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位則謀其政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子說：“不在那個職位，就不考慮那個方麵的事情。”

“在其位，謀其政”，為孔子所立明訓，亦為後世之從政者奉為圭臬，諸葛亮之前後(出師表)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行動，堪稱楷模。後來這優秀的從政者，或盡心盡職，精心政務；或引咎自責，以一身而謝天下，皆可稱道。當然，也有些屍位素餐、碌碌無為者，當引以為戒。

在其位，謀其政，首先是要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在這一點上，高穎、王旦、張廷玉都頗具諸葛亮遺風。開皇元年(581)，楊堅登上皇位，稱文帝，正式建立隋王朝。文帝任北周時相府司馬高穎為尚書左仆射兼納言(侍中)，即宰相。高穎甚被文帝倚重，凡軍國要政、大小政事，文帝皆與之謀議。隋朝初建，百廢待舉，政權要進一步鞏固，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等製度都需要改革或重建，生產、經濟也麵臨著如何進一步恢複發展的問題；另外，還必須北服突厥，南平陳朝。特別是平陳、統一天下，是以文帝、高穎為主的隋朝君臣們所經常考慮謀劃的問題。由於政務繁多，高穎每日孜孜不息，夙夜匪懈，國家大事時刻在他腦子裏徘徊，即便退朝後在家裏也不停地思考。他常常用盤子裝一些粉，置於床邊，夜裏想到一件該辦的公事，就用手指記在粉盤上，天亮後就筆錄下來，入朝處理。

宋相王旦對朝廷政務也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他退朝歸家時還常常惦記朝政，專心思考。王旦有一馬夫，歲滿辭歸，王旦問道：“你控馬幾時?”答：“五年矣。”王旦曰：“我不省有汝。”馬夫轉身欲去，王旦急忙叫住他問：“你乃某人乎?”於是厚賜之。原來此夫每日為王旦趕車禦馬，王旦在路上隻是想著政事，從未注意過馬夫是何模樣，也從未與之交談過，故隻識其背，不識其麵。歸家後，王旦往往不去冠帶休息，卻入靜室默坐，家人每每惶恐不安，不敢驚擾，也不明白是何道理。後來，王旦的弟弟去問副相、參知政事趙安仁，說：“家兄歸時一如此，何也?”趙安仁告訴他：“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在其位，謀其政，還要興利除弊，救時救世，如唐中期的名相姚崇即被稱為“救世宰相”。

姚崇曆仕唐武則天、睿宗、玄宗諸朝。他“明於吏道，斷割不滯”，“善應變以成天下事”，為相期間，恪盡職守，勤政愛民，政績卓著，被時人譽為“救世宰相”。武則天時期，他因富於才幹，被破格提拔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當時武則天重用酷吏，告密者蜂起，酷吏來俊臣、周興等大興冤獄，許多朝臣和李氏宗族被無辜殺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剛上任的姚崇認為自己有責任改變這種局麵。於是他直率而誠懇地勸諫武則天，說服她改變酷治，以保持政局的安定，統治的長久。武則天為之所動，並於長安二年(702)修正來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錯案，為受害的官員“伸其枉濫”。為此，武則天讚賞他道：“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意。”並賞銀千兩。

睿宗時期，身居相位的姚崇極力革除弊政。當時官僚機構臃腫，百官泛濫，銓官製度紊亂。尤其是公主、後妃們，大搞“斜封官”。按正常程序，應是吏部先用赤筆注官之狀，門下省審批，皇帝授旨，稱“赤牒授官”。斜封官則是皇帝受公主、後妃的請謁，用墨筆敕書任命官員，用斜封交付中書省。她們利用斜封，鬻法徇私，進而搞裙帶關係，各樹朋黨，擾亂吏治，致使政府機構的工作難以正常開展。姚崇則聯合宋璟等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睿宗采納了他們的建議，“罷斜封官數千人”。同時，他又不畏強權，大力整頓吏治，使唐政府很快出現了“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綱紀修舉”的清新局麵。姚崇為玄宗輔政時期，繼續大力整肅吏治。嚴格銓選製度，對於以請托等不正當手段謀取官職的，無論是誰，

