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山記水程02
對於這一東一西的緊急情況，李贄和劉星東的看法並不相同。《續焚書》收錄了這篇《西征奏議後語》：
劉子明（東星字）宦楚時，時過餘。一日見邸報，東西二邊並來報警，餘謂子明：“二俱報警，孰為稍急？”子明曰：“東事似急。”蓋習聞向者倭奴海上橫行之毒也。餘謂：“東事尚緩，西征急耳。朝廷設一公任西事，當若何？”子明徐徐言曰：“招而撫之是已。”餘時嘿然。子明曰：“於子若何？”餘即曰：“剿除之。無俾遺種也。”子明時亦嘿然，遂散去。然而，這一次，李贄或許錯了。
“西事”，也就是寧夏兵變，從二月己酉（十八日）開始，到九月壬申（十六日）才平定。“東事”，則越演越烈。
16世紀中期，日本除時常寇掠明朝沿海外，還不斷地侵擾朝鮮。朝鮮迫不得已，乃派兵將其根據地對馬島肅清。嗣後日本又要求與朝鮮通商，但受到了嚴格限製。豐臣秀吉在平定各部諸侯，統一日本後，便開始積極整頓內政。豐臣秀吉是一個毫不掩飾野心的人，在給小妾淺野氏的信中說：“在我有生之年，誓將明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
幾千年來，朝鮮是中國東邊的屏障，豐臣秀吉侵略中國必須先摧毀朝鮮，萬曆二十年一月，豐臣秀吉正式發布命令出征朝鮮。五月，日軍十數萬大軍揮師越過對馬島，進犯朝鮮，攻陷王京，準備進一步侵略中國。朝鮮國王棄城北奔鴨綠江邊義州，遣使向明廷求救。七月，神宗派副總兵祖承訓率師援朝。
這場曆史上著名的抗日援朝戰爭，曆經七年時間，最後以中朝聯軍的勝利而告終。
曆史何其相似乃爾？三百餘年後，這一幕又以另一種方式重演。
寧夏兵變事態日漸嚴重，朝廷天天在征兵選將，李贄也為此焦慮不已。浙江道監察禦史梅國楨上疏，推薦李如鬆為總兵官，表示自己願以禦史監軍。四月十七日，梅國楨獲準以監軍前往寧夏平叛。李贄聽到這個消息，“喜見眉睫”，走告劉東星，對平叛充滿信心。
李贄對“西事”格外關注，又憤而寫下《二十分識》和《因記往事》兩篇文章，表達對“國事”和“人才”的迫切關心。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隻有五六分才，便成十分矣。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隻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蓋才膽實由識而濟，故天下唯識為難。有其識，則雖四五分才與膽，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膽者，有因膽而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概論。然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學道為然，舉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於平治天下，總不能舍此矣，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即識，仁即才，勇即膽。蜀之譙周，以識勝者也。薑伯約以膽勝，而無識，故事不成而身死；費禕以才勝而識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觀英傑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學道則有三教大聖人在，經世則有呂尚、管夷吾、張子房在。空山岑寂，長夜無聲，偶論及此，亦一快也。懷林在旁，起而問曰：“和尚於此三者何缺？”餘謂我有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膽，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為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樂！雖無可語者，而林能以是為問，亦是空穀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在《因記往事》中，李贄更加憤慨地寫道：
嗟乎！平居無事，隻解打躬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麵麵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諉，以為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為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
設國家能用之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耶！又設用之為虎臣武將，則閫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憂矣。唯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為盜也。餘方以為痛恨，而大頭巾乃以為戲；餘方以為慚愧，而大頭巾乃以為譏：天下何時太平乎？故因論及才識膽，遂複記憶前十餘年之語。籲！必如林道乾，乃可謂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者也。
李贄在這篇文章中不惜筆墨稱讚巨盜林道乾橫行海上三十餘年至今猶安然無恙，“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群類”，“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他又說：“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設以李卓老權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數日而即擒殺李卓老，不用損一兵費一矢為也。……則謂之曰二十分識亦可也。”
如此狂妄之言，也隻有李贄說得出來。
