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三章
近年來美國‘婦’‘女’參政熱情高漲。言情內容更新速度比火箭還快，你敢不信麽？據1兆4年總統大選前的報道，‘婦’‘女’占美國人口的51％，而‘女’選民卻占了選民的52.3％。‘女’競選人也有增加。1984年，民主黨‘女’黨魁傑拉爾，費拉羅成為美畫曆史上第一位被提名為蕺總統候選人的‘女’‘性’。1986年，‘婦’‘女’參加競選參議員的有6人，競選眾議員的64人，競選州長、副州長的分別為9人和11人。有人預言，到本世紀末，美國將會選舉‘婦’‘女’擔任總統。
在50年代的中國，‘婦’‘女’參加投票選舉人民代表的比例高達90％。目前，中國縣、鄉兩級政權實行直接選舉，每三年選舉一次，‘女’公民投票率達到95以上。雖然對於許多人來說，參加選舉與參政似乎還有很大的距離，但是，投票這一行為本身多多少少會成為參政的訓練過程，不能認為它對參政是毫無意義的。如果拿中國‘婦’‘女’的投票率與西方發達國家例如美國相比，美國人(無論男‘女’的投票率相當低，但是每一位投票人的參政意識明顯高於中國的投票人。嚴格地說，美國‘婦’‘女’的投票率可以被視為‘婦’‘女’參政水平的指標之一，中國‘婦’‘女’的投票率卻說明不了這一點；但投票行為畢競可以被視為‘婦’‘女’參政的最起碼的一步。
在爭取‘婦’‘女’選舉權的問題上還有一個觀念值得特別注意，那就是，‘婦’‘女’爭取選舉權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爭取一般公民權，因為選舉權除公民權的意義之外。還具有政治權力的意義。選舉權對於參政有兩重含義：作為選舉人，選舉行為本身是在行使自己的一份政治權力，把選票投給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讓他們為自己代言；作為被選舉人，一旦通過選舉進入政治權力機製，則可以代表選舉人的利益行使權力。因此，選舉權的獲得和對選舉過程的參與是‘婦’‘女’參政的基本方式之一。
政黨在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中擁有在政治上不同的重要住；黨員、會員身份也如此。例如在美國這樣的兩黨製國家，政黨隻是人們登記投票的組織，其重心在於人的政冶觀點和傾向的選擇和表達；然而，在中國或前蘇聯這樣的國家，共產黨是領導政權的核心組織，黨員是政權的基本力量。如果說西方國家中的工會、政黨組織和共產黨執政囯家中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黨員、會員身份隻具有很稀薄的參政分量；耶麽，在共產黨執政國家中的黨員身份卻具有濃重得多的參政分量；‘婦’‘女’在其中的比例也應當被視為‘婦’‘女’參政程度的一個指標。
鑒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女’黨員的人數比例顯然可以被視為‘婦’‘女’參政程度的一個指標。據統計目前中國有‘女’黨員700多萬人，占黨員總數的農村‘女’黨員的比例低於城市。以山西省晉城市農村‘女’黨員為例，從絕對數看，農村‘女’黨員共4989名，占農村黨員總數的9.4％；其中部分邊遠山區鄉鎮的‘婦’‘女’黨員比例竟低至此外。農村‘女’黨員還有年齡偏高、教育水平偏低的特點，‘女’黨員數量的犮展也較慢，有許多農村黨支部沒有‘女’黨員。由此可見，中國‘婦’‘女’的參政程度很低，其中農村‘婦’‘女’的參政程度又低於城市‘婦’‘女’。
在前蘇聯，從‘女’共產黨員在黨員爺所占比鈳這一點看‘婦’‘女’參政的比例要高於中國。1987年，前蘇聯‘女’黨員占黨員總數的29.3％；任區、市、州黨委及同級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及候補委員的有137800人，占委員總數的33.9％；擔任加盟共利國的州委、區委和中央委員會及同級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的有8500人，占委員總數的26.8％。
從作為參政程度指標的意義上看，雖然中國‘婦’‘女’參加民主黨派及各類群眾團體的意義遠遠比不上參加共產黨的意義，但是，八個民主黨派中‘女’黨員的比例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女’‘性’在政治上的活躍程度。是‘女’‘性’在各民主黨派中所古的比例：除九三學社以％。其他各民主黨派中‘女’黨員所占比例都高於共產黨中的‘女’黨員比例；除九三學社以％。其他各民主黨派中‘女’中央委員所占比例均低於‘女’黨員所占比例；另據近年統計，中國的八個民主黨派中，有近11萬‘女’黨員，但其中央領導機構中，僅有203位‘女’‘性’。這說明，在這些民主黨派的高層領導中，‘女’黨員的代表權是不充分的。
‘婦’‘女’在政黨、團體中難以進入領導階層，代表權不充分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一些西方國家‘婦’‘女’在工會中的地位就很低。美國服裝業工會成員80是‘女’工，但是22個：會領導委員會成員中，隻有一位‘女’士；新西蘭有322個工會，‘婦’‘女’在工會成員中所占比例為1/3，可是隻有15個工會有‘女’‘性’領導人。
除八個民主黨派％。中國有5800多個群眾‘性’‘婦’‘女’組織，它們都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團體會員5它們向政fǔ反映‘婦’‘女’的意見和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6這些群眾‘性’‘婦’‘女’組織既有全國‘性’的組織，也有地區‘性’的或行業職業‘性’的組織，例如，‘女’職工委員會、‘女’科技工作者聯誼會、基督教‘女’青年會以及‘女’企業家、‘女’工程師、‘女’新聞工作者、‘女’法官、‘女’律師、‘女’作家、‘女’書法家等各種行業職業的‘婦’‘女’協會。
