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嶽一聲雷——王夫之與船山精神
王夫之，世稱“船山先生”，是中國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與黃宗羲、顧炎武並稱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船山是中國精神的剪影，也是中國文化的名片。王船山主張“知而不行，猶無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治學當為國計民生致用，反對治經的煩瑣零碎和空疏無物。
近代以來，王夫之的學術思想對後輩學人影響極大，今天對我們治國理政尤其具有現實意義。如何認識船山先生、把握船山思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壯麗征程中，如何對船山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些問題，尤其值得我們深思。
——題記
衡陽縣金蘭鄉高節裏，距離湘西草堂四公裏，有一座孤獨了千萬年的山——大羅山。此山荒涼凋敝，良禽過而不棲，山頭巨石陰沉黃褐，其狀如船，當地人叫它“石船山”。虎形山梁上，與孤山做伴的，還有一座孤獨的墳塋。墳塋兩邊的石柱上刻著兩副對聯，其中一副寫道：世臣喬木千年屋，南國儒林第一人。
這便是一代大儒王夫之的墓廬。
遠古的風，像一把無情的利刃，挑落了時間的麵紗，還原了曆史的嶙峋真相，更剝落出歲月的錚錚鐵骨。
王夫之，字而農，小字三三，號薑齋，亦號南嶽賣薑翁，1619年生於衡州府衡陽縣，1692年逝於衡州府衡陽縣。
一
1690年的一天，斜陽如血，清臒的王夫之佇立在湘西草堂前，麵對著石船山，久久地與之對視。四野裏，衰草連天，亂石穿空，荊棘叢生。冷冷的秋風掠過他寒瘦的麵頰，將他的長衫吹得啪啪作響。
孤鐙無奈，向頹牆破壁，為餘出醜。
秋水蜻蜓無著處，全現敗荷衰柳。
畫裏圈叉，圖中黑白，欲說原無口。
隻應笑我，杜鵑啼到春後。
當日落魄蒼梧，雲暗天低，準擬藏衰朽。
斷嶺斜陽枯樹底，更與行監坐守。
勾撮指天，霜絲拂項，皂帽仍黏首。
問君去日，有人還似君否。
這是王夫之寫於暮年的一首詞《念奴嬌·孤鐙無奈》。“秋水蜻蜓無著處，全現敗荷衰柳。”這，何嚐不是他生命的寫照？
他緩緩地轉過身，走進湘西草堂，揮毫寫下“船山者即吾山”，光影淋漓，墨汁淋漓，心跡淋漓。王夫之自忖來日無多，早已為自己作下墓誌銘。這篇短文通篇隻有144個字，序和銘都極其簡短，但真情澎湃、真氣四溢，船山風格如在眼前，船山風骨躍然紙上。
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葬於此。其左則其繼配襄陽鄭氏之所袝也。自為銘曰：
拘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
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為之，止此不可增損一字。行狀原為請誌銘而作，既有銘不可贅。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學，可不以譽我者毀我，數十年後，略記以示後人可耳，勿庸問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這篇墓誌銘言簡意賅，翻譯過來就是：明朝遺臣王夫之葬在這裏，左側是續娶之妻襄陽鄭氏的合葬墓。我為自己寫下墓誌銘曰：我與劉越石懷有同樣的複國之誌，怎奈未能達成，我希望能達到張橫渠提出的治學高度，怎奈能力不濟。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得以全身而死，永世心懷憂傷。王夫之將他的一腔熱血傾灑在這篇墓誌銘裏，他交代，墓石可以不立，但如果立碑，此墓誌銘“不可增損一字”，否則視為“自昧其心”。王夫之在墓誌銘中念念不忘“明遺臣”的身份，字裏行間盡是複國無望後的悲壯。
