關係考慮，也得為你那個鬧心的家考慮考慮吧？虧你還自認為是孝子！你孝個屁呀你！以後再滿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話，我倆跟你絕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誰也不是誰家長，你還覺得我倆真有義務替你操著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著幾分醉，將我罵了個狗血噴頭。我被罵惱了，好長一段日子裏不理他。
不久團報導組發來了調令，調我到團報導組去當報導員。行前，知青朋友們湊錢買了幾聽罐頭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沒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際，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著鄭重地說：“我那天罵你，你小子不要往心裏去。”
我說：“怎麽會！”
他又說：“你就要離開哥幾個了，希望我那天罵你的話，你走時牢記著。團機關不比連隊，你要好自為之！如果你真覺得我罵得對，那就喝下這半碗酒！”——接著，他竟雙手將碗舉至我麵前，由坐著變為跪著了。
朋友們包括與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學，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麽的依依惜別，也聽出了他的話是多麽地真摯，就居然沒一個替我搪擋一下的。
我看著那喝粥碗裏的半碗酒，一時呆住。
洪元他跪在那兒，一動不動。
朋友們的目光，一會兒一齊看他，一會兒一齊看我，一會兒一齊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與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鍾。
我終於說出一句話是：“舍命陪君子。”——雙手接過碗，兩眼一閉，一飲而盡。
洪元緊接著又往那隻碗裏倒酒，都快倒滿了，也雙手捧起來一飲而盡。
那天夜裏我覺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後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聽誌忠說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後反複說的醉話是——“曉聲，你小子要記住哥們兒的囑咐啊！”
我在團報導組一年半的時間裏，不曾沾過一滴酒。甚至，一聞到酒味兒就產生心理恐懼。團報導組歸宣傳股領導，股長是現役軍人，還領導著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他是喜歡經常小飲一番的人，每每將男知青們請到家中“快樂快樂”。即使在那種時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節這些假日裏，在股長家，連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的幾名女知青也往往舉杯同樂，但我卻堅定地奉行“不沾主義”。
在那一年半裏，我到兵團總司令部去參加過兩次文學創作學習班。結束當日的最後一餐，酒是管夠的。不論男知青女知青，無不頻頻舉杯。而我怕被勸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後來我到了木材加工廠。抬大木是重體力活，為了解乏，也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幾天喝一次酒。他們對我很友善，抬大木時特照顧我，我雖對他們心懷感激，但當他們聚在一起喝酒時，從不湊近他們，對他們誠摯的相喚也置之不理。我被複旦大學招為“工農兵學員”，即將離開連隊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們兒們為我餞行。盡管相互依依惜別，我也隻不過舉杯唇邊，做了做樣子。
在複旦大學的三年裏，我竟飲過兩次酒。盡管那時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號帽子，自知更應遵守醫囑，離酒遠遠的。
一次是——我與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招待所去看望哈爾濱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雲南省軍區的部隊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脫下了軍裝，下放到北大荒進行“勞改”。作家是多麽古怪的“動物”嗬，居然在接受“勞改”期間寫出了長篇小說《雁飛塞北》！那是反映十萬官兵開墾北大荒、建設國營農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成為他的代表作。《雁飛塞北》在當年是青年讀者們特別喜歡的長篇小說之一，林予的名字廣為流傳，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暫，“文革”伊始，他又因為幾句“反‘文革’言論”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名列“牛鬼蛇神”，關入了“牛棚”。而我成了兵團戰士以後，尤其成了兵團文學創作員以後，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為《雁飛塞北》一書雖被批為“大毒草”了，卻仍是兵團文學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學聖書”。我利用一次探親假的機會，多方探問，終於獲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裏一個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幾度，我敲開了林予家的門。他的家是筒子樓的一居室，因為城市缺煤，雖有暖氣卻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個煤球爐，從小小的通風窗接出煙筒去。煤球爐不好燒，倒煙，並不能使屋裏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學青年以後，林予這名剛從“牛棚”放出不久的“現行反革命”，對我表現出了極出我預料的熱情。我倆圍坐小爐兩旁，袖著雙手，談北大荒，談十萬官兵，談文學。