今天，我們已經很難想象李贄在當時的一言一行所引起的震**，更難以想象他所遭受的來自方方麵麵的巨大壓力。毫無疑問的是，不論是在思想道德、在知識建構，還是在公共輿論上，他都引發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山崩地裂、山呼海嘯。
五 不見舍利佛，複隱知是誰
萬曆十六年夏，大饑，黃梅義民梅堂起義。
六月，蘇州、鬆江等府大旱，太湖水涸。
九月，甘肅兵變。
十二月，吏科給事中李沂上疏，極言神宗貪財壞法。神宗震怒，將李沂廷杖六十，削職為民。
年底，工匠劉汝國領導農民起義，自稱“順天安民王”。
有明一朝，山崩地裂、山呼海嘯時時浮現。這一年，格外不太平。
然而，這一年，對李贄來說，卻是自得自重、收獲滿滿的一年。他從維摩庵搬到芝佛院，生活變得簡單、富足。春夏之間，李贄寫成了他的《藏書》初稿，評說數千年曆史，“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袁中道在《李溫陵傳》中記錄道：“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為事。……所讀書皆鈔寫為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讎校，肌襞理分，時出新意。其為文不阡不陌，攄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
這一年，還有一件事，一件今天看來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在當時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時令已是夏季，萬曆十六年麻城的夏天格外酷熱。抄錄完書稿，李贄派人專程送到南京請焦竑審閱並為之作序。完成了這件大事，李贄頓時覺得輕鬆許多。這個夏天，李贄以“有飯吃而受熱，比空腹受熱者”總好過些為理由，為暑熱辯護，為自己解涼。可是完成了這件大事以後，他發現，毒日愈發當空，溽熱愈發難耐。
這一日，李贄隻覺得熱得頭皮發癢，渾身難受。汗臭蒸騰，頭屑飛揚，這讓李贄難以忍受。搔而複癢，癢而複搔，不勝其煩，李贄自覺穢不可當。他是個有潔癖的人，此情此景，更是難受。放眼望去，侍候他的無念和尚的弟子在剃頭，不禁眼睛一亮。李贄叫來侍者，命其為自己落發。
侍者手藝不凡，轉瞬之間，李贄就剃了個幹淨利落的光頭，自是涼快了許多，也痛快了許多。
李贄在《與曾繼泉書》中談到落發的原因：
其所以落發者，則因家中閑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裏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發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為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發，非其心也。
李贄在給焦竑的複信中，也談到了毅然落發的原因，那就是：“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簡單說來，就是——既然你們把我看作異端，我就索性做出異端的樣子讓你們看看！
落發之後，李贄反複總結自己落發原因，可見這在當時的的確確是一件天大等事。他說，自己落發的另一個原因是不願受地方官的管束。他在《豫約·感慨平生》中寫道，落發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屬人管了。幼時不必言；縱訓蒙師時又不必言；既長而入學，即屬師父與提學宗師管矣；入官，即為官管矣。棄官回家，即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其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漂流四外，不歸家也。其訪友朋求知己之心雖切，然已亮天下無有知我者；隻以不願屬人管一節，既棄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實意。
李贄描述了一幅人們無不生活在枷鎖之中的近乎恐怖的畫麵，而這些，恰恰又正是儒家仁義道德的基本內容。李贄斷然落發，是他的“本心實意”，他雖然落發，卻並未受戒，照樣可以吃肉喝酒，照樣可以用“本心實意”說些似乎瘋瘋癲癲的真話。所以，他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寫道：“故兼書四字，而後作客之意與不屬管束之情暢然明白，然終不如落發出家之為愈。蓋落發則雖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況別省之人哉！”
李贄落發的事情驚動了好朋友。袁中道在李贄落發的第二年見到了他，為他的形象大吃一驚，他認真記錄下這件事情：“歲己醜（萬曆十七年），餘初見老子（李贄）於龍湖。時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禿頭帶須而出，一舉手便就席。……餘曰：‘如先生者，發去須在，猶是剝落不盡。’老子曰：‘吾寧有意剝落乎？去夏頭熱，吾手搔白發，穢不可當，偶見侍者方剝落，使試除之，除而快焉，遂以為常。’爰以手拂須，曰：‘此物不礙，故得存耳。’眾皆大笑而別。”任情適性，率意而為，這就是李贄。
李贄落發的事情不僅驚動了好友，還驚動了那些暗地裏張開羅網伺機而動的人。從堂堂四品知府變成鬧市中的一個狂禪，這簡直是醜聞，簡直是駭人聽聞！
李贄又一次為舊勢力所不容。數千年來，中國男人以長發盤於頭頂。那個時候，長發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特別是男人，甚至把頭發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頭可斷，發不可斷。
知縣鄧鼎石親自登門懇請李贄留發，他是如此情真意切，以至“泣涕甚哀”，他是一縣之長，是父母官，有責任維護本地“風化”。為了說服李贄，鄧鼎石甚至抬出他的老母親，說此行是“奉母命”勸“李老伯”蓄發：“你若說我乍聞此事，整整一天不吃飯，飯來也吞咽不下，李老伯必定會留發的。你若能勸得李老伯蓄發，我便說你是個真孝子，是個第一好官。”
