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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意識到也好，沒意識到也罷，人生就像一條長長的鎖鏈，環環相連，一環扣一環。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一個人的每時每刻和每天的事事處處，來去聚散，都是人生鎖鏈上不斷延續的一個又一個相同或不相同的鏈環。

我5歲時，全家由市政府宿舍搬到了吳家窯大街四號樓大院。這個大院由兩座四層樓組成，所住的大都是局長和副局長。一號樓大院是市委領導，二號樓大院是市政府領導，三號樓大院是各區政府領導，四號樓大院是市各局領導。每個大院級別不一樣，環境就不一樣。四號樓大院的院子大，樓房質量遠遠不如一號和二號。可能這些幹部從農村來的緣故，樓中間的院子裏種滿了莊稼。我爸爸種了一片玉米，高高的，棒子碩大，黃昏時在夕陽中顯得格外挺拔。也有種高粱的，穗子紅紅的，風一吹動，像是小時候戴的紅領巾，一飄一飄的。那時院子裏的人與人關係特別融洽，大院的氛圍跟鄉下村子差不多。鄰居們見麵都打招呼，孩子之間也如同親兄妹。夥伴們一起上學，晚上若是還沒有回家，父母也不用惦念，一準是在哪家留下吃飯了。

我家三樓上是大詩人艾青的前妻，我稱呼她阿姨，喊起來挺浪漫。阿姨在文化局任個閑職，享受副局級的待遇。她兩個孩子圭圭和梅梅，中午沒人照看，就在我家吃，然後每月一結賬。阿姨出手很大方，我娘哪回都不好意思去接錢。我娘是從農村出來的，擺上桌的也僅是窩頭熬白菜什麽的，炒菜時，放的油就是手心那麽一點兒。最後是棒子麵粥，那時能吃上白麵饅頭就相當不錯了。在我印象裏，我們就像一家人，我們吃什麽他們也吃什麽，吃著照樣也挺香。我嘴饞，阿姨帶我去了一趟小白樓起士林，吃了頓西餐。當我小心翼翼地走進富麗堂皇的餐廳，吃著炸豬排和罐嫻雞時就覺得上了天堂，到現在都能回味起嘴角的餘香。吃完西餐，我發誓長大要帶我娘去吃，她太苦了，這輩子沒吃過什麽好的。

我從北京部隊複員回來後的第二天，就帶我娘去了趟起士林，要了一桌子菜。我娘使不慣刀子叉子，就向服務員要筷子，服務員還真的找到了一雙。我娘玩兒命地咀嚼著半生不熟的牛肉，氣呼呼地對服務員說：“你就不興把牛肉燉熟了？”看著我娘這樣子，我心裏很難受。吃完算賬時，結了四十多塊錢。我娘心疼了，跺著腳吼道：“我屁也沒吃上，咋要我兒子那麽多錢啊？這不跟攔路搶劫一樣嗎？”

我看樓下劉阿姨家總吃饅頭，就愛上那兒去蹭。劉阿姨的丈夫是正局長，就一個閨女，生活比較富裕。她的閨女叫小青，比我小好幾歲，長得也很俊，就是黑了些。我曾經天真地對我娘說：“我跟劉阿姨的閨女小青成家吧，多好啊！天天吃得飽。”有一回我吃完以後，對劉阿姨謙恭地說：“真好吃，你要了我，給你當女婿吧。”劉阿姨聽了咯咯地樂，對她丈夫說：“老四這孩子實在，就留下吧。”我回家不敢對娘說到劉阿姨家吃饅頭去了，就硬去啃窩頭，吃撐了就在四號樓大院裏瘋跑。我娘哪回看到我在院子裏瘋跑，就曉得我吃了劉阿姨的饅頭，她就悄悄在陽台上抹淚，然後喊著我的名字：“老四，回來吧！”尖聲而淒厲，喊聲在殘陽的風中時隱時現，整個四號樓大院都聽得到。我就躲在茂盛的高粱地裏，在葉子的縫隙中看我娘那枯枝般的身影，聽那無怨無悔的呼喊。

