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洋“菩薩”
六、洋“菩薩”
毫無疑問，拉貝等動議設置安全區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婦女和孩子，而是要保護所有遭受日軍暴行的南京難民們。
這談何容易！
二十餘個洋人，二十餘萬難民，麵對的是發了瘋的數萬持屠刀的日本鬼子——拉貝他們麵臨的是怎樣的一種局麵？
時至1937年聖誕節前夕，南京城裏的日本軍隊開始了新一輪的瘋狂：到處縱火焚燒這座千年名城。
那些日子裏，不管是白天還是夜間，南京城到處火光衝天。難民們不明白為什麽沒有了日軍飛機的轟炸，怎麽還會處處燃燒熊熊大火？原來是日本人在到處焚燒。
為什麽要焚燒？開始大家不明白，後來終於有人揭開日軍的這一謎底：原來不斷有西方記者通過種種渠道，或多或少地報道了日本在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後，日方有了壓力，於是為了掩飾他們的大屠殺罪行，來了個徹底的“焚燒計劃”，即將血流成河、搶劫如掠、遍地奸情的罪證，統統借火一把抹盡……
“夜裏2時30分，我被院牆倒塌聲和屋頂坍塌聲驚醒，大火已經蔓延到了主要街道中山路。這個時候危險是很大的，因為大火會蔓延到我的住處和中山路之間的最後一排房子……”這是拉貝在21日的日記中描述的一段話。從中可一窺當時日軍瘋狂焚燒南京城的罪惡場景。
為了顧及美國使館和美國人在南京的一些財產，12月20日，以斯邁思、威爾遜、馬吉等十四名當時留在南京的美國人聯名向美國駐上海總領事發電去了一份緊急電報：問題嚴重，急需在南京派駐美國外交代表！
話僅有一句，但足見讓美國人感到了嚴重恐懼與極度焦慮。公然搶劫大使、撕毀美國國旗、焚燒美國人財產，甚至對教堂等場所實施同樣的搶劫與焚燒……日軍無惡不作，即使是德國的使館和德國人的私人住宅，日軍照樣“不給麵子”。更何況讓日本人不爽的美國人了！
我從史料中查閱到當年美國政府派往南京的外交官在日軍占領後的南京了解日軍對使館財產及美國公民安全騷擾的情況資料裏，看到了美國外交官愛利生先生向他國家的國務院提交了多份報告。其中一份報告裏詳盡描述了一天時間內的日軍侵擾活動：“從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已有15件涉及日軍擅自闖入美國人房產的事件報告到大使館。擅自闖入的過程中除了搶走美國公民及機構的財產外，還強行將住在上述房屋裏的十名中國女難民擄掠。最近的一次，也是最聲名狼藉的事件，發生在今天上午：日本兵駕駛兩輛卡車闖入屬於統一基督教會的大院，搬走一架鋼琴和其他財物。搬鋼琴時，他們毀壞了一大段院牆……”
美國北方基督教長老會的傳教士威爾遜·米爾斯則有一個記錄南京城西南部雙塘一天二十四小時內慘遭日軍十三起侵襲的報告：
淩晨5點10分：兩個日本兵來。
上午11點25分：兩個日本兵來。
下午2點：三個日本兵從教堂大廳裏劫走一名婦女難民。
下午3點25分：兩個日本兵來，抓走一個男子幹活去。
下午3點30分：兩個隸屬於中島部隊和征發隊的日本兵來，並從門上撕下布告。
下午4點：4個日本兵來，在難民營裏的老百姓身上搜錢，還找女人。一小時後，他們劫走一名姓潘的已婚婦女。從姓劉的難民身上搜走兩毛錢，還搶走姓關的難民袖章和徽章。
第二天上午9點：一個日本兵來。
下午2點：三個日本兵來。
下午3點：一個日本兵來。
下午3點10分：兩個日本兵來，劫持走姓陳的已婚婦女。
下午3點12分：兩個日本兵劫持走一名姓陳的姑娘。
下午5點：三個日本兵劫持走姓秦和姓範的兩個已婚婦女。
下午6點：三個日本兵劫持走一個姓潘的已婚婦女……
貝德士先生是金陵大學的美籍教授，他在日本占領南京後，就曾為日軍闖入大學院校和他及其他美國人士的住宅施暴行共給日本大使館寫了十三封抗議書。其中12月15日的抗議書這樣說：
“我們在照管一千五百名老百姓的新建的圖書館裏，四名婦女遭強奸；兩名被劫持、強奸後放回；三名婦女被劫走，尚未回來；一名婦女遭劫持，但因在你們的使館附近碰上憲兵而放了回來。日本兵的行徑給這些家庭、給他們的鄰居、給住在城市這一帶的所有中國人帶來極大的痛苦與恐懼。今天下午又有一百多起發生在安全區其他地方的類似案件報告給我。這些案件現在不該由我來管，但是我提及這些案件是為了顯示在你們近鄰金陵大學發生的問題隻是日本兵搶劫、強奸老百姓造成巨大苦難的一個例證……”
美國大使館的館舍也沒有逃脫日軍的騷擾。僅12月一次日本兵闖入館內就搶走三輛汽車、五輛自行車，並把使館人員的錢財物搶走無數。日本兵甚至用槍刺頂大使館秘書的脖子，令其打開門，並企圖在現場強奸中國婦女。撕毀和腳踩美國國旗的事件數起。更讓美國人不可接受的是：當美國外交家愛利生到日本大使館去提抗議時，還遭到日本人扇耳光。
“美國人確實是難受極了。到目前為止，我很有派頭地指一下我的納粹袖標、我的黨徽以及我房子和汽車上的德國國旗還能起到相應的作用，還能奏效（太棒了），但是日本人對美國人就絲毫不理會。”拉貝有些得意地嘲笑和同情美國朋友。
20日這一天，在鼓樓醫院，美國特裏默大夫和麥卡勒姆博士因為與日本人發生爭執，日本兵開槍差點把這倆人打傷。這事在國際委員會成員中引起極大恐慌。
拉貝先生，你們認真想想：我們目前尚能控製局麵的“假象”到底還能維持多長時間？這是斯邁思認真而嚴肅提出來的。他進而說，如果難民區裏的一個中國人打死了一個正在強奸他妻子或女兒的日本兵，那麽局麵就會失控，我們這些人能否阻止日本兵更大的屠殺？
這個問題讓包括拉貝在內的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們沉默無言。是啊，假如這樣，安全區還有安全嗎？我們所有的努力還有意義嗎？而並非沒有出現中國人看到自己的妻子或女兒被強奸後奮起反抗殺死日本人的……拉貝他們不敢吭聲：因為他們就見過這樣的事——有一次他們趕到一個地方去幫助一對正在被日本兵強暴的母女，趕過去時發現那兩個日本兵被這對母女家的男人們殺死了。這還了得！國際委員會的人知道惹大麻煩了，以他們聰明的辦法將死掉了的日本兵扔在裏屋，然後勸這個人家的中國人趕緊逃跑，見四周沒有人了，他們點了一把火，將這座房子連同那兩個日本兵一起燒個了精光。
拉貝他們對此事守口如瓶，日方曾向他們詢問過，“不知道。從沒聽說過。”他們搖晃腦袋時的“真誠感”讓日本人無法判定到底是真是假。總而言之是躲過了一劫。
但這並不代表整個可能惡化了的局麵。小心翼翼、千方百計實施保護難民行動，才是拉貝他們的聰明之處，也是他們冒著巨大壓力和生命考驗的出發點。
聖夜清，聖夜靜，
救主耶穌今降生。
博愛、犧牲、公義、和平，
聖容赫華猶如初升。
恩光輝耀，照徹乾坤。
阿門！
1937年12月那個寒冷的冬季，這曲《聖夜靜歌》，終在南京著名的基督教聖保羅教堂（簡稱聖保羅堂）內傳出，它高昂中帶幾分淒婉，而教徒和市民們也隨著日軍進城後的日子漸久，這《聖夜靜歌》也變得那麽悲憤——悲憤這世界本應該多一些博愛、仁慈與和平、公義，然而現在隻有一樣東西還留著，那就是：犧牲。
為誰而犧牲？犧牲誰？聖主是為普天黎民與教徒們犧牲，教徒們為捍衛正義和公義而犧牲，這犧牲便是基督教價值的核心——博愛。
筆者無意傳播和宣揚基督教教義，然而在戰爭與死亡麵前，當年留在南京城的那些包括拉貝在內的洋基督教徒們，他們的犧牲精神和對異國他鄉的難民如此奉獻，如果不是內心有強大的博愛信仰，是無法理解其行為的。
說到南京的聖保羅堂，我不能不說到一個人，他叫福斯特。這位1895年生於美國賓州、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傳教士，1920年左右來到中國，先後在揚州馬漢學校任教。1936年福斯特與美國著名律師湯森的女兒克拉麗莎結婚，夫妻倆在南京淪陷前的一個月到了南京城的聖保羅堂工作。戰前的聖保羅堂非常氣派，該教堂也是由美國傳教士季盟濟創辦的。始建於1912年，地址在門簾橋大街（後改為太平南路）。兩年後竣工。而戰前的新教堂則由金陵大學建築師劉兆昌設計監造，當時造價就達一萬兩千美元。這座樸素典雅的歐洲鄉村式教堂後成為南京一景，為基督教開展教義活動的重要場所。