可是，李贄不為所動。
他落發的原因是複雜的，他落發所麵對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然而，李贄不想因為重重壓力便退縮，而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殉道者：“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故耳。”此話甚真。他既有任情適性不惹事不怕事的一麵，也有深謀遠慮計較利害的一麵，終以餘年不多，一無所求，決計豁出老命一搏。
其實，李贄的所作所為與他的思想觀念是密切聯係的，這就是他的《童心說》。何為“童心”？李贄說：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複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李贄用他的“童心”來生活，便有了他的“任情適性”，落發自然。他將這種觀念用在了文學思想上，便有了他的“標新立異”，自成一格。他在《童心說》中這樣寫道：
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於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什麽六經，更說什麽《語》《孟》乎？
李贄有一個知識淵博、學養深厚的隱士朋友叫作周暉。李贄辭世八年後，周暉從其稿本《尚白齋客談》中精選相關內容，編成了四卷本《金陵瑣事》，記錄了那個時代各種趣人趣事。他在《金陵瑣事》中寫道：“（李贄）常雲：‘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明有李獻吉集。’餘謂：‘《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較弘博。’卓吾曰：‘不如獻吉之古。’”
李贄認為，天下有五大名著，分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杜甫的詩集、蘇東坡的文集、施耐庵的《水滸傳》、明朝李夢陽的詩文集，他將此並稱為“五大”。
以此“童心”而論古人文章，李贄極為推崇蘇軾。他在給焦竑的《複焦弱侯》一文中說：“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隻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從前，人們隻會誇東坡文章寫得驚天動地，其實他們不知道，與文章相比，蘇東坡其人更是卓然不群。隻有頂天立地的人物，才能寫出永垂不朽的文章。
更有意思的是，李贄把曆史上的大詩人分成“狂者”和“狷者”兩類，且引一段如下：
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於道，而狷者幾聖矣。
李贄還把蘇軾和蘇轍兩兄弟分為了兩類，他認為蘇軾是“狂者”，而蘇轍是“狷者”。李贄推崇杜甫，他認為杜甫有真性情，並且說杜甫的人格比其詩更好。當年李贄在杜陵池畔寫過《南池二首》：
濟漯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
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隻自知。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為客此何時。
從前秪為作詩苦，留得驚人杜甫詩。
李贄把杜甫的詩視為千古文章，並且以“驚人”來形容杜甫的詩作，可見其對杜甫是何等的誇讚。同時他還認為古人中隻有謝靈運、李白和蘇軾能夠稱為“風流人物”，他在《藏書·蘇軾》中寫道：“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為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為祥麟，為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這三人，真可謂“人中龍”。
人是不是總會活成自己偶像的樣子？此時的李贄，也許不會想到，短短五年之後，他將要與朋友們在麻城有一場驚天動地的“龍湖雅集”，在群星璀璨、酣暢淋漓的夜晚，他們縱評天下，臧否古今。他更不會知道，在他身後的某一天，袁中道在《跋李氏遺書》中寫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
袁中道將李贄與蘇東坡做了全麵的比較，得出結論：“才與趣，不及子瞻；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
李贄雖然有“童心”，逼視道貌岸然的虛偽，欣賞返璞歸真的樸拙，但是以他的智慧和聰敏，他也有看透人生的一麵，他在《評三國誌演義》中稱：
曹家戲文方完，劉家戲子又上場矣，真可發一大笑也。雖然自開辟以來，那一處不是戲場？那一人不是戲子？那一事不是戲文？並我今日批評《三國誌》亦是戲文內一出也。嗬嗬。
戲如人生，人生如戲，所以一切都用不著認真。所以不難理解他落發之後，何以一如既往喝酒吃肉。這就是李贄的“童心”。於是，他在《焚書》中感慨：“出家為何？為求出世也。”
由此，瓊州守周思久評價李贄和耿定理：“天台重名教，卓吾識真機。”天台指的是耿定理，卓吾自然是李贄。周思久解釋說，“重名教”就是“以繼往開來為重”，“識真機”就是“以任真自得為趣”。
不管怎樣，李贄落發後的心情是複雜的，卻也是平靜的，宛如一場暴風雨過後，大地一片安寧，萬物一片安詳。可是，這安靜的背後，焉知不是又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六 歌罷擊唾壺，旁人說狂夫
最令人不解的是，姚安知府李贄在官運亨通的時候決定辭官。
李贄的生命，也許注定了一場暴風雨接著另一場暴風雨。
第一場暴風雨是什麽時候開始的？李贄已經不記得了。可是，讓曆史刻骨銘心的那場暴風雨，發生在萬曆八年（1580年）的春天。三月，李贄在雲南姚安府的任期即將滿三年。再稍待一些時日，他即可有望升遷。官場的秘訣就是一個字——“熬”，熬過了山重水複，就迎來了柳暗花明，最終將抵達前程似錦。這個時候，全中國的官吏加起來還不到兩萬人，李贄已經是四品知府，像他這樣四品以上的官員不足五千人，可謂鳳毛麟角。在平常人眼裏，躋身這樣的群體，是多麽榮耀、多麽尊貴啊！