姚崇都堅決予以製止。開元二年(714)二月，申王李成義向玄宗請托，要求將他府中的閻楚矽破格晉升，玄宗答應照顧。這種做法違反了官吏提拔的正常程序，姚崇堅決反對。他和另一丞相盧懷慎上書，反對因親故而升官晉爵。姚崇的力爭，迫使玄宗收回成命。至此，向皇帝請謁討官的情況大為收斂。

唐中宗時，佛教盛行，公主、外戚皆奏請度民為僧尼，以求福禳災；富戶強丁也多削發以避賦稅徭役，破壞了政府的正常賦稅征發用農業生產的發展。姚祟再居相位後，義不容辭地上書玄宗，說：“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

起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壞正法?”唐玄宗采納了姚崇的建議，命有司檢括天下僧尼，以偽濫還俗者1．1萬多人。又規定“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禁人向鑄佛寫經”。

玄宗開元四年(716)，山東蝗蟲大起，當時百姓迷信，不敢捕殺，而在田旁設祭、焚香。姚崇派遣禦史分道捕殺。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絕禦史入境，認為蝗蟲是天災，自宜修德，以感動上天。姚崇得知大怒，牒報倪若水說：“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饑饉，將何自安?幸勿遲回，自招悔吝!”此時，包括盧懷慎在內的朝中大臣也多認為驅蝗不便，玄宗也有所懷疑，姚祟說：“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倘不收獲，豈免流離。事係安危，不可膠柱……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結果玄宗被說服。排除各方阻力後，姚崇全力督察捕蝗工作，並且還親自設計捕蝗辦法：“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

且瘞，除之可盡。””結果頗見成效，蝗災逐漸止息，當年農業取得了較好的收成。

姚祟一生為政，以身作則，興利除弊，救世治國，盡責盡職，深得諸帝及同僚們的推許，並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其位，謀其政，又要真正地以政治為己任，不因個人才名而偏忽。如，宋翰宰相歐陽修為政一向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即使與人言談，也多談吏事。有人曾不理解：像他這樣名冠天下的大文學家，應該談論的是文章詩賦、古往今事，而他卻多講為官之道，故發問道：“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歐陽修回答道：“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入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陳年公案，反複觀

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人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

在中國古代，士大夫們往往恃才倨傲，以學問、文章矜誇，而視敢事為俗流、濁流，不肯盡心盡責。而歐陽修作為一代文宗，為官30餘年，無論被貶為地方小官，還是在中央為相，處理政事都勤懇認真，從不疏忽大意，這是難能可貴的。

在其位，謀其政，也要以國是為重，當失職或屍位、無以輔政時，當激流勇退，以避賢路。石慶是漢武帝時丞相，他一生以醇謹聞名。在他任太仆時，為武帝馭馬架車。武帝曾問駕車的共有幾匹馬，他舉鞭一一點數，然後恭敬地報告：“六馬。”其謹慎如此。後為丞相，井封為牧丘侯。當時漢武帝正胸懷韜略，用兵連年，大少功業。而石慶身為丞相卻謹言慎行，瞻前顧後；對皇帝隻是唯言是從，俯首聽命；居相位九年，竟無所建樹。元封四年(前107)，關東地區出現流民200萬，其中有40萬口為無戶籍可核的農民。石慶認為自己身居丞相之

位，每日餐位屍祿，自慚形穢，便上書引咎辭職，他說：“臣幸得待罪露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下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武帝未許。二年後，石慶在不安中去世。

行而論道：在其位則謀其政，既是為政者的義務也是責任。否則，屍位素餐、混天度日，誤己誤人誤事誤國，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