兩年後——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二月十八日，王夫之走完了最後的人生路。
王夫之晚年久病喘嗽，卻吟誦不絕。一天，他喘嗽稍緩，倚窗遠眺，回首平生，思緒萬千，寫下了人生的最後一首詩：“荒郊三徑絕，亡國一臣孤。霜雪留雙鬢，飄零憶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間一字無。”短短六句詩，將王夫之亡國孤臣埋首荒野的憂憤之情，寫得淋漓盡致。
正如王夫之在他自撰的墓誌銘中所寫：“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此時，明王朝已經消亡近半個世紀，在已經剃發易服多年的有清一朝，王夫之落葬時卻依舊身著明王朝的衣冠。他走得何等的孤獨，何等的落寞，何等的淒涼。就是在這最後的孤獨、落寞、淒涼裏，他懷抱著對舊國的思念，依依不舍地辭別了人間。
王夫之在墓誌銘中提到了兩個人：劉越石、張橫渠。劉越石，晉代將領劉琨，字越石，少年時以俊朗聞名，以雄豪著稱。劉琨忠於晉室，與劉聰、石勒相對抗，最終卻壯誌未酬，慘遭殺害。“枕戈待旦，誌梟逆虜”的典故，說的就是他。張橫渠，北宋大儒張載，字橫渠，他提出了著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劉越石的忠貞、張橫渠的哲思，對王夫之影響很大。“抱劉越石之孤憤”，表達的是王夫之對明王朝的忠誠。“希張橫渠之正學”，何嚐不是王夫之對國家治理的深刻思考？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點點深。
王夫之始終強調“幸全歸於茲丘”。何為“全”？即把頭發完整地帶進了墳墓，此處是說王夫之終身未剃發，保全了作為漢人的尊嚴。生逢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際，他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抉擇。他曆盡憂患，孤心獨抱，擔當大義，舍生忘死。如果要用一句話概說他的人生，那就是：一生尋夢，卓絕奮鬥。
三百年後，章太炎評價王夫之說：“當清之季，卓然能興起頑懦，以成光複之績者，獨賴而農一家而已。”他在辛亥革命勝利後再讚曰：“船山學說為民族光複之源，近代倡義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於斯。”王夫之貴在學問、貴在思想、貴在精神，他是民族光複之源，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國之大者。
誰也不曾料想，就是這個孤獨、落寞、淒涼的老者，在兩個多世紀後，卻在中國鬧出了天大的動靜。他遺留下的“船山思想”，仿佛一桶滾熱的油，在華夏大地上，掀起此起彼伏的革命烈火，那個他一生不肯承認且最終落後挨打的清王朝，終於在這滾滾洪流裏滅亡。以至於，那個年代的諸多風雲人物，異口同聲地說道：這個在湘西草堂守望中原、瞭望未來的船山先生，就是二百年後選擇用思想做武器去戰鬥的我們、你們、他們。
訓詁箋注，六經於易猶專，探羲文周孔之精，漢宋諸儒齊退聽；
節義文章，終身以道為準，繼濂洛關閩而起，元明兩代一先生。
晚清思想家郭嵩燾對王夫之給予了極高的讚譽。
王夫之，中華民族曆史上偉大的英雄、中國思想史上重量級的巨匠。正是因為有了他，中華民族得以構築起共同的精神家園。
二
1644年，是一個閏年，也是一個猴年。
這一年正值大明、大清、大順、大西四個政權交替，年號有點複雜：明思宗崇禎十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大順朝永昌元年、大西朝大順元年，算上黃帝紀年，或許還可以加上黃曆四三四二年。