“**”時，四號樓大院貼滿了大字報，幾乎每個人都沒能逃脫那場厄運。有兩個副局長跳樓自殺了，一個正局長從樓頂跳下來沒死，摔斷了雙腿，被人五花大綁地抬走了，這個正局長就是劉阿姨的丈夫。我娘去看望劉阿姨，拿岀三十塊錢，說：“你家正缺錢，這也是老四吃你們家饅頭的錢。”劉阿姨緊張地看著周圍，嘴唇青紫著，顫抖著問：“你怎麽還敢上我家來，別人躲都躲不及呢！”我娘大聲說：“我是貧農，誰敢把我怎麽樣！誰欺負我，是男人就沒雞巴，是女人就沒奶子。”劉阿姨受過洋文化的熏陶，激動時就抱住我娘。我娘推開她說：“隻有我爺們兒才能抱我呢。”劉阿姨陪著她丈夫挨鬥，我娘就把小青接到家裏和我—起玩兒。

後來，我從部隊複員回來，曾經去找劉阿姨，其實是想看看她的閨女長大了沒有。終於看到了那個小女孩小青，已經從師範大學畢業了，沒有變白，但依舊那麽漂亮、那麽開朗，說起話來總是甜甜地微笑著。

劉阿姨高興地對我說：“我女兒交了一個朋友，很帥，是個電子工程師。”我聽完後很失望，走的時候小青主動送我出來，我看著她黝黑的頭發，很想上前撫摸一下，我說：“你怎麽不等我呢？”她莫名其妙地看著我，說：“等你什麽？你以前跟我說過什麽嗎？”我開玩笑地問她：“知道我為什麽那麽白嗎？我是吃著你們家饅頭長大的，我吃你們家饅頭的時候就想和你好了。”小青咯咯地笑著，那豐滿的胸脯一起一伏，她說："我吃饅頭比你多，怎麽也不像你那麽白呢？”我勸小青說，結婚可不是那麽簡單，男人漂亮不等於是兩個人有了愛情。小青依舊笑著說：“你像個牧師，總是想布道。”

看著別人家遭殃，起初我爹沒事，我娘還覺得幸運。但是很快，有關我爹的大字報就多起來，說他是漢奸，因為他被日本人捉進去五次，都被釋放出來，後來我爹就被革職了。批鬥他時，我曾經和三哥擠在下麵偷偷地看。

人家問他：“你怎麽能活著出來？”我爹梗著脖子回答：“我怎麽就不能活著出來！”台上台下一片打倒的口號，人家又問：“你應該像渣滓洞的烈士一樣英勇犧牲。”我爹理直氣壯地說：“渣滓洞也有人活著出來。”我看見有人在我爹身後踹了他一腳，他晃悠了一下，但還是挺立著。

我爹回家後天天不說話，見我們也不搭理。有一次，我娘從他的枕頭底下搜出了一根繩子。我娘給了他一個嘴巴，說：“你是不是想吊死，要死現在就死去。”我爹惱火地回敬了我娘一個嘴巴：“你他媽敢打我，是人不是人的都敢打我，反了！”我娘咬牙切齒地說：“日本鬼子那麽折磨你，把你小子身上揍的哪哪都是爛肉，你都挺過來了。現在讓人貼了兩張破報紙，你就尋死覓活的。”我爹紅著眼睛說：“我不怕日本鬼子折磨我，我就怕自己人折騰自己人。我不是漢奸，我他媽的冤枉！”我娘把我爹強拽到陽台上，指著滿大院雪花般的大字報喊：“誰不冤枉，就你一個嗎？”我爹瞅著大院，捂著腦袋嗚嗚地哭起來，說：“我混上局長多不容易，怎麽說給我抹下來就抹下來。”我娘兩手叉著腰，說：“我當初怎麽嫁給你這麽一個窩囊廢……”

在我家四樓上住著大作家鮑昌，那時他也正落難。我和他的小兒子飽光滿很要好，沒功課上就常到他家。鮑昌家的書櫃一排排的，桌子上也都擺滿了書。我崇拜地問光滿：“你爸爸是幹什麽的？”他說：“作家。”我說：“什麽是作家？”他神秘地講：“就是瞎編。”

我去他家時就愛翻書，有的不懂，有的剛能看出模樣。我也模仿鮑昌寫作的神態，寫些幼稚的文章拿給鮑光滿看，央求轉給他爸爸指點。光滿嚴肅地對我說：“我爸爸瞎編倒黴，你別再跟著陷進去。”

