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父親與茶
03 父親與茶
父親是從不飲茶的。
我想，他年輕時大約也在什麽場合飲過幾次茶的吧。當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結果再就畏茶如畏虎，正如酒於父親一般。
1963年冬季，春節前，父親從四川輾轉數千公裏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線建設的最後停駐地。他背回了一個自己縫做的特大的帆布袋，裏邊剩有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大米麵饅頭、三雙從工地上撿的勞保鞋、十幾雙線的勞保手套、四頂兔毛帽子、幾件毛線背心……五十來斤四川大米。
父親背著如上東西，首先要從山嶺間搭來往於工地的運輸卡車去到樂山；再從樂山乘長途公共汽車到成都；從成都乘列車到北京；從北京轉乘列車到哈爾濱。
當年的中國列車，最快時速也就80公裏，而通常的時速是60公裏。從四川到哈爾濱，父親經曆了五整天。一名建築工人的探親假是不能享受臥鋪的。當年一名乘客即使買的是有座票，在長途列車上其實無座可坐是司空見慣之事。因為當年列車超載很正常，有時超載人數甚至過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車站幹脆售的就是無座票。春節前是客運高峰時期，許多要趕回家過春節的人能買到一張無座票已覺相當幸運。列車經常嚴重超載的時期，列車上往往這麽廣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車由於超載，決定取消座號，請乘客們發揚社會主義風格，互相謙讓，輪流而坐。男同誌應該照顧女同誌，成年人應該照顧老弱病殘及兒童……
父親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階級之一員，他一路上當然會自覺發揚社會主義風格。換一種說法那就是，五個整天裏他肯定經常是站在列車裏的。
父親回到家裏時，雙腿浮腫得一按一個坑，卻那麽高興。
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饅頭中，有半個上邊留下了父親的牙印。三雙勞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隻都有磨**，也都被父親用皮片兒補好了，那是他從工地上撿的，帶回來給我、哥哥和三弟穿。這三雙由父親補過的勞保鞋，對於我們兄弟三人的腳都未免太大了。線手套也是父親從工地上撿的，也都由父親補過了。而毛線背心，則是父親將撿到的但破得沒法補的手套拆成了線，再用染料染了，一針針織成的。有母親一件，還有妹妹一件。四頂兔毛帽子卻是新的，是列車經過西北某站時父親在站台上買的，我們兄弟四人一人一頂。
父親最後從大帆布袋裏取出的是一個牛皮紙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紙包那麽大。
他將紙包遞給母親時叮囑地說：“這是茶，在咱們東北是稀罕東西，哪天要分給鄰居，放好，千萬別沾水。”
1963年我已經14歲了，還沒見過茶。但從讀過的小說裏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飲料。
第二天，父親和母親一塊兒將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紅紙包好。紅紙是我替母親買的，5分錢一張，母親讓我買了兩張。母親本是要用紅紙親手做拉花的，而父親堅決主張用紅紙包茶，說那才顯得心誠。我在一旁裁紅紙時，母親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話。
母親陪著父親，挨家挨戶將茶送給鄰居，回家時都滿臉高興，我想那足以證明，收到茶的鄰居們也是都很高興的。
初一上午，全院孩子們大串門兒。在我們那個大院兒，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輩開始的。
一戶鄰居家的大嬸問我：除了茶，你爸還帶回了什麽好東西呀？
隨口一問的話。
我說：還帶回了50多斤大米呢！
也是隨口一答的話。
就見大嬸和大叔交換了一次意味深長的眼神兒。
那是一戶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
我當時因大叔大嬸的眼神很覺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家的女孩來到了我家，將用紅紙包著的茶原封不動退送給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媽說：她家沒人喜歡飲茶，好東西別白瞎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幾年也見不著一次茶的哈爾濱人，對待並不留下吃飯的客人的禮節分為三個等級——白開水、白糖水、紅糖水。至於茶，其實並不比紅糖水的規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歡飲，再給我家送回來挺自然的。
女孩走後，父親和母親滿臉困惑了。
父親說：別是因為有什麽事使人家不高興了吧？
母親說：一向處得很好啊！
想了想，問我初一去拜年時說了什麽不得體的話沒有。
我就將我在鄰居家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因母親之問感到冤枉。
父親一拍腦門說：錯！錯！怎麽沒想到也送些大米給人家？
1963年中國許多省份發生旱情，水稻嚴重減產。全哈爾濱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減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爺都是南方人，她家的大米從來不曾為過春節攢下過。
母親此時也想到了這一點，後悔極了，而父親已搬出米袋子往一隻盆裏倒米了。
母親說行了。
父親說太少。
但母親接著說出一句話，使父親猶豫不決了。
母親說的是：隻送給一家，其他幾家不送，鄰裏間還不分出遠近來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來
了在先，咱們又送米過去在後，不是反而鬧得雙方麵都不尷不尬的？
如果給每戶鄰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戶二三斤，那父親千裏迢迢背回的米也就隻剩一小半了。別說母親多麽舍不得了，連父親也覺得像割肉，而我們幾個兒女更舍不得。
