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離開南京前的最後日子
七、離開南京前的最後日子
這一夜拉貝沒有合眼。最讓他放不下心的依然是留在安全區內的幾萬無家可歸的難民。如今留在安全區內的難民是一些最窮、最需要別人幫助的人，他們多數或是被日軍暴打受傷或嚴重摧殘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這樣的人如果沒有人去為他們弄來吃的、安排好住宿，也許這個冬天都難以過去。原本，作為占領軍，日方是有責任管起這些難民，至少給他們基本的生存條件，但日軍似乎對此並不放在心上，除了繼續不斷地從這些難民中拉走一些人去充當勞役外，至於他們明天或後天是否還活著的事，顯然日軍們漠不關心，甚至阻撓和破壞拉貝他們安全委員會對難民們所做的一切，比如過冬的糧食問題。二十多萬人每天都需要數額巨大的食品供應，但安全區根本獲準不到幾許糧食。
當時有位國際委員會成員貝德士先生給他妻子的信中如此描述：
食品供應的前景很黯淡。日本人拒絕賣我們，既不讓我們買，也不讓安全區裏別的人買，或者讓我們將糧食從上海用船運過來。這是長時間的艱苦談判的結果。我們有了相當大的一筆現金，兩千三百袋大米（每袋一石或兩百磅），我們每天拿出一百袋，免費分發給最需要的人群和粥廠。紅十字會從一個特務機關那裏獲得大米，開辦了兩個大粥廠。“自治委員會”被看作是替日軍做分發工作，甚至是壟斷的代理人。但實際上他們在十天裏已經收到了五百袋糧食，五個星期總計要兩千五百袋——這是我們用卡車為他們和紅十字會運的。每天消費在一千五百到兩千袋之間。這當中的差別是由於麽人囤積，但很快就沒有了；不規範的發放和搶劫。有些麵粉，我們在初期的分發和銷售時動作快了一些。大多數蔬菜價格幾乎翻了十倍，部分低的也要五倍。數千人除了米糊糊就沒碰過其他東西。我們想通過炮艇搞到一千磅魚肝油作為醫藥用品。總的來說日軍方麵是冷漠的，日本人中沒有一個人對平民問題動半點腦筋或加以注意。粥廠的煤是一個問題。我們一天又一天地僥幸弄到手，通常沒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允許。城市裏的供應糧食快就要見底了，沒有人來。日軍各部在競相掠奪和揮霍。大量的煤、米和麥子被焚毀了……
最可恨的新成立的“自治政府”那幾個漢奸官員，甚至連起碼的管理知識都沒有，關鍵是這些人個個心懷鬼胎，想著的是如何借機為自己撈一把。難民的死活才不管呢！
誰都不管，我們得管，且要管到底。拉貝認為：隻要他在南京一天，就管一天難民的事。想到這，他又再度擰開煤油燈，覺得應該給三個最重要的人物寫一封信，他們是美國大使館愛利生先生、英國大使館布龍先生和老朋友德國大使館的羅森博士，這三位外交官是目前留在南京可以直接發揮作用的人物，拉貝這樣認為，因此他寫道：
尊敬的先生們：
你們中的每個人都曾友好地對如何解決城裏二十五萬平民的食品問題給予過關注。正如斯邁思博士先生1月17日致愛利生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給你們）中所表達的，我們已向日本人著重提出3點建議，即：
1．盡快實現由自治委員會通過商業渠道分配米、麵粉和煤；
2．準許國際委員會運進我們從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購買用於救濟的三千袋米和九千袋小麥（這些糧食目前存放在下關、三漢河和漢西門外）；
3．準許國際委員會將六百噸補充食品從上海裝船運往這裏。
昨天當斯邁思博士先生第三次請求答複這些建議時，福田先生要他去找田中先生。斯邁思和菲奇先生隨即找了田中先生，後者告訴他們，日軍沒收了上述倉庫裏的米和小麥。他們提醒他注意那是私人財產而不是中國軍隊的財產時，他認為這些存糧有可能會被日軍用於中國的平民。上述兩位先生一再請求日本當局準許從上海船運三千袋米，但每次請求均被一個簡單的“不”字加以拒絕。他對他們說，也不會有船來裝運這三千袋米以及另外的六百噸補充糧食。斯邁思和菲奇先生提到日本船隻時，田中的解釋是“均已用於軍事目的”。當兩位先生又提出用英國船隻時，田中先生沒有回答他們。他們隻得詢問日本人現在有什麽打算，田中先生對此回答說，日本軍隊將會承擔解決中國平民食品問題的責任。
斯邁思和菲奇先生隨即對他解釋說，日軍自12月13日起隻提供了兩千兩百袋米和一千袋麵粉出售給中國平民。田中認為，供應量比這要多，但手頭沒有數字材料（日軍1月10日交給自治委員會一千兩百袋米，1月17日一千袋米和一千袋麵粉，第二批糧食應在城南出售。國際委員會幫助運輸了這些糧食，因為日軍不提供運輸工具）。
談話結束時，斯邁思先生向田中先生詢問，他是否應該告訴我這樣一件事，即我們請求準許運進在下關購買的大米以及從上海船運糧食之事現在已被日本當局拒絕了。對此的回答是：是的！
隨後立即發出了由菲奇先生簽署的致上海全國基督教總會博因頓先生的電報（在這事情上我們一直與他有信函往來），現在隻有看上海對此能采取什麽行動了。
我的先生們，我不知道你們在這件事上打算采取什麽行動，但是我將設法使你們經常了解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情況，並向你們轉告我們對此提出的建議。我們並不認為當前再進一步強調我們的要求是可取的，因為田中先生已經聲稱，日本軍隊將負責解決中國平民百姓的食品問題。如果你們有機會時，非正式地要求日本人告訴你們他們做了些什麽，也許是合適的。
