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寒食與熱中 中國式治術的深層化妝

權力的內在有兩個動力：一個是支配欲，一個是被需求欲。幾千年來，中國的帝王對前者絲毫不假掩飾，對後者卻往往諱莫如深。所謂治術也者，往往就是替統治者掩飾他“被需求的渴望”而已。《書經·仲虺之誥》裏所謂的：“傒予後，後來其蘇。”《孟子·梁惠王下》裏所謂的：“傒我後，後來其蘇。”其實已經把統治者的主觀渴望扭轉為老百姓的主觀渴望。這個轉化讓統治者最心動的部分是：“統治”這件事不出於自己的意誌，而是出於他者的意誌。這個“他者”，可以是天，也可以是民，隻要不顯然是統治者本人，政治正確性就卓然成立了。

帽子裏的蠍針

皇帝如此，臣下也不得不如此。皇帝既然要隱匿他統治的意思，臣下當然也該有一套隱匿他分潤統治權力之意的手段。於是就有所謂“征士”這個詞兒。“征士”是個什麽意思呢？如果把“征”看做動詞，把“士”當成賓語，則“征士”就是皇帝征召賢良的行動；如果將這二字看成是一個複合詞，則“征士”反而是“不接受朝廷征聘的隱士”了。

“不接受朝廷征聘”和“朝廷不予征聘”在現實中的結果是一樣的，可是其間的差別大了。顏延之為陶淵明作《陶征士誄》，說他：“有晉征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可說是不惜把陶淵明形容得都有些呆了。在《昭明文選》六臣注本裏，張銑為這篇著名的誄文作題解時寫道：“陶潛隱居，有詔禮征為著作郎，不就，故為征士。”陶潛也許真不想去編國史，可是由他起，“征士”成了一種極有價值的資格。清代的趙甌北《陔餘叢考·征君征士》有雲：“有學行之人，經詔書征召而不仕者，曰征士，尊稱之則曰征君。”

至於“征君”這個尊稱，起源更早，東漢時代的黃憲富於學，他的朋友勸他去做官兒，他也不推辭，到京師洛陽去打了個轉，就回家了——至於轉這一圈，究竟發生了什麽重大的事？我們不會知道，我們隻知道他“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征君’”。

征君也罷，征士也罷，明明有一個“不接受”的事實在，可這事實部分卻越來越不重要了。人們大可以這樣說：陶淵明沒肯幹著作郎，但是畢竟當過彭澤令不是？既入功名場中，像黃憲那樣“暫到京師而還”地跑上一趟，畢竟也十分可疑。坦言之：征而不就，反而成了一種資格。就如同皇帝所標榜的一樣：進取，不是出於被征召者主觀的渴望，而是出於來征召的他者。

《儒林外史》裏頭有個莊紹光，“十一二歲上就會作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此時已將及四十歲，名滿一時。他卻隻閉戶讀書，不肯妄交一人。”可是杜少卿和遲衡山一去拜訪，他說見也馬上就見了。這還不算，當杜少卿提出祭泰伯祠的大拜拜計劃，請莊紹光幫忙考訂“要行的禮樂”之際，莊紹光又立刻告訴他：“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門幾時。多則三月，少則兩月便回。”到底是什麽事呢？原來是一個剛從浙江巡撫調升禮部侍郎的徐穆軒把莊紹光給“薦了”，“奉旨要見，隻得去走一趟。”莊紹光成了莊征君了。“薦了”你，你就要去見嗎？莊紹光的說詞是：“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傲不得的。”

小說作者吳敬梓告訴我們：莊征君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一這天晉見了皇帝。因為頭疼難忍，無法安心奏對，出宮來才發現是頭巾裏不知何時鑽進一隻蠍子，於是大歎：“‘臧倉小人’，原來就是此物！看來我道不行了！”遂上了十策，並一道懇求恩賜還山的本子。其實此公就算沒給蠍子螫著，他的官照樣做不成，因為皇帝身邊的太保所說的話才是關鍵：“莊尚誌（紹光字尚誌）……不由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幸進之心。”誰算得清這一周折之下，究竟莊紹光還算是個“征君”嗎？不過，小說裏從莊紹光入京“涮”這一趟的路上起，就改口稱呼他“征君”了。

順便說明：“臧倉小人”——這個典故也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說是魯平公本來要備車出宮去見孟子的，偏有平公的寵臣臧倉作梗，借口孟子厚葬其母而薄葬其父，不像是個明禮知義的賢者，勸平公不必往見，其事遂寢。這一段，孟子算是給“征”到一半兒。