初春的滇北，已是春意盎然。奔放不羈的九重葛開遍山野，五彩繽紛的虞美人高傲聖潔，晚風吹拂，殘霞似血。
李贄身穿粗布便衣，在姚安府衙署庭院的小路上，焦慮地踱步。此時，他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未來的路該怎麽走？他有兩個選擇——順著原來的路安然走下去，是高官厚祿、光宗耀祖，也是卑躬屈膝、放棄自我；轉身離開，走向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世界，迎來的是隨心所欲，卻也可能走向清貧、苦難、凶險，甚至死亡。他時而彷徨，時而堅定，時而蹙眉沉思，時而果決堅毅。
自出仕以來，迭經世事變故，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可是，天命何在？清議辯學，與眾人相左，就已經危險重重；見之於行，施之於政，與上官衙門盡相違逆，就更加巢幕遊釜，禍變莫測。
況且，朝廷如今的製度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非進士出身不入翰林院，非翰林院士不入內閣。李贄不過是舉人出身，縱然“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加之，“才有巨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如李贄這般千裏馬，又從不見所謂伯樂，如此這般，徒喚奈何！
在遞交這份辭呈之前，他再三權衡，這決定是否明智。往事一幕幕閃現，讓他心痛不已。雲南地方官吏至今提起雲南布政使徐樾之死，仍讓他齒寒心涼。徐樾年輕時即追隨王陽明的心學。王陽明的弟子、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對徐樾極為欣賞，曾對內人說：“彼五子乃爾所生，是兒乃我所生。”將徐樾視為親生。王艮考察徐樾前後達十一年之久，逝世前授徐樾以大成之學。可是，如此這般天降大任之才，卻死於非命。嘉靖年間，元江府土舍那鑒殺土知府那憲，攻州劫縣，誘殺了前往議降的徐樾，姚安土官高鵠往救時亦戰死，世宗興兵討伐不克，便允許那鑒納象贖罪。時人作歌謠唱道：“可憐二品承宣使，隻值元江象八條。”如徐樾者，不過如此，人在亂世，猶能奈何？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曆盡萬般紅塵劫，猶如寒風再拂麵。
李贄下定決心，不再猶豫。這天，正值侍禦劉維巡按楚雄，李贄謝卻簿書，封了府庫，攜家離開姚安到楚雄去見劉維，“乞侍公一言以去”，要求劉維批準他辭官退休。
劉維卻不同意：“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為國，不可以為風，吾不敢以為言。即欲去，不兩月，所為上其績而一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
李贄回答：“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贄不敢也。需滿以幸恩，是貪榮也，贄不為也。名聲聞於朝也，而去之，說釣名也，贄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顧其他？”
劉維堅持不允。
既如此，執拗的李贄獨自去了大理的雞足山，在那裏靜靜地讀佛經。
李贄去意已決，劉維知道已經難以挽回，便將他的辭呈上交朝廷，終獲批準，得致其仕。此時，已是七月。
李贄得知，如釋重負，他**山水，在雲南的奇山異水中肆意地徜徉數月，盡覽滇中之勝。浮世萬千，繁花落盡，可是，李贄的心中卻依然有花開花落的聲音。一朵，一朵，又一朵，在無人的山間靜靜開放、輕輕飄落。
有客開青眼，無人問落花。暖風熏細草，涼月照晴沙。
萬曆九年（1581年）春，李贄由雲南而至四川，買舟東下，直奔湖廣黃安。
很多年後，李贄追憶這段往事說，他總是與頂頭上司發生矛盾，甚至發生衝突。他之所以棄官而去，本質上是他“不願受人管束”“居官怕束縛”的緣故。雲南巡撫王凝是個下流之輩，不足以為道，李贄與他頂頂撞撞，勢在必行，理所必至。然而，李贄的另一位頂頭上司駱守道，與李贄最為相知。這個人有水平，有能力，有操守，文章也寫得不錯，而且踏實能幹。但是，李贄終不免與他發生了衝突，李贄總結說，原因就在於：“渠（駱守道）過於刻厲，故不免成觸也。渠初以我為清苦敬我，終反以我為無用而作意害我，則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今古之號為大賢君子，往往然也。”
李贄信奉的是佛老之治，他對當時官場的“君子之治”相當反感，這是他不為世間所容的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有“歸老名山”的想法，與他的出身和經曆有著極大的關聯。李贄曾寫道：“獨餘連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棄官入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辭官這年，李贄已經五十三歲，他的妻子黃宜人也是個淡泊名利、甘守貧困的人，她願與他一道同隱深山，支持他辭官回家。很多年後，黃宜人辭世，耿定力在為她作的墓表中講述了這段故事：“卓吾艾年拔紱，家無田宅，俸餘僅僅供朝夕。宜人甘貧，約同隱深山。”有此賢妻拔紱相助，與他相依為命，這也是李贄的福氣吧？可是，“冀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誌四海，恨汝不能從”。李贄一生含辛茹苦，四海為家，拋頭顱灑熱血亦在所不惜，卻獨對妻子有著虧欠。
李贄辭官這年的早些時候，巡按劉維報請上司獎勵群吏，李贄為姚州知府羅琪寫作《論政篇》，表達他的政治理念。在這篇文章中，他堅決反對“本諸身”的“君子之治”，提倡“因乎人”“因性牖民”的“至人之治”。李贄認為，一切條教之繁和刑法之施，有智愚賢不肖之別和君子小人之分，導民使爭，都是“君子之治”的惡果。而“至人之治”則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無須求新知於耳目，也無須加之以桎梏，“恒順於民”，社會自然可以治理得很好。李贄治姚安三年，“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就是這種理念的具體實踐。
