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道學無真，黃金無假 兼及曾國藩、李鴻章的師友扞格
官場上古今一例，都有個講究，但凡往大堂上一坐，就想端一種可以為萬民表率的風範，仿佛沒有這種風範，就顯不出他這個官兒高人一等的價值來。儉，也是這麽個德行。
有清一代，曆鹹豐、同治、光緒三朝官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的閻敬銘，就是這樣一個官。
褡褳布
閻敬銘，字丹初，陝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當年胡林翼幹湖北巡撫，閻敬銘總司糧台營務，累遷至郎中，擢升為四品京堂。胡林翼請病之時，曾經幾次上疏保薦，讓閻敬銘當上了按察使。
同治元年（1862），胡林翼的後任嚴樹森也推舉閻敬銘為“湖北賢能第一”，讓他再上層樓，當上了湖北布政使。之後因為父親過世，閻敬銘丁憂回鄉治喪，治喪之後立刻奪情起用，上命再回軍旅，人還沒到任，詔書又來了，給了他一個肥缺：山東鹽運使，並署理山東巡撫差事。閻敬銘仍舊謹守分際，上疏請求能夠讓他完成守孝三年的禮製，上命不許，讓他在山東淄川督軍，征剿到處流竄的“教匪”。
當時，山東“教匪”已經打到新泰，撚、幅各部犯鄒、曲阜，降眾竄至陽穀、聊城。有個已經革職的參將宋景詩引降眾屯東昌，據地自立，頗有梁山泊宋江的勢頭，這降了又叛的地方勢力最是當朝者的忌諱，閻敬銘飭按察使丁寶楨討之，令曰：“使一匪潛渡者，殺無赦！”這話叫丁寶楨事後想起來不寒而栗，曾經跟幕吏們說：“當是時，憑軒而立，俯首臨池，予頹然自顧，官耶？匪耶？豈能辨耶？”
《清史稿》的本傳記載閻敬銘奏言抽調綠營兵練騎隊，朝旨允行，令即遣散募勇。敬銘言：
東省變故頻仍，亂甫定，降眾未必革心。綠營廢弛已久，驟裁勇易啟戎心。臣不敢為節嗇帑項浮詞遺後患。
又言：
兵之能強，端恃將領。將領之材，亦資汲引。如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倡率鄉裏，楚將之名遂著。前者僧格林沁奏稱不宜專用南勇，啟輕視朝廷之漸。老成謀國，瞻言百裏。自古名將，北人為多。臣北人也，恥不知兵。以在軍久，見諸軍之成敗利鈍，必求其所以然之故。深知不求將而言兵，有兵與無兵等。今北方雖所在募勇，皆烏合耳。為將者貪婪欺飾，不知尊君親上為何事，使握兵符，民變兵嘩，後患滋大。故欲強兵必先儲將。北人之智勇兼備者，推多隆阿。請飭多隆阿募北方將士，教之戰陣，擇其忠勇者，補授提、鎮、參、遊，俾綠營均成勁旅，何必更募勇丁？
時撚亂方殷，台臣有奏書建議在各地興辦團練。敬銘言：
斂鄉裏之財以為餉，集耕種之民以為兵，於事有害無益，不如力行堅壁清野之法。
於是團練之議就此罷了。從這幾行引文不難看出：閻敬銘是個有眼光、有謀略、有主見而且有擔當的大臣之才。同治四年，蒙古族的一代名將僧格林沁戰歿於山東曹州，撚賊勢張，將犯省城。敬銘督師東昌，還軍禦之，增設炮台防河，賊折而東。閻敬銘再移軍兗州，將賊逼竄豐、沛之間。他從敵人逃竄的路徑看出門道，立刻飛檄總兵楊飛熊率騎兵間道趕赴滕縣，防賊還竄。撚匪果然一如閻敬銘所料，竄入湖濱，卻因為楊飛熊扼守運河，迎頭痛擊而不得逞，隻得遠竄徐州，這以後，安穩平靜了好幾個月。
早在光緒三年（1877）時，山西大饑，閻敬銘奉命察視賑務。奏劾侵帑知州段鼎耀，置之於法。請裁減山、陝諸省差徭，並追彈尚書恩承、童華前奉使四川過境擾累地方官民的情況，均下吏議。八年，起任戶部尚書，甫視事，以廣東布政使姚覲元賄結前任司員玩法，劾罷之——可見他直聲不小，時人皆以為青天明鏡。
不多久，閻敬銘已經兼署兵部，儼然是曾、左以降最受寵遇的漢大臣了。他關心的事極多，這時聖眷既隆，意欲奮發之事特別多，還上疏力陳興辦新疆屯田。再過一年，終於發下上諭，讓他當上了軍機大臣、總理衙門行走，晉協辦大學士。十一年，再授東閣大學士，仍管理戶部，賜黃馬褂。這是盛極而衰的一個轉捩，他忽然上奏，自陳衰老，辭軍機大臣。
要說衰老，早在山東昌平督師的時候他就因病而幾至於不起，怎麽在這個最風光安逸的時候忽然衰老了起來？其實，這還是要回到那句幾次摧折大清朝國運氣數的老話上看：“上（慈禧太後）意將修圓明園”。