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恢複秩序和整頓好交通，重新通過商業渠道分配大米。國際委員會關心的隻是敦促日軍注意到食品問題的嚴重情況，並在此期間采取補救措施，使無力購買食品的窮人們能免費得到大米。
絕對有必要使日軍明白，承擔中國平民食品的責任意味著什麽。至今他們隻把這個問題當作兒戲，難得一次拿出一千袋大米交由自治委員會出售。
市民必不可少的需要如下：
1．每天正常供應兩千擔（相當於六百袋）大米或約同等重量的麵粉（按1擔供一百個成年人1天正常消耗計，二十五萬人每天需要兩千五百擔；較小孩子的定量當然要相應地減少）。
2．每天至少需要四十噸～五十噸煤或其他燃料。
3．由於自治委員會沒有足夠的運輸工具來運進這個數量的大米、麵粉和燃料，而日軍的卡車又遍布全城，因此應由日軍負責運到自治委員會的店鋪（在我們就供應食品事宜與石田少佐商談時，他曾表示準備負責運輸。可惜這些協議由於日本上級部門的命令而作廢）。
除了大米和麵粉供應，還應采取附加措施保證一定量的其他食品的供應，以防止發生各種疾病和瘟疫。我們還打算從上海運進這類食品。運輸之事也得由日本陸軍承擔。
如果能夠將所需糧食提供給自治委員會，自治委員會在分配工作上就不會有困難。
當然，對於那些回到原住處的市民，日本人必須保證給予任何一個像樣的政府都會提供給自己市民的保護。日本人也同樣應當保護食品及燃料的正常分配和出售。
感謝你們對我們事業所表示的關心。
你們十分忠實的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簽名）
拉貝的意圖非常清晰：希望這幾個外交官在他走之後多多關心安全區的難民，盡可能地繼承他沒有完成的任務。他的心完全被苦難的南京人民牽著。要保證安全區內的難民們艱辛地活下去，資金顯然是最重要的。拉貝在寫完給三位外交官的信後，突然覺得英國大使館的布龍先生在資金問題上更有些辦法，於是拉貝又提起筆，給布龍先生的信後麵又附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布龍先生：
作為駐南京的代辦，您對南京安全區的設立以及與此相關的難民工作等所有重大事件非常熟悉。關於難民工作，我想在此再多言幾句。南京二十五萬難民中的一大部分是由於城內及周邊地區火勢的蔓延而無家可歸的。在許多家庭裏，養家糊口的人不是被日軍帶走就是遇害，於是家裏剩下的人便陷入了極度的困境。這樣的事不說有千萬件，也有千百件。
如您所知，居民的經濟生活被完全摧毀。有許多居民，他們帶著少量的食品和錢進入安全區，他們僅有的這一點儲備都快用光了，現在他們變得一無所有。
可供委員會支配的救濟基金當然也捉襟見肘。我們在南京有十萬元，在上海可以再得到五萬七千元。要想擺脫二十五萬人的困境，這十五萬七千元是遠遠不夠的。令人焦慮的是這成千上萬的人需要的不僅是食品，還要有安身立命之地。除此之外，我們還要給予他們一定的幫助，使他們能開始新的生活。
給予一些貧困家庭相應的經濟資助，這對他們能夠重新生活也是一種極大的幫助。進行這樣的援助，我們隻能依賴這筆基金了。
因此請允許我提出如下請求：請您幫忙，獲得倫敦市長基金的相關資助。我們已從美國顧問委員會獲得了一筆捐款，即包含在上文提到的五萬七千元中。我們也希望英國委員會不吝給予我們援助。
預先對您的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順致親切的問候
您忠實的約翰·拉貝主席
拉貝是個操心的命。每一件事到他手裏，都事無巨細。除了吃和住，水電也是生活必需品。為此，拉貝親自帶著幾十名工人冒著中途被日軍屠殺的危險，來到長江邊的自來水廠和發電廠工作。要命的是電廠，戰前拉貝多次來過，但一個多月後的電廠，已經麵目全非，這裏的四十三名技術工人被日軍當作軍事人員綁到長江邊上全部屠殺了。廠房和機器設備也慘遭破壞。令拉貝生氣的是：那些破壞電廠的人——日軍現在卻也嚷嚷著令他幫助把電廠修理好發電。按拉貝的性格才不願為“破壞者”賣命，但想到難民和國際委員會成員們也需要用電時，拉貝“忍氣吞聲”地勉強接下此活，並且親自出麵向上海洋行總部聘來個專業工程師，幫助一起將發電廠重新恢複了工作。
比如元旦那天，幾個日本兵跑到一戶市民家，他們見一對母女，便滿嘴“花姑娘的要”，餓狼般撲向那個漂亮的姑娘。姑娘的母親哭著跑到拉貝跟前，跪在他麵前乞求幫助。拉貝立即駕車趕到漢口路附近的一所房子。進去後，他看到一個赤身**的日本兵趴在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身上正為所欲為。拉貝不能動手，也不能上前去拉扯那日本兵，他隻能站在一旁一麵大聲訓斥，一麵不斷用各種可能讓對方聽得懂的語言說“祝新年快樂”。那個日本兵果然一下索然無味了，從姑娘身上“咚”的一聲掉下來，然後慌忙提上褲子就逃出屋子。
這樣的事對拉貝來說，幾乎天天要遇上和去處理，“像家常便飯一樣了。”韓湘琳不時這樣誇拉貝。
1938年1月底，德國使館外交官從日本大使館獲得消息：2月4日起，日軍將準備正式開始遣散安全區內的所有難民。這是件大事，拉貝認為必須同國際委員會成員們緊急商議。29日，拉貝召集國際委員會成員開會，重點討論了請求相關國家的外交官到日本方麵弄清楚以下情況：一是日本人會不會將外國轄區和外國僑民住宅裏的中國難民驅逐出去。二是日本人是否允許像拉貝等人自己住處的小安全區內收容更多的難民。