虔誠和充滿博愛的洋基督教傳教士福斯特來到南京後，住在中國飯店對麵，而日軍在1937年12月初就對南京進行大轟炸，中國飯店也被炸得遍體是傷，炮彈碎片將福斯特家的大門撞出兩個大窟窿。12月14日，聖保羅教堂也被日軍轟炸，損壞嚴重。安全區成立，福斯特傳教士加入了國際委員會。他遵咐拉貝主席等指示，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每天像守護神似的把著大門，嚴防日本兵侵入。但手無寸鐵的傳教士，怎能抵禦強盜入侵？每每此時，福斯特總竭盡全力與日本人周旋力爭，而正是他的勇敢無畏也多次讓日本兵望而生畏。可福斯特一走，日本兵就偷偷闖入，並且當眾強奸婦女。有位福音傳道士盧先生，當時四十來歲，文靜溫和又慈祥，可眼前日軍的殘暴，讓他深感內心萬般痛苦，每天嘴裏不停止地念著“惡魔降臨到人間”“惡魔降臨到人間”……福斯特勸慰他，但仍然無用。不日，盧傳道士投河自盡。福斯特發動教徒們到處尋找，幾天後才在水塘中找到遺體。福斯特懷著悲痛給盧買了口棺材，並用基督教儀式為其安葬。
從那時起，福斯特傳教士幾乎每天二十四小時盯守在他分管的那片難民收容地的大門口，時刻嚴防日軍侵入和騷擾，為數百名婦女、兒童和其他難民保平安。
我還要提到一位丹麥人辛德貝格先生。這位曾在《拉貝日記》裏多次提及的人物，他在南京大屠殺時用“最大的丹麥國國旗”庇護了兩萬南京難民，其功績是近幾年才被公眾所熟知。辛德貝格的事跡，在今年——2014年4月27日，讓正在中國訪問的丹麥女王瑪格麗特專門到了一趟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拜謁這位國際主義英雄人物。女王在紀念館工作人員彈奏的一曲《永遠的南京——辛德貝格玫瑰》歌曲中，為自己國家的英雄獻上了一束美麗的玫瑰。
這一天，有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蘇國寶老人向隨女王而來的辛德貝格外甥女瑪麗安講述了當年這位丹麥英雄的事跡——
當時蘇國寶隻有十歲，日本兵侵入他所在的村子湖山村，一家四口人為了避免日軍暴行，逃進了辛德貝格先生負責管理的江南水泥廠。辛德貝格見可憐的小國寶，便給了他一塊大洋和十八斤大米。蘇國寶手捧大洋，跪在地上向辛德貝格致謝。“這塊大洋讓我們全家維持了好一陣生活。當時男人們被日本人殺死了太多，辛德貝格先生為保護我和讓我養家糊口，叫我在他的水泥廠工作，還說以後等不打仗了送我去讀書。他是個大好人。”蘇國寶對辛德貝格的外甥女說。
辛德貝格的故事一直以來並沒有被發現，是2002年朱成山館長率團到丹麥舉辦南京大屠殺展覽時，無意間知道了辛德貝格的家鄉就是展覽地奧胡斯市，這讓朱成山很是激動，他便通過當時報紙刊登了尋找辛德貝格的啟事。結果是辛德貝格的妹妹看到了，便與中國大使館取得聯係，才知辛德貝格本人已經在十九年前去世了。辛德貝格在南京大屠殺的事跡讓其外甥女瑪麗安小姐感動不已，她決心為舅舅栽培一種特殊顏色的黃玫瑰來紀念他。
“選擇黃色是因為在丹麥文化裏，黃色代表勇氣。黃玫瑰是非常難以培育的。我想這正如我的舅舅：勇敢、獨特，不易被複製。”瑪麗安小姐如此說。2006年春天，辛德貝格先生的妹妹、八十歲高齡的安德森和來自美國、黎巴嫩的六名親屬在和平廣場栽下了這批黃玫瑰，次年又將這批玫瑰移植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並在那裏開辟了一個“南京·辛德貝格玫瑰園”。
“正義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瑪麗安說。
南京人民自然更不會忘記辛德貝格這位“丹麥好人”。1937年至1938年，辛德貝格先生受雇於丹麥史密斯公司，赴中國南京負責江南水泥廠從丹麥購買的年產20萬噸水泥生產設備。南京人都知道，江南水泥廠當時非常有名，除了它的設備是從丹麥引進的外，更主要的是日軍侵入南京城之前，中國軍方和南京市各界包括一些有錢的市民都在修建軍事工事、防空洞等，水泥成了急需緊俏物資，所以江南水泥廠的生意自然極好。辛德貝格與另一位工程師京特，是1937年12月5日才到南京的，幾乎一到南京，他們就承擔著在日軍炮火之下如何保護這套水泥設備的重任。
江南水泥廠在棲霞山附近，日軍攻占西霞山後，水泥廠由於是丹麥人開的，加上辛德貝格出了一招：他在水泥廠房頂上撐了一麵達一千三百五十平方米的丹麥國旗，同時又經拉貝先生同意，在廠區內插了不少德國國旗，這樣免遭日本飛機的轟炸。當時棲霞山一帶中國軍隊與日軍決戰後，留下不少中國軍人和附近的大批難民紛紛躲進了水泥廠。為了確保難民們的安全，辛德貝格向拉貝申請，決定將水泥廠作為國際委員會領導下的一個城外特殊安全區。這個城外安全區，采用拉貝他們在城內安全區一樣的管理模式，並始終與拉貝等緊密協作、統一領導，故先後收留了一萬五千多名中國難民。直到1938年3月，日軍為了強化他們的所謂“統治有方”，硬逼辛德貝格離開南京，於是這個城外難民安全區也不得不隨之宣布解散。水泥廠的工人和難民們為了感謝辛德貝格，特意製了一麵絲綢條幅，上麵寫著“見義勇為”四個字贈予辛德貝格，有十一個中國人在上麵簽上自己的名字。
辛德貝格1984年去世。但在1938年的國際勞工大會時，由於他向全世界工人代表們講述了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和在會上播放了馬吉先生拍攝的記錄日軍在南京的暴徒影片。當時中國勞工協會理事長朱學範十分感謝辛德貝格，特意在他的護照上寫出了四個字：中國之友。
我注意到《拉貝日記》中對辛德貝格的多處讚賞筆調，尤其是對辛德貝格在城內的安全區嚴重缺糧時，送來大量粥給難民們吃，這讓拉貝異常興奮。
日軍在殺人搶劫強奸**後的12月20日前後，開始了新一輪犯罪：大焚燒。這時，辛德貝格出入城內最多，他一方麵與拉貝他們聯絡安全區的管理共同與日方交涉，同時又幫助拉貝解決糧食問題，也及時把日軍到處焚燒屍體、燒毀建築等借火滅罪證的情況報告給拉貝他們。
21日，拉貝根據城內和辛德貝格提供的城外焚燒情況，以二十二名德、美、英、奧、俄五個國家的外籍留京人士名義，向日本大使館提出三點建議式抗議：一，製止在城市內大部分地區縱火，以免尚未被毀壞的其餘城區繼續遭到肆無忌憚的有組織的破壞；二，一周來，日本軍隊給城市造成了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痛苦，這種破壞秩序的行為必須立即得到製止；三，搶劫和縱火已經使得城市的商業生活陷於停頓，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擁擠在一個大難民收容所裏，鑒於這一情況，同時考慮到國際委員會的糧食儲備隻能供二十萬居民食用一周這一事實，我們在此緊急呼籲，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驟恢複安全和秩序，恢複市民的正常生活環境，補充糧食和燃料儲備。
“目前的狀況必將在短時間內導致饑荒。我們別無請求，隻請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住房、安全和食品！”拉貝這次拿著抗議書直接見到了日軍的最高司令長官鬆井石根。
“如果貴軍再縱容這樣的大焚燒，那麽這座城市將會被全部燒光。”拉貝對鬆井石根和日本大使田中這樣說。
“不不不！南京是不會被燒掉的，我們大日本皇軍還要在這裏與你們一樣住、吃和安全。”田中看看鬆井石根，十分怪異地微笑著否定了拉貝的看法。
與大胖子拉貝形成鮮明對比的“瘦老頭”鬆井石根則似乎裝著很客氣的樣子，拍拍拉貝的肩膀說：“我知道拉貝先生是我尊敬的德國朋友，有一件事我想請拉貝主席幫助我的軍隊……”
拉貝有些吃驚地說：“我能幫助將軍閣下什麽事？”