大米嗬！盡管隻不過是四川糙米。
米最終沒送。
那包茶母親後來送給了別人家。
我們兩家鄰居的關係，並沒因而出現裂痕。但兩家的大人孩子，心裏都留下了隱隱的不悅，隻不過都盡量掩飾。
父親臨走時還埋怨我：你說那麽一句幹什麽啊！……
從此，我與父親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時與家人團圓，僅兩個星期。並且，通信也少。因為父親隻不過在“掃盲”運動中識過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請人讀，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親又必親筆回信，僅一頁紙而已，字體大且歪歪扭扭，夾雜著錯別字。這使我每次給父親寫信，難免的總是猶豫不決。
1971年，也是春節前，我從兵團回哈爾濱探家。那個冬季多雪而寒冷。父親原本是準備與我同時探家的，卻沒成行——他在家信中寫的原因是：“建設任務緊張，請不下假來。”
自從1963年我與父親一別，我們父子二人已8年沒見過麵了。
母親在8年中蒼老成一個老太婆了。
母親告訴我——父親從四川寄回了一斤茶葉，信上說是花8元錢買的頭季芽茶，要我在春節前按地址送給某人。那一年我已22歲，還沒飲過一口茶水呢。父親每月最多才能往家裏寄40元，自己又節儉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幾分錢買食堂的菜吃，一塊腐乳下三天的飯，卻居然用8元錢買一斤茶，千裏迢迢地寄回來送人，我想父親一定是欠了對方極大的人情。
某天我就去替父親送茶。哥哥瘋著，母親關節炎很重，三弟也下鄉了，四弟小妹沒辦過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貴的茶隻有我去送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確乎算得上珍貴了。
地址是“動力之鄉”的一處工人居住區。“動力之鄉”在郊區，我家離那兒有三十多裏，且交通不便。當年是沒有什麽出租車的。
我先乘公共汽車到了郊區某站，下車後開始步行。由於那一段公路來往車輛少，一尺多深的積雪尚未被壓平。我一腳一個雪坑走了二十來裏，才終於到達“動力之鄉”。在那一帶，樣式一律的平房和樓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遠。父親寄給家中的地址上僅寫了第幾工人宿舍區第幾排第幾號，而那是根本不能將茶送到的。因為當年的“動力之鄉”，是由三個大廠組成的。每個廠又分幹部宿舍區和工人宿舍區；多數幹部住樓房，多數工人住平房。這些父親都沒寫清楚，我忽東忽西奔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打聽出個結果，最後隻有氣喘籲籲、萬般無奈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樓群而沮喪，望一排排平房而無奈。
我回到家時天已黑了。
我將一斤好茶丟在公共汽車上了。
當母親聽我說非但沒將茶送到，還將茶丟了，眼神呆呆地望著我，整個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許久，母親才緩過神來，惴惴不安地說：這可咋辦？這可咋辦？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別為難的事，急著求人幫忙化解，不然會舍得花八元錢買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萬事不求人的性格啊！這可咋辦？兒子這可咋辦啊？由誰寫信告訴你爸實情呢？咱們總不該撒謊騙他吧？……
父親的性格我當然清楚。
母親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
當然告訴父親實情才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我對母親內疚地說：媽，別急成這樣。急也沒用，由我寫信告訴我爸。
因為那一斤茶的丟失，1971年的春節我們全家誰都過得高興不起來。八元錢一斤的四川好茶也隻不過是茶，我們和母親高興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是一種大的擔憂——父親他究竟遭遇到了什麽事，使他這個從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我回到了連隊才給父親寫信。
我在信中實話實說，承認那包茶被我丟失了。接著用一大段文字細寫我尋找地址上的人家多麽多麽不容易，我認為那種客觀原因也是必須讓父親了解的。再接著，批評父親粗心大意，自己應該將地址搞詳細了嘛。最後，詢問父親究竟遇到了什麽為難的事，是否自己克服不了，到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並沒到此種程度，那麽還不如自己迎難而上克服過去為好。那樣一些話，想不寫出兒子反過來教誨父親的意味也不可能。
1971年整整一年內，父親沒回信。我明白，我傷了父親的自尊心，他生我氣了。
轉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親，也終於與我同時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鄉的第五個年頭，屈指算來，我與父親整整十年沒相見了。
父親已禿頂。我印象中那個身體強健的父親，變成了形銷骨立的老父親，兩眼卻還是那麽炯炯有神。也唯有此點，仍能顯出他倔強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親又帶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親自將茶送給據他所說的“一個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還是兩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
次的地址。
我說按照那個地址他肯定也會白辛苦一次。他卻一意孤行。沒法子，我隻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親都矢口不提兩年前被我丟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沒因兩年前寫給父親那封信而向父親認錯，因那麽一來，就會提到那一斤被我丟失的好茶。而父親也沒解釋什麽，更沒訓我，仿佛兩年前我們父子之間根本沒發生過什麽不愉快的事。