一上午的促膝相談以後，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鄧小平複出後，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長篇是《鬆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寫的一部作品，因為具有渴望“撥亂反正”的意識，乘鄧小平複出的“東風”得以問世。他的日子也又好過了點兒，被請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將《鬆花江畔》改編為電影。但，又得寫下這個但——劇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頭爛額之際，北京又有“小道消息”從各種渠道傳到上海，傳到上海電影製片廠政治神經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樓”。“小白樓”是上影廠來自全國四麵八方的作者們住宿之處。他們中有正義者，也時時出現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熱的一天。林予見了我特別高興，甚至顯得有些激動。看得出，他內心裏憋悶著許多話正不知對誰來說。在當年，正義的人說真話極其危險。完全是由於對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時信任了我帶去的四名同學。因為他從他們的臉上不難看出，他們對他的作品和他這個人是心有敬意的。於是，他關起門來，和我們幾名複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吐露心聲，坦言起憂國憂民的思想來。
北京方麵傳來的“小道消息”歸納為一點那就是——鄧小平將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國將開展又一場叫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聲勢浩大的運動，將又有一批人成為犧牲品。不知不覺到了中午，但大家談興未盡。於是林予親自去食堂買了飯、菜、兩份豬頭肉、一瓶廉價白酒。
我和同學們三點多才告辭。
關於鄧小平將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學們在學校就已經聽到，從林予口中再次聽到，且情況相當周詳，結果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隻要不是甘當政治二百五的人，誰憂國憂民的心會徹底泯滅呢？
林予和我那幾名同學其實都沒有酒量可言，卻都喝得臉紅紅的。分別時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個人入口的都是憂愁酒。
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兩多。那一兩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於在回學校的路上，同學們不得不輪番攙扶我。到了複旦門外，同學們見我臉仍紅著，不敢攙扶我入校門，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對什麽人脫口說出“反動”的話來。幾名同學輪番攙扶著我，在複旦大學後院牆外走來走去，直至我吐了，臉色由醉紅而煞白，並保證自己絕不會說出任何一句不合時宜的話，才共同回到學校裏。
不久“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果然來勢洶洶地展開，緊接著開始追查所謂“政治謠言”的來源——即之前關於毛主席批評“四人幫”的“謠言”……
然而我的幾名好同學誰也沒出賣林予。
那之後我沒再沾過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各界人們走上街頭慶祝人民的勝利那一天……
我起初是跟著複旦大學的學生隊伍走的，後來遇到了兩名同濟大學的來自兵團的學生，邊走邊聊，在去往當年上海市委領導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遊行的隊伍是要去往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們在上海的家，至於去幹什麽，其實都是盲目的。獨自一人“隨波逐流”的我，走著走著又遇到了一名當年同連隊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當年哈爾濱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團的宣傳隊員，到兵團後不久，由連宣傳隊員而團宣傳隊員而師宣傳隊員。我倆關係一直不錯，他調到師宣傳隊後，隨隊回一團演出，還去木材廠看望過我，並與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見，自然是令我倆都很高興的。他說他已於兩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親的班進了某工廠，當上了采購員，到上海是為單位進行采購的。那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鍾，他要請我吃飯。我看出他不願與我匆匆分別，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幫”的垮台高興無比，便由他了。
在連隊時，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進入一家小飯館，說今天是全中國人民都萬分高興的一天，咱倆怎麽也得喝點兒啊！
我知道當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種問題，但究竟什麽問題，從沒問過，不清楚。我還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問題，他早已調到沈陽軍區文工團了。
雖然他不可能再成為沈陽軍區文工團的團員了，但我想他是有個人理由高興的。
那一天我也特別高興，確實有種獲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覺——思想獲得解放的感覺。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說：那就喝點兒吧。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開第十一瓶啤酒時他居然還沒喝倒！我隻喝了一瓶半，那麽他喝了九瓶半！其間去了一次廁所，回來跟沒事兒似的。但我卻是在他一勸再勸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倆離開時，我幾乎站不起來了。