“這是我們最大限度地爭取緊急情況下保護更多的難民。當然，如果日本人還能以其他方式繼續保留我們原有的安全區，這當然是最好的打算。但現在我們需要作出最壞打算時的準備。用中國人的話說，在安全區的問題上，看來日本人是想對我們進行釜底抽薪！”拉貝分析道。
“可惡！可惡！”馬吉舉起雙臂，緊握拳頭，怒吼道，“就在剛才，我又發現了兩名女孩，一個才四歲、一個八歲，她們全家十一口人全部慘遭殺害。可憐的姐妹倆守在母親屍體邊整整十四天才被鄰居發現……”
委員會成員們全體沉默、悲憤。
“今天的南京是日本人的天地，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力拯救這些可憐的孩子和他們的家人。”拉貝開腔道，“我想盡管中國人罵自治政府的幾個官員為漢奸，但畢竟現在是他們在行使管理南京城的行政權，我們對他們也要爭取一下。”
“那幫人甚至比日本人還貪贓枉法，我們能從他們那裏爭取什麽呢？”馬吉不信。
拉貝說：“難道你們忘了，在日軍占領前，當時的馬市長曾經答應的一萬袋大米和一萬袋麵粉呢！日軍占領後，這批糧食就一直被日本人扣著，我們讓自治政府的人去到日本人那兒要。這也一方麵給自治政府的人出個立功的機會不是？”
“哈哈……漢堡商人真是精明、狡猾啊！”斯邁思和馬吉等不由調侃起拉貝來。
後來證明拉貝的這一主意還真達到了一定目的，雖然日本人沒有全部把這批糧食全部用於賑救難民，但至少讓日軍吐了些血。
1月30日，是中國農曆的大年三十。下午4時左右，拉貝駕車準備去平倉巷的路上，車至漢口路中，隻見迎麵約五十多名中國人將他車子攔住。
“拉貝先生，你快去救救那女孩！”中國人紛紛向拉貝說道和比劃著。
拉貝一聽，便知三分了：肯定日本兵又在強奸婦女了！
“走！”拉貝二話沒說，跟著中國人，來到蔣家巷4號。
“日本兵就在裏麵……”有人說。
拉貝推門便進。房子裏麵早已被日軍搶劫一空。在一間敞開的裏屋，放著一口棺材。再往隔壁的一間堆放稻草和雜物的屋子走去，拉貝發現了一名日本士兵正在強奸一名婦女。拉貝火了，上前一把拎起那日本兵的後衣，就往外拖，並且一直拖到走廊外。
“你的！你的什麽的幹活？你的……”日本兵又氣又惱。
“你的強盜！野獸的幹活！我的決不允許！”拉貝也怒發衝冠地回敬和訓斥道。
那日本兵看看拉貝，又看看停在一邊的掛著德國國旗的汽車，拎著褲子奪路而逃。
“哈哈哈……小鬼子也害怕呀！”中國人拍手歡呼，並紛紛豎起大拇指稱讚拉貝。
“大家快離開
這兒，說不定日本人會馬上回來。”拉貝朝圍著他的中國人揮揮手，讓他們盡快離開。等現場所有人走盡後，他也登上汽車，揚長而去。
農曆新年初一，是中國人最喜慶的日子。寧海路5號院子的難民們，一早就起來排著整齊的隊伍，向他們的救命恩人拉貝先生三鞠躬。姑娘們還向他獻上了一麵長三米、寬二米的紅綢布，上麵寫著一行長長的漢字。這行漢字拉貝讀不懂，有人這樣翻譯給他聽：你是幾十萬人的活菩薩！
天，我怎能受此大禮？拉貝一聽，臉都漲紅了，說自己無論如何也承受不起如此讚譽。有位前中國政府官員是名學者，他笑眯眯地對拉貝說：“我給你把這句話翻譯成一首閣下聽得懂的詩吧！”
“太好了！”拉貝拍手讚同。
翻譯後的難民獻辭是這樣——
你有一副菩薩心腸
你有俠義的品質
你拯救了千萬不幸的人
助人於危難之中
願上天賜福於你
願幸福常伴你
願神祗保佑你
你難民收容所的難民
“謝謝，謝謝你們！願上帝也保佑你們！”拉貝又一次被自己的“臣民”感動了。
這一天，拉貝覺得陽光有了一絲暖意。因為他舉目往外眺望時，發現院牆外那具中國軍人的屍體終於被搬走和下葬了。
2月4日，也就是中國人過新年的第四天，這一天拉貝早早地起來了，因為他要在這一天親自站崗值勤——“今天我得親自站崗，也就是說，我必須注視著自己的難民收容所，雙眼盯著我家後麵德國學校裏的六百名難民和我家前麵中學裏的約五千名難民。如果日本人強行闖入，我雖然阻擋不住，但我起碼可以做一個目擊者，觀察事態以向世界通報。我一定想方設法保護好我自己的房子，我們倒要看看，他們敢不敢在我麵前侮辱德國國旗！”拉貝這一天的日記裏這樣寫。整整這一天的行動也是這樣做的。他穿著特別整潔的西裝，袖子上的納粹徽章格外顯眼，而這一切都想表明，他是決不會讓日本人在他麵前隨心所欲地破壞他的安全區和欺負他所收容的中國難民們。
入夜，拉貝的日記這樣寫道：“擔驚受怕的一天2月4日過去了，一切都很平靜。這意味著隻要日本人有所顧忌，我們就不會遇到麻煩。我們大家對此都感到非常高興。今天是中國春節的最後一天假日，盡管天氣不作美，下著雨雪，但中國人仍然興奮地在院子裏燃放鞭炮。這些可憐的人如此知足：隻要不被打死，他們就滿意了……”
“拉貝先生，您一定要出麵救救棲霞山寺廟內的難民，他們太可憐了！無論如何，您得出麵。”江南水泥廠的丹麥友人辛德貝格來了，他見了拉貝，事情還沒顧上說，就一口請求拉貝答應他的求助。
“你說吧，把情況給我報告一下。”拉貝知道肯定又是一件令人憤怒的事。
辛德貝格這時才想起從口袋裏掏出一樣東西。“是僧人們給你和所有相關人士的公開信……”
拉貝接過信，看著看著，他的手開始抖動——顯然是難以抑壓的憤怒。公開信的內容是：
以人類的名義
致所有與此有關的人
值此，我們向您簡要匯報該地的情況及本寺廟所遇到的騷擾——
南京淪陷以來，每天都有數百人逃至我廟尋求保護，要求安置。我寫此信的時候，寺廟裏已聚集了兩萬零四百人，大部分為婦女和兒童，男人們幾乎都被槍殺或被擄去為日本士兵當苦力。下麵，我們扼要地列出日本士兵自今年1月4日以來所犯下的罪行：