全國井有各級‘婦’‘女’聯合會68355個，其中省級30個；地級370個；縣級2810個；鄉級65145個。縣以上‘婦’聯主任，一般都擔任同級人大、政協的常委。據1962年底統計，全國基層‘婦’代會有81萬多個，基層‘婦’委會近13萬個。
目前，全國已有2/3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了‘婦’‘女’權益保癉機構。為‘婦’‘女’提供法律谘詢服務的單位已發展到2000多個。這些紐織的發展和‘婦’‘女’對這些組織的參與將有利於‘婦’‘女’權益的保障和‘婦’‘女’地位的提高。
‘婦’‘女’在立法機構中所占的席位是‘婦’‘女’參政程度更直接的指標。立法機構在不同體製的國家有不同的名稱，例如，議會、人民代表大會、蘇維埃等。
在1987年，立法機構中‘女’‘性’比例最大的是東歐國家和前蘇聯，以下依次為其他發迖國家、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其他地區立法機抅的‘女’‘性’比例都在10％以下，以太平洋島國和非洲北部地區國家為最差。
在本世紀80年代，許多國家的‘婦’‘女’在國會議員中的比例有所提高，大多數占到3—6的席位。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北歐和東歐國家，‘婦’‘女’在立法機抅中所占的席位能達到1/3上下。
在北歐的芬蘭、挪威和丹麥，‘女’議員所占比例高迖30％左右。挪威國會中有的席位由‘婦’‘女’占有。政fǔ委員會中‘婦’‘女’代表人數由？2年的上升到80年代的41％。瑞典最高立法機抅和市議會的‘婦’‘女’代表人數在到192年的10年中也提高了近一倍。
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中‘婦’‘女’所占比重為952年占26％；1962年占27；1964年占％，1964年達33％。‘婦’‘女’在地方蘇維埃代表中所占比重在33年是幻；1941年是44；1967年是45.73年達到50.在前蘇聯人民陪審員中‘婦’‘女’占50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聯邦議會中，‘女’議員占33％。前民德人民議院500名議員中，33義是‘婦’‘女’，縣與專區法院的53000名人民陪審員中，‘婦’‘女’占一半。
西歐北美的情況與北歐、東歐相比卻大大不如。從美國1776年建國以來到96屆國會，曆屆參議院中，總共有1726名參議員，其中僅有11名‘女’‘性’，占參議員總數的0.6。在96年代末，國會中有24名‘女’‘性’，占4.5。曆屆眾議院中，總共有9591名眾議員，其中‘婦’‘女’87名，占眾議員總數的09.第97屆國會中，參議員100名，‘婦’‘女’2名，占2；眾議員435名，‘婦’‘女’9名，占4％。
80年代初，雖然英國的首相是‘女’‘性’，怛是國會的535名議員中，隻有19名‘女’議員，占3％。這種狀況近年來已有改善：1987年英國大選，三大政黨提出參加議會競選的‘女’候選人名額高達243名，其中41名取得了下院席位，打破了曆史紀錄。
在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有69名‘婦’‘女’出席了會議，占全體代表的10。1993年的第八屆全國政協會議的委員中，有‘女’委員283人，占政協委員總數的13.5；‘女’常委29人，占常委總數的9.2。全國共有7位‘女’‘性’擔任過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
1953年，當選為基層人民代表的‘婦’‘女’占代表總數的17。從1990年中國縣、鄉兩級人民代表換屆選舉的結果看，當選的‘女’代表平均達到加上下。全國共選出縣級人民代表643840名，其中‘婦’‘女’占6％。鄉鎮級人民代表2900590名，其中‘婦’‘女’占2義。省以上人民代表實行間接選舉，每五年選舉一次，‘女’代表比例一般在20左右；其中‘女’代表比例較高的上海市達到的。全囯人民代表大會‘女’代表的比例數，在1954年的第一屆全國人大占11％。在1975年的四屆人大占22；隨後一直基本保持在這―水平上；在93年七屆人大占‘女’常委占12.3％；其中有2位‘女’‘性’被選為副委員長，占副委員長總數的10.5％。
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的‘女’代表比例一直保持在20％的水平上，沒有大的升與降，其主要原因在於這一比例是給予特殊保障的。近年來，關於規定‘婦’‘女’比例這一作法的利弊引起了爭論，後文對此有詳細討論。
值得注意和引起學者熱烈爭論的一個現象是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立法機構中‘女’代表比例在共產黨政fǔ下台以後的普遍下降。由於議會具有了一定的社會實權，‘婦’‘女’遂被排除在％。羅馬尼亞的情況最為明顯：在1990年選舉當中，議會中‘女’‘性’成員比例從約占1/3，竟陡然降至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相應的下降是從215％到6；在保加利亞從21％降至8.5；在匈牙利從降至在前民德從32.2％降至20.5；在‘波’蘭1991年選舉之後，議會460名成員當中僅剩位‘女’‘性’，大約相當於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女’代表人數的一半。此次選舉之後組成的政fǔ還解除了僅有的兩位在任‘女’部長及大批‘女’副部長的職務。―位‘波’蘭觀察家對此作出如下評論：這個自由的、歐洲大陸的現代議會不禁令人聯想起隻準男士人內的英式倶樂部廣這些國家‘婦’‘女’在立法機構所占席位的下降反映出一個規律：前共產黨國家大都實行過對‘婦’‘女’擁有的議會席位數規定比例的作法；一旦國家體製改變，人為規定比例的作法失靈，‘婦’‘女’的實際參政程度就顯‘露’出來。這一殘酷現實不僅使東歐‘婦’‘女’而且使其他共產黨執政國家中的‘婦’‘女’反省自己的實際參政程度，而不再為保證‘婦’‘女’比例措施下的樂觀表象所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