但是孟子堅決不承認“不遇魯侯”是由於“臧倉小人”的緣故，所以他說：“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他認為那是“天”的意思。然而，這僅僅是“孟子不遇魯侯”的片麵。至於魯侯不能見孟子的另一片麵呢？孟子也說得很清楚：“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他要來，是有人慫恿他來；不來，是有人阻止他來；但是來或不來，卻不能算在旁人的賬上。）孟子看得很清楚：統治者在行使其支配權的時候，責任必須自負；但是統治者的是否兼聽或偏信——比方說：“魯平公是不是寧可親信臧倉而非孟子呢？”這個問題卻根本不是孟子所關心的，也不是孟子認為在他的地位所宜於窺探的。

回頭說征君、征士。

因為征君、征士這種原先真不想做官兒的事，後來演變成真想做官兒的表演，透露著虛情假意，成為君臣之間一種半推半就的儀式和遊戲。魯迅《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就說：“中國是隱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時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謂之征君。”不接受征召成了幌子，“征君”居然成了資格。

當然，隱士徒具形骸，終南大有佳處，這樣的結果並非“征聘不赴”儀式的目的。君臣們玩之不厭，一方麵是讓皇帝不斷地顯示“堯舜氏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通下情”的美德；一方麵似乎是有意讓臣子們的“被需求欲”也得以透過遁逃、辭讓、謙退來反複壓抑。

火焰裏的謠言

這就說到寒食節了。《周禮卷三十六·秋官·司烜氏》記載：“中（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可知“火禁”是一個與自然節氣有關的節日，所謂“修火禁”，就是派人敲打著木鐸，到處宣示可以舉火、不可以舉火的所在，提醒小心火燭。事實上寒食不隻在春天有，冬日、夏日也是有的，隻要天幹物燥，易於引火成災，都有“修火禁”的警告——謂之警告，就是說不一定完全不許舉火的意思。《周禮補遺·卷七》采俞庭椿說：“寒食修火禁，未必禁絕舉火，木鐸以警之，如家人樂（按：家人樂，可以解作裏巷歌謠，庶民經常唱奏的音樂）。”

但是，寒食日或寒食節流衍到後世，除了春天的那一日還保留著，夏、冬兩季的不知打從什麽時候起就退流行了。此外，寒食還和踢足球有關。劉向《別錄》有“寒食蹋蹴”之語，似乎在寒食日確有例行的足球賽事。另，《漢書·卷五十五·霍去病傳》述：“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踏鞠”，就是“踏蹴”，“蹋蹴”者，踢足球也。塞外踢球，還得特別為霍大將軍挖鑿一間覆蓋著毛皮的踢球房，其不恤士卒可知——但是霍去病大冷的天想起踢球，與劉向《別錄》裏所謂的“寒食蹋蹴”好像還有一點兒關係，這是宮裏帶出來的習慣，寒節寒食，不踢踢球、驅驅冷意，應該很不舒服。

可是寒食節帶給後人最大的誤會就是這一天與介之推的關係。原先，寒食之日訂於清明前一或二日，是從上一個冬至日推算過來的。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即糖）大麥粥。”但是，如果依照《後漢書·卷六十一·周舉傳》的記載，早在東漢時代，就由於地方民俗之故而使這個“以木鐸修火禁”的日子變成不許吃熱食的日子：“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鹹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

不管是介之推還是介子推，故事不外是此人在晉文公還是公子重耳的時候，曾經於亡命出奔之際，割下自己的一塊腿肉獻食，後來重耳即位，介之推隱於綿山，晉文公促請他出仕不就，遂引火燒山，迫之使出，結果介之推抱樹而焚死。老百姓相約在他的忌日不舉火，算是悼念其人，彰表其義。序起先後來，介之推比剛才說的黃憲早得多，可謂“征君”之遠祖，而且是真的“征君”——真的“征君”意思就是死的“征君”。不過，把介之推、寒食、征君這三個詞聯係起來，會使得《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裏一則題名為《征君》的故事別有意趣。