1月4日：一輛載著日本士兵的卡車駛來，他們掠走了九頭牛，並勒令中國人為其宰殺，以便把牛肉運走。與此同時，他們放火焚燒鄰近的房屋以消磨時光。
1月6日：從河上來了很多日本士兵，他們搶走了難民的1頭毛驢，並搶走了十八個鋪蓋卷。
1月7日：日本士兵強奸了一位婦女和一個年僅十四歲的少女，搶走了五個鋪蓋卷。
1月8日和9日：有六位婦女被日本士兵強奸。他們像往常一樣闖進寺廟，尋找最年輕的姑娘，用刺刀威逼她們就範。
1月11日：有4名婦女被強奸。喝得酩酊大醉的日本士兵在寺廟內胡作非為，他們舉槍亂射，擊傷多人，並損壞房屋。
1月13日：又來了許多日本士兵，他們四處搜尋並掠走大量糧食，強奸了一位婦女及其女兒，然後揚長而去。
1月15日：許多日本士兵蜂擁而來，把所有年輕婦女趕在一起，從中挑出十人，在寺廟大廳對她們大肆**。一個爛醉如泥的士兵晚些時候才到，他衝入房內要酒喝、要女人。酒是給他了，但是拒絕給他女人。他怒火衝天，持槍瘋狂四射，殺害了兩個男孩後揚長而去。在回到火車站的路上，他又闖進馬路邊的一間房子，殺害了一位農民七十歲的妻子，牽走了一頭毛驢，然後縱火把房子燒了。
1月16日：繼續搶劫、**。
1月18日：盜走了三頭毛驢。
1月19日：日本士兵大鬧寺廟，砸壞門窗和家具，掠走7頭毛驢。
大約在1月20日，開來了一支新的隊伍，換下棲霞山火車站的崗哨。新來部隊的指揮官是個少尉，他心地較好，自他來後，形勢明顯好轉。他在寺廟內設了一個崗，哨兵努力把專來搗亂、偷竊和搶女人的士兵拒之於寺廟大門之外。因此，我們害怕，一旦這位少尉撤離此地被派往別處，原來可怕的情景會重新出現。所以，我們請求你們，不管是誰，隻要能幫助我們阻止重現這種慘無人道的殘暴行徑即可。安置在我們這兒的難民百分之八十已失去了一切，他們的房屋被毀，牲口被殺，錢財被搶。此外，許多婦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沒有了父親，大部分年輕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殺害，另一部分則傷的傷，病的病，躺在這裏缺醫少藥，誰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殺害，而我們還隻剩下少量的糧食儲備。我們的農民既無水牛又無稻種，怎能春耕播種呢？
在此，我們所有簽名者再次懇請您的幫助。
棲霞寺廟難民（二十個簽名略）
1938年1月25日
看完信，拉貝長歎一聲，說：“城內的情況其實並不比棲霞山寺廟好多少。你看看斯邁思等這幾天整理的情況報告……”
拉貝隨手從桌子上拿起幾張紙，給辛德貝格看。這是“日軍在南京暴行報告”的後續，這份報告已經登記到三百多個案情了。
辛德貝格看到如下報告——
2月2日下午，朱先生想返回位於建康路的家中，他與他朋友同行。他們到達鐵管巷時受到5個日本士兵的阻攔，他們不得不聽從日本兵的命令，為他們工作到深夜。從此他們再也不敢有試圖回家的想法。
2月2日，江先生要返回位於新街口的住所，在雲南路和中山北路的交叉口的一個街角，五六個日本兵遇見他，強迫他挑餐具到挹江旅館。他辦完事正要回家，在鐵道部附近又遇上日本兵，要他把大米扛到上元門，他遵命完成後時間已晚，最後想想不得不放棄回家的想法。
2月3日：上午9時，一位十八歲的叫蔡曉喜（音譯）的年輕男子離開難民收容所回家，走到四象橋時，因沒有立即向日本兵行鞠躬禮，被該士兵用刺刀捅了一刀。今天下午，他回到我們這裏接受醫生治療。
2月3日：上午10時左右，七八個日本兵闖進白下路江先生和江太太家——他們剛剛從安全區回到家，日本兵命令江先生出去，企圖對他太太施暴。江立即指指袖子上的“國際委員會”標章，才悻悻地走了。江當晚帶著太太回到安全區，他們說，回家太可怕，決定繼續留在難民收容所。
2月3日，馬太太回家途中，在同仁街某屋前被3個日本兵抓住，拖到一間屋子進行**。馬太太後來回到她原來的收容所……
後麵的都是有關諸多婦女們離開安全區回家試圖過日子時被日本兵或在家、或在途中遭強奸和**的案例。辛德貝格沒看幾個就直罵：“惡心！”
“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把安全區放棄，將等於幫助日本人再次屠殺南京人嘛！”辛德貝格衝拉貝說，“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這樣做！”
拉貝拍拍丹麥朋友的肩膀，說：“我們正在與各國駐華大使館聯係，爭取他們的支持，並同日方和新成立的南京自治政府取得協調，力爭保留國際委員會所擔當的責任。”
“有結果嗎？”彬彬有禮的辛德貝格看來也被形勢逼得要發瘋了。
“相信會有些結果。”拉貝說，“請向棲霞山的方丈們轉達我的問候。他們那邊的情況，我們一定協調顧及。現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自己如何堅定對安全區的自信和自治能力，特別是食品的基本保證。”
“明白。”辛德貝格帶著拉貝主席的一絲希望，離開了肮髒而焦味十足的城區。他對拉貝說：“如果不是為了我那邊兩萬多難民的事。一次也不想進城……”
拉貝苦笑道：“可我們還必須每天24小時守著到處是屍體臭味的南京城。因為我們的崗位在這邊——二十多萬難民每時每刻在期待著我們。”