鬆井石根顯得極為真誠地說：“你看，我的軍隊已經進到南京城一周了，我們的警備機構也已建立，可是南京市民們還都在你的安全區，這與城市的管理很少對稱。我們希望市民們都能離開你的地方，回自己的家，這樣他們才能安居和恢複工作是不是？”
拉貝警惕地聽著，心想：你想幹什麽？是想通過這一招讓難民們放棄生存？任憑你們的軍隊野蠻屠殺？
“放心拉貝先生。”鬆井石根似乎看透了拉貝的心思，接著說：“我們馬上要給所有市民發放身份證，這樣可以確保他們的身份合法。有了合法的身份，才能有安全的保障，先生你說是嗎？”
他們又要搞什麽名堂了？拉貝的眼珠瞪得更大了，緊盯著日軍最大的魔鬼，沉默應對。
“哈哈哈，今天跟拉貝先生的會談，非常有意義。我們日本和德國是偉大的朋友！我們永遠的友好！”鬆井石根伸出幹枯的雙臂，緊緊擁抱了一下拉貝，“你的大大的健康！”說完便叫警衛人員送走拉貝等。
拉貝離開“永遠友好的朋友”，回到寧海路5號的住處，發現，“永遠友好的朋友”又多次光顧他的院子，甚至把他的私人辦公室翻了個底朝天。
“無恥！真正的無恥！”拉貝氣得嘴唇都發紫了，他發現那個內裝兩萬三千元的錢櫃也被日本人用刺刀頭挑劃了許多道痕，好在那錢櫃結實，鐵鎖沒被撬開。
此刻，城內依然到處熊熊大火。拉貝一麵讓人保護好他的小院——他一直以為這裏隻有二三百難民，結果韓湘琳告訴他，現在院子裏總共有六百〇三個婦女、孩子和老人。
“無論如何，我絕不允許在我的院子裏發生被日軍施暴行的可能。”就在他又一次準備出門到安全區救火時，又有六個日本兵翻牆欲進。
“出去！哪個地方來，就從哪個地方滾出去！”拉貝直挺挺地站在那些翻牆而進的日本兵麵前，一手拍打著納粹標誌的袖章，一手指著圍牆，命令“永遠友好的朋友”離開院子。
日本兵悻悻而走，顯然極為氣憤，可又沒有辦法。
等入侵者滾出院子，拉貝則總是十分得意地在難民們麵前仰著頭告訴大家：“我的‘朋友’走了，你們放心吧！”
“我必須再去現場製止他們的行為！”拉貝坐在車子，飛速駛向新一個焚燒地。
“嗬，這是一個無休止的恐怖歲月，無論人們怎麽想象都絲毫不會過分。在雨中，我的難民們相互依偎著擠在院子裏，無言地注視著美麗得可怕的熊熊火焰。如果火焰蔓延到我們這裏，這些可憐的人們就沒有了出路——我是他們最後的希望。”入夜，拉貝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屋子的辦公桌前，輕輕地推開窗戶，他看到雨下的院子內橫七豎八躺在雨中的難民們，寫了上麵這段話。
拉貝感到自己肩上壓著千斤重擔。此刻，他在想著白天鬆井石根所言的事……是啊，明天，明天日本軍方弄出的招數，又會給可憐的難民們帶著什麽災難呢？
明天是1937年12月22日。
12月22日這一天，日本人用蹩腳的中文在市區各個地方尤其是在拉貝他們的安全區內貼出了一張張布告，其內容如下：
布告
從12月24日起，本司令官給所有的難民和平民頒發身份證，身份證僅用於允許在城內居住和工作的證明。
在此要求所有平民前往日本陸軍登記辦公室，辦理上述身份證。
身份證必須由本人辦理，不得由他人代領。老人、兒童和病人必須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辦證處。此規定必須遵守。
在登記後如發現有人沒有身份證，該人不得在城牆內市區居住。
本規定十分重要，特此通告。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日本陸軍南京警備司令官
“日本人又耍花招想把我們殺掉？”市民看著日本人的布告心裏直打鼓。但最心驚肉跳的是那些躲在安全區內的放下武器的尚留存下來的中國軍人：“這回是死定了！”
“求求先生們，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去登記領證。去就是送死去！”那一日，拉貝被難民們絕望的焦慮攪得心情異常煩悶。如果按日本人要求鼓勵難民們去登記，勢必難免又有一大批被日軍錯認定“中國軍人”的無辜難民和其實已經淪為真正難民的前中國軍人遭殃；如果難民們抵製登記，日軍定借機解散安全區，後果同樣不可設想……怎麽辦？
國際委員會“總部”會議持續開了兩個多小時，足智多謀的斯邁思也被主席拉貝催得不知如何應對這場新的災難。
沉默。
再度沉默。
“我看這樣行不行……”韓湘琳舉手發言。得到拉貝的鼓勵後，他說：“顯然，不去登記也是麻煩事。而去登記的話又有不知多少男人掉腦袋，多少婦女吃苦頭。但我想，有一個辦法至少會減少很多人的危險……”
“韓先生快說，你到底有什麽妙計？”斯邁思有些著急了。
“不是現在我們安全區的老人孩子比較多嘛！但實際上這些孩子和老人中間，他們的父親或兒子早已在前些日子裏失去了，他們肯定恨日本鬼子。而另一方麵，我們安全區內又有大量婦女和放下武器的男人已經是單身了。這種情況，恰恰可以給相當多的人一個機會：讓那些老人和孩子與這些沒有丈夫的婦女和單身男人假裝搭配成臨時家庭，然後再去登記……”韓湘琳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斯邁思張開雙臂，擁抱住韓湘琳，在他臉上猛親了一口，說：“密斯韓，你太英明了！這是個絕頂好的主意！怎麽樣，我的主席，我認為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拉貝思忖片刻，點點頭，說：“韓的辦法應該行得通。不過我們要防範日軍的狡猾。”
韓湘琳解釋說：“隻要我們提前把工作做在前，至少能在日本人刺刀下救出相當一批人的命。”
“馬上行動吧！”拉貝用手指戳戳腦殼，說，“這是一項秘密任務，大家要多動動腦筋。”
22、23日，這本來是西方人
最忙碌於聖誕節準備的日子，但這一年以拉貝為首的二十多名留在南京的西方洋人們，則假借為籌備聖誕節禮物之名，與數百名雇用的像韓湘琳一樣的中國工作人員，穿梭在安全區各個角落，向那些本不是一家人的男女老少牽線搭橋，組成一個個臨時家庭，或是臨時的母子、夫妻……
24日，天色剛亮。山西路廣場上已經站著幾十個袖上別著太陽臂章的中國人——他們是前一天剛被日軍任命的“臨時治安”人員，而在他們身邊，是全副武裝的日本兵。
“市民們，從現在開始，大日本皇軍有令：每一個十六歲以上的南京市民都必須領到一張安居證！就跟以前我們的居民證一樣。有了這張證，你可以在城裏走來走去，自由了！現在，皇軍就要給大家發證了！發證之前，皇軍要對你們的身份進行核對，所以——你們凡是一家人的，就一起上來驗身領證；如果有人作假，那就格殺勿論！開始領證了——”
排隊。趕快排隊！
一家家男女老少前後跟著排隊……或倆人，或仨人，或爺拉孫，或妻挽夫。
“大夥再聽著——”別太陽臂章的人又在說，“凡你以前是中央軍的，就站到一邊。你們沒有家人，也不能永遠流浪下去了，隻要你們站在一邊，皇軍會對你們另外安排的，願意做工的做工，不願意的就可以回家，皇軍還要發路費！”
有男人興奮地從人群中跳到一邊；有男人則疑惑著前後張望著……
“嗯，你的軍人的幹活？出列！”突然，有日本兵架著槍刺，將那些疑惑張望的男人從女人或老人身邊拉出來。
越來越多的男人排到了一邊，四個人一排編列起來，趕到卡車上。“不要怕，皇軍讓你們去勞工的幹活，有白米飯的吃！”日本兵哈哈大笑，那笑聲聽起來毛骨悚然。
這樣的男人一卡車一卡車地被拉走。
“走！登記！登記去！”日本兵在逼著排隊的難民們往前走。
“噠！噠噠……”不遠處，傳來一陣又一陣密集的槍聲。
拉貝的眼睛裏冒著火，低聲對韓湘琳等說：“告訴大家，別上日本人的當！”
“明白！”韓等別著紅十字會臂章的安全區工作人員，若無其事地假裝幫助維持登記現場的秩序，悄悄在向那些單身成年男女傳話——“不要動搖，堅持認定是夫妻、是一家人！”
“不要動搖，堅持認定是夫妻、是一家人！”
“我們是夫妻。我們是一家人！”
一個個臨時家庭、臨時夫妻領到了“安居證”，他們悄悄朝站在一旁的拉貝等致謝。
登記處又出現了騷亂——“你的，把臉擦幹淨！”日本兵拉住一個滿臉黑乎乎的女人，逼著她擦淨臉部。
賊亮的刺刀麵前，女人隻得服從。“哈哈……美麗的花姑娘！”日本兵淫笑起來。“你的請到這邊！”刺刀麵前，女人被逼站到一邊。
“你的把外衣脫掉，檢查的有！”有一個婦女被日本兵的軍刀攔住。