這一年，王夫之不滿25歲。
在這之前的王夫之，生活是簡單的、純淨的、快樂的、充實的。他的父親王朝聘畢業於明朝最高學府國子監。王夫之之所以聰穎過人，與父親的遺傳不無關係。三歲起，他就和長兄王介之一起學習十三經，曆時3年。父親南歸時，他才9歲，便隨父學習經義。4年之後，王夫之應科舉，高中秀才。隨後，又兩次與其兄一道應考，雖未得中，卻飽讀詩書。1637年，17歲的王夫之與16歲的陶氏成婚。此時，他在家鄉已經小有名氣，參加了不少文酒之會，結識了不少肝膽之交。次年，離開家鄉，負笈長沙，求學於嶽麓書院，師從山長吳道行，與同窗好友鄺鵬升結“行社”。
今天的嶽麓書院，依然綠蔭蔽日，書聲琅琅，我們不難想象400多年前“會講”的盛景——唯楚有材，於斯為盛。其時，張南軒得五峰先生之真傳，讓思想與學問衝決了科場應試的形格勢禁，開創出“傳道濟民”的雄健氣象。遠在福建的朱熹從武夷山起程，來到嶽麓山下、湘水之濱。“朱張”曾就《中庸》展開會講，曆時兩個多月，思想的餘音，繞梁不絕。四方士子莫不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18歲的王夫之沐浴著這些聖賢的光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這裏，他讀周易老莊，孔孟程朱，讀《春秋》經史，思想貫穿於先秦與漢宋，精神悠遊於儒、道、釋之間。他以經史為食糧，卻又從不止於經史的疏箋。他喜歡與古人神交，與曆史對談。從那時起，湖湘學派所特有的原道精神和濟世品格，恰如一枚飽滿的精神種子，撒在王夫之朝氣蓬勃的歲月裏。
嶽麓書院如同王夫之的一個生命驛站。他從這裏出發，同當時的年輕學子一樣，試圖奔向科舉考試之途，卻奔向了中國文化的巔峰。
1639年，其兄中副榜。是年，他與郭鳳躚、管嗣裘、文之勇發起組織“匡社”。有明一朝，文人結社風氣盛行，起初是為了研究八股作文，慢慢具有了政治色彩。“匡社”的“匡”意為匡正、匡救，也就是糾正朝廷的錯誤，挽救國家於危亡。
王夫之此時的詩作，充滿了對民間疾苦的深刻反思，這種切膚之痛可以從他殘存的《憶得》詩篇中探其端末。1640年，王夫之的長兄王介之將赴北京國子監讀書，臨別時王夫之寫下《送伯兄赴北雍》：
北過河濟郊，白骨紛戰壘。
連歲飛阜螽，及春生喙子。
盈廷騰謠諑，剜肉補瘡瘍。
痛哭倘上聞，猶足愧唯諾。
持以慰親憂，勿為歌陟屺。
王夫之在詩的前兩句“北過河濟郊，白骨紛戰壘”中，悲聲地回憶自己早年北上時見到的，滿人貴族沿河侵入山東、濟河一帶，肆意屠殺百姓，沿途白骨紛紛、橫屍遍野。當此之時，河南、山東等地連年災荒，百姓饑餓，呼號而亡，可是朝廷對此視而不見，將屠刀伸向人民，剜肉補瘡。王夫之為此肝腸寸斷，痛心疾首。他寫道：“痛哭倘上聞，猶足愧唯諾。持以慰親憂，勿為歌陟屺。”倘若皇上知道這些情況，那他就盡到了為國盡忠的職責，也可以用來安慰家中的父母，而不必唱《詩》中的“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之類思念父母的歌謠了。王夫之為黑暗的現實而苦痛焦灼，他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期待皇恩浩**，澤被天下。
1641年，王夫之與兩位兄長同赴武昌鄉試，王夫之以《春秋》第一，中湖廣鄉試第五名。1642年，王夫之的長兄王介之也高中第四十名，好友夏汝弼、郭鳳躚、管嗣裘、李國相、包世美亦皆中舉。王夫之深受考官歐陽霖、章曠、蔡道憲的器重，他們將他引為知己，並以救國的誌向和不屈的風節相互砥礪，相互鼓舞。秋，王夫之與王源曾等百餘人在黃鶴樓結盟，稱為“須盟大集”。
那是一段多麽美好的讀書時光啊！王夫之常常回憶自己這段倥傯而逝的青春歲月，明如山間新月，靜如澗外幽蘭。令天下士子欣然向往的古老書院，悄然綻放著這些年輕的讀書人的燦爛青春。