閻敬銘一向是個勤工儉學之人，論治以節用為本，會廷議錢法，論點讓太後十分下不了台，居然把他給問了個革職留任。“（光緒）十三年，複職，遂乞休，章四上，乃得請。十八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文介。”
《清史稿》本傳描述閻敬銘有這麽幾句話：“敬銘質樸，以潔廉自矯厲，雖貴，望之若老儒。善理財，在鄂治軍需，足食足兵，佐平大難。及長戶部，精校財賦，立科條，令出期必行。初直樞廷，太後頗信仗之，終以戇直早退雲。”
閻敬銘已經是個難得的好官兒了，但是我從山東耆老那兒聽到一些小故事，不免給他打打折扣。當他在光緒三年奉旨上山西查賑的時候，曾經先告訴隨行的親戚：“要多帶褡褳布。”什麽是褡褳布呢？就是老百姓用來縫褡褳包袱的粗布，皆棉、麻之屬。閻敬銘一到任，自己先穿上了一套用褡褳布縫製的官服，一見署員都穿著用摹本緞製成的官服就開罵了，說：“這是什麽年月？如今到處要整軍備兵，汝輩竟然這般奢侈；穿成這副體麵，必定家有閑錢，都拿出來捐充軍餉罷！”
底下人哪裏還敢再穿綢緞，一回家連忙到處去找褡褳布，裁製官服袍褂。一時布價騰貴，讓閻敬銘那親戚狠狠賺了一票。這事包不住，但是閻敬銘行事並未違法，亦稱不上瀆職，要說其間有利益輸送，更沒有一書一紙的憑據。後來有個新科進士，榜下即用，到山西任知縣。此人年少聰穎，意氣風發，想到個點子。
他去搜羅了一身華服麗飾，揀了個眾僚屬齊聚一堂的場合，穿戴赴會。不消說，閻敬銘還是要拿他開刀的，才訓斥了幾句，這年輕的知縣“噗通”一聲跪倒，哀求道：“卑職方才來到此間，宦囊不豐，隻能穿這麽一身舊衣服，可是再也買不起褡褳布了！”言罷，眾僚員忍不住齊聲大笑，閻敬銘大為慚恚，此後見人穿綢袍緞褂，再也不敢窘人了。
雖然《清史稿》本傳上說他在光緒十一年極力諫阻慈禧太後重修圓明園，但是還有另一個角度的理解。閻敬銘工會計，很能籌度財務，在戶部上書任內“悉發舊簿籍，一一綜核，抉摘爬羅，得四百餘萬，由是朝廷得資以造頤和園”。
怪不得慈禧太後在閻敬銘諫阻修園之後兩年還是一直顧念此人，兩年之後又原官起用。閻敬銘知道自己之所以再度晉用，還是要替太後老佛爺摳錢的差事，想想不是褡褳布那麽回事，就抵死也不肯再當官兒了。
棺材板
閻敬銘自己用人舉才，也多是看那人能不能“持儉”，下僚為了逢迎上官，往往作態以媚之，必須變本加厲，所以“儉”這個德行到了閻敬銘所舉薦的身上，更不免失之於“刻”。於是一時之間，還有“天下儉”、“一國儉”這樣的名目。
“天下儉”是李用清。
李用清，字澄齋，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1865）進士，改庶吉士。他是大學士倭仁門，散館以後授編修之職。安貧厲節，每天研讀四子書、諸子小學，旁稽掌故，對於地方風土物產民力經濟之事，尤其關心注意。
同治十二年（1873），李用清也丁父憂，徒步扶櫬返葬。守製完畢，再入都下，雖然原先做官的資曆還在，一時補不上合適的缺，他也是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平日教幾個學生讀書，收點兒補習費，勉可過活。
光緒三年，李用清記名禦史。正逢山西鬧大荒，巡撫曾國荃、欽差大臣閻敬銘奏調李用清襄理賑災事務，李用清騎著一頭驢，無間寒暑，周曆全境，身邊隻有一個老仆，攜帶著簡單的衣物跟隨。凡災情輕重、食糧轉輸要道，巨細靡遺，悉親筆錄之於冊。深窮病源，他發現災荒起於人謀，因為山西全省的罌粟花田彌望無際，這玩意兒是高經濟作物，種的人有暴利可圖，當然不會再回頭去種五穀雜糧了。
問題是種五穀的人吃五穀可以養身，種罌粟花田的人討方便吸起了大煙，產業就沒有救了。李用清知道：救災救荒，莫如改花田而種五穀，然後生聚有期，元氣可複，上書國荃詳論之。曾國荃卻認為山西的荒歉是當前急務，禁煙戒癮、改作複耕是遠謀緩策，且全國其他地方沒有禁植花田，光在山西一省立禁開刀，這不是鼓弄民怨麽？這事兒，就此罷了。