1973年，“動力之鄉”已是哈爾濱市的一個遠郊之區了。我和父親用了更長的時間尋找“一個好人”的家，卻沒找到。那天很熱，我和父親心裏同樣著急，我們父子倆的衣服都被汗濕透了。
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親幾句，惹得父親光火起來，站在路旁衝我吼：我是你父親！我做什麽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就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聲頂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經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你究竟遇到了什麽事不必也不應該瞞我！我有權知道！
父親氣得舉起了巴掌，幾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團圓的日子裏，父親一直生我的氣。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氣才終於消了些。我往火車站送他時，他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到該告訴你知道的時候，當然就會告訴你。但也許，一輩子都不告訴你，也不告訴你媽，更不告訴你弟弟妹妹！……
父親將他親自帶回的一斤茶又帶回了四川，怕留在家裏，母親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話，使我心懷不安地離開了家。
1977年春節前，我從北京回到了哈爾濱。1977年的我已經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名編輯了，而父親已經退休了。父親是63歲才退休的，因為家中生活困難，單位照顧他晚退休三年。
還是雪後的一天，父親命我陪他將他再次從四川帶回的那斤茶給他所言的“一個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帶回哈爾濱時是綠的，再次被父親帶回時，已是褐色的了。父親舍不得一次次花錢買，請四川茶廠裏的茶工將那斤茶焙成了幹茶，那樣就容易保存了。
我提醒父親：如果還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罷。明明找不到卻非去，何必呢？
父親表情深沉地說：有新地址了。現在的地址確切無誤，今天咱們一定會找到他。
路上，父親告訴我：“文革”開始不久，他這名獲得過許多獎狀的老建設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寫的一封信揭發成了“偽滿時期”的“漢奸特務”。因為父親會說幾句日本話，檔案裏又有在日本藥店當過小夥計的記載，所以造反派們對揭發深信不疑……
“他們將我兩條胳膊反吊起來拷打我，像當年的日本人拷打咱們抗日的中國人一樣。不但逼我承認自己是漢奸特務，還逼我揭發別的漢奸特務。我橫下一條心，誣陷我的事，打死我也不承認……”
父親講得很平靜，我卻聽得驚心動魄——那是我這個“紅五類”的兒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聲說：爸，其實你當時承認了也沒什麽。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父親說：那不行。我如果承認了，你1974年還能上大學嗎？我如果承認了，咱家不就一下子變成“黑五類”家庭了？你們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後的種種歧視嗎？我如果承認了，繼續逼我揭發別人，那我又該怎麽辦？所以當年我隻能橫下一條心，誣陷在我頭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認……
父親的話使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
我和父親並沒再去“動力之鄉”，父親引領我來到了近郊的一處公墓。在一塊木碑上，刻著“一個好人”的姓名。
父親說：就是他，咱們山東的一個人。也是我17歲那年到東北以後，給過我許多愛護的人。當年是他介紹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藥店去做小夥計的，而我經常向他匯報日本人尤其日本軍人到藥店去開藥的情況。當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聯的人，解放後他當上了一個縣的武裝部部長。“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來到哈爾濱向他搞外調，巴不得由他證明我千真萬確曾是“漢奸特務”。那時他自己也進了“牛棚”，但他將那些造反派頂得一愣一愣的。他說——你們想要從我這兒得到證言的事，完全是胡說八道！所以，造反派們才不得不結束了對我的隔離審查，你才能夠順利地上了大學，咱們家才沒成為“黑五類”家庭。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喝茶的習慣，但我總得表達一種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沒什麽更好的東西值得從四川帶回來送給他啊！……
父親將那包從四川帶回來又帶回去退休後再帶回來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墳前。
我說：爸，這麽放這兒不行，會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將白酒澆在茶包上，用打火機將茶包點燃了。
……
我和父親一樣，既是一個不喜歡喝酒的人，也是一個不喜歡飲茶的人。
父親已於十幾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國人之間普遍送來送去的見麵禮，而且包裝越來越講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極其考究的程度。
而我總會不時地回憶起父親與茶，也可以說是我們全家與茶的那一段往事……
2012年6月26日於北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