這篇《論政篇》，引發了駱守道的極大憎惡和反對。他迅速寫出了《續論政篇》與李贄辯爭：“使君儒者而尤好佛老，宜其說如此，無語刺史素不諳佛老說，禮樂刑政，未敢以桎梏視之也。”信仰之異催生了人性之惡。
李贄說，自己不能像漢朝的東方朔那樣含垢忍辱、遊戲仕途，又不能做到中庸之道、八麵玲瓏，所以為官二十餘年，“貪祿而不能忍詬其得免於虎口，亦天之幸耳！”所以，這官是決然不能做下去了。
回想三年前，李贄初來姚安，但見承曆代之亂、當兵事之後的邊塞，滿目瘡痍，哀鴻遍野。麵對貧瘠的土地、凋敝的民生、驚慌失措的百姓，李贄將他的施政綱領放在了一個字上：寬。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此時此刻，他想到的是尚寬大、務簡易、循自然、不知而治、休養生息。從這樣的觀念出發，李贄在姚安府任上，“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盡可能息事寧人，化幹戈為玉帛，讓邊塞的各民族百姓和睦相處，寬厚安定。
如此這般，姚安終於有了寶貴的三年時間，這三年裏，百姓休養生息，地方局勢穩定，軍民各安其業。
回顧在雲南為官的經曆，李贄最懷念當時在雲南任洱海道僉事的顧養謙。顧養謙是南直隸通州（江蘇南通）人，比李贄小十歲。萬曆六年（1578年），顧養謙調任雲南僉事，與李贄相識。當時，李贄正在與雲南巡撫王凝、參政駱守道發生衝突，以致雲南的官場裏，無人不痛斥李贄、無人敢搭理李贄。作為李贄直接上司的顧養謙，卻不顧一切與李贄成為摯友，給李贄以最大的安慰和支持。這些支持如此重要，以至王凝、駱守道企圖加害李贄的陰謀最終流產。
朝廷批準李贄辭官的消息傳出，顧養謙正在北京。聽到此事，他立即動身，趕赴雲南，一路打聽李贄的行蹤，希望能在李贄向東行進的道路上與他相會。這種深厚的友誼在等級森嚴的官場，非常難得，也讓李贄終生難忘。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李贄仍然對顧養謙充滿感激。李贄辭世之前，曾經在給顧養謙的信中，無比感激地寫道：“其並時諸上官，又誰是不惡我者？非公則其為滇中人，終不複出矣。”在另一封信中，他寫道：“求師訪友，未嚐置懷，而第一念實在通海。”海通就是南通，是顧養謙的家鄉。
李贄寫給顧養謙的信，是他心跡的真實體現。他在雲南官場的處境可謂相當險惡，如果不是顧養謙的幫助，他真可能生死未卜，因為他得罪的是雲南巡撫和雲南參政。因為有了顧養謙的幫助，他才得以從險境中脫身，而且還有了升官的機會。可是，李贄厭惡了這一切，這一次堅決不幹了。
李贄為人，清廉簡樸，狷介疏狂，愛憎分明。他在姚安府三年，姚安大治，而他自己，“祿俸之外，了無長物”，深得百姓愛戴。此番離開姚安，老百姓對他戀戀不舍，“士民攀臥道間，車不得發。車中僅圖書數卷。巡按劉維及藩皋兩司匯集當時士紳名人贈言為《高尚冊》，以彰其誌。僉事都禦史顧養謙亦撰序以贈”。清貧如李贄者，僅有一車書卷相隨，這已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財富了。
李贄的好朋友方沆寫作《送李卓吾致仕歸裏》三首，道盡李贄其人其誌其事，其中一首道：“歌罷當尊擊唾壺，旁人指點說狂夫。休言離別尋常事，萬古乾坤一事無。”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夾道歡送，那些王凝、駱守道等伺機獵殺李贄的人早就虎視眈眈，暗藏殺機了。穿越五百年的時光，這股殺氣至今未散。
可是，李贄義無反顧地走了。他要把所有的白日還給太陽，把所有的夜晚還給星河，把所有的春光還給綠野，把所有的肅殺還給昨天，期待明天——
胸中藏丘壑，筆下有山河。
七 聽政有餘閑，做官無別物
李贄幼年喪母，很小的時候就隨父親輾轉於大海之上，顛沛流離中勉強糊口。七歲的時候，李贄開始隨父親讀書歌詩，學習禮文。父親名鍾秀，號白齋。白齋先生是位有名的塾師，李贄在文中稱：“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之哉！”白齋先生閑暇時，便送李贄到訓蒙之館讀書，李贄聰慧好學，每學必有斬獲。
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歲的李贄寫出了《老農老圃論》，不滿孔子對學生樊遲問農事的指責，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裏。《卓吾論略》記載：
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已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為同學所稱。眾謂“白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為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不合於理。此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與貴，以救賤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為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之哉！”
十二歲的孩子，能寫出這樣有見地的文章，實屬不易。這篇習作，得到了父親的讚揚，親友們也紛紛祝賀李贄父親：“白齋公有子矣！”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馬可·波羅筆下的刺桐城，她的包容、開放、文明、進步，白齋先生坦**的胸懷、自由的意誌、樂善好施的精神，都給李贄以人生寶貴的啟蒙。李贄晚年回憶自己幼時性格，說道：“餘自幼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