婦女無奈地把外衣脫掉。日本兵興奮不已地雙手往那女人豐滿的胸部**起來：“你的大大的好！站到這邊，為皇軍的幹活去！”
被另外站到一邊的女人的隊伍越來越長。很快，她們被另一些卡車拉走，到了日本兵營……一天或者兩天甚至七天八天後才被放回，多數人被十次、二十次的強奸或**，而有的根本就沒有回來——死在被強奸或**的現場。
“日本兵借用所謂的發放身份證，又殺死了數以萬計的中國男人，至於借機強奸和**女性更是不計其數，而全城實際領到身份證的隻有十六萬人。也就是說，又有數萬條人命被日軍屠殺。”一位南京大屠殺研究專家如此說。
到底日軍借登記之名殺了多少人，拉貝的日記裏有這樣一段話：“在我們安全區的其他地區，日本人把居民趕成百人一群，然後帶他們到登記辦公室外去。據我聽說，清理出來的人有兩萬名，一部分送去做勞役，剩餘的被槍決。”
我需要糾正一下：事實上，拉貝他們同樣也救下了幾萬人的性命，因為他們不管在登記現場還是暗地裏所做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讓同樣數以萬計的原本是單身的中國軍人和難民們通過假“夫妻”、假“親屬”而得以獲救。
日本人發放身份證的意圖，除了想更有效地控製南京城內的幾十萬中國人外，還有一個非常陰險的目的，就是徹底削弱安全區的作用，並企圖達到解散安全區的目的。日軍高層還通過自己的外交官，試圖跟拉貝講明其意，但被拉貝等國際委員會成員拒絕。
“日本人是不講信譽的一群魔鬼，我們不能再聽任他們的擺布了！”馬吉用自己拍攝到的影片放給拉貝等國際委員會成員們看。
“絕不能答應！”斯邁思非常堅定地對拉貝說。
“我作為一個德國人，曾經向自己的元首和中國人表明過立場：我留在南京，就是為了關乎這些難民的安危。所以，我的態度非常明確：任何解散安全區的陰謀不可能得逞，除非還有更好的保護難民的辦法出現！”拉貝最終也亮出了自己的決心。
12月25日，是西方基督教徒們最重要的節日——聖誕節，然而1937年的聖誕節，對南京城裏生活著的拉貝他們來說，是有生以來最不講究和最令人不開心的節日。即使如此，拉貝覺得自己應該有一份責任讓生活在“罪惡下的”難民們還能想起耶穌留給人世的一份仁愛，於是一大早他就把自己上一晚準備好的紅色聖誕小星星整理得幹幹淨淨，然後重新包裝好，連同西門子公司寄給他的日曆簿一起作為聖誕禮物給安全區的洋同事們送去，他尤其想起了一直在手術台上拯救生命的威爾遜醫生送上一本日曆簿——這樣的日曆簿在上世紀80年代才在中國流行。趁著這個機會，拉貝跟隨威爾遜到病房看了一下幾個傷員。在此，拉貝見到了被刺三十七刀的李秀英，現在她的情況已經好轉。而拉貝看到另一個漁民則令他極其難受：這位年輕的南京人，是前些日子被日本兵從金陵大學蠶廠的一棟大樓裏帶走的，連他一起帶走的共有七十多人，他們都被拉到一個地方用機槍或刺刀殺害，然後澆上汽油焚燒。這位命大的漁民被刺兩刀，在澆油焚燒過程時滾了出來，幸免於難活了下來，但傷勢嚴重，三分之二的皮膚重度燒傷，是他自己拖著血肉模糊的身子跑到醫院的。威爾遜盡全力為他搶救。“我無能為力”，經過幾小時的連續搶救，威爾遜說此人希望不大（拉貝後來知道，該男子入院20小時後被宣布死亡）。拉貝還進了停屍房，在那裏他看到了更多的平民因被日本人的槍炮及刺刀等其他軍事手段殘害的屍體。其中有一個大約七歲的男孩屍體上有4處刺刀的傷口，其中一刀刺在胃上，傷口有三四寸長。威爾遜告訴他，這個孩子幾天前送來時還能痛苦地呻吟，後來死了。
停屍房裏充滿了陰森和血臭味。威爾遜勸拉貝別看了，拉貝則說，我所以要看，就是要目睹日本人給南京市民們留下的這些殘暴行徑，以便我以後能作為目擊者將發生在南京的事向全世界說出來。“對這樣的暴徒是不能沉默的！”拉貝認真地對威爾遜說道。
威爾遜點點頭，其實醫生也一直記著日記。他們都是基督教徒，上帝賦予他們共同的使命。
從威爾遜處回到寧海路5號，拉貝突然感到眼前熟悉而陌生：整個房子不知被誰瞬間打扮得喜氣洋洋，一派聖誕氛圍！
“祝拉貝先生聖誕快樂！”姓張的雇員大聲帶領著全體難民同聲向拉貝先生祝賀並請他點燃六支蠟燭……
“謝謝，謝謝你們！”拉貝激動了，少有的激動了！
“不知為什麽，我突然發現大家都喜歡上了我！這很奇怪，以前據我所知是沒有人能容忍我的。或者，難道是我的錯覺？我的多拉，親愛的兒孫們，我知道，你們今天都在為我祈禱，我感覺到了，我被愛的思念所包圍。在過去的兩周中我不得不經曆了那麽多東西，現在能有這個，真的太好了！請相信我，我也在心中為你們大家祈禱。
“我目前身陷其中的可怕災難使得我想起了童年的信仰。隻有上帝才能在燒殺淫掠、為所欲為的匪幫麵前保護我，委員會的所有抗議都是徒勞的。人們答應要糾正，但是到今天為止竟一點也沒有感覺到……
“我以下麵這番祈禱結束我今天的日記：仁慈的上帝，請您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災難，也請您保佑所有像我們這樣已經身陷災難中的人！我絲毫不後悔留下來，因為我的存在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但盡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極端的難受！
“阿門！”
拉貝寫完當日的日記，然後在胸前劃著十字架，雙目緊閉，隻見其臉頰上落下兩顆碩大的淚珠……
第二天一早，施佩林等委員會成員跑來，他們一定要親眼看一看“南京城裏唯一的一棵聖誕樹”，而且另一位傳教士克勒格爾還給拉貝帶來一瓶白葡萄酒，據他自己說是從沙爾芬貝格家的廢墟裏搶救出來的。“可惜隻有半瓶。”施佩林舉著瓶子對拉貝說。
“為了我們家人的平安祈禱吧！”拉貝一起與他們舉杯。
施佩林和克勒格爾非要拉著拉貝一起去平倉巷與另外幾位美國朋友共度聖誕節，但拉貝說不行，他必須保護好自己院子裏的六百多名難民。
這一天，這一夜，拉貝一直佩戴著納粹標徽的袖章，一步不離地堅守在安全區和自己的院牆內外，無論誰勸他都不行，他說他要看護好自己的“臣民”——“現在我是南京市長！”他驕傲而憂傷地說著這句話。
日本人用登記發證的手法企圖使難民們就範，這一招很毒，讓拉貝十分糾結。他生怕出更多的事，生怕更多的難民被殺害，生怕自己無法保護他們。
日本人甚至來到了他的院子。“他們必須登記！”日本兵告訴拉貝。
“他們全體都是難民。你們可以讓他們登記，但他們是否願意回家，必須由他們自己決定。另外，你們不能從我的院子裏隨意帶走一個人！”拉貝站在日本人麵前毫不退讓。
他做好了決死也要保護好院子裏所有人的準備。
現場氛圍極度緊張，甚至連孩子都不敢哭了。
日本兵拔出槍刺，對準了拉貝的胸膛……
“我已經說過了，這事沒有商量的餘地！”拉貝麵不改色。
日本兵的臉部肌肉在顫抖。
“哇——”現場，一個孩子突然嚇得大哭。
“哇哇……”突然，更多的孩子大哭。
“嗚嗚……”突然，現場更多的女人大哭起來。
拉貝的目光裏射出火焰，一動不動地盯著日本兵。
“那好吧，就按拉貝先生說的辦！”日本兵終於妥協了，其實他們並非懼怕這位胖墩墩的漢堡商人，而是懼怕他袖子上的那個納粹徽章。
韓湘琳和姓張的雇員及所有留在院子裏的六百多位中國難民在日本人離開後的那一瞬，立即歡呼起來，他們簇擁著拉貝，紛紛跪在他麵前，一個勁地感謝這位“洋菩薩”。
然而，拉貝的臉上始終沒有笑意，因為他看到了那具近在咫尺的燒焦了的屍體仍懸掛在那，而沒有人敢將其收葬……還有他知道就在離他家不遠處的金陵中學裏又有二十多名男子被日本兵借登記之名抓走槍斃了。
他要繼續向日方抗議！
他擰亮煤油燈，拿起筆和紙——
致日本帝國大使館
在一個多星期前，貴方就向我們保證在幾天後就會通過部隊換防、恢複正常的紀律、加強憲兵隊等措施來恢複城裏的秩序，但這樣的事情根本沒有發生。惡劣的無秩序狀態照樣繼續著，並且看不出貴方會作出認真的努力來結束這種混亂狀態。請允許我在此列舉發生在貴館附近的一塊大學轄區裏的幾起事件，大學範圍裏的所有其他事件暫且不談。
1．昨天下午，貴軍一名士兵剪斷了懸掛在陰陽營和上海路地段農學院的一麵美國國旗的繩子，並把國旗拿走了。
