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欲而不貪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孔子說：“君子使老百姓得到好處，而自己不耗費；使喚老百姓，而老百姓不怨恨；追求仁義，而不貪圖財利；性情安寧，而不驕傲；態度威嚴，而不凶猛。”

子張問孔子怎樣才能治理政事，孔子認為尊重五種美德，排除四種惡政就可以治理政事。君子欲而不貪就是這五種美德中的一種。

追求仁義而貪圖財利，這是為政者的基本素質，但在封建時代，由於政治大多是昏暗的，官場也往往是汙濁的，既然“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為官便多難以擺脫上上下下的賂賄。但仍然有許多官吏，他們能“出汙泥而不染”，清操自守，不為物役，不為利驅，高風亮節，這種精神確實令人敬佩，也值得今人學習。

東漢安帝時丞相楊震是人們所熟悉的廉潔清白之相。楊震，字伯起，東漢弘農華陽人。他習《歐陽尚書》，常年教授弟子，州郡累征不就。年五十始步入仕途。曆任荊州刺史、東萊太守、涿郡太守、太仆、太常，永寧元年(120)，為司徒，成為宰相。楊震一生，為官清廉，不受私情。當時安帝乳母王氏得勢，子弟均居高位，他上疏切諫；安帝為王氏大修第舍，他又上疏阻止；安帝舅耿寶請他辟用中常侍李匡之兄，皇後兄閻顯也薦親信於他，楊震皆不用，為此得罪權貴，但他依然弊絕風請，潔身自好。

一次，楊震途經昌邑，其昔日所舉薦的茂才王密此時恰為昌邑令。暮夜來臨，夜深入靜，王密至楊震住所謁見楊震，並懷揣金十斤以贈楊震，以感謝其知遇之恩。弘農楊氏是東漢名門世族，門生故吏可謂遍布天下。如今麵對這位手持重金、態度虔誠的後輩，楊震一時大惑不解，便問道：“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為楊震是故作矜持，因為在當時的官場中，座主收受贈金是很普遍的，所以他認真地說道：“暮夜無知者。”而楊震卻正色告訴他：“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王密聽後慚愧地攜金退去。

楊震在外為官清廉，不受私情，在家對子孫也要求十分嚴格。其子孫們平日行無車，食無肉，不涉奢華。故交見其生活拮據，勸他治些產業，楊震不肯，說：“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震之後代果不負所望。其子楊秉、孫楊賜、玄孫楊彪，皆為漢相；曾孫楊脩亦為曹操主簿，一代才子。他們個個恪守祖訓，保持家風，廉潔清正，為世所貴。其中楊秉是最出類拔萃的一個。楊秉少傳父業，博學多識，40歲以前一直隱居不仕，以傳授經學為務。後應朝廷召拜，入朝為侍禦史，先後任過豫州、荊州、徐州等刺史，桓帝時為尚書、太尉，成為丞相。楊秉像其父一樣清廉，自他為官以來，他都計日受俸，剩餘俸祿一概不取。其故吏送給他的錢逾百萬，他皆閉門不收，以廉潔自好。延熹三年(160)，白馬縣令李雲因直言進諫被罪，楊秉為其鳴不平，爭之不得，反被罷官歸故裏。楊秉免官後，雅素清儉，家境貧窶，經常是“並日而食””，一天的飯要分作兩天吃。盡管如此，他仍不願接受他人的饋贈，任城一故吏景慮給他送錢百餘萬，欲以此接濟楊秉，但“(楊)秉閉門拒絕不受”。楊秉一生潔身自律，兩袖清風，生活嚴謹儉樸。楊秉素不飲酒，他早年喪妻，一直沒有再娶，所到之處，皆以“淳白”見稱。他晚年在回顧自己一生經曆時，曾從容地對人說：“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他的高風亮節，不愧為一代楷模。

唐後期宰相牛僧儒也是一位廉潔奉公的名相。牛僧儒，字思黯，安定鶉觚(今甘肅靈台)人，為隋朝宰相牛弘七世孫。他自幼勤奮好學，後來中進士及第。元和二年(807)，唐憲宗召天下賢良方正對策，牛僧儒與李宗閔等指斥時弊，不避權貴，言甚耿直，置為上第。結果觸怒宰相李吉甫，主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皆被貶之遠州，牛僧儒等不得調官。直到唐穆宗即位後方被重用。牛僧儒為相穆宗、敬宗二朝，當時大唐帝國正每況愈下，藩鎮割據日益嚴重，政治腐敗，官吏貪贓，賄賂公行。而牛僧儒卻居官不貪，一塵不染。

宣武節度使韓弘，鎮守太梁20餘年，轄內諸州的賦稅多為他占為已有，家有私錢百萬貫，粟米200萬斛，馬70闐匹，其財富居地方官之首。為鞏固自己的權位，韓弘遂與其子以家財賄賂權貴，朝臣受之者甚多。不久，韓弘父子俱以暴病身亡，其孫韓紹宗繼承家業。韓紹宗年幼，唐穆宗恐家產被家奴等盜竊，便遣人將韓家財產登記帳簿全部取來，親自閱視。其中一本資簿上詳載納賄之人，白紙黑字，凡是有權勢的朝中大臣都接受過韓家賄賂，而獨在牛僧儒名下，用朱筆注寫一行小字：“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看後，十分高興，拿著賬簿向左右誇讚道：“果然，我不繆知人。”不久，議論任命宰相之事，穆宗首先批準牛僧儒。牛僧儒拒受賄賂事，一時傳為美談。

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全國後，曾立誓約，不殺大臣，並因此成功地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和中央集權製的統治。其後諸帝繼續標榜這個“祖宗舊法”，對大臣依然實行“大度寬容”的方針，但結果逐漸流於對官員的放任。除謀反叛逆罪外，京朝官犯罪，隻是貶黜任地方官，俸祿照舊，罪重者也隻是到“遠惡軍州”安置，但仍然做官食祿。因而宋朝官員有恃無恐，相互包庇。自宋初直至後來諸朝，上下官吏公然貪汙受賄，形成“以受賄為生，往往致富”的局麵。在這種汙濁的環境裏，也有一小部分官吏能“矯然自拔於汙世”，流芳青史。宋太宗時，呂蒙正為相。當時一朝士家中珍藏一古鏡，自稱能照200裏，極為寶貴。他想憑借呂蒙正的弟弟獻贈給呂蒙正，以求其知遇，提拔重用。呂蒙正的弟弟將此事告訴呂蒙正，呂蒙正鄭重地說：“吾麵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裏哉?”見此情形，其弟遂不敢複言，聞者歎服。

以天下為己任的名相範仲淹也是臨財不貪、為政清廉。範仲淹早年博學多識，以能詩善文雄視天下。每至一地，人多請他撰寫銘文碑記，但範仲淹從不受人饋贈。禮部尚書範雍死後，其子請範仲淹代撰碑銘，並贈絹帛數車以為酬謝，範仲淹堅辭不受。範雍之子又送來家裏珍藏的稀世書畫贈與範仲淹，他隻留取一本老子的《道德經》以傳教子孫，其餘的一概奉還。範仲淹知慶州時，有一人家請其撰寫墓誌銘，送來許多財貨。範仲淹見狀，心中不免納悶、生疑，經調查詢問，得知死者生前作惡多端，其子欲掩其過，讓範仲淹曲筆徇情。範仲淹謝卻財貨，將此人一生實事求是地昭然於世。

行而論道：為政當廉，這是一個從政者必須堅持的道德底線與職業準則。破壞了這一底線與準則，就是一個罪人，就會遭到曆史的唾棄與人民的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