相傳李用清從原籍起複入京時，徒步三千餘裏，其間未雇一車一騎，京裏的人聽說有這麽一回事，都嚇傻了。此外，他在巡撫任內，每天坐堂理事，夫人就跟著坐在大堂旁邊的一個小廳室裏；快要臨盆了，卻不給請收生婆，打算就這麽耗著生。孩子才生下來，產婦就死了。底下傭作仆役看著可憐，給買了口像樣的棺材，李用清非常不滿，嫌貴，給換了口十分簡陋的薄棺。過不幾日，小嬰兒也死了，下人們又去買了口小棺材，也遭到李用清的斥責。李用清打開夫人的棺材蓋兒，將死孩子放了進去。
能儉成這個德行，在今天可以主持“法務部”了。
“一國儉”的，叫李嘉樂，幹過江西布政使。他的儉，十分家常。有剃頭的給叫進府來為李大人剃頭，剃罷了，李嘉樂給剃頭匠二十文小錢，隨後還問他的長隨：“二十文是不是貴了點？”長隨說：“外間剃頭一回還要四十文呢，那剃頭匠嫌少，我已經替大人墊了幾十文呢！”李嘉樂大怒，道：“我家鄉的剃頭匠剃一個頭才十二文錢，此間奈何貴如許之多？你這散財奴居然還敢私自增墊？——以後不要雇剃頭匠了——免得私相授受、滋生弊端；是後就請夫人給我刮一刮得了！”
還有一個浙江巡撫衛榮光，也是生性儉刻到極點。他每天的早點是油條三數枚，庖丁出入府署都要另由兵丁搜檢，以免夾帶魚肉。有一天，衛榮光過生日，僚屬都來道賀，衛大人將眾人迎進花廳，大家都以為必有招待了，等了半天，廚子捧出各大木盤兒來，上頭脂光呈亮、閃爍生輝的——都是油條，而且比平時所見、攤上賣的都小了一半兒。他也因之而有了個外號，叫“油條剪”，這個剪字沒有寫錯！
黃金屋
由這幾把剪子可知：無論今古，要在一個圈子裏爭勝出頭，非拿出點兒本事來不可。政壇是個奇特的場域，拿不出本事，還可以抬舉些門麵來應付；倘若連門麵都抬舉不出，就等著滾蛋了。你看今日執政之人偏是如此：技術麵上不會執政，就從人情麵、道德麵上說他比別人都愛台灣，這就是抬舉門麵。單從這一點上看，我還看不出這已經是搞了九十多年的民國了。我稱這樣的愛台灣為一種“道學論述”，它是有來曆的。
曾國藩東征之際，以大學士之身任兩江總督，治半壁河山之軍，駐節安慶，所謂“開幕府、攬人才”雖非自此始，但大啟中興之局者，要從這個階段看。而日後封疆將帥、京朝大員之出於曾之門下者，不計其數。當時在曾國藩幕下，有所謂“三聖七賢”這般的名目，都是一幫子“口稱孔孟，貌似程朱”的人物，儼然以道學自命之流。
有個進士，叫楊長年，安徽池州人，也屬於這道學一派。楊長年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不動心說》，上呈曾國藩。曾國藩讀罷了，隨手置於另一個幕吏的案頭。當時在曾幕中還有個李鴻裔，這人原籍四川中江，介直不能容物，於無意間也看了楊長年的文章，見文中有“置之二八佳人之側、鴻爐（即洪爐）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動”的說法，這當然是作者自己吹牛表態之言。李鴻裔看罷大笑，援筆批之曰：“二八佳人側，鴻爐大鼎旁，此心皆不動，隻要見中堂。”
這樣幹，過癮是過癮了，可是到夜半時分，曾國藩忽然想起要裁答楊長年的呈文，叫人把文章取來，一見有這麽首歪詩已經寫在上麵，這就不好原文批複了。曾國藩隨即傳請李先生來見。李鴻裔聞聽是為了楊長年的文章之事，知道這個玩笑開大了，正惴惴不安之間，且聽大帥劈頭問道：“你知道‘名教’是什麽嗎？”李鴻裔既慚又懼，不敢答，隻是一臉惶恐。倒是曾國藩笑著說：“別這樣！眉生，你要知道：我所謂‘名教’者，彼輩以此為名，我即以此為教也！”
李鴻裔乃至於其他非道學派的幕僚此後才知道：曾國藩不是徒慕道學虛名而已，除了真以是輩之空言反求諸己，以養操守德行之外，他甚至還有借道學來鉗製這些人、規範這些人的用意。試想：一個口口聲聲講四維八德卻長久苦無出身的人，會不會真能甘於苦、安於貧卻仍誌於道呢？倘若這種人言行原本不能如一，日久原形畢露，待不下去的也隻有另覓出路——但是起碼在曾國藩幕下，他們討不了什麽實質的便宜，名利皆不靠岸，還得裝成一副聖賢嘴臉，憋得實在難受。
桐城文章天下知名，有清中葉以來寖成一大宗。桐城有個方宗誠，字存之，就是曾國藩門下的“聖賢”之一。這人是大文豪方東樹的族親，同輩異支兄弟。方東樹，字植之，晚號儀衛老人，得古文正宗真傳，人品也高。雖說是堂兄弟，這方宗誠比方東樹小了四十六歲，約略瞻仰過族兄的教養，也很有機會接近前賢的私篋。於是他另有門道，竊取了一些方東樹的未刊稿，遊揚於公卿之間，坐享大名。