2．昨天夜裏11時～12時之間，三名日本士兵乘坐一輛汽車闖進大學大門，並稱受貴方司令部派遣執行檢查。他們命令門衛不得報警，並令他陪他們去尋找姑娘。三名姑娘（有一名才十一歲）被這些士兵強奸，其中一人被劫走。
3．到處閑逛的士兵不斷強迫中國平民為他們幹活。例如，昨天有一名士兵硬要我們醫院的一名工人跟他走，我們自己的好多用人和守衛被帶走了。
4．每天都有士兵闖進我們的住處，尋找婦女、食品和其他物品。今天早晨，一個小時中有兩棟房子被抄。
5．在鐧銀巷有一所聖經師資培訓學校，這所學校長期深受貴軍士兵為所欲為之苦。我記得，貴方曾答應要對這所學校加以特別保護，但在任何時候都看不到一個憲兵的影子。昨天有三四個人為一組的多組士兵七次闖入那裏，從經過無數次搶掠還剩一點東西的人們那兒偷竊衣服、食品和錢，他們還強奸了六名婦女和一名十二歲的姑娘。夜裏，由十二名至十四名士兵組成的較大規模的隊伍闖入四次，二十名婦女被強奸。
貴軍士兵給平民的生活造成了一連串的恐懼和苦難。貴軍軍官答應保護人們，但是貴軍的士兵每天都在傷害和危及成百上千人的生命。的確有少數警察幫助了我們，我們很感激他們。但是和平與秩序並沒有恢複，警察的幫助往往隻導致士兵把暴行場地從一所建築物轉移到不被警察幹預的另一所建築物裏去。
日本軍隊就不重視它的聲譽嗎？日本軍官就不想兌現他們對中國人民作出保護的許諾嗎？
就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貴軍的一名士兵奸汙了我們一名教師家裏的婦女，並威脅一名美國人，如果他敢進房間就開槍。
貴方就把這稱作秩序嗎？
許多人想返回自己的住所，但是人們出於害怕被強奸、被搶劫而不敢，因為人們看到，不管白天還是夜裏，都有男子不斷地被拉走。
如果貴方不作認真的努力，不投入更多的警察部隊和不實行嚴厲的懲罰，秩序就不可能恢複。
我們承認城裏幾處地方的局勢有一點好轉，但是在軍隊的“每兩星期一次的”恐怖之後，局勢仍然是夠糟的。
僅僅許諾是不夠的！！
處於危急和焦慮中的
M.S.貝茨（簽名）
1937年12月27日
“這個漢堡商人他想要幹什麽？”
“幹脆，把他的安全區抄底算了！”
“大日本帝國打下了固若金湯的南京，竟不能奈何他一個德國胖子！豈不有損我天皇威望嗎？”在收到拉貝一次又一次抗議書後，日本大使館的外交官和日軍高官坐在一起，大為光火。
“將軍您認為怎樣做才更合適？”田中大使沒有理會你一言我一語的爭執，他希望鬆井石根大將拿主意。
於是所有的目光轉向沉默不言的鬆井石根。
“本人深知中國的文化，而中國人現在並沒有把我的話放在眼裏，自覺自願地跟著幾個西方洋人呆在安全區，這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大日本帝國的皇軍是鬼子，他們洋人是菩薩。鑒於此，我認為我們應當盡快選出一個由中國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委員會，以此來替代拉貝他們的國際委員會。這樣一來，洋人們的安全區和國際委員會就自然沒了在南京公眾的合法地位，問題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嗎？”
“高！實在是高！大將軍的主意大大的好！”田中鼓掌附和，其他日本外交官和軍方將領們跟著熱烈鼓掌。
一個新的陰謀在日本大使館內正在密謀籌劃。而此時的拉貝及他的同事們則在忙碌著為過冬的幾十萬難民們準備取暖的煤炭及每天需要進肚的食品。
煤炭何來？
“我們有……”斯邁思給拉貝發來一份清單：
洪武路156號的同怡公司裏，儲藏有煤炭五十噸；五老橋東91號的慶泰公司有約一百噸軟煤；蘆席巷36號的天元皇公司，儲藏約六十至一百噸煤；漢口路附近的慕興會堂倉庫內儲藏約五百噸煤。還有美國人管轄的一處藏有五十噸煤炭。
“太好了！”拉貝一見清單，兩眼放光，這是他最期待的寶貝！有了它，幾十萬難民至少不被凍死或者少被凍死些人。不過他想到：“應該留一部分煤給粥廠，否則難民們沒有食品充饑，也會餓死一大批人的呀！”
“我們已經想法把部分煤炭讓粥廠來運。”問題到了斯邁思處，他總會有提前的預案。
“可我最擔心的是，怎麽運輸呢？一旦日本人發現我們在運送煤炭，他們就肯定會半途攔下，從而成為他們的了！”拉貝搓著手，踱步思忖。
“這就得靠你這個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的招牌了！”斯邁思盯著拉貝說。
“你以為我這個招牌什麽事都管用啊？上帝可沒有給予我那麽大的法力！”拉貝苦笑道。
“但能與日本人有能力爭取的也就是你了！”斯邁思說。
拉貝搖頭說：“這就是你們美國人的狡猾之處，你們推薦我當主席就是要把我扛著放在燒紅的鐵板上去烤，現在不都證實了。”
“哈哈哈……拉貝先生您是當之無愧的主席！”眾人大笑。拉貝也跟著笑了起來，並說了一句中國諺語：“我是被你們拉到賊船上了。”
既然上了“賊船”，就得拿出膽子去“偷”幾回——明的暗的都得“偷”。明的：拉貝一次次出麵向“還能說上話”的日本外交官福田先生拉關係，請求他從中與日本軍方交涉，爭取把部分儲煤拉到安全區或粥廠去，當然這部分的煤至少有一半以上被日軍借機打劫走了；另一個辦法是“暗偷”：借公開運煤的指標，實為多運多走幾趟，將煤拉到自己需要的地盤上去。
德國人在這方麵不缺智力，但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們堅持要自己運煤，隻要拉貝他們提供給藏煤的地方，剩下的事由日方派軍隊去幹。拉貝知道這事倔強不過他們，於是就跟日本人談條件：你們可以拉走部分煤，但必須按我們的要求提供給我們4個粥廠的煤量，否則安全區不能提供足夠的勞役給你們日常需要。幾萬日軍和官員們在南京城也要過日子，並且還要享受，拉貝的條件他們不會全聽，也不得一點不聽。
“生意”就這麽做成的。“漢堡商人真的比我大日本人更精明啊！”日本人內心對拉貝還是有幾分佩服的。
然而任何生意場上，強者總是欺負弱者。拉貝與日本人打交道過程中，其實一直處在弱勢位置。
1938年1月1日是中國的新年元旦。日本人給拉貝又滴了幾滴眼藥水——他們已經在前一天就事先通知給了他：元旦這一天上午，在鼓樓廣場舉行“南京自治委員會”成立儀式，務必要求拉貝等人到會“祝賀”。
出於禮貌和戰術考慮，拉貝帶著斯邁思等國際委員會部分成員去了現場。當他看到自治委員會的會長和一名副會長、一名顧問都是他拉貝隸屬的紅十字會成員時，吃驚不小。“漢奸！”拉貝用中國人的話暗暗罵道。
拉貝終於明白了日本人的意圖：他們是想通過這個所謂的“自治委員會”來替代他們的國際委員會。
儀式沒有結束，拉貝就悄悄離開了現場，他不想被日本人導演的鬧劇而影響了自己的心情。因為這一天早上起來，韓湘琳等中國人告訴他：他們幾百名難民要以隆重的儀式，在新年到來的第一天裏感謝拉貝給予了他們的救命之恩。
汽車回到寧海路5號，拉貝就遠遠地聽到迎接他的鞭炮聲——這太難得了，後來據雇員張先生告訴他：是他們從“慶祝自治委員會”現場偷來的。“他們那個玩意有啥慶祝的，我們這兒才重要！”韓湘琳興奮地對拉貝說。
“我受到國王般的歡迎，他們夾道歡迎我，並用鞭炮和鮮花向我致意。然後六百多個人圍著我，向我獻上了用紅墨水寫在白色包裝紙上的新年賀信，所有人向我三鞠躬。當我點頭致謝，把賀信疊起來放進口袋時，他們都很高興。”拉貝在日記裏這樣描述當天的情景。
在接過賀信之後的場麵讓拉貝一生都不曾忘卻：鞭炮聲中，六百多名中國難民，在韓湘琳的帶領下，整齊地列成兩隊，齊刷刷地跪下，一起向這位“漢堡商人”致新年磕頭禮……
拉貝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他從沒有接受過如此隆重而偉大的恭敬。
他深深地愛上了南京人，也深深地愛上了中國。他再次發誓要為這些苦難的平民獻出個人的全部。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拉貝忍不住從口袋中取出那封很大的賀信。他看如下內容：
Herrn Rabe
mit den besten Wünsehen für
ein gIüekliehes Neues Jahr.
