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譽修複者 The Repairer of Reputations

不要嘲笑那些瘋子,他們隻不過比我們瘋得時間更久……僅此而已。(1)

I

到1920年底,美國政府實際上已經完成了溫斯羅普總統執政最後幾個月開始的計劃。(2)當時整個國家都呈現出一片平靜祥和的景象。每個人都知道,關稅和勞工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和德國人的戰爭,以及對薩摩亞群島的爭奪都沒有在公眾情緒中留下明顯的傷痕。諾福克軍港被入侵的軍隊短時間占領之事也被淹沒在了海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喜悅中。隨後,馮·加登勞貝將軍率領的侵略軍在新澤西陷入困境的大好消息更是令人歡欣鼓舞。對古巴和夏威夷的投資已經得到了百分之百的回報。薩摩亞群島作為一個海路儲煤站也值得國家付出代價將其占領。現在整個國家都處在一種極佳的狀態中,擁有充足的自衛能力。每一座海岸城市都擁有築壘防禦工事。軍隊依照普魯士軍事體係進行了整編,處於總參謀部的嚴格管控之下。正規軍規模擴充到了三十萬人,更有上百萬人的預備役。由巡洋艦和戰列艦組成的六支規模龐大的艦隊遊弋在控製關鍵航線的六片海域中。同時還有一支數量充足的蒸汽艦艇後備艦隊控製國土近海水域。來自西部的紳士們至少不得不承認,一座用於訓練外交官的學院就像訓練律師的法律學校一樣有必要被建立起來。

因此,我們在國外的代表不再是無能的愛國者。這個國家空前繁榮昌盛。芝加哥在第二次大火之後曾一度陷入癱瘓,隨後又重新屹立在自己的廢墟之上,變成一座盡顯帝國氣派的白色城市,比1893年為了世界博覽會所建造的那座白城更加美麗。全國各地,優秀的建築都在取代原先那些劣質簡陋的房屋,就連紐約也不例外。公眾突然興起的對於美好事物的渴望將很大一部分現實的恐懼一掃而光。街道被拓寬夯實、鋪設平整。路兩旁豎起路燈,種植樹木。一座座廣場被設置在城市各處。雜亂的高架橋被拆除,由地下軌道取而代之。新的政府建築和軍營呈現出優美的外形結構。環繞曼哈頓全島的一長串石砌碼頭變成了公園,為在此居住的人們提供了一份意外之喜。州政府對於電影和歌劇的資助獲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國家設計學院和同類型的歐洲機構已經非常相似。沒有人會再羨慕藝術部長的職位,哪怕他在行政體係內有著很高的位階,甚至在內閣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相比較而言,森林和野生動物保護部長的日子要舒坦得多,這全都要感謝新的國家騎警係統。與法國和英國簽署的最新條約讓我們獲利豐厚;排除外國出生的猶太人,成為了國家自我保全的一項重要手段;蘇安尼州作為新的黑人獨立州得以建成;對移民的審查;新的入籍法案;行政權力的逐漸集中,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國家的安定與繁榮。當政府解決了印第安人的問題,在一位戰爭時期前部長的運作下,一支支身穿土著服裝的小規模印第安騎兵隊代替了那些看似規模龐大,但早已名不副實,嚴重缺編的印第安人團。這也讓整個國家大大鬆了一口氣。在宗教國民大會之後,偏見和狹隘被埋入墳墓,善良和仁慈開始將紛爭不斷的各教派團結在一起。許多人認為新的千年終於到來了,至少在他們的美洲新世界裏是這樣。畢竟,這塊大陸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

對於美國而言,自我保全成為了立國的首要律法。但這也讓合眾國隻能滿懷歉意,卻又無可奈何地看著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在無政府的混亂中痛苦掙紮。而高踞於高加索山脈上的俄國則伸出自己的利爪,將它們逐一攫取。

紐約市在1899年夏天的標誌性事件是高架鐵路的拆除。1900年的夏天作為一個周期的結束,留在了許多人的記憶中。道奇雕像在那一年被移走了。隨後的冬季,人們開始鼓動廢除自殺禁令。這一活動在1920年4月取得了最終成果。當時的華盛頓廣場上設立了第一家政府開辦的死亡屋。