鮑昌愛拉個京胡，哼一段京劇，聊以**。我也湊熱鬧聽，趁鮑昌不在，鬥膽從牆上取下京胡學著拉上一段。可能受我爹彈三弦的遺傳，沒想到我三下五除二就學會了拉京胡，後來去了部隊文工團，我竟然也坐在伴奏席上，抖著京胡弓子在那瀟灑。可光滿怎麽學也不行，拉著就跟鋸鋸一樣刺耳兒，為這個總遭受鮑昌的奚落。鮑昌倒黴時，見誰都低著頭，我娘看見他總叨叨：“你是好人，你肯定會沒事的。”翻來覆去就這麽一句話，鮑昌每回都跟雞啄米似的點頭，有時候眼裏會閃出淚花。我娘最見不得別人哭，誰哭就陪誰抹眼淚。

後來鮑昌調到北京，當了中國作協的書記。我去看他，他馬上提起我娘，說你母親反複那幾句就是激勵他活著，給他一個希望，說將來有機會好好寫寫老人家。鮑昌送我好多書，興奮地說：“老人家評價我是好人，讓我知道我這個人的分量。”

鮑昌在最得意時患癌症去世了，誰都說他死得早。他死後，他兒子鮑光滿突然倒成了作家，到處發表小說，好像他父親把所有的才氣全當遺產留給了他小子。有時，我到北京找他他竟然也有了好幾排的書櫃，也坐在鮑昌坐過的椅子上，深沉地望著窗外。牆上也掛著一把京胡，像鮑昌再世似的。我說：“你小子就別裝了，你那京胡趁早取下來，你這輩子也趕不上我。”

在我家斜對過的四樓，住著莎莎，他父親是老革命，母親是前蘇聯人。莎莎比我大一歲，很聰明。我們總是一起去水上公園玩，偷鐵絲網裏的果子吃，也常被人家逮住。人家一看他藍眼珠大鼻子的樣子，就嚴加審問。這時，我們總把莎莎供出來，說他母親是蘇聯人，對方階級鬥爭的弦丿L就立馬繃緊，這樣我們容易逃脫處罰，隻是莎莎要受比我們更多的折磨。如果說我娘有什麽錯的話，那就是對莎莎太刁難。她說：“老四，你別跟這蘇聯特務玩兒，洋毛子不是什麽好鳥。”莎莎一找我，我娘就趕人家走。莎莎不走，我娘就把派出所的人喊來，將莎莎像揪壞蛋似的拎走。我不明白她為什麽對別人都那麽善良，對莎莎卻那麽狠毒。

幾年前，我聽說莎莎因犯事判刑，出獄後生活拮據，娶了個農村老婆，人長相一般，還算賢惠。他開了個簡陋的租書亭。後來，我找到他，見他蒼老了許多，置身在屁股大的小亭子裏，身前身後都是書籍。他說掙的錢勉強夠一家人活了，他要去俄羅斯找親戚，做買賣。我們聊天聊到我娘，莎莎說：“你母親後來是居委會主任，我這個租書亭還是她專門批的呢。你母親說，’給莎莎一口飯吧，他爸爸媽媽都死了，殺人不過頭點地。蘇聯人也是人，鬧不好還成朋友呢。'”莎莎說著，眼眶濕潤了。我問莎莎：“你不恨我娘？”莎莎望著我，深沉地說：“你母親沒文化，她就是簡單地認為中國人可以寬恕，而蘇聯人一定是特務。她該愛的一定愛，該恨的也一定會恨。”

去年，我又聽說，莎莎去俄羅斯做買賣大虧了一筆，債主找上了門，莎莎無奈偷偷地跑了，連公安局也在通緝他。有人說他給家裏寫過一封信，說還活著，請放心雲雲。那位農村老婆見信後就是哭，帶著一個半洋不洋的孩子幽靈般地閑逛。沒多久，我聽說那個農村老婆被出租汽車撞死了，那個半洋不洋的孩子由居委會大娘們看著，時常說一串流暢的俄語，嚇得大娘們手腳發顫，說：“這別碰見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