然而，厄運開始了。這是社會矛盾重重疊加的大動**時代——國勢式微，明王朝已經開始敲響喪鍾，可他們依舊窮奢極欲，宮中開支巨大，隻好壓榨民間。朝廷派出由宦官充任的礦鹽稅使，到各地去征收礦稅、商稅和織造收入，太監又趁機任情放縱，到處搜刮。值此之時，李自成、張獻忠等揭竿而起，漸成燎原之勢。崇禎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王夫之與長兄王介之北上參加會試。1643年，因李自成軍攻克承天，張獻忠軍攻陷蘄水，道路被阻，王夫之兄弟自南昌而返。
幾乎是一夜之間，殺人如麻的張獻忠所部攻克了王夫之的家鄉衡州。燒殺搶擄，殺聲四起；雞飛狗跳，屍橫遍野。原本安穩的土地，頓時籠罩著血腥與驚恐。村莊陷入死一般的寂靜，唯有那昏弱的燈火，如同淒迷的眼睛。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原本一介書生，此時卻成為張獻忠手裏的人質。命入虎口，生死一線，王夫之與長兄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王夫之自己刺傷麵孔，敷以毒藥，喬裝為傷員，命人抬入敵陣。憑著智慧，他終於救出父親，趁著月黑風高，父子逃至南嶽蓮花峰下，藏匿在黑沙潭畔。
1644年，崇禎十七年。這一年。李自成改西安為西京，定國號為“大順”，自稱“大順王”，並大封功臣，開科取士，平物價，減賦稅，發布討明檄文，隨後率領起義軍東征，百萬雄師出潼關，繼而渡河北上，破寧武，下大同，攻居庸，一路勢如破竹，僅一個多月時間便打到北京城下，浩浩****攻進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王夫之聽聞大慟，作《悲憤詩》一百韻，可惜，這首詩今天已經散佚，我們無法窺知王夫之的泣血之作。
天下已然大亂，被切斷的不僅僅是北上的交通，還有平靜的生活、浪漫的夢想。當時的學者呂坤描繪道：“民心如實炮，撚一點而烈焰震天；國勢如潰瓜，手一動而流液滿地。”（《去偽齋文集》）
絕望的王夫之用飽蘸血淚的筆墨在《更漏子·本意》中寫道：
斜月橫，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
聲緩緩，滴泠泠。雙眸未易扃。
霜葉墜，幽蟲絮，薄酒何曾得醉。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點點深。
三
國憂今未釋，何用慰平生？
王夫之與父親躲在南嶽蓮花峰，哀慟不已，驚慌不已。在哀慟、驚慌中，他們從1644年中秋躲到次年正月。東躲西逃的日子過了沒多久，大難又一次降臨，他的父親、叔父、叔母、兄長在戰亂中悉數遇難。擦幹眼淚的王夫之明白，日子不能再這樣過了。
國恨家仇，在他的內心燃起了熊熊火焰。這個曾經迷茫的書生，經過這場家國巨變之後，變成了堅強的戰士。兩年後的1646年，清兵南下進逼兩湖，王夫之隻身赴湘陰上書南明監軍、湖北巡撫章曠，提出調和南北督軍矛盾，並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未被采納。又兩年後的1648年，他與同道好友管嗣裘、李國相、夏汝弼一起，募集當地鄉勇。然而，這支微小的武裝力量，又怎敵強悍的清兵？王夫之等旋即兵敗。主事者管嗣裘全家遇難。
金甌殘缺的亂世，到處是貪生怕死、投降變節，到處是黨爭內訌、搶權奪利。王夫之卻不然，他日夜兼程，經耒陽，往興寧，由桂陽度嶺下湞江；又冒著危險，忍著饑餓，攀越清遠一帶的高山峻嶺，曆數月終於抵達永曆政權的都城——肇慶。
疾風知勁草，板**識誠臣。桂林留守瞿式耜薦王夫之於永曆皇帝，永曆感慨這一路勞頓的清瘦書生“骨性鬆堅”。板**守節的忠臣義士王夫之懷著慷慨蹈死的信念，同諸多懷抱相同信念的戰友一起戰鬥，在軍營裏奔波，保家衛國。然而，守著大明的殘山剩水，南國瘴氣帶給他的是更深的失望。綱常不振，人心思變，縱然視死如歸，又當如何？又能如何？又該如何？王夫之從征戰疆場到守護內心，他著漢服，不剃發，頭戴鬥笠，不頂清朝的天，腳著木屐，不踏清朝的地，以示與清朝“不共戴天”——王夫之能夠守護的，隻有心底的這點淨土了。在這種氛圍裏，他努力思考何為正義。何為正義？王夫之道：“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他所追求的，是古今之通義。正是在肇慶，王夫之目睹在這抗清複明的緊急關頭，永曆小朝廷的官員們還在醉生夢死、結黨營私、爭權奪利，他憂憤不已，作《桂林偶怨》詩以抒寫自己的哀怨，又作五言《雜詩》四首以遣懷。其中一首寫道：