是的，無論南京城如何淒慘與肮髒，無論空氣如何窒息與迷漫毒氣，拉貝無法離開。2月4日，是日本要求安全區難民撤離的第一天，但除了拉貝和幾個美國人住所內的難民們沒有被日本軍隊驅趕處，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日軍的強行而野蠻的破壞、騷擾。即便在拉貝一直關心的與他住處近在咫尺的金陵大學附中內的難民也紛紛又逃了回來。5日當日，負責這所中學難民的格蘭姆斯先生向拉貝發出求救信：
尊敬的拉貝先生：
在此，請允許我轉告您，越來越多的難民回到我們學校尋求保護。他們說，他們不可能繼續留在家裏，因為日本人不斷進行騷擾，向他們要姑娘。如果他們不從，就威脅要殺死他們。形勢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嚴峻。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民們怎能返回住所？請您給予他們仁慈的幫助，除了您和您的朋友之外，我再也不能請求他人保護。請您與德國、美國和日本大使館商談此事。難民來找我幫忙，可我卻無力相助。自治委員會絲毫影響不了日本人。人們告訴我們，除了國際委員會，誰也不能保護我們，即使是自治委員會官員的夫人也跟平民百姓一樣難免遭受日軍的**。我簡直無法理解。自治委員會怎能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還要求難民返回自己的住所。他們自己也很清楚，在安全區外，誰也不能保護難民不受日本人的欺淩。
這些難民多麽可憐，簡直難以形容。我祈求上帝，不要離開中國，拯救我們吧！如果您及您的朋友不幫我們，誰還能幫助呢？懇請您及您的朋友考慮一下，通過什麽途徑幫助這些難民。
尊敬的、親愛的拉貝先生，您是我們的先導，我寫此信時已淚流滿麵，但願上帝與您同在，請為我們祈禱吧！
您的D.G.格蘭姆斯（簽名）
“立即通知召開理事會！”拉貝對斯邁思說。下午，國際委員會在拉貝的要求下，再度召開了理事會緊急會議，重點研究了日軍在安全區內驅逐難民後的形勢，以及如何安置回來的難民及今後一段時間的工作。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當前，我們可以說遇到了委員會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刻，大家無論如何要堅定我們的信仰和決心，其實也應當有理由堅定我們安全區的職責，這一點事實上盡管日方不直接承認，但國際社會對我們的工作是普遍支持和同情的。現在我們麵臨的是：自治政府要求市民們回家，但多數難民他們不敢回家，或者說回家了又因為害怕日本兵的騷擾又回到了安全區來。這說明什麽？說明了多數難民是信任我們而不信任日本人和自治政府的人。還有什麽比這更值得我們繼續為他們服務的理由嗎？所以隻要我們堅持，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拉貝是個商人，很少能說如此激情的鼓動話，但這一天他說了，說得很像一個德國政治家。斯邁思等美國朋友給予了拉貝很高的評價。
堅定戰鬥意誌對此刻的國際委員會成員們來說，異常重要。
“寒冬總會過去，麵包不能沒有。”大家相互鼓勵，困難似乎又在這群洋人麵前變得輕如鴻毛。
這是1938年2月6日，拉貝收到了一份熱情洋溢的信，是他的助手之一、金陵神學院安全區的陶忠亮代表他負責管理的全體難民感謝拉貝的。信這樣寫道：
尊敬的拉貝先生：
戰爭在上海爆發並不幸蔓延至南京時，國際委員會建立了南京安全區。它幫助難民免遭危險，獲得安全，這件拯救工作使全體難民至死也難以忘懷。
我們——您的助手，願為您的追求獻出我們的全部力量，我們把這看成是我們的神聖職責。在辭舊迎新之際，我們收到您的來信，信中對我們的工作大加讚揚，隨信還附上了15元錢供我們歡度春節。雖然我們認為，我們不配接受這份禮物，但我們不予拒絕，以免讓您生氣，從而失去您的器重。根據您的指示，我們已把錢分發給各位工作人員。特寫此信，以表示我們的衷心感謝。
您非常忠實的陶忠亮
代表金陵神學院難民收容所全體職工
自日軍宣布要驅逐安全區內的難民以來，拉貝的神經每天都處在極度緊張狀態，一件件憂心如焚的事困擾著他，但偶爾也有高興事，比如他從羅森博士那裏獲悉，通過拉貝等多方努力，上海方麵已經將一百噸蠶豆運往南京。這對處在饑餓與死亡邊緣的南京難民來說，簡直就是一個救命的消息，而對拉貝他們來說，讓他的國際委員會更有了一份信譽，因為這樣的物資援助是連日本軍方都很難破壞的。因為這屬於慈善援助，國際社會的眼睛都盯著呢！
但與此同時，拉貝又收到了幾件令他情緒掃地的壞事。其中有一件說，一個日本士兵闖入民宅，屋內住有一個婦女和她兩個女兒。這個士兵想要強奸其女，遭到反抗。隨後，日本兵把3個女人鎖在屋子裏，縱火燒屋，最後兩個女兒燒成焦炭，母親則燒得半死逃了出來……麵對如此不斷的暴行和噩耗，拉貝欲怒無奈，隻得空握拳頭。
“能做的就是更多地救助那些可憐的難
民，或多給他們一碗粥喝、多讓他們安全地睡上一夜……”拉貝內心一次次向上帝祈禱。
國際委員會的爭取一直沒有停止，拉貝在不停地向日方直接提出解決問題的指向。2月10日，他代表國際委員會向日方當局就“恢複秩序和紀律”“食品供應”和“醫院和衛生所的人員”等問題提出了要求。
在發上述信件給日本使館方麵的同時，拉貝也收到了一份來自上海報刊轉載德國漢堡的新聞報道：
