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二天，張祖整整花費了一天的時間同站長、設計師和技術人員、打字員作了一次更為深入的個別談話。談話的內容先是拉得很遠，然後才談到他所需要的話題上。但是，盡管談得仔細，卻並沒有獲得什麽滿意的材料和線索。

他懷著懊喪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點起他那黑而光亮的大煙鬥，不住地吸著。他緊皺著眉頭，不時地用左手撫摸前額，有時又驀地離開自己的座位，在室內大步地踱來踱去。他在苦苦地思索。

張祖在偵查審理這個案件以前，曾經審理過很多間諜竊取情報的複雜疑難的特工案件。那些案件充分說明了敵人的狡猾。還是一年以前的事吧，有一個狡猾的間諜分子，為了獲得我們某一個經濟機關的重要情報，他並沒有直接地鑽入這個經濟機關的保險櫃，也沒有派遣間諜打進這個機關充當工作人員。他隻是裝成一個上班下班的工人，經常由這個機關門口的公共汽車站上車，陪送著這些工作人員坐幾站。或者他隻是在公園裏像一般的遊客一樣，跟著他要跟的人散步。或者他在公共的飯廳裏，像平常的主顧一樣，和他感興趣的人們在一張桌上用餐。或者他穿上紅色的短褲和他所“喜歡”的工作人員進行球賽或其他運動。在這些異常平凡的活動和接觸中，這個老奸巨猾的敵人，伸長了耳朵，細細地竊聽著每一個工作人員所談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然後匯在一起，加以分析、研究，最後便成了最確切的情報。

還有的混入電話間充當電話員，或者充當我們機關的勤雜人員，以及在至親好友處探聽……

難道敵人竊取情報隻采取這些手段嗎？他的思路又自然地回到了這件棘手的案件上。

這份機密的材料，特務是用什麽方法竊取的呢？從實驗室看門警的嚴格和工作人員的警惕程度看來，一個陌生的人想混進實驗站偷走材料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混進實驗站，他又怎樣知道這份材料的放置地點呢？即使知道這份材料放置在站長的保險櫃裏，又從什麽地方獲得鑰匙呢？……

也許是內部人員吧？是設計師、技術員嗎？實驗後的第一天，設計師和技術員就去部裏參加一個極重要的會議了。他們起程的日期是7月10日，而站長草擬這個實驗成效材料的日期是11日，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份材料的草擬工作。有什麽根據懷疑他們其中任何一個是竊取手、罪犯呢？

當然，懷疑站長這個久經革命鍛煉的幹部更是沒有根據的。剩下的便是打字員謝芳。她是一個年輕的女幹部、青年團員，工作積極熱情。她的曆史很單純：一個貧農的女兒，上學，參加軍隊，做文化教員，然後結婚……她滿意自己的工作，過著幸福的家庭生活。如果是她，那麽是什麽東西促使她拋棄自己目前的幸福生活，幹那些卑劣的賣國勾當呢？他設想是謝芳在打字時把文件背誦熟了，然後記下來，但是誰能有這樣聰明的腦袋，1000多字的文件打一遍就能背下來呢？他設想是謝芳打字時另抄了一份，可是明明站長當場看著，她是抄不了的。他設想是特務在打字機上安了一種特殊的裝置，而這部打字機已經用了三年，也從來沒有拿到外麵修理過……他幾乎列舉了十幾個可能，可是最後他又全部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