那天我從麥迪遜大街上阿切爾醫生的家中走出來——這隻是一次禮節性的拜訪。自從四年前我從馬背上摔下來,就時常會感到腦後和脖頸疼痛難忍。不過現在這些痛楚已經離開我有幾個月之久了。醫生送我出來的時候說我已經不需要再治療。這樣一句話根本不值得我付給他的診費,這一點我也知道。但我還是絲毫不吝於這筆錢。一直讓我耿耿於懷的是他最初犯的錯誤。當時我躺倒在硬質地麵上,失去了知覺。人們把我抬起來。有人好心地用一顆子彈射穿了我的馬的頭顱。我被送到了阿切爾醫生那裏。他宣布我的大腦受到了影響,將我安置在他的私人精神病院裏,迫使我作為一名精神失常者接受治療。直到很久以後,他才認為我一切正常。我當然知道我的腦子一直都像他的一樣好,或者可能比他的更好。他卻隻是開玩笑地說我是“為他付了學費”。在離開精神病院的時候,我微笑著告訴他,我會和他算這筆賬。他卻由衷地大笑起來,並請我隔段時間就給他打個電話。我照做了,並希望能夠有機會把這筆賬結清。他一直都沒有給我機會。我告訴他,我會等下去的。

我很幸運,從馬背跌落並沒有給我留下嚴重的後果。實際上,這次事故反而徹底改變了我,讓我的性格變得更好了。我不再是一個懶散的城鎮青年,而是變得積極主動、精力旺盛、懂得自我節製,而更重要的是——這一點的確遠比其他方麵更重要——我變得雄心勃勃。現在隻有一件事仍然讓我感到困擾。我對這件事的擔心和不安甚至會讓我恥笑自己,但我還是會感到困擾。

在身體逐漸康複的過程中,我購買並第一次閱讀了《黃衣之王》。我記得讀過第一章以後,就覺得自己最好應該停下來。於是,我直接將那本書朝壁爐扔了過去。那本書撞上壁爐口的鐵柵,落在爐台上的火光中。如果我沒有在敞開的書頁上瞥到第二章的詞句,我可能再也不會讀它了。但當我俯身將那本書撿起來的時候,我的眼睛立刻就盯死在了打開的扉頁上。隨著一聲恐懼的叫喊——或者也許是因為過於鋒利的喜悅感刺痛了我的每一根神經,我急忙將這本書從煤塊堆中搶出來,渾身顫抖著悄悄溜進我的臥室。我在那裏將這本書看了一遍又一遍,又是哭又是笑,因為恐懼而全身顫抖。這種恐懼直到現在還是會向我發動突然襲擊。這才是最讓我感到困擾的——我無法忘記黑色星辰高懸在天空中的卡爾克薩。在那裏,人們思想的陰影會在午後逐漸延長。兩顆太陽沉入哈利湖中。我的意識將永遠無法甩脫關於蒼白麵具的記憶。我祈禱上帝詛咒寫下那本書的人。因為那個人用他美麗而驚人的創作詛咒了這個世界——這件造物中所陳述的真相是如此簡潔,如此充滿**,它也因此而變得極盡恐怖——讓整個世界都在黃衣之王的麵前顫抖。當法國政府控製了剛剛流傳到巴黎的譯本時,倫敦的人們已經在如饑似渴地閱讀它了。人們都知道這本書如何像傳染病一樣四處傳播。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從一片大陸到另一片大陸,在這裏成為禁書,在那裏被查抄銷毀,同時被新聞媒體和神職人員公開譴責,甚至被最激進的文學無政府主義者所排斥。這些邪異的篇章裏並沒有對任何道德準則的實際冒犯。它們也不曾宣揚任何教義和學說。在這本書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明確讓人感到憤慨的內容。人們無法根據任何已知的標準對它進行批判。人們不得不承認,《黃衣之王》中包含著關於藝術的至高無上的注解,但所有人都感覺到,人類弱小的心靈不可能承受書中內容所造成的壓力,更無法從這部書中找到健康和成長的力量,因為潛伏在這一字一句之間的乃是最純粹的劇毒。的確,這部書的第一章看似平淡無奇,天真無邪,但這隻是為了讓隨後的衝擊具有更加可怕的效果。