一開始的時候，方宗誠在吳竹如幕下，有逾牆窺室女的醜事，吳竹如不想曝白其罪，就暗中遣散了他。此後十餘年間，方宗誠還是頂著族兄的名號、文章，在名公巨卿的幕下漂泊寄食，混得不算好。曾國藩駐節安慶時之所以會找上他，乃是因為看上他在為河南巡撫嚴樹森所寫的一篇彈劾勝保的文字。嚴樹森在豫撫任期不長，是鹹豐十年（1860）十月到十一年十二月之間。方宗誠憑一篇文字就跳進了龍門，此後竟與李鴻章稱同門。李擔任直隸總督時，這個方宗誠也成了獨當一麵的地方官兒，任直隸棗強縣知縣。
方宗誠幹知縣的時候，留下了許多道學遺跡。
有個富戶人家夜半遭竊，查獲賊某送到縣太爺跟前發落。方宗誠先問富戶有沒有損失。富戶說：家人警醒，才聽見有鑿壁之聲就起床準備了，發現擒拿得早，沒有財物損失。
方宗誠隨即衝那富戶慈眉善目地說道：“這賊也是人生父母養的，迫於饑寒，始出此下策。本縣不德，不能敦教化、感吾民——我實在很慚愧！但是人非木石草木，沒有不能感化者。你呢，就權且將這人帶回家去，要好生對待，曉以大義，養其廉恥。給他吃穿、讓他受教育，就當是替本縣代勞罷。千萬千萬不要以為他是賊，就苛虐他。本縣或五日、或十日，就會著人來驗看一回，看此人感格悔改與否。”
這就是當日的宣判了。做賊的非但沒有發落刑罰，還找著個白吃白穿白住白玩兒的東家，儼然成為縣太爺指定發放到富戶家中的賓客。此後居處稍有不稱意者，就跟那富戶說：“我身上可是有官命的！你不服？咱們上縣太爺那兒論理去！”富戶受不了，可又不敢放了賊去，因為五日、十日一驗無人，可不就是輕縱罪囚嗎？於是隻有輾轉托人向太爺那邊兒行了一大筆賄賂，方宗誠才不再管這事，任由富戶將那敗家精趕走。從此棗強縣便沒有誰敢上報竊案的了——竊案率也就零增長了。
縣裏還出過一樁案子，說是有年輕的孀婦，沒有子女，遺產約值千兩銀子。做小叔的覬覦這筆錢財，便逼孀婦嫁人。孀婦不肯嫁，小叔子就告官控寡嫂“不貞”。
方知縣把孀婦逮了來，說：“我看你不像是一個不貞的女子，你這小叔子真是荒謬之極！不過我替你打算打算：跟個惡小叔住在一塊兒，也防不勝防；設若他再搗鼓出一些其他的來，你又能奈他何呢？”這孀婦連連叩頭，請青天大老爺保護。方宗誠道：“你年輕，又沒有孩子，依律是可以再醮的。”這孀婦也不是沒有算計過，便道：“民女再醮，亡夫遺產就得歸小叔子了。”方宗誠卻道：“不然！本縣替你作主，遺產還是歸你所有，你小叔子搶不了你的去！”
有大老爺作主，這孀婦當然願意再嫁。方宗誠連連稱好，回頭就問：“叫裁縫來！”原來縣衙裏有長年聘雇的縫工，是個鰥夫。叫來了便指著孀婦問：“此女可以配你為妻麽？”裁縫斜睨那孀婦，還有一點兒姿色，當然說好。孀婦見那裁縫年紀亦與己相當，又是大人主議的婚約，想是錯不了的，也點了頭。方宗誠大喜，道：“本縣替你二人作個冰媒，當堂即可成禮。”
這就“簡單而隆重”地完婚了。裁縫急慌慌把孀婦往家裏拉走；這廂方宗誠已經派遣衙役到那孀婦家盡取所有，搜刮一空。第二天，縫工來到衙中謝媒，並且提到女方前夫的遺產，方宗誠道：“你得了人，還想得財嗎？未免太不知足了罷？這筆錢應該沒入公庫，你就回去好好兒過日子罷！”
棗強縣每月都有例集，這種集會就是家家戶戶都可以來設攤一售的公共市場，所陳列者大多是平日所不易輕見之物，好讓四鄉八鎮之民來買回去過日子。鄉民來集，也會挑一些布帛菽粟之類的衣食用物來交易，此乃十分平常之事。
某日，又逢著月集。縣太爺早在前一天便已傳令，天才蒙蒙亮，就邀請來各地的紳士耆老，齊集於縣衙大堂之上，叫衙役們將出少許酒食來，算是吃喝個意思、體麵。隨後大老爺有話說了：
“我寫了幾本語錄，每一本都是切切關乎人倫教化之大旨者；既是本縣讀書學儒的心得，亦足以為天下教化。倒也不值什麽錢，諸位就拿去，按照坊巷圖捱家捱戶散去，大有益於人心風俗也！”諸耆老以為這是贈品，稱謝而去。孰料到了第二天，各地裏長都接到了公文，要求按戶實收語錄的“刊資”——也就是印刷費——而且是按冊清繳，這可是地毯式搜索，靡有厥遺，當然又海刮一老票。
方宗誠也有個族弟，叫方雅南，有一回打從家鄉來拜訪，想要有所請托，還沒來得及開口，這方宗誠卻像是先搶著了機會，道：“弟弟能來，太好了！為兄的薄俸所得，就是幾十箱的書，要把這些書齎運回鄉，傳之子孫，又找不著合適的人。你來得恰恰好，可以替我護送這批書回去麽？”