天已黑了，他攙著天旋地轉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裏時，我邁不動步子了，隻得背靠人行道邊的一棵大樹坐下了。而他也守著我坐下了，吸起煙來。
當他將我送到複旦大門前時，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雖醉了，卻沒吐。
那是我唯一雖醉無悔的一次。
因為自“文革”開始以後，我從沒那麽高興過。
後來我分配到了北京電影製片廠，十一年多的時間裏再沒沾過一滴酒，不論何種酒。
再後來我調到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不久父親的去世使我經曆了親情重創。我其實並沒機會怎樣地孝敬過父親。我極怕對母親同樣喪失此種後悔莫及的機會，再次將母親接到了北京。
母親是能飲二三兩白酒的。
父親是個滴酒不沾的人，母親起先自然也聞酒側身。但後來連酒都憑票才能買到以後，母親反倒開始飲酒了。因為若家中並無飲酒人口，酒票是不發給的。而對於好飲之人，酒票在當年比糧票還寶貴。父親遠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親一個弱女子操持風雨飄搖的窮家貧戶，為難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飯。求人須送禮，送禮必花錢，而家中最缺的就是錢。於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錢卻又頗受歡迎的禮。為了能發到酒票，母親得證明自己是飲酒者。為了證明自己是飲酒者，起先聞酒側身的母親開始飲酒。飲過幾次酒的母親，感受到了酒能澆愁，酒能解憂，結果有時也是“饞”酒的。故家中也每每有一瓶廉價白酒，母親實在苦緒成結時，便背著我們偷偷喝一口。對於那時的母親，酒是藥。
父親退休以後，因為他不喝酒，甚至也見不得家人喝酒，母親便戒酒了。我們都知道那對母親是不容易的事，但因為都習慣了順從父親，便隻能委屈母親。
那些年我經常想，等什麽時候母親單獨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備有各種酒，使母親什麽時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經常由我這個視酒如同毒品的兒子陪飲。
孰料，母親單獨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於父親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節，我將一瓶“五糧液”擺在了桌上。
母親看著問：“是好酒？”
我邊開酒邊回答：“還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親卻幽幽地說：“放一邊兒去，我不喝。你父親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裏，你又患過肝病，飲酒對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麽意思呢？聽媽的，收起來吧。”
我理解母親的心情，默默將那瓶“五糧液”又按上了蓋子。
來年夏季，大約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團戰友張福儉開著車來找我。他是《求是》雜誌的發行處長，預先跟我約好的，要載我去與另幾名兵團戰友相聚，而我將約好的事忘了。
那時快到中午了。
我為難地說不能去了，我得做午飯，做好了也不願將老母親留在家中獨自吃飯。
那一年母親78歲了。
福儉說：“做什麽飯啊，讓大娘一起去嘛！”
我問母親願不願一起去？
母親樂了，說願意。
78歲的母親，已腿軟，很少下樓到戶外去了。
那時，母親高興的樣子使我這個兒子意識到——我是多麽自私，多麽沒盡好兒子的義務啊！母親又不是隻鳥，怎麽可以整天被關在家裏呢？再忙也得經常陪母親到戶外活動活動啊！就從今天開始啊！
於是我毫不猶豫地表態：媽，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點兒酒，我也要陪您少喝點兒！
坐在車裏的母親，從搖下玻璃的車窗望著街景，臉上的表情可高興可神氣啦。
聚餐地點在一家清靜的小店。選在那兒主要是為另幾位兵團戰友考慮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們下午還須上班，那裏離他們的單位近。
小店的空調開得極低，我有頸椎病，又隻穿了件短袖背心，一進入，頓覺周身僵緊，連打了幾個寒戰。
有人居然還帶去了一瓶茅台！
我對母親說：媽，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
母親是聽說過茅台的，樂得合不攏嘴。
一小盅酒剛剛咽下，相聚的愉快氣氛剛剛開始，我又連打幾個寒戰，胃裏頓時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離座，卻已遲了，沒能跑到外邊吐去，吐在了一個牆角。如果隻吐在一個牆角，還則罷了。那是神經性嘔吐，根本沒辦法忍住的。緊接著，連另外三個牆角也吐髒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髒得一塌糊塗，幾乎全濕了。
包括母親在內，大家都目瞪口呆。
局麵變成了那樣，聚餐根本沒法進行下去了呀。別說聚餐沒法進行下去了，就是飯店的服務員也非常不高興啊！一邊捂著鼻子清除，一邊埋怨不止。
福儉趕緊脫下他穿在襯衫裏邊的背心給了我。
我天旋地轉地又坐入車裏，福儉囑咐司機一定要扶我和母親上樓。那次聚會是他張羅的，他不能也隨之一走了之啊！
我與母親坐在後排，我覺出母親握著我一隻手。
我說：“媽，對不起，兒子今天太掃您興了。”
聽到母親說：“別說話，安靜著，媽心疼你。”
我扭頭看母親，見母親臉上淌著淚了。
母親的手一路都握著我的手。
那以後，母親背著我，將家裏的幾瓶酒都送給鄰居了。有時客人拎來一瓶作為見麵禮的酒，母親也會出麵懇拒之。於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實的“無飲酒者之家”。單位夏季發箱啤酒，我也幹脆不往家捧，當場分給同事們。
兩年後，母親回哈爾濱，輪住弟弟妹妹家中。
又兩年後，母親病逝於哈爾濱，生前沒再提過一個酒字。
如今的我，在應酬場麵上，也居然能喝一二小盅白酒了。
但誠實地說，仍不能感覺到酒本身帶給我的樂趣。
但誠實地說，總希望從從容容地，緩斟慢飲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樣獨飲，也不是想與三五好友共飲，而是希望能隻與一人對飲，飲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親嗬！
2012年6月20日於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