一個德國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訊）南京的許多報道一致肯定了德國西門子洋行（中國）駐南京代表拉貝值得讚揚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從11月中國當局完全撤離以來，他以難民區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實際上做了市長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國人和外國人的支持下，維護社會秩序，關心市民的福利。據日本大使館一名代表報告，拉貝的工作對過渡時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時對目前為了居民和難民的利益而與占領軍進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處的。留在南京的中國居民懷著感激的心情讚許拉貝的幫助。轉自德國《漢堡消息報》
拉貝是個榮譽感特別強的人，尤其是來自自己國家的新聞消息他特別在乎，這也是他能夠存在並如此貢獻於中國難民的力量源泉之一。這篇新聞他看後很多次告訴給朋友們。
離開南京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拉貝覺得身為“主席”的他，有必要做完兩件事：審計在任委員會主席期間的財務情況和對未來委員會的命運作一安排。這也再一次顯示和體現了他這個“精明的漢堡商人”的工作嚴謹性。
很快，財務報表和今後的財務預算送來了。“員工們的工資和醫生的工資支出，必須件件落實，如果這方麵留有問題，我寧可不走！”拉貝對金陵大學報來的財務表中沒有明確這一部分內容，很認真地要求細致地補充。
現在，拉貝要簽署一份他認為他走後最重要的文件，即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名稱改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
“我們選擇這一名稱，是為了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為純民間救助組織的工作性質。為了更好地表達我們存在的理由，我和斯邁思博士會正式向日方提出上述請求。我本人——將不在新的機構裏擔任領導，但希望斯邁思、馬吉、施佩林、米爾斯牧師等諸位成為這個新機構的領導人，過去的工作已經證明他們是卓越的……”2月18日，拉貝在國際委員會的最後一次理事會上，發表了“告別”講話，斯邁思對會議作了認真記錄。這些珍貴的資料後來都留在了美國耶魯大學，成為世界研究南京大屠殺的重要曆史檔案。我有幸閱讀到它們，就像與當年的傳教士、基督徒、醫生們在一起交談那段無法忘懷的滄桑歲月……
由於拉貝在南京創辦的主持難民安全區的功績被幾乎全世界愛好正義的國家都已知曉，更不用說他在南京城內的影響，所以當他要離開南京的消息傳出後，許多難民紛紛給他寫信致敬。下麵這一封由二十四位難民簽名的信算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吧：
尊敬的拉貝先生：
日本人占領本城後，從1937年12月16日起押走了許多中國人，據說是命令這些人為他們從事必要的勞動。這些人絕大部分是年輕人，有些還是未成年的孩子，我們的獨生兒子也在內，他們都沒有兄弟。許多人是商人家庭出身，從來沒有當過兵；另一些人是手工業者或是小商販，但大家都是本分的公民：現在留在家裏的隻有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無人養活的妻子兒女。
我們從未有過財富。在您建立安全區時，我們希望能夠在那裏繼續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並且不會受到傷害。可是，六十四天前，日本人突然從那裏拖走了我們的兒子，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聽到他們的消息。我們這些老老少少、女人們和孩子們，在安全區沒有任何收入，在風裏雨裏，在嚴寒的冰雪天，等待著他們歸來。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這些從未當過兵的人就會因饑餓和寒冷而死去。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兒子們在哪裏，也不知道他們如今怎麽樣，家屬們日日夜夜都是在淚水中度過的，其中有些年老的和身體虛弱的因悲痛而病倒了。我們的筆難以給您描述這些人的痛苦。你們的委員會過去曾表示過，你們感到有責任去調查那些被押走的人和失蹤者的下落。我們曾於1月28日和2月1日兩次給您寫信。現在又過去了幾個星期，但是毫無結果。我們大家（我們這些為兒子、丈夫及其他人擔心的人）走投無路，不知該向誰求救，但我們知道您心腸好、憐憫人，因此再次請求您找到能幫助我們的方法和途徑，使那些年輕人能夠回到我們身邊，把贍養者還給家庭，搭救我們的性命。請求您告訴我們，您能為我們做些什麽？那些年輕人是否還活著？他們此刻在哪裏？（活著還是死了？）他們是否還能回到我們這裏？什麽時候能夠回來？請您不要對我們隱瞞什麽。請您把詳細情況告訴我們。我們相信您的好心腸和憐憫心，我們將一輩子都感激您。