我記得是在1920年4月13日,第一座政府死亡屋出現在華盛頓廣場的南側邊緣,就位於伍斯特街和南第五大道之間。這個街區原先有許多老舊的建築被改造成招待外國人的咖啡館和餐館。1898年冬,這片土地的所有權被政府獲得。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開的咖啡館和飯店全都被推平了。整片街區被鍍金的鐵欄杆圍住。變成了一座遍布草坪、花卉和噴泉的可愛花園。在這座花園的正中央樹立起一棟白色的小建築。它完全符合經典建築結構。周圍被一叢叢鮮花環繞。六根愛奧尼亞風格的圓柱支撐起屋頂。房子唯一的門戶用青銅鑄就。門前矗立著一組華麗的大理石群像——“命運三女神”。這是年輕的美國雕刻家鮑裏斯·伊凡的作品。他二十三歲的時候就在巴黎去世了。

? M. Grant Kellermeyer

當我走過大學區,進入廣場的時候,剛好看到它的開業典禮。我尋隙穿過寂靜的觀眾人群,卻在第四大街被一名維持禁行線的警察攔住了。一個團的合眾國槍騎兵排列成方形陣列,環繞在死亡屋周圍。在一座麵對著華盛頓公園的高台上站立著紐約州的州長。他的身後是紐約市長和布魯克林的長官、警察局長、州屬軍隊司令利文斯頓上校,以及合眾國總統的軍事助手布朗特將軍,其指揮駐地位於總督島(3),還有負責指揮紐約和布魯克林衛戍部隊的漢密爾頓少將、北河艦隊司令布夫比上將、衛生部長以及國家免費醫院負責人蘭斯福德、紐約州參議員懷斯和富蘭克林,再加上公共工程專員。那座高台由國家衛隊的一支輕騎兵中隊環繞著。

衛生部長顯然是剛剛做了簡短的致辭,現在州長做回應性的講話,他的發言也到了尾聲。我聽到他說:“禁止自殺並對任何嚐試自我毀滅的人施加懲罰的法律已經被廢止了。政府承認,人們有可能會感到繼續生存下去已經變成無法忍受的苦難——這可能是因為肉體的痛苦,也可能是出於精神的絕望。因而政府也認為,我們應該承認人有權利結束無法忍受的生存狀態。我們還相信,將這樣的人排除出人群也將有利於社會。自從相關法律頒布以來,合眾國的自殺人數並未有所增加。現在政府決定在所有都市、城鎮和鄉村建立死亡屋。因絕望而陷於自我毀滅的人類生物每天都在死去。至於他們是否會接受這種救濟手段,還有待觀察。”他停頓一下,轉向那幢白色的死亡屋。講台下麵依然是一片絕對的寂靜,“沒有痛苦的死亡就在那裏等待著再也無法承受此生哀傷的人。如果那樣的人歡迎死亡的到來,那麽他就能在那裏找到解脫之道。”然後,他猛然轉向總統的軍事助手,“我宣布死亡屋向公眾開放。”最終,他再次麵對人群,用清晰的嗓音高聲說道,“紐約和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們,我在此代表政府宣布死亡屋正式開始運營。”

肅穆的沉默被一聲嚴厲的喝令打破。輕騎兵們列隊跟隨在州長的座車後麵。槍騎兵轉向沿第五大街列隊,等待衛戍司令官的命令。騎警跟隨在他們身後。圍觀的人們都還在耷拉著腦袋,仔細端詳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死亡屋。我離開人群,走過第五大道,沿著大道西側前往布利克街,然後向右一轉,停在了一家形製簡樸的商店前麵。這家店的招牌上寫著:

霍伯克,盔甲匠人

我向店門裏瞥了一眼,看見霍伯克正在他的小店鋪深處忙碌著。就在我的目光投向他的時候,他也抬起頭,一下子便看到了我。他渾厚而熱情的嗓音立刻響了起來。“進來,卡斯泰涅先生!”他的女兒康絲坦斯起身來迎接剛剛走過門檻的我,伸出她的一隻漂亮的小手來攙扶我。但我能夠從她麵頰上失望的紅暈看出來,她等待的是另一位卡斯泰涅,我的堂親路易斯。我向困惑的她露出微笑,讚揚了一條她正在依照一幅彩色拚圖進行刺繡的彩帶。老霍伯克正坐在那裏,鉚接一副破舊的護脛甲。那應該是一套古代盔甲的組件。他手中的小錘子在這家古香古色的店鋪中不斷發出令人愉快的叮當聲。他放下錘子,又拿起一把小扳手忙活了一陣。甲片輕微的撞擊聲讓我全身湧過一陣戰栗的喜悅。我喜歡聽到鋼鐵相互摩擦的旋律、木槌敲打在護脛甲片上的圓潤聲音,還有鎖鏈甲淩亂的細碎聲響。這是我來看望霍伯克的唯一原因。他這個人從沒有引起過我的興趣。康絲坦斯對我也沒有什麽吸引力。對我而言,她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愛戀著路易斯。這一點的確引起了我的注意,有時候甚至會讓我在夜晚無法入睡。但我心裏明白,一切都會變好。我應該安排好他們的未來,就像我要安排妥當我的好醫生約翰·阿切爾。無論如何,就像我說過的那樣,如果不是那些敲敲打打的旋律對我有著莫大的吸引力,我是絕不會費力在這個時候拜訪他們的。我會在這裏坐上幾個小時,聚精會神地聽了又聽,直到一縷西斜的陽光落到這些鑲嵌鋼甲上。這個地方給我的感覺太強烈了,幾乎讓我無法承受。我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喜悅之中。一雙眼睛失神地凝視著前方,不由自主地越睜越大。這喜悅延伸到了我的每一根神經裏,幾乎讓我的精神徹底崩潰,直到那位老盔甲匠人的一些動作遮住了陽光。我便暗自戰栗著,向後靠坐在椅子裏,仔細傾聽拋光布摩擦甲片的聲音——“嗞!嗞!”鏽斑被從鉚接好的甲片上打磨下來。

康絲坦斯將彩帶放在膝頭,繼續她的刺繡,不時會停下來,更加仔細地查看來自於大都會博物館的那幅彩色拚圖。

“這是做給誰的?”我問道。

霍伯克告訴我,他得到委任,成為了大都會博物館的盔甲藝術家,所以現在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修繕那家博物館的盔甲藏品,另外他還得到了幾位富有的收藏家的委托。現在他正進行修理的是一副著名盔甲上遺失已久的護脛甲。是他的一名委托人在巴黎塞納河畔凱多賽碼頭上的一家小店裏找到的。霍伯克親自去與那家店主談判,才爭取到了這副護脛甲,讓整套盔甲得以恢複完整。他越說越高興,不由得放下了小錘,和我聊起了這副盔甲的曆史。它能夠一直追溯到1450年,從一個主人之手換到另一個主人之手,直到托馬斯·班布裏奇最終獲得了它。當班布裏奇的豪華收藏被出售的時候,霍伯克的這名委托人將它買下。從那時起,霍伯克就一直在尋找失蹤的護脛甲,直到幾乎是在偶然的情況下,他終於在巴黎如願以償。

“你甚至還不確定這副護脛甲是否真的存在,但仍然一直在堅持尋找它?”我問道。

“當然。”他毫不在意地回答道。

這是我第一次對霍伯克這個人產生了興趣。

“你一定是知道它值不少錢吧。”我又試探著說道。

“並不,”霍伯克笑了起來,“我尋找它的樂趣在於它本身就是我的獎品。”