過了一天，方宗誠不知打哪兒搜羅來幾十個大的空箱籮，命仆役備妥繩索，站在一旁伺候。他自己打從內室往外搬書，一函一函，其外盛之以木，其表複裹之以布。往來蹀躞上百十趟，堂上堂下的人幾次要上前幫忙，都教他給喝止了。一麵流著豆大的汗珠，一麵道：“昔賢陶侃每日早晚都要搬磚百枚，以習勞苦；我的書比磚塊兒輕得多了，也還可以藉此習習勞，要你們幫的什麽忙？”
書裝完了，自己用繩兒捆紮結實，就放置在屋簷底下。當天晚上，倒是方宗誠的老婆把這小叔子叫了去，噓寒問暖之餘，隨手指著窗外廊下之地，道：“弟弟路上稍稍留點兒心——這裏邊有數以萬兩計的白銀呢！”方雅南大驚失色，道：“我明明看著是書啊！”嫂子笑說：“不然！銀子就在書裏，書函裏頭挖空了，每函正可以放兩大錠銀；一錠五十兩，一函就是一百兩。”方雅南大為駭異，怕途中有什麽變故，自己擔待不起，便改主意不肯護送了。做嫂子的卻說：“你假作不知道就沒事了。萬一有個什麽差池，罪不在你，嫂子之所以跟你說，就是讓你在路上稍稍留意些罷了。”方宗誠此舉顯然高明：一來瞞過外人耳目，讓他還得以維係一個“布衣蔬食敝車瘐馬”的窮陋之態，二來也省了押運扈從的耗費。
挑看了這方宗誠的奸猾虛矯，故事就可以從另一個人身上說起了，此人赫赫，叫李鴻章。
天下瘦
在前清有那麽個成規：皇帝謁陵之前，都得重修馳道，竣工之後，直隸總督要親自走一遍，以示驗看。這一年李鴻章已經幹上直隸總督了，正要驗看馳道這天上午，百官齊集，鵠立於道旁。李鴻章車駕一到，發現方宗誠也列班站在人群之中，遂上前拉手道故，狀極親昵。要說他倆有什麽淵源呢？不都是曾老帥幕中待過的？可他倆連交接都沒辦過，怎麽會如此親密，一點兒都不像是製軍和知縣之間的公誼呢？道理很簡單：他們一度都在老帥曾國藩手下幹過幕吏，算是同門師兄弟。
這裏，就要先從一副對子說起，破除了後人對曆史人物簡陋的刻板印象。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翁同龢是江蘇常熟人；李氏經營人脈是一把手，翁氏應付實務是一把手；李鴻章入樞府時，翁同龢正領工部尚書。所以有這麽一副聯語：“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小民荒”。這副對子，顯然並不怎麽恭維李鴻章和翁同龢在“錢”這個字上的操守。
李鴻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翰林供職京師。其父李愚荃和曾國藩是戊戌（1838）同年，李鴻章還沒登第之時曾經以“年家子”身份跟著曾國藩學習製藝。當上翰林之後都還時常到曾府上去請教學問、政事上的問題。直到鹹豐二年（1852），曾國藩丁憂回籍，李愚荃帶著李鴻章隨侍郎呂賢基奉旨回籍治團練，從此就不通消息了。
李鴻章要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就得闖**一陣。團練搞了一半，呂賢基在舒城殉難，皖北至此魚爛不可收拾，李鴻章無奈又進入安徽巡撫福濟的幕府。
福濟，字元修，是李鴻章登進士第一試的“座主”（主考官），按例兩人是師徒。然而福濟根本不懂打仗，也沒有“認真練兵”的興趣。看李鴻章一意進取，又頗覺其輕躁，因此兩人很不投緣。
太平軍打到安徽來時，李鴻章看官軍一味退避畏葸，很不是滋味，遂力請大舉一戰——甚至立下了軍令狀。軍令狀隻證明了李鴻章的年輕，而不能保證戰事的順利。接敵之際但見太平軍兵士漫山遍野、鋪天蓋地而來，合肥左近諸鄉立時為其勢卷沒。是時，李愚荃先已捐館他去，李鴻章與諸兄弟隻好奉母走鎮江。但他還是不甘心，複遊走於敵前諸將帥之間、思圖再舉，但是已經落落無所合了。忽然聞聽人說曾國藩在江西督師，於是走小道去求見——他知道曾國藩念惜故舊，一定會用他的。可通過音訊之後，李鴻章在旅館裏一待就快滿一個月了，仍沒有什麽動靜。
當時曾幕中主要的幾名幹員有程桓生、陳鼐、許振禕。陳鼐與李鴻章是丁未禮闈的同年，是以受托去跟曾國藩說項請用。陳鼐是個敦謹人，說得十分含蓄：“少荃以昔年雅故，願意侍奉老師藉資曆練。”
孰料曾國藩劈頭來了句：“少荃是個翰林出身，翰林誌大才高，此間局麵狹窄，恐艨艟巨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啊！這個少荃也是——為什麽不回京供職呢？”