此致
敬禮！
您十分忠實的：
尤朱氏 朱唐氏 王蘇氏
許朱氏 許潘氏 費於氏等二十四人簽名
南京，1938年2月19日
拉貝是個辦事十分認真的人，他對所有類似這樣的來信，都一一回複，並且總是將對方期待和期盼的事盡可能地去努力處理和安排。
2月21日，國際委員會總部舉辦盛大招待會，這個招待會是專門為歡送拉貝所舉行的。招待會是在一首悠揚中略帶憂傷的曲子——《南京難民合唱曲》中拉開序幕的。這首曲子是由幽默大師麥卡勒姆牧師特意為拉貝所作，歌詞獨特：“We want beans for our breakfast, beans for our lunch……（中文：我們要蠶豆做早飯，要蠶豆做午飯……）”當麥卡勒姆牧師將他所寫的歌詞告訴大家時，全場人都哄堂大笑了，甚至連受邀的幾個日本外交官都忍俊不禁地捧腹狂笑。拉貝覺得麥卡勒姆是個天才，他竟然能把一個嚴重而複雜的外交問題和關乎幾十萬難民生死的難題，用調皮的曲調，作為今天這個盛大而隆重的歡送儀式的主題曲，這也一下讓整個招待會充滿了苦中作樂的氛圍。
斯邁思代表國際委員會，宣布了他們在拉貝缺席的情況下，召開了一次臨時委員會會議，並把會議上的一個專門寫給拉貝的決定當眾宣讀：
尊敬的拉貝先生：
我們榮幸地將下述決議通知您。該決議為今年2月15日在南京安全區九個區的區長及二十五個難民收容所所長第六次聯席會議上作出的。會議一致決定：感謝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M.D.拉貝先生為組織和管理安全區所做的極其寶貴的工作以及與此有關的救援和救濟工作。對拉貝先生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讚賞。我們將永遠感激地記住他的名字。
上述決議也應該向西門子洋行（中國）和德國大使館通報，使他們了解南京居民對拉貝先生在這段困難時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
上述會議，還委托簽名者向西門子洋行（中國）提出請求，在可能的情況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國際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雖然安全區本身已經不再存在，但居民們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對他們進行救濟。由於這個原因，全體區長和收容所所長請求您，如有可能，繼續在這裏工作。告別像您這樣一位經過困境考驗的朋友，使我們大家深感遺憾。
因此我們十分希望，西門子洋行（中國）會考慮我們的請求，允許您為南京的利益繼續您的工作，並請您在它的同意下決定繼續留在我們這裏。如果不能如我們的心願，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會回到我們這裏來，給原有的友誼換上新的紐帶。它在過去的幾個月內對我們變得如此的珍貴。
十分感激和忠實於您的
南京安全區各區區長和
各難民收容所所長的代表（簽名）
這份由董沈玉先生書寫、南京安全區全體國際委員會委員和各區區長、難民收容所所長簽名的“決議書”至今仍然保留在中國第二檔案館，長長的簽名，足以證明拉貝在任南京國際委員會主席期間的工作廣泛受到擁戴的業績與威望。
這是拉貝獲得的最高榮譽，盡管它是非官方的。
2月23日，拉貝在他最信任的中國助手韓湘琳和公司助手施佩林等人的陪同下，登上停靠在長江邊的英國“蜜蜂”號炮艇。英國大使館及炮艇司令長官等熱烈歡迎他的到來。
“嗚——”炮艇拉響一聲長鳴的汽笛聲，滾滾的長江水頓時在艇尾翻卷……此刻，拉貝與碼頭上歡送的人群頻頻招手。他內心不由泛起難以抑壓的情濤：啊，別了，我親愛的南京！別了，我們幾十萬苦難而叫人牽掛的難民！
在艇船上，拉貝看到了剛剛出版的上海德文報紙上的一篇題為《向約翰·拉貝先生致敬》的短評上說：
當日本的部隊在11月底以極快的速度向中國首都南京挺進時，在外國人的私人圈子裏產生了建立一個安全區的想法，使外國的僑民和中國的平民在預期發生的戰鬥時可以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
國際委員會由此誕生了。它把不同國家的公民（其中有3個德國人，還有美國人、英國人等）聯合了起來。西門子洋行（中國）南京辦事處代表約翰·拉貝先生在他的全體委員們的信任下，被任命為委員會的主席。
戰鬥爆發時，安全區已經組織完畢。委員會的成員們本來可以到停泊在揚子江上的輪船上去避難，這並不困難。可是，拉貝先生和他的委員們放棄了讓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機會，決心將承擔的使命進行到底。由於他們不怕自我犧牲的行動，在中國部隊撤退和日本人占領南京後那些困難日子裏，使數十萬人得以免受饑餓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他們免受可怕的遭遇。
隻有在他們不顧個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們才能做出這種完全是人道主義的貢獻。