“難道你對財富沒有野心嗎?”我微笑著問。

“我的一顆野心是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盔甲工匠。”他嚴肅地回答道。

康絲坦斯問我是否看到了死亡屋的開業儀式。她今天早晨注意到騎兵從百老匯經過。那時她就很想去看看在華盛頓廣場舉行的儀式。但父親要求她留下來把彩帶繡完。她隻好服從了父親的命令。

“你在那裏看到你的堂親卡斯泰涅先生了嗎?”她問道。我察覺到她柔軟的眼睫毛在以最微弱的幅度顫抖。

“沒有,”我有些不太在意地回答道,“路易斯的團正在被調往韋斯特切斯特縣。”說完我就站起身,拿起了帽子和手杖。

“你還想去樓上看看那個神經病麽?”老霍伯克笑著問道。如果霍伯克知道我是多麽不願意聽到“神經病”這個稱呼,他肯定絕不會在我麵前這樣說。這個詞總是會引發我內心中一種特殊的情緒,一種我不想去解釋的情緒。不管怎樣,我還是低聲做了回答:

“我覺得,我應該去看一下懷爾德先生。”

“那個可憐人,”康絲坦斯一邊說,一邊搖了搖頭,“生活對他來說一定非常艱難。一個人孤苦伶仃地過了一年又一年,貧困、殘疾,還幾乎精神失常。你的心真好,卡斯泰涅先生,願意常常來看看他。”

“我覺得那個家夥不是什麽好人。”霍伯克說著,再次掄起了他的錘子。我聽到護脛甲片上再次響起那美妙的叮當聲。等到他敲打了一番之後,我才說道:

“不,他並不壞,而且沒有半點精神失常。他的意識就像一個神奇的房間。他能夠從那裏拿出珍貴的寶物。如果能取得那樣的寶物,你和我會寧願付出數年的生命。”

霍伯克大笑起來。

我有些失去耐心了,不過還是繼續說道:“他知道許多其他人一無所知的曆史。無論多麽瑣碎細微的東西,都無法逃脫他的搜尋。他的記憶是絕對不會有錯漏的,可以精確到每一個細節。如果人們知道在紐約有這樣一個人,他將會得到無窮無盡的榮譽和尊敬。”

“胡說。”霍伯克喃喃地說著,一邊在地上尋找一顆丟失的鉚釘。

“那麽這會是胡說嗎?”我努力抑製住自己的心情,“當他說,通常被稱為‘王子紋章之甲’的鍍琺琅盔甲遺失的腿甲和護腿能夠在一個塞滿了生鏽的劇院道具、破爛的爐子和拾荒者堆放垃圾的閣樓裏找到,而那個閣樓就在佩爾街的時候,這還會是胡說嗎?”

霍伯克的錘子掉在了地上。不過他極為鎮定地將錘子撿起來,並問我是怎麽知道那副腿甲和左側護腿與“王子紋章之甲”分離了。

“是懷爾德先生向我提起,我才知道的。他說它們就在佩爾街998號的閣樓裏。”

“胡說。”霍伯克喊道。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在皮圍裙下麵微微顫抖。

“那這也是胡說嗎?”我愉快地問道,“當懷爾德先生不斷稱你是阿文郡侯爵,稱康絲坦斯小姐……”

不等我把話說完,康絲坦斯已經站起身,滿臉都寫著恐懼。霍伯克看著我,慢慢撫平了他的皮圍裙。“這不可能,”他說道,“懷爾德先生也許知道許多事情……”

“比如關於盔甲的事情,關於‘王子紋章之甲’。”我微笑著插口道。

“是的,”霍伯克繼續緩慢地說道,“也許他也懂得盔甲。但他對阿文郡侯爵的事講錯了。就像你所知道的,阿文郡侯爵在多年以前殺死了誹謗他妻子的人,然後去了澳大利亞。在那裏,他先於妻子去世了。”

“懷爾德先生錯了。”康絲坦斯也喃喃地說著。她的嘴唇一片蒼白,但她的聲音甜美而平靜。

“如果你們高興,那我們盡可以達成一致,在這件事上,懷爾德先生錯了。”我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