青年時代的李贄，“糊口四方，靡日不遂時事奔走”。他“糊口四方”的地點和職業今天已經無從考證。二十一歲，李贄迎娶十五歲的黃宜人，妻子溫厚、賢惠。
二十六歲，李贄參加福建鄉試，中黃昇耀榜舉人。次年春，李贄在京參加會試，不第而歸。三年後，李贄又在北京參加會試，再次不第而歸。盡管如此，李贄卻對科舉製度充滿厭惡。《卓吾論略》記載：
稍長，複憒憒，讀傳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閑甚，無以消歲日。乃歎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耶！”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眷錄生，即高中矣。
這一年，李贄已經三十歲，而立之年，他厭倦了八股文章、科舉製度，於是向吏部提出申請，就任河南衛輝府教諭：
“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裏，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裏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倘亦聞道於此，雖萬裏可也。且聞邵氏苦誌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襍。使其不聞道，則終身不娶也。餘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於道之謀，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
他將這段經曆記錄為“丐食於衛”：
某生於閩，長於海，丐食於衛，就學於燕。
李贄的青年時代幾乎無可記錄，他三十三歲升南京國子監博士，到任數月，即丁父憂，守製東歸。五年後，任北京國子監博士。這時，正逢河南大旱，管理河槽的官員因勒索財物不遂，竟挾恨把所有泉水引入河槽，不許百姓灌溉。他安置在河南的家眷遭遇災難，他的兩個兒子兩個女兒相繼病死。他在衛輝寫了不少詩，例如這首《途中懷寺上諸友》從中可以一窺他的心境：
世事何紛紛，教予不欲聞。
出郊聊縱目，雙塔在孤雲。
雨過山頭見，天晴日未曛。
騎驢覓短策，對酒好論文。
“覓短策”“好論文”的李贄開始接觸王陽明的著作，他從小就不滿於朱熹的傳注，因而更加同情王陽明的易簡工夫：“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矣。”李贄在禮部司務任上，因一次生活經曆，受饑而望食道啟發，認識到對孔、老之學不存在選擇誰的問題，於是“自此專治《老子》”，並經常讀北宋蘇轍所注《老子解》。專治《老子》和崇信《金剛經》及廣泛聽取各學者講學，這便是後來李贄所說的“就學於燕”。
在北京禮部任職的五年中，李贄“不願受人管束”“居官怕束縛”的個性開始嶄露，這令他與上司時有矛盾和抵觸。“司禮曹務、即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高殷皆入閣……高之掃除少年英俊名進士無數矣，獨我以觸迕得全，高矣人傑哉！”
高尚書，即高儀，嘉慶四十五年任禮部尚書，至隆慶二年致仕，隆慶六年詔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殷尚書，即殷士儋，隆慶二年任禮部尚書，隆慶四年入閣。王侍郎，即王希烈，隆慶二年任右侍郎，隆慶四年轉禮部左侍郎。萬侍郎，即萬士和，隆慶二年任右侍郎，同年轉左侍郎。尚書、侍郎，是禮部的最高長官，李贄與他們都有抵觸，抵觸後還能對他們給予很高的評價，說明了他的任性，也說明了他的坦**。性格就是命運，李贄的經曆再次證明了這個真理。
隆慶五年（1571年），李贄轉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正是在南京，他認識了耿定理，他們相見恨晚，遂成至交。也是因為耿定理，李贄又結識了耿定理的兄長耿定向，從此開始了被天羅地網追捕和構陷的生活。
也是在南京，李贄接觸到泰州學派，並開始從事著作。這一年，李贄已經四十八歲，他也許還不知道，他真正的人生即將開啟。
萬曆四年（1576年），李贄就任南京刑部郎中。這一年，李贄五十歲，人生到達知天命之年，他想對自己做一個深刻的回顧，寫下了《聖教小引》：
夫釋子既不可不知，況楊生定見專心致誌以學夫子者耶！幸相與勉之！果有定見，則參前倚衡，皆見夫子；忠信篤敬，行乎蠻貊決矣，而又何患於楚乎？
李贄將五十歲作為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餘五十以前真一犬也”，五十歲以前的生活就是一條狗啊！他的思想觀念在這一年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對傳統、對曆史進行了更深刻的剖析，他的深刻思考引發了晚明社會思想的巨大變革，這巨大變革一直延伸到今天，猶有回響。
萬曆五年（1577年），李贄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雲南姚安府知府。又是一個春天——或許是命中注定，李贄總是在春天啟程，又在春天辭別。這次，李贄攜妻將子取道湖廣，一路南行，準備開啟一段新的生活。他在楚地流連忘返，這裏與他深相契合，此時，他已經有寓安之意。
三年之後，他將以另一種心情，返回這裏，這個讓他又愛又恨的麻城。
八 天台重名教，卓吾識真機
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二十六日淩晨，濱海古城泉州。
一陣鞭炮響聲將四鄰八鄉驚醒。
原來，這家昨晚添了一件大喜事——長房長孫呱呱墜地。這家的父親是秀才兼塾師白齋先生林鍾秀，這個孩子就是李贄。
李贄原名林載贄，考上秀才入泉州府學後，歸宗李姓，為回避明穆宗朱載垕名諱，李載贄改名為李贄。
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孩子日後將因其桀驁不馴的性格、離經叛道的才華而飽受爭議，被視為“明朝第一思想犯”。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自甘“墮落”的孩子、這個被時代放逐的“異端”，其實懷抱著驚世駭俗的文化理想和道德判斷，並終將成為名震華夏的一代宗師。