安全委員會的主席承擔著最大的工作壓力，工作的成功主要應歸功於他。約翰·拉貝先生在南京困難的日子裏，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完美的人，他的獻身精神，給“德意誌”這3個字和他的祖國帶來了榮譽。
南京的安全區委員會在我們中間人人皆知，我們十分高興地獲悉，拉貝先生已於昨天下午抵達了上海，他還是那麽身體健康和精神飽滿。他的夫人已在上海十分焦急地等了他很長時間，她的心情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他肯定會受到他在上海的全體同胞的熱烈歡迎！
一定是先行到上海洋行總部的克勒格爾一幫朋友們弄出來的。拉貝內心很開心地猜想。
不過，拉貝更喜歡他口袋裏的另一封“表揚信”，因為這是德國駐華大使特勞特曼博士的親筆信。拉貝認為，這可以稱得上是德國官方和政府對他在南京工作的肯定：
尊敬的拉貝先生：
鑒於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義務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及後來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主席期間，冒著生命危險，以人道主義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於犧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讚賞。
此外，我也真誠地感謝您在這期間勇敢地為保護德國在南京的財產所做的個人努力。
您的行為給我們的祖國帶來了榮譽。
請允許我通知您，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請求外交部向德國紅十字會建議授予您一枚獎章。
特勞特曼博士（簽名）
1938年2月25日下午2時許，拉貝乘坐的船艇抵達上海。碼頭上，他與久別的愛妻重逢。倆人長時間地擁抱，場麵感人。
在上海，他第一次向外界公開講述了他所經曆的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從此他的名字在新聞報刊時常出現。在他的故鄉德國，他做了同樣的事。然而幾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希特勒為首的法西斯失敗，日本也被打敗。拉貝的命運則成了一個特別：一會兒被捧為英雄，一會成法西斯代表——因為他的納粹身份無法逃避戰後的嚴討與追查。
關鍵時刻，中國各界和有關方麵紛紛站出來為拉貝提供和出示了他在南京反日本法西斯時所作的特殊貢獻的證據。這才為拉貝的“納粹”汙蔑加以澄清。下麵是盟國占領區委員會主席楊克簽發的一份法庭判決書：
盟國肅清納粹法庭複議庭認定
拉貝為非納粹分子的判決
現在從事口譯工作並且有時被西門子公司臨時聘用的拉貝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並且於1934年在中國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他當時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國學校，有必要獲得德意誌帝國的支持，因此他必須加入該黨。1935年約翰·拉貝臨時擔任了該黨南京地方組織負責人。當時在中國的德國人並不了解國社黨的罪惡目的和犯罪行徑，有關這一點，證人的證詞可以證實。南京安全區在日本人突破防線的時候建立，在美國人和英國人的請求下，拉貝擔任了該委員會主席。作為委員會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區避免了日本人轟炸。1938年拉貝回到德國，途中他作為貴賓乘坐了英國“蜜蜂號”炮艇到上海。拉貝在德國作了數場關於日本人殘酷非人的戰爭行徑的報告，因而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禁止進一步從事有關這方麵的活動。戰爭期間，拉貝的工作是負責照料西門子駐外工作人員。
阿爾夫雷德·霍普和阿爾貝特·阿爾姆布魯斯特與拉貝一起在中國待過，而且不是黨員，這兩個證人以及所獲得的可代替宣誓證詞的陳述詞均能證明以上的全部內容，特別還要考慮到的因素有，在1934年的時候，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政策和帝國主義的目的在中國尚不被人所知。
鑒於以上所述，同時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義的和社會的觀念，委員會經多數票通過，支持認定其為非納粹分子的提議。
一位德國“納粹”在中國南京所建立的特殊功勳，為拉貝的命運畫上了句號。
何建明/著
拉貝先生
——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與國際安全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