要說翰林誌大才高，池淺難容，是不通的。陳鼐就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出身，為什麽就能容了呢？曾國藩話一出唇，就知口誤，連忙將語氣緩下來，歎息之情溢乎詞，藉資掩飾。掩飾什麽呢？掩飾他那深恐駕馭不了李鴻章的心思露了底兒。陳鼐細膩入微，焉能不知？但是越有如此深細的心思周轉，就越不能明白頂撞戳破，於是轉了個彎兒道：“少荃多經折磨，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何不姑且試用一番？”
話說到這一步，已經委屈至極，曾國藩再不答應，就是作難晚輩的意思了，遂點了頭。孰料沒過幾天，師生二人就發生了衝突。
原來曾國藩每天黎明時分就要召集所有幕僚一塊兒吃早飯，一邊兒吃，一邊兒還有公事交代。李鴻章一向不是惰睡憨歇的人，但是碰上這種一睜眼就要“會食”的場麵，自覺應付起來耗神，不應付心裏又犯嘀咕，索性托詞頭疼，不參加了。
不多會兒差弁一撥一撥地來請，最後連巡捕也來了，傳曾國藩的話說：“非待幕僚到齊不許動筷子。”這可了不得了——分明看破了他這頭疼是個幌子。李鴻章再也不敢怠慢，披衣而起、踉蹌而行。一頓飯吃下來，曾國藩什麽話都沒說，直到眾人都吃完，放了筷子，曾國藩才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唯一‘誠’字而已！”說完起身就走。李鴻章這一下可嚇著了。銳氣因之而一挫，乖了。
曠世才
有人說這是曾國藩故意要挫挫他才發的脾氣。但是就實際任命用事看來，曾國藩對李鴻章是十分倚重的。“傅相（按：李鴻章日後加太子少保銜，是太子‘師傅’，柄大政，故稱‘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谘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曆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針，獲益非淺。”
曾國藩幕中還有個主司章奏的李元度，字次青，號天嶽山樵，湖南平江人。湖南人拗，平江人尤其拗得厲害。曾國藩派遣李元度守徽州，戒之：不許出戰。李元度領命唯唯，可心裏想的不外就是如何建功。一見某日時機正好，敵壘看似散漫無拘束，遂開城迎敵，準備大肆屠戮一番；孰料中了誘出之計，徽州竟因之而失陷了。
這還不算，人們一開始爭相傳說李元度殉難了。過了許久，李元度一人自詣祁門大營，居然毫發無傷。照說應該留營聽勘，靜候大帥發落的。這人還到處義形於色地抗聲爭辯：當時他打那一仗有多麽多麽深的道理。說穿了，還不過就是越畏罪、越要壯膽。曾國藩偏不急著處置，李元度居然按捺不住，就溜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曾國藩召集群僚，準備擬一個折子彈劾李元度。李鴻章跟李元度既是同僚，也共過患難，於是率領了一群要為李元度說情的幕吏，到曾國藩麵前力爭。還撂下話來：“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道：“稿子我自己會寫。”李鴻章接著說：“如果這樣，門生也就告辭，不能伺候了！”曾國藩立刻道：“聽君之便！”
李鴻章果然走了，曾國藩也果然沒有留阻。之後，李去了江西，閑居一年，適逢官軍克複安慶，曾國藩由祁門移軍於此，李鴻章寫了一封祝賀老師建功的信。曾國藩在回信中說：“若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李鴻章立刻束裝前往，這一回，曾國藩對李鴻章益發地敬重禮遇，一切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意思似乎很明白：經過李元度事件之後，曾、李之間的歧異已經不是有無涵養氣度的問題，而是人生整體價值感的扞格不入。那不是教訓或浸潤可以改變得了的，在曾國藩看來，李鴻章既屬可以大用之才，就不必計較這樣的差異了。