夜裏一場霜凍陡降，滿塘秋荷頃刻間殘敗枯索。又是異木棉最絢爛的花季了，千手岩、碧霄岩上的楓葉鮮豔如血，遠遠望去，像一片片晚霞。欒樹的果實漸漸由青轉黃，又由黃轉紅，那深綠的樹葉簇擁著青黃紅的累累碩果。
庭院後麵那條清清淺淺的小河，河水淙淙，河裏的魚兒歡快地暢遊。時光倒轉，仿佛一切都未曾遠逝，往事盡在眼前。
泉州，背靠巍峨的武夷山，麵向著遼闊的東海，滔滔晉江從小城的西北流向東南，繞過古城流入泉州灣，成就了這個得天獨厚的天然良港。
自唐代始，泉州就是中國的對外通商口岸，海上絲綢之路從這裏開啟。唐太宗繼位後，對州、縣大加並省，並依據山河形勢、地理區域分全國為十道，豐州（治所在今泉州）、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建州（治所在今建甌）同屬嶺南道。海市的便利、人丁的興旺、商業的繁榮，使得泉州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化大都市，在這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俗習慣的人互敬互愛，許許多多波斯商人在這裏繁衍生息，許許多多摩尼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和平共處。
唐僖宗光啟年間，李氏人家逃離河南光州固始，跋涉至閩南避亂。盡管大海風波莫測，經商盈虧難定，李氏家族仍以不畏艱險的姿態履危蹈險，出生入死，此後祖祖輩輩定居泉州，靠海為生。終元之世而迄明初，李氏躍為泉州巨賈。自李贄上溯，第八代祖李閭承借先人蓄積之資，嚐以客航泛海外諸國。李贄第七代祖李弩，壯年時航吳泛趙，亦是商界巨子。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李弩被征為官商航行西洋，途中遭遇“忽魯謨斯”（伊朗）紛爭，被困於異國他鄉，隻好皈依伊斯蘭教，並在當地娶色目人女奴成家。這就是李贄有阿拉伯血統和伊斯蘭教文化背景的原因。明朝光緒年間編寫的《榮山李氏族譜》中寫道，林駑“奉命發舟西洋，娶色目人，遂習其俗，終身不革，今子孫繁衍，猶不去其異教”。此後，李弩曆盡千辛萬苦攜家眷歸國。為免受歧視，李弩改姓為“林”。
李贄六世祖林仙保通曉外語，被錄為“通事”（翻譯官），後不樂隨侍官差，於廣東經商。五世祖林恭惠，亦通曉外語，被薦為“通事”，伴引日本諸國使者入貢京師。然而，如此非官非吏不得承接祖上家業，家道由此一蹶不振。至四世祖即曾祖父，家業衰敗，舉家淪落為平民，以致曾祖父母死後五十多年無錢入土落葬。李贄的祖父竹軒林公總結幾代家史，明白“士農工商”是中國不可突破的階層痼疾，“商”隻能居於末位，而要兒子也就是李贄的父親白齋林鍾秀改習“學而優則仕”的正途。
這一年，是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之歲。
如果我們放眼看，還可以看到更多。這一年，是張居正十年改革失敗的二十周年。這一年，在遙遠的西方，哥白尼出版《天體運行論》，西班牙和神聖羅馬帝國軍隊攻入羅馬，燦若雲霞的文藝複興就此終結。
四十年後，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尼德蘭革命在遙遠的西方爆發；明朝薊州鎮總兵戚繼光率官兵完成薊、昌兩鎮1200多裏長城加固改造工程，加築1489座空心敵台，邊備整飭一新，雄心勃勃地準備將敵人擋在關外。
如果我們將眼光再放遠點，可以看到那個時代更多上上下下罔顧的事實——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宦官陳增監山東礦稅，鑿山民夫多死，又逮及代納稅款稍緩的吏民，民眾大嘩。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臨清民變，聚眾四千，驅逐稅監馬堂，斃其爪牙三十七人，沙市和黃州團風鎮民眾轟走稅監陳奉的徒黨；武昌、沈陽一萬人，反對湖廣稅監陳奉，發生武昌民變、沈陽民變。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京畿兵民苦於連年旱災、礦稅，群起而盜；浙江流民結黨，伺機舉旗造反。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武昌民眾數萬人圍攻稅監陳奉官舍，投其徒黨16人於長江；蘇州市民包圍稅監衙門，亂石打死稅使孫隆大參隨黃建節，焚毀幫凶湯華大居室。
萬曆三十年（1602年），騰越（今騰衝）人民暴動，他們不勝稅監楊榮之肆虐，遂憤而燒廠房，殺官吏；兩廣以礦稅害民，激起民變，言官請罷礦使，神宗不理。
因缺乏張居正這樣的賢士應對督導，加之國本之爭等問題，神宗倦於朝政，愈發荒於政事。李贄辭世的第二年——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神宗詔諭洛陽老君山為“天下名山”。自此不再上朝，累二十多年，國家運轉幾乎停擺。明神宗執政晚期，付萬事於不理，導致朝政日益腐敗，百官不修職業，內外多變，政以賄成。
朝廷黨爭趨於白熱化，逐漸形成兩大政治派別：一派是由京、宣、昆、齊、楚、浙等地方宦官、王公、勳戚、權臣組成的聯合陣營，他們堅持維護秩序，努力延續正統，堅持國家大義，固守傳統倫理；一派是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東林黨，他們諷議朝政、評論官吏，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贓枉法。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福州萬餘人，抗議惡稅，終致福州民變。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被努爾哈赤擊潰，從此明朝在遼東的控製陷於崩潰。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駕崩，終年58歲，廟號神宗，諡號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神宗逝後，長子朱常洛繼位。僅僅二十四年後，曆光宗、熹宗、思宗三帝，大明王朝滅亡。