Hundert Millionen sind Dir nah！
Die FlüChtIinge Ihres Lagers
1. 1. 1938
（拉貝先生：恭賀新年吉祥，億萬滾滾而來！您收容所的全體難民1938年元旦）
“億萬”是什麽意思？是我得了彩票？拉貝興奮不已，卻不解其意，便把韓湘琳找來尋問。當明白那是恭喜他來日“發大財”時，拉貝歡欣鼓舞了好一陣。
“我愛你們！愛中國！”拉貝用自己生硬的漢語向恭賀他的中國難民們表示了由衷的感謝。
1938年新年來臨，日軍占領下的南京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新氣象，相反寒冬更加嚴酷，百姓的日子到了垂危的邊緣。日軍到處燒殺搶淫的暴行沒有任何改變，而所謂的“自治委員會”則像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當鋪，不僅不作為，且令市民生厭。
與之相反，拉貝的國際安全區仍然聚集了巨大的人氣，多數難民又自覺不自覺地回到這裏——這主要是人們發現回家後根本沒有任何安全可言，尤其是婦女，她們開始以為拿著“安居證”就能重新開始過日子了，結果多數人在當天甚至在路上，又被日本兵野蠻地強奸與**，而且有的則被抓到“慰安所”充當妓女。於是這些婦女們又拖家帶口回到了拉貝他們的安全區。
原本以為“自治委員會”的成立將使安全區漸漸消失，哪知鼓樓“慶祝大會”的鞭炮聲尚在耳邊餘音，安全區裏依然熱熱鬧鬧。尤其是那條原本彎彎曲曲、冷冷清清的上海路，竟然成了全南京市最紅火的跳蚤市場——也有人把它稱作為“共產市場”：說是生意場，卻都是難民們自己的東西，破沙發、舊衣服、茶壺茶杯、草紙尿布……日常用品，樣樣都有，且便宜得很。
“一塊錢，拿去吧！”
“老板可憐可
憐吧，我隻有這幾個銅板。”
“行，就它了！”
生意成交。這就是大家所說的“共產市場”：不講價錢，相互謙讓，互相幫助。
“走！走走！”突然有一個早晨，幾個穿皮大衣、戴黑眼鏡、手臂上別著“太陽”標徽的家夥，張牙舞爪地走到擺攤的難民麵前，揮舞著棍棒，拳打腳踢。
“你們要幹什麽？”難民們憤怒地責問。
“皇軍有令，安全區必須解散！你們還想在這裏擺啥攤子！快滾！”
“燒了，把這些舊棚爛攤統統燒了！”一群別“太陽袖章”的家夥竟然動起手來。帶頭的那人叫方浩，有難民認識他，過去姓方的是一個律師，此刻他得意洋洋地告訴認識他的人說自己現在“當官”了，是來“執行任務”的。
“燒！燒光為止！”姓方的見難民們並不買他的賬，且有人甚至悄聲罵他是“漢奸”。這讓姓方的大丟麵子，於是直起嗓門，命令小嘍囉點火燒棚。
“漢奸！漢奸！”
“殺千刀的！我們跟他們拚了！”
“拚了——！”
姓方的一群“自治委員會”小嘍囉哪想他們的燒棚毀攤行動惹怒了難民們，一時間，木凳、茶杯、鞋子甚至還有街頭路邊撿來的泥塊、磚頭等，像雨點般落在姓方的這群嘍囉頭上、身上……
“撤！”姓方的一群嘍囉落魄而逃。“共產市場”上的萬千難民，一片歡呼。
“拉貝先生，我無意冒犯你和你的國際委員會朋友們，但有一個事實你們必須接受，這就是：新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是經我們大日本皇軍親自批準的管理眼下南京市的臨時機構，履行管理市民和這個城市是它的職責，你們的安全區和國際委員會不能再存在了，一切管轄權應當歸自治委員會。”日本使館派人向拉貝傳達所謂的“命令”，而且留下狠話：否則日軍將進行軍事幹預。
野獸終於露出本性。日本人向拉貝他們攤牌了！
怎麽辦？國際委員會的命運麵臨考驗。拉貝和斯邁思等召開緊急“委員會會議”，商討對策。
“卑鄙！無恥！他們竟然威脅還要沒收我們的錢財和物資，並說要清算我們以往的資金及物資用途情況。”韓湘琳說。
“另一方麵，他們的野蠻與惡棍行徑一點也沒有收斂。這是昨晚我又在幾個地方拍攝到的日本兵留下的罪行……”馬吉緊接著控訴道。
“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權利！救助難民和傷員是上帝賦予我們的責任，誰也阻止不了我們的行動。”斯邁思說。
“對，這是最後的鬥爭了！日本人的企圖是想真正把南京置於他們的殘暴統治之下，而我們則成了他們把南京變為地獄的唯一的阻礙。我們決不退讓！”
“決不！”
寧海路5號的“總部”，再一次成為全南京反抗日軍殘暴統治的大本營。此刻，十多個國際委員會成員群情激昂，請求拉貝拿主意。
隻見拉貝用雙手向下壓了壓，示意大家安靜。然後他說：“日本人的意圖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他們是不想看到在他們統治下的地盤上有一個並不隸屬於他們領導下的組織在保護著多數南京市民的現實的存在，挖空心思除掉我們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因為他們是這個城市的占領軍、統治者，所以他們可以想出一千個所謂的理由來修理我們，這並不奇怪。但我想：我們之所以成立國際委員會和安全區，其實隻有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上帝賦予我們對人類的仁慈，這個責任在今天的南京，就是我們怎樣千方百計地保護好幾十萬難民！這份責任，除了上帝，沒有人可以從我們的手中剝奪！它日本軍隊也同樣不可以剝奪！”
“好，說得對！”
“說得好！”
“我們決不放棄上帝賦予的權利！”
國際委員會最後達成一致意見：一是向日方再次陳述國際委員會的職能和責任，二是有針對性地把各安全區管理情況作一詳細匯總，並將兩份材料一起上交日方，以爭取國際委員會和安全區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你成立所謂的‘自治委員會’不就是為了管理好幾十萬難民嗎？你指責我們國際委員會不合法，那麽我們將告訴你我們這些日子裏的所作所為！”這是拉貝的主意，這樣的絕地求生的智慧和談判智慧，也隻有像他這樣的德國商人才能想得出來。
很快，一份份諸如下麵文字的安全區“檢查報告”出籠了：
第三難民收容所——陸軍學校
某月某日，由洛、王、米爾斯和福斯特先生檢查。
所長：趙永奎
難民人數：約三千二百人，分成二十七個小組，每組設一個組長。
在這些難民中，每天應日本兵要求，派遣若幹勞役。收容所平均每天分發十袋大米，約三分之一的難民自行解決糧食，其餘的三分之二由國際委員會供給膳食。
難民們對國際委員會的管理滿意。
兵庫署難民收容所
某月某日，由洛、王、米爾斯檢查。
所長：陳成美，帶約四十名助手。
難民總人數約八千人。
收容所每天得到十袋大米。領取米粥的紅色配給證已發給四百九十二戶人家，總共三千人。約有一千五百人不領取無償的米粥，約有二千人膳食自理，其餘人由國際委員會幫助解決。
大部分難民對國際委員會的工作較滿意。
漢口路小學難民收容所
某月某日，由福斯特等檢查。
所長：鄭大成
難民人數約一千四百多人（以前為一千五百人）。
每天有四袋分配來的大米。幾乎所有的難民響幹糧（不是稀飯）。分發時成人和兒童沒有區別。
雖然這個收容所住處十分擁擠，但難民們對領導滿意。
……
安全區難民所的“檢查報告”整理完成後，拉貝與斯邁思起草的另一份關於“國際委員會當前的狀況”報告也隨即完稿。其語氣顯然是給日方和日方的傀儡組織——自治委員會看的：
1．我們是一個民間團體，成立的宗旨是幫助飽受戰爭苦難的平民。
（ 1）食品和資金是供我們支配的，是供我們委員會用於上述目的的，因此我們要設法使委員會繼續存在下去，但我們在使用我們的救濟金時要適應當前這裏的狀況。
（2）我們履行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我們的合法基金單獨支付報酬（警察的薪金不由我們支付，而是由他們的行政管理機構單獨支付。我們向警察提供大米，所提條件與我們向其他所有的難民和自願助手提的條件相同。市政當局派給我們組織的那三個職工的薪金單獨匯給）。