在進入這個故事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寒食日到底該吃些什麽的問題。

《歲時廣記·寒食上·凍薑豉》引宋呂原明所寫的《歲時雜記》描述：“寒食，煮豚肉並汁露頓，候其凍取之，謂之薑豉，以薦餅而食之。或剜以匕、或裁以刀，調以薑豉，故名焉。”“寒食以糯米合采蒻葉裹以蒸之。或加以魚鵝肉鴨卵等。又置一葉於其下者。”可見不舉火不表示不“大吃”，而且還吃得相當講究。到了清代，就有“香椿芽拌麵筋、嫩柳葉拌豆腐，乃寒食之佳品”（潘榮陛《帝京歲時記勝·時品》）這種帶些風雅況味的小吃了。不過，晉陸翽寫《鄴中記》的時代，還是“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為酪，搗杏仁煮作粥”。

奶媽敲的杏仁

杏仁粥？《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的《征君》出自《玉堂閑話》：唐肅宗到代郡去，“征於賢良，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霸國者，皆可爵而任之。”

結果從靈武來了這麽個征君，穿一身草衣，躡一雙芒鞋，打扮得極素樸。肅宗連忙召見，問他對時事得失有什麽看法，終無一言以對。但見他再三打量著皇帝，說：“為臣有所見，陛下知之乎？”你不說他怎麽知道呢？皇帝隻好說不知，那征君冒出來這麽句話：“陛下比從前在靈武的時候瘦了啊！”皇帝隻得應之以“宵旰劬勞，以至於是”。從此那征君又不發一言。皇帝這時也差不多知道這人是個什麽樣的貨色了，原本是可以打將出去的，又怕“閉將來賢路”，最後還是給賞封為某邑之邑宰。

寒食節將到的時候，京兆司捱著縣分索討杏仁，作為貢奉之用。這位征君出身的邑宰大以為非是，入京抗疏，勢有不可止者。京兆司不敢攔阻，隻好讓他見皇帝一麵，看看他究竟有什麽高見。結果他上奏的內容竟然是：“陛下要吃寒節杏仁，我來一個一個敲給你吃，可得先說下，敲給陛下吃了，就不能再要帶殼兒的啦！”

我對這位征君的故事極有興趣。他是“征君”“征士”這種角色的典型。一副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形貌，看上去洵洵如也，其實徹頭徹腦是個空殼子。這種人或則沒有壞心眼兒，不至於作惡，也可能真沒野心，但是他的統治者為他打造的“隱士”軀殼是這一套政治機製裏最虛假的東西，故作家人語以示純樸慈愛，掩飾了熱中權力的心腸，其實深刻收藏的還是一副巴結主子的爛骨頭。有趣的是這位“征君”恰恰把這個假象挪移成另一個假象：他把自己裝扮成皇帝的褓母、扭曲成皇帝的奶媽，消解了“征君”這種角色裏所有的政治意義。

更妙的是“寒食”這個背景的點綴。從介之推成為太原一郡之民所紀念奉祀的賢良烈士之後，這個節日就沒能逃脫出君君臣臣那一套。直到這位要親手為皇帝敲杏仁的老兄“出土”，我們才有機會把“征君”假麵後頭空洞的人格看個仔細。這些人，其實不會真心誠意認“寒食”的賬，他們都“熱中”得很，“熱中”什麽？“熱中”又是什麽？還是要從孟子說起。

一腔子的熱中

《孟子·萬章上》：“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今天我們說某人熱中於什麽活動，使“熱中”這個詞兒像是一個描述心理甚至實際活動的動詞，然而在孟子那裏，“熱中”所狀述的是人的一種情態。被需要欲的不能滿足，就是熱中。

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慈禧六十歲生日那年正月初一，光緒還下詔賞戴三眼花翎，在漢大臣中，可謂有清以來絕無僅有者。但是甲午釁起，李鴻章在戰前對局勢的評估再務實不過：“緩不濟急，寡不敵眾，此八字無可辭，戰事真無把握。”戴了幾個月的三眼花翎當下又給摘了去。

當時物議喧呶，連唱戲的都軋上一段諷謔——據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卷十六·以夷製夷而製於夷》引李伯元《南亭亭長筆記》：“劉趕三（按：皮黃醜腳名伶）於《鴻鸞禧》（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故事）中金團頭[1]交代杆兒（丐幫傳幫信物）時，謂其夥伴曰：好好地幹，不要剝去了你的黃馬褂，拔去三眼花翎。其時文忠猶子（兄弟之子）某在座，聞之怒，上台立摑趕三，趕三因此氣鬱亡。”但據劉廣定教授引劉嗣《國劇角色和人物》所述，劉趕三於甲午開戰前一個月即已身故，因此此處恐怕是他人假托趕三之名，卻足見李氏的處境實大有“國人皆曰可殺”之窘迫。要不是日本人暗示：要談判非同李鴻章談不可的話，也不會又賞還了花翎，派任為馬關議和的全權代表。議和以割地賠款了局，滿人的老巢遼東半島割掉了，東南的門戶台灣割掉了，每年還得向日本繳交兩億兩白銀，中外交涉之失敗，莫此為甚。