第二年，江蘇商人士紳們雇船到安慶來請求援師，曾國藩二話不說，像是找著了個絕佳的機會似的，著即派遣李鴻章募淮軍到上海參與保商衛埠的戰役。李前腳才出門，曾便著手寫了一篇密疏，盛讚李“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
根據吳永《庚子西狩叢談》所載，李鴻章晚年時曾有這樣的覺悟：
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驕之氣，任意胡弄，其實無有根底。
曾經在同治四年至十年（1865—1871）之間廁身曾國藩幕府，而於光緒二年、三年間（1876、1877）又居李鴻章幕府的吳汝綸，對於這兩個中興名臣有貼身的觀察，他說：
吾壯時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後佐李文忠幕，遭際亦幸矣！然佐曾公時，日有進益，而佐李公幕十餘年，則故我依然。何者？
蓋曾公每辦一事，無適莫心、無入己見，但詳告事由，命諸同仁各擬一稿以進，擇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勝己者，則曰：“吾初意雲雲，今某君文勝吾，吾用之矣。”即將己稿棄去。於是人爭自琢磨。事理愈細，文思亦愈精。
李公則不然，每辦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雲雲。”合其意則用之，不合其意則擯之；無討論、無切磋，於是人爭揣摩其意，無越範圍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於此可見，而其能作人（按：“作人”者，作育人才之謂也）亦於是焉殊矣。
同治十一年（1872），曾國藩薨逝於兩江總督官廨之中。李鴻章郵寄了來他親筆撰寫的挽聯：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別嫌李鴻章口氣大，他所說的每個字都是實話。
《清史稿·列傳第一百九十八》李鴻章的傳中有這麽一段記載：
初，鴻章辦海防，政府歲給四百萬。其後不能照撥，而戶部又奏立限製，不令購船械。鴻章雖屢言，而事權不屬，蓋終不能竟厥功焉。三年，晉、豫旱災，鴻章力籌賑濟。時直隸亦患水，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決，害尤甚。鴻章修複金門傍及南、上、北三灰壩。盧溝橋以下二百餘裏，改河築堤，緩其溜勢。別浚大清河、滹沱河、北運河、減河，以資宣泄，自是水患稍紓。
據說治永定河期間，總督衙門賒欠了一批木料賬款，經年未償其值。店家不耐久候，又恐督署根本是“片兒湯”，於是決定摘發。原本已經具狀而控之，給刑部暫時壓下來了。一看，不過千把兩銀子。刑部裏的司官趕忙通知直督府，看能否在一二日內湊出這筆錢來，中間傳話的是薛福成。
靴裏樣
薛福成，字叔耘，號庸盦（庵），是李幕中主掌洋務的長才。他接獲消息之時，李鴻章正準備出門驗看馳道，人已經坐在轎子上了，薛福成來不及說清楚，隻匆匆道：“署中急需現銀不敷用了。”李鴻章隨口回問了一句：“差多少？”薛福成道了聲：“不多——”才比了一根手指頭，那轎夫班頭誤會了手勢的意思，呼喝著就起轎了。薛福成沒有身份再將轎子攔下來，一方麵也怕耽誤了總督行程，就搶上前跟了幾步，隔著轎簾兒喊了句：“試想《臨城謠》首句，大人！”
《臨城謠》是近畿百姓哄傳多年的一首短歌，隨時而變異其詞，大意皆不外揭露疾苦、詆諆時政。百姓不敢公然傳唱，但是官司就算聽見了，也毋寧願意到歌謠裏找些材料，以便修理政敵。《臨城謠》的開頭兒兩句，總是：“銀南宮，金棗強，不見妻兒呼爺娘。爺娘流落他鄉去，男為奴丐女為娼。”歌兒裏的意思是說：直隸境內，除了號稱金銀二邑的棗強縣和南宮縣之外，都是窮荒野僻之地，男婦不安於室，生計無著雲雲。這話雖然誇張了些，其實也看得出：越是近畿之地，貧富差距似乎越是明顯，古今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李鴻章在轎簾兒後麵聽見這《臨城謠》三字，登時就會了意。於是到現場一見有棗強縣的方宗誠在，立即上前把住手兒，笑逐顏開。且看下麵這一段生動的描述：