2．我們一開始就同紅刑字會和紅十字會合作，並且對自治委員會將繼續持這種態度。我們將準備始終以下列標準判斷合作的建議：最好地為委員會的目標服務或最有利於委員會的目標。
3．我們的資金我們不會交出。這些資金是委托給我們妥善保管的，我們將用我們的聲譽保證，這些資金隻用於應該用的場合，不會作其他用途。
4．我們必須警惕，不要讓人把會耗盡我們財力的工作或任務移交給我們，也不要指望我們會進行使我們對這筆資金失去控製的工作。
5．自治委員會在恢複秩序和恢複國家公務方麵一直得到我們的充分支持和承認。但我們的資金首先是用於避免嚴重的食品短缺以及用於在其他方麵幫助居民。
這份被拉貝和斯邁思標注上“機密”的“內部文件”，雖然看起來像介紹國際委員會的工作情況，其實在語氣裏暗藏著非常堅定而勇敢的觀點，即：國際委員會雖然是一個民間組織，但它所賦予的使命及其資金和日軍占領前後幾十天來委員會所做的工作的信譽是誰也不可以改變的。
據說，上麵的兩份材料交給日方後，對日方高層特別是傀儡“自治委員會”成員巨大衝擊，因為無論是日軍還是那幾個漢奸，他們自知根本不可能有誰像拉貝他們那樣把幾十萬難民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條，更不可能讓幾十萬人能基本上做到不餓死。
“田中先生，我看還是讓他們管吧，我們可沒有辦法從哪個地方弄那麽多粥和飯給那些窮光蛋吃啊！”
“可不是，像他們那麽幹，還不累死我們！”
漢奸們首先退卻。接著是以日方外交官福田等人反對一下子取消安全區的做法。“至少我認為拉貝他們還可以為我們所用。再說，他們手上有來自各個方麵的資金支持。我們何不順水推舟，省去一些麻煩！”福田說。
“參讚的話不是沒有道理，至少再可以觀察一段時間吧。”日本軍方給出了鬆口話。
其實在給日本官方的正式信函的同時，拉貝也給他的“半個朋友”——日本大使館的福田參讚寫了一封信。拉貝認為，在所有日本人中，福田是位比較有良心的人，而且從以往的交往中，這位日本外交官無論如何也給了拉貝他們不少幫助，這份情誼對拉貝來說，十分重要。故而有些官方不能解開的糾結問題，拉貝通過與福田私下的友情中獲得了理解和同情，甚至是支持。在麵臨安全區存亡的緊急關頭，拉貝自然首先想到了福田。於是他私下給福田寫了這樣的信：
尊敬的福田先生：
有關我們昨天的會談，我冒昧地向您保證，國際委員會渴望看到的無非是南京秩序和正常的生活條件迅速恢複。我同樣可以向您保證，為此目的，國際委員會將樂意看到地方自治委員會盡快承擔起地方民政機關應承擔的一切職責，如治安、消防和公共衛生等。您可以相信，國際委員會絕對不想繼續履行平時屬於地方主管部門的任何一種行政義務，也不想為自己要求這樣的義務。
我們委員會首先是（我想說僅僅是）一個救濟組織，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為飽受戰爭痛苦的平民服務。這些人遭受的命運是無情的和悲慘的，引起了同時代人的同情和憐憫。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成立了遵循相似目標的各種委員會，它們中比如有上海委員會，鬆井將軍個人給該委員會匯款一千元，這證明了這樣一類委員會得到了日本軍方高層的讚同。
因為留給我們委員會的現金和儲備是專門委托我們用於上述目的的，所以依我看，國際委員會有專門的義務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賴的。我覺得不論是現金還是儲備都不能交給任何一個別的組織。我們當然願意同別的救助組織合作，比如同紅刑字會和紅十字會，同這兩個組織我們目前已經在進行合作。但是我們對自己的資金必須保留完全的支配權。
我相信，如果您考慮到我們的狀況，會承認我們的理由是正確的。
此外，我還想指出，同目前的困境和向我們提出的要求相比，我們的現金和儲備都是很有限的。我們委員會所做的救助最好能被看作是對地方自治政府為自己提出的（我個人這樣希望）更大的合適的計劃的補充。不論是我們委員會還是紅刑字會或紅十字會肯定都會盡一切力量，但是我們希望自治委員會比我們委員會或其他任何一個組織做得更多。
我們也希望，在向難民提供食品和燃料方麵，日本軍事當局對自治政府能比迄今為止對我們表示出更大的誠意。雖然大家都在共同努力緩解危難，但危難的程度依舊大於所提供的救助。
最後，我還想冒昧指出一點。
毫無疑問，最簡單的同時也是最有效的救助行動將是恢複士兵中間的秩序和紀律。在士兵的秩序和紀律沒有恢複之前，難民不可能重返自己的住所，商店不可能重新開業，交通不可能恢複，供電、供水以及電話都不可能正常運作。萬事皆取決於所有問題中的這個最重要的問題。
隻要軍紀恢複，救助問題就會變得比較容易解決，居民正常生活條件的重建也會變得較為可行。
我誠懇地希望，日本軍事當局會把恢複軍紀當作他們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務。
致以親切的問候
您忠實的約翰·拉貝主席
顯然，我們剛剛看到的日方在研究討論如何處理拉貝他們的安全區是否繼續還要存在時，拉貝給福田的信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
“英雄的拉貝先生，你和你所領導的二十二個留在南京的外國人，表現得像羅馬的首批基督教徒那樣勇敢！”德國大使館羅森博士為拉貝帶來了柏林德國外交部的“表揚”。
這對拉貝來說是巨大的榮譽，他很在乎，內心也很高興。不過，他對羅森說：“當年在羅馬的基督教徒們是被鬥獸場上的獅子吃掉了。可我們這裏的獅子隻喜歡吃中國人的肉，因為日本人發現我這個漢堡商人的肉又臭又硬，他們嚼不動。”
“哈哈……”羅森大笑。
獲得“最高榮譽”的拉貝，再如被打了一劑強心針一般，為著他的二十多萬安全區內的難民們每天的一碗粥和一點點烤火的暖意奔忙著……
“好人！”
“菩薩！”
南京城裏所有看見那輛掛著“納粹”旗子的汽車，就會投去感激和敬愛的目光向那個戴著眼鏡的“老頭兒”表示致敬。
拉貝覺得自己無上榮光，因此責任也越發重大。
他的臉始終綁得緊緊的、緊緊的。
突然，人們發現這一天拉貝的臉更加綁得緊了。“先生，您身體不舒服？”韓湘琳關切地問。
拉貝搖搖頭，他輕輕地從口袋中拿出一份電報給韓看。
“他們要讓你和我離開南京到上海去？”韓一看，是西門子洋行上海總部發來的電報，內容是讓拉貝帶著韓湘琳盡快離開南京，到上海“休假”去。韓覺得這份電報有些怪異，便問拉貝：“為什麽這個時候讓您和我離開南京呢？”
拉貝說：“我也在想不知為什麽。我留在南京的事，連元首也知道，而且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且現在全世界幾乎都知道我在南京所做的事了。這個時候讓我離開南京，搞不清他們為什麽……”
這事讓拉貝內心有些堵。晚上，他給上海西門子洋行總部的邁爾經理發了一封長長的電報：
W.邁爾經理先生：