大明王朝行至此時，已經兩百七十七年了。或許，命運的拐點便是王朝的終點，街坊裏巷無處不縈繞著末日氣象——暮靄沉沉取代了朝氣蓬勃；開國時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變成了“昨日入城敦，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客，盡是讀書人”；從前鮮衣怒馬、飽讀詩書、治家安國的讀書人，變成了脂粉羅裙、尋花問柳、行為乖張的花間男兒；黨爭與私仇夾雜於宮廷政治，處處是以鄰為壑、黨同伐異，動不動便連坐罪死者無數，不論是朝廷還是民間，邀名取譽，相互攻訐，高度撕裂，突破下限。
曆史上，有“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之說。明朝刀筆之吏亦為天下大害。謝肇淛在《五雜組》中說：“從來仕宦法網之密無如今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以往之舊牘、曆年之成規，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承隙而繩以法也。”
神州板**，宗社丘墟。國將不國，敗象漸露。
這一年，距李贄割頸自刎，已經過去四十二年了。
魂魄已化為嫋嫋青煙的李贄不會知道，他逝後第十四年——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就在明王朝內部紛爭不已、黨爭日趨激烈之時，關外的白山黑水之間，一支叫作女真的部落正在成長壯大。這一年，一個叫作努爾哈赤的部落首領在赫圖阿拉稱汗建元天命，國號大金。努爾哈赤臥薪嚐膽，窺伺中原，二十年後，勢如破竹，一舉入關。
再向前回溯至嘉靖六年（1527年）。仲秋的一天，泉州一個普普通通的院子裏，一聲啼哭打破了清晨的寧靜。
鞭炮劈裏啪啦炸響，濃鬱的硫黃味道飄浮在空中。祝福納吉聲中，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孩子的一生將是個悲劇。他以極其剛烈的方式出生，又以更加暴烈的方式辭世，他在千古流芳的作品——《焚書》《藏書》《續焚書》《續藏書》中，將人們供奉了幾千年的聖人拉下聖壇，將人們遵守了幾千年的道德準則放在審判台上。在他死後，他的著作被列為禁書，全部被燒毀。《明史》沒有為李贄立傳，隻是在他相愛相殺的死敵耿定向的傳記中提及他。時至今天，耿定向早已在浩瀚的曆史裏化為塵煙，每每被提及，也隻有在李贄的傳記中。世界如此荒謬，令人啼笑皆非。假若李贄地下有知，他又該怎樣評價這荒謬至極的世界？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麵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前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誌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毀李贄者幾多？知李贄者幾何？恨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齒，愛他的人愛得刻骨銘心。
因創辦東林學院而被稱為“東林先生”的顧憲成，或許知道一二。李贄逝後，對於這個“性褊急”“色矜高”“詞鄙俗”“心狂癡”“行率易”“交寡而麵見親熱”的狂人，他堅持送上他的狼牙棒：“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是塗炭，惟有仰屋竊歎而已！如何如何！”
袁中道則在《李溫陵傳》中對李贄極盡讚美：“……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拓勝己，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複，不改其鳳咮，鸞翮可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
更有肝膽相照如馬經綸者。李贄落難麻城，馬經綸冒著風雪，長途跋涉三千裏，趕赴湖北黃柏山中救援。李贄入獄，馬經綸除千方百計照料他，還上書有司，為他辯誣，替他申辯，“平生未嚐自立一門戶，自設一藩籬，自開一宗派，自創一科條，亦未嚐抗顏登壇，收一人為門弟子”。
聽聞李贄獄中自刎的消息，馬經綸悲憤至極，頓足捶胸，連聲呼號：
天乎！天乎！天乎！先生妖人哉！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發棄發，其後一著書學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
真正的詩人在做夢的時候也是清醒的。漫遊在理想國的聖林裏，他會沿著思念走回故鄉。可是，李贄回不去他的故鄉了。李贄死後，馬經綸將他的遺骸葬於通縣（今通州區）北門外迎福寺側，在墳上建造了精美的浮屠。
“李贄的悲劇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李贄辭世380餘年後，學者黃仁宇創作了別具一格的《萬曆十五年》，試圖從中找到大明王朝從興盛走向衰頹的原因，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成功和失敗的根由。
黃仁宇在這本書中，單獨辟出最後一章專論李贄。大明王朝行至晚期，天道陵夷，氣脈衰微，他對於這個“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複興的新生命無法孕育”的環境百感交集：“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隻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李贄，生於公元1527年，卒於公元1602年。字宏普，號卓吾。
（原載於《十月》2021年1期）
雜詩
（明）王夫之
悲風動中夜，邊馬嘶且驚。
壯士匣中刀，猶作風雨鳴。
飛將不見期，蕭條陰北征。
關河空杳靄，煙草轉縱橫。
披衣視良夜，河漢已西傾。
國憂今未釋，何用慰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