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曾經引李氏自己說明當時心境與處境的話：

今人多諱言熱中二字，章獨不然；即予目前，即是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安能不熱中耶？

這段話，是李氏親口對吳永說的，吳永在記述此言之後立刻接寫李氏奉派出賀俄皇加冕，並順道遊歐事。其筆底春秋，妙不可言，且足以彰顯“熱中”的涵意：

以公之名分地位，此等使差，並不算一回事，然公意頗似非常愉快，嚐向餘等作得意語曰：“我辦外洋交涉數十年，不敢謂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國朝野，也總算知道中國有我這樣一個人。他們或喜歡與我見麵談談，也是普通所有之事，究竟耳聞不如目見；我亦藉此周曆一番，看看各國現象，可作一重底譜。在各國尚有許多老友，昔年均柄過國政，對手辦事，私交上頗相投契的，現在多已退老山林，乘便相訪一遭，亦是快事。”

甲午春帆樓議約是一個重大而貽禍深遠的談判，俄、德、法三國挾幹涉還遼的幾場口水遊戲向清廷市恩，李氏“聯俄製日”的戰略構想竟至引狼入室，是從這個過節上開始的。就算這種誤判有客觀上俯仰由人的不得已之處，可是日本方麵非李氏不開議的用心果真為此老所洞見乎？所未及見乎？即令以中人之智，加上他對日使陸奧宗光私人的了解，應可於談判之前就了然於日方“以消去法點名”的動機，不外是相中他踧踖無聊的“熱中”心情，也絕對要利用他有鑒於曾國藩晚年“求退無益”的教訓而必須攬事自任的懷抱。另一方麵，日本人當然也看得出李氏欠缺縱橫捭闔之能力與魄力的弱點，其“性恢廓”、“風采凜然”、“時以詼笑解紛難”的氣質和交際手腕，正是他吝於死纏爛打以求周旋備至的罩門，其實也早已盡在日使眼中。

難道這不就是談判對手未談而先判的一著“定石”嗎？李氏慷慨之自任，難道不正是因為拔去花翎的“不得於君”而“熱中”的結果嗎？如此看來，熱中反倒是通向誤國的津梁了。“我辦外洋交涉數十年，不敢謂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國朝野，也總算知道中國有我這樣一個人”的確是得意的——這番話倒讓我想起另一個“聯金製遼”的議和之人來。

少不得的一個我

童貫（1054—1126），字道夫，開封（今屬河南）人，年少時出自宦官李憲之門。初任供奉官，在杭州為宋徽宗搜括書畫奇巧。同時依附蔡京，取得從政地位，再與之相互勾結。當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而童貫即為“媼相”（因為他是宦官）。日後童貫能到西北監軍，掌虎符二十年，不是沒有本事。《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三》說他：“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當童貫貴盛之際，被稱為“六賊”之一。《清波別誌》上記載當時的一首謠諺：“打破桶（童，指童貫），潑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另一首見於曾敏行《獨醒雜誌》：“殺了穜蒿（指童貫）割了菜（指蔡京），吃了羔兒（指高俅）荷葉（指何執中）在。”足見其權傾一時之概。

政和元年（1111），童貫奉命使遼，邀馬植（後改名李良嗣、趙良嗣）歸宋，開“連金滅遼”之議。十一年之後的宣和三年（1121），宋軍攻遼失敗，乞求金兵援助，代伐燕京，童貫因此而受封廣陽邵王。宣和七年（1125），大宋求來的盟友金發兵攻宋，童貫在太原聽到消息，逃回汴京，隨徽宗南竄。沒過幾個月，欽宗即位，童貫的時代就結束了。

陸遊《老學庵筆記》有這麽一則，記載了童貫被殺之前的一段經曆，時在靖康元年（1126）七月：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禦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詔引決，則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見。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詔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卻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2]