您的上述電報經過德國大使館的轉遞，我已於今日收到。特此確認。收到您要我到漢口的消息時，已經太晚了，德國人早已經乘坐“庫特沃”號船前往漢口去了。此外我認為，在危難的時刻不拋棄逃到我這裏的中國職員，如韓先生一家和其他裝配工，是我應盡的職責。在回答您上一份電報時，我就已經告訴過您，我擔任了此地成立的國際委員會的主席職務，該委員會的任務是組建一個安全區，為二十萬中國平民提供最後的避難場所。日本人以中國高級軍事人員及其參謀部一直到最後（也就是說到撤離南京前）都駐紮在安全區為理由，拒絕給予安全區以全麵的承認，所以安全區的組建工作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們真正開始受難是在轟炸以後，也就是說是在日本人占領城市以後。日本軍事當局像是失去了對部隊的指揮控製權，軍隊在進城後搶劫掠奪達數周之久，約有兩萬名婦女和姑娘遭到強奸，成千上萬的無辜平民（這其中也有四十三名電廠的工人）慘遭殺害（用機槍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已經算是人道的方式了）。他們還肆無忌憚地闖入外國僑民的房子，六十處德國人的房子中，約有四十處遭到不同程度的搶劫，四棟被徹底燒毀。整個城市約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縱火焚毀，時至今日，縱火事件還在繼續不斷地發生。城市裏沒有一個商家店鋪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搶。整座城市，被槍殺的或被其他方式處死的人暴屍街頭，隨處可見，日本人甚至禁止我們殮屍安葬。（我們不知道為什麽！）在離我房子約五十米遠的地方，那具被捆綁在竹床上的中國士兵的屍體自12月13日以來就橫在街頭，距屍體僅數米遠竟有一個團軍崗哨。許多池塘裏漂浮著被槍殺的中國人的屍體，有的裏麵竟多達五十具。
委員會設立了粥廠和米麵分發點，到目前為止我們以此還能養活湧進安全區的二十萬南京居民。但是現在日本人下達命令，強迫我們關閉糧食銷售點，因為新成立的自治委員會想要接管救濟難民的工作，而且采用這種方式可以迫使難民離開安全區，返回自己的原住處。前麵已經提到過，安全區以外的城區裏沒被損壞的房子已經所剩無幾，所以難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該投身何處，更何況仍然不時有日軍士兵在街上燒殺劫掠橫衝直撞，難民們見到他們就害怕。我們委員會盡力希望能和日本人以及由日本人新成立的自治政府達成諒解，起碼要保證難民的糧食供應。另外，如果日本人以及新的自治政府能接管我們的工作，我們是不會有任何意見的，而且我們希望越早越好！一旦市區內恢複秩序，當局準予我離開南京，我將前往上海。到目前為止，有關此事的所有申請都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絕。在此我補上我的請求，請同意我在安全區委員會解散之前留在南京，因為幾個歐洲人的去留實際上決定了許多人的命運。僅僅在我的房子和院子裏就有六百多名赤貧階層的難民，自12月12日夜晚以來，他們紛紛逃到我這裏躲避獸性大發的日本匪兵的汙辱和殺害。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住在院子的草棚裏，靠每天的定量救濟糧生活下去。我們委員會總共管理有二十五個難民收容所，約七萬名難民，其中的五萬人必須要靠我們的救濟過日子，因為他們已經一無所有了。您可能很難想象出這裏的情形。攻占南京前，日本人對南京進行了數月之久的狂轟濫炸，但是，這同占領城市後日軍造成的苦難是無法相提並論的。我們自己也感到不可理解，我們怎麽能安然地活到今天。請求您不要公開這封信，因為這樣很有可能會給我們委員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致以德意誌的問候
簽名：約翰·拉貝
電報發出後，拉貝依然全心全意投入了安全區的工作，他認為自己在南京的工作不僅幹得坦蕩而偉大，而且單單從保護德國人的利益去看，也是卓有成效。“如果不是我們在南京天天掛著德國國旗，別說其他財產，就連德國使館早已成一片廢墟了！”拉貝曾對羅森博士這樣說過。羅森和大使特勞特曼先生完全同意拉貝的這一判斷。然而，隻有經商經驗、沒有政治經驗的拉貝哪知道，此刻遠在他萬裏之外的元首希特勒已經完全不是他心目中曾經期待和幻想過的革命與變革領袖，而變成一心想獨霸世界的法西斯主義極端分子了。
偽裝了多年的希特勒，就在日本占領南京時，便心底掀起波瀾地想著自己如何幹出一番比大日本帝國更偉大十倍的“事業”來。而要實現這一“理想”，希特勒構想的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個軸心國正偷偷地勾結著……日本軍隊在南京的醜聞不斷在世界上遭受曝光和譴責，希特勒本不想沾邊，但他的那個“漢堡商人”和處處與日軍作對的行動，日方通過駐德大使館多次通報給了他，這讓希特勒不能不管了。
“德意誌的西門子公司不能在南京做有違於我們日本朋友的事。”希特勒根本用不著自己親自下達命令，他的納粹組織隻需向西門子公司吹一下風就足矣了。
於是就在拉貝認為他給上海西門子洋行駐中國總部的信一定起作用後的同時，上海洋行總部就收到了來自柏林西門子總部的要求上海通知南京的拉貝關閉公司駐南京的辦事處，也就是說他拉貝留在南京的合法身份將被自己的公司和自己的祖國取消了！
“怎麽會是這樣呢？”拉貝無法相信這個事實。他甚至歇斯底裏地憤怒了好一陣。不過，他又很快平靜了，因為他是商人，是西門子的老員工，公司的命令就是天職，必須服從。這也是他常常引以為自豪的“漢堡商人”的品質。
但這畢竟有些突然，至少現在關門有些事情得妥善處理，比如雇員的工資怎麽辦？新年剛到，堂堂西門子公司以後也不是說不到中國來了，不能說關門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這樣有損西門子的形象。為此拉貝迅速向上海的洋行總部發了一封請求給雇員們再付一個月的薪水或獎金什麽的，算作補償唄！
拉貝的這份合理請求獲得批準。現在讓拉貝最痛苦和最難的事，就是如何向跟隨了多年、特別是與他一起為保護難民並肩戰鬥的韓湘琳這樣一批中國雇員交代呢？當時是我拉貝扯起了國際委員會和安全區的大旗，如今日軍還在城裏作威作福、燒殺搶淫，幾十萬難民仍處饑餓與死亡的邊緣時，我拉貝卻甩手走了，韓等他們怎麽辦？我如何向他們開口說我自己要走了？如何向他們開口說公司要解雇他們了？
拉貝搖了一百個頭，仍然拿不出辦法。他覺得自己沒有勇氣向韓湘琳等人當麵說這事。
不說就走？或者留一封信，再自己悄悄溜走？不行，這都不行。即便要走，也該把安全區和國際委員會的許多事情安排妥當後才能動身。
還是寫信吧。拉貝提起筆，可手卻在顫抖——
尊敬的韓先生：
由於所有商務因戰爭而停止，我們不得不遺憾地通知您，根據我們總部的指示，我們在南京的商務辦事處必須關閉。
由此您在我們洋行的工作令人遺憾地也將結束。但我們也準備一旦條件許可，在戰後繼續聘用您，請您告訴我們您今後的地址，以便我們在許可的情況下能和您聯係。
西門子洋行（中國）駐南京代表
你無限忠誠的朋友：約翰·拉貝
1938年1月19日
西門子在南京辦事處的中國雇員還有佟柏青、蔡子良、張福根、孫龍生等，拉貝分別給這些人寫了同樣內容的信，以示告知。
寫完信的時間已近黎明，拉貝的心情無法平靜。自南京被日軍占領後的一個月裏，拉貝從一名純粹的商人，已經轉變成了一名社會活動家和難民事務組織者，他在其中看到和學到了過去幾十年從商中不曾有過的政治、軍事、文化、社交甚至是外交等等問題，他覺得自己長進巨大，似乎個人也變得連自己都感到吃驚——至少他認為世界上除了做生意外，還有更神聖的事！這也說明拯救苦難是多麽神聖而艱辛！過去的一個多月裏，有太多心酸苦辣的事，但很充實，很幸福，也很自豪。
拉貝唯一遺憾的是：他的工作才剛剛有個良好的開端，許多事或者說更艱難的事——比如幾十萬難民吃住就是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當然還有如何阻止日軍在城內的燒殺搶淫，還有城內到處可見的屍體……想到這些，拉貝的目光不得不下意識地往院牆外不遠處的那具依然懸掛在架子上的燒焦了的中國士兵的屍體看。看到他，拉貝心底就感到惡心，就想吐，就咬牙恨日本人！
太沒有人性！
拉貝趕緊掩上門，拳頭緊緊地攥著。他突然覺得離開南京前還有許多事必須去完成。“否則我的靈魂不能安寧。”他自言自語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