文忠（按：即李鴻章）一見即握手道故，同步馳道上。文忠好詼諧，忽謂方曰：“爾官棗強有年矣！攫得金錢幾何？”方肅然對曰：“不敢欺！節衣縮食，已積俸千金；將寄歸，尚未有托也。”文忠曰：“可將來，我為爾齎去——我日有急足往來鄉裏也。”方稱謝，即摸索靴中，以銀券進。文忠曰：“爾勿以贗鼎欺我，致我累也！”言罷大笑。道旁觀者數萬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銅者，方大令也。”
皆嘖嘖驚為異焉。久之，以“循良第一”薦。
這裏頭有很繁複的官場文化，不解釋，難以知其趣。
首先，我們要了解：這是上官向下僚索賄，而且是當眾索賄，有好幾萬雙眼睛瞪著看——雖說聽不見他們的對話，總看得見方宗誠從靴子裏拿出張紙片兒來的模樣——這樣不避耳目，當然不隻是李中堂後台硬的緣故，還有這言談自若的態度，能夠用幾個連珠也似的玩笑層層遞出，看來詼諧輕鬆，若有意似無意，但是每一言片語，都醞釀著機鋒無限。
尤其是李鴻章開口就詰之以“你撈了多少？”而方宗誠居然好整以暇地答以“千兩”之數，看似彼此會心領情的默契就這樣建立起來了。有趣的是底下李鴻章又看似開了個玩笑：“我有專程快遞，替你寄送。”方宗誠也不馬虎，當場獻上銀票——你敢要，我當然敢給——而且一看就知道：正吻合所需之數。最妙的是第三拍。李鴻章銀票到手，還補了句：“你別拿假銀票囫圇我，害我受累啊！”倘若是誠心代人寄遞，問什麽真假？一旦問真假，就必定不是代為寄遞，而是存心幹沒了。然而不存心幹沒也不行——人家靴筒子裏為什麽剛剛好就是虧欠木料行貨款之數呢？這不分明是有備而來的孝敬嗎？後來端午橋（方）有兩句帶些打油氣味的詩說得妙絕：“靴裏自慚無別樣，能開足下幾分懷。”即用此事。
但是這老貪耄居然在安慶——也就是當年曾國藩克複而據以為基地的中興名城——“置良田數百頃，起第宅於城中，又設巨肆於通衢以權子母。三十年前之寒素，一變而為富豪矣！迨方死，子孫猶坐享焉。”這故事，還真有個令人可以認真悲傷的結局。而京師裏隻能傳出這樣狗吠火車的諺語來覆按一切：“黃金無假，道學無真。”
故事之外的故事
前引文說到李中堂的珊瑚頂，以及端午橋那兩句諧謔的詩，就不得不補一個注子。《清朝野史大觀·清朝史料卷上·王公降襲次第》雲：
清初宗臣貴胄，統稱貝勒，至崇德元年（按：皇太極稱帝，建元崇德），定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二公，皆冠寶石頂，以補服翎眼為差次，統名曰：入八分王公。其不入八分公，及鎮國、輔國將軍，皆冠珊瑚頂。
端午橋的原詩是一首七律，罵李鴻章不帶半個髒字兒，卻切中肯綮，鞭辭入裏，居然能從珊瑚頂說到寒食節，盡將一代名臣的款款私衷暴露無遺。先把原詩抄在這裏：
珊瑚頂子八王台，三眼花翎問剪裁。
放踵何妨多割地，刮皮豈便不成災。
熱中腸腑消寒食，無底橐囊趁有財。
靴裏自慚無別樣，能開足下幾分懷。
此詩頭聯二句，說的當然是李鴻章位極人臣，封賞冠有清，唯花翎得而複失、失而複得，升沉之劇，也有點兒難看。頷聯先用《孟子·盡心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起句，似褒而實貶，仿佛是說：為了國家奔走四方，腳都磨傷了，那還不如多割讓些江山，讓自己的國家變小一點兒，奔走起來就不那麽累了，此句所刺，當然是馬關議約之事。至於萬一不留神將“八王”看成了“王八”，我想端午橋也不至於反對。
至於“刮皮”，是有故事的，李鴻章跟下僚接談，往往喜歡開尋釁玩笑，什麽叫尋釁玩笑呢？就是言談間故意露出些揭人瘡疤的味道，使人於窘迫難言之際賠笑解慚。像是李嶽瑞《悔逸齋筆乘·李文忠軼事》就記載著李氏接見廣東新任藩台裴伯謙時，開口第一句話就說：“你要刮廣東的地皮去了罷？”端午橋用“刮皮”作典，可知李鴻章如此談鋒，是慣例。頸聯以“熱中”“寒食”“無底”“有財”同句作對，十分巧妙，所揭露的，當然還是李相國對於名利之絕不鬆手，正因為自己是這樣的人，所以開起他人的玩笑來，也總是黃金黃金，如假包換的一顆黃金赤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