“不得於君”的熱中人心情不會有太大的不同，他們的“被需要欲”受到嚴重的挫折，看來這比不能遂行支配欲要嚴重得多。細細琢磨童貫那句“又卻是少我不得”，是不是和訂了《中俄密約》、招虎護院的李鴻章所慨然自詡者差不多呢？這種“舍予其誰任能之？”的抱負，其實果然有害！

最後抄兩條資料作注：

[1]團頭，最早提到乞丐組織的書，大概是明朝馮夢龍的小說集《喻世明言》卷二十七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文中的金玉奴正是乞丐們的“團頭”金老大之女，金老大乃杭州世襲七代團頭，管一城乞丐，故事發生在南宋，想來北宋的情況也相去不遠。

宋代的市肆是以“團”或“行”為單位，“行”有魚行、菜行等，其頭目就稱“行老”；“團”有花團、青果團等，頭目即“團頭”，一如今日之同業公會之類。有些沒團行組織的行業，例如活躍於其中的乞丐們就借用了這個單位劃分地盤，而他們共同的領袖就叫團頭了。

武俠小說中的全國性乞丐組織，想來在交通不發達的宋代不太可能出現，那個時代應該隻有地方性組織而已。即使到了清末民初，也仍舊是地方性組織。

如清代以縣為單位，管乞丐之行幫首領稱“丐頭”，多是黑幫、地痞流氓或仗衙門勢力當上的，以“杆子”（打狗棒）為權力象征。他們有完整組織，新乞丐一定要先報到，平日乞取所得要交部分予丐頭，常受丐頭剝削，不過也換來丐頭的保護。

清末民初的丐幫組織，較大型的有京城“藍杆子”（貴族乞丐）和“黃杆子”（普通乞丐）、山東寧津縣“撚子”、吉林海龍的“大筐”和“二櫃”、內蒙古“梁山”等等，即使今日大陸，也還有這一類丐幫組織的存在。

[2]《老學庵筆記》在童貫伏誅之後還寫下這麽一段荒怪的軼聞，而荒怪卻足以顯示童貫也算個奇人了：“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複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

故事之外的故事

從這第一個注子裏的“團頭”，總讓人想到丐幫；人們也總是受武俠小說的影響，說起丐幫就想到棍法。其實，丐幫裏最得意的一門功夫是“說笑”。畢竟是最卑微低賤的底層人，看什麽都隔一截兒、冷一段兒。

笑話，就得有這麽一個不涉身的距離，而苦中作樂似乎成了一門技藝。明代以降，居然有記載提及：要請專門說笑話的人到大家宅戶堂會時穿插說笑，得委請丐幫物色——美其名曰物色，是為了不能明說要找個叫化子來家裏逗趣兒。清石本立《兩京閑話》曾經有這麽一條：

太原任氏，豪富人也，闔家愛詼諧，終日科諢往來，笑謔無已。猶未愜，乃遣子弟之佻達穎悟者，隨丐杆南北，習其術，畢其藝。久之，漸為丐所覺，將逐焉，子弟奉以千金，曰：“從君所習，殆和樂傳家，萬世之寶，薄貲敬奉，千祈笑納是幸。”

這段記錄說明丐幫中人不隻會開玩笑、愛開玩笑，還有一套可以教學傳習的開玩笑“教程”。而任家父老大約並不擔心子弟日後的生計，他們認為能開玩笑、會開玩笑，才是子子孫孫常保和樂的秘訣。後來任家還當真有人編了些笑話書，當作善書一樣流傳。這書最初叫《笑泮》，有些篇章實在葷得厲害。大體而言，對於各行各業的人士都不少挖苦，其中嘲謔最多也最深的，就是讀書人。對於乞丐，則並無隻字片語之不敬，因為坊間流傳的笑貧閑話似乎已經太多了，連會說笑話的叫化子們都吃不了了。

一個村塾先生見穩婆（按：即收生婆）姿色美，欲誘之，乃假妝婦人將產，請來收生。穩婆摸著此物，大驚曰：“我收生多年矣，有頭先生者，名為順生；腳先生者，名為倒生；手先生者，名為橫生。這個雞巴先生，實是不曾見過。”

這個段子後來經山東五人幫之流的地方劇團推廣，居然搬上了皮黃戲的舞戲台，有回貼演《十八扯》，一個不知收束的伶人還跟同台的醜行徒弟即興插出了這麽個段子，結果遭士子糾舉，幾乎釀成大獄。

仔細一回味，經不起玩笑的，讀書人屬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