悲風動中夜，邊馬嘶且驚。
壯士匣中刀，猶作風雨鳴。
飛將不見期，蕭條陰北征。
關河空杳靄，煙草轉縱橫。
披衣視良夜，河漢已西傾。
國憂今未釋，何用慰平生。
此時的王夫之希望自己能像匣中之刀，化作風雨中的長鳴。他哀歎國家之大，卻沒有像西漢李廣那樣的飛將出現，因而至今無人北征，使廣闊的土地變得更加煙草迷離，荒涼遍野。麵對星河西下的夜空，王夫之思緒萬千，披衣長歎：“國憂”至今還沒有解除，我用什麽來慰藉自己的平生呢？
哀哉！清光拂劍碧天秋，情寄一杯濁酒。
然而，末世的動**與威脅，從未給王夫之帶來生命的平靜。王夫之在肇慶看到的小朝廷同明王朝那些昏聵的皇帝一樣糜爛腐敗，他心裏不由得一陣陣悲涼，一陣陣幻滅。孫可望把持永曆朝政之後，將軍李定國曾擊敗清兵，收複衡陽。他想再邀王夫之出山，以挽南明殘局。而此時的王夫之，淚已幹，心也冷，他婉言謝絕。於續夢庵隱居兩年後，再避難於薑耶山。這裏，漫山多為野薑。他就像一個浪人，自命薑翁，以野薑充饑。此後，他再度隱姓埋名，化身為一介瑤民，於兵匪浩劫中逃過一命。
王夫之是多麽想要傾訴，想要表達，可環顧周遭，何人可訴衷腸？日日陪伴他的，隻有老莊、孔孟、程朱，隻有《尚書》《春秋》《周易》，隻有文明與曆史的千百年演繹。兵荒馬亂之際，王夫之得到母親病重的消息，隻得離開，趕回家去。一路上，他幾次險些被亂兵殺死。途經永福縣洛清江上遊時，曾幽困於水寨，“臥而絕食者四日”。山路崎嶇，泥濘難行，等他趕到家裏，母親早已經離開人世。
這一年是1651年，33歲的王夫之回到家鄉。此時國勢衰微，王夫之心懷悒鬱，四處流亡避居。在這段流亡的日子裏，王夫之與隱居在祁、邵之鯉魚山旁白雲庵的明朝舊臣劉惟讚相距不遠，時有往來。王夫之這段日子輾轉流徙，四處隱藏，最後定居於衡陽金蘭鄉高節裏，他先住茱萸塘敗葉廬，繼築觀生居，又於湘水西岸建湘西草堂。
1656年，37歲的王夫之終於在耒陽鄉下的興寧寺裏找到一張安靜的書桌，潛心研索《周易》和《老子》。他的《周易外傳》《老子衍》正是這段時間的心得。王夫之在《周易外傳》中，借《周易·係辭》關於“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命題，提出了“天下唯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的觀點。他在《老子衍》的自序中說，對於老子及諸家注釋，他要“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也就是說要深入到老子及諸家的內部，像奪取敵人的輜重一樣，獲得它有用的資料，暴露其根據的虛偽性，指出它的瑕疵。他毫不客氣地指出老子哲學的三大缺點：
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則不公；偶見而樂持之，則不經；鑿慧而數揚之，則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
王夫之認為，老子哲學的第一個缺點是片麵性，老子為了反對世俗見解，矯枉過正，以片麵性對片麵性（“激俗而故反之”），所以“不公”；老子對真理偶有所見，而洋洋得意，所以“不經”；老子把他的哲學過分地穿鑿宣揚，給社會帶來不幸的後果，所以“不祥”。
五年之後，他重回金蘭鄉，築敗葉廬，以讀書隱居。在這裏，他以為可以找到餘生的安寧，哪知道，造化還在弄人。次年，妻子鄭氏溘然病逝，經曆了太多的死別生離，他老淚縱橫，默默地承受了這一切。
繼《老子衍》之後，王夫之手不釋卷，筆耕不輟。哪怕饑寒交迫，哪怕生死當前，都不曾有一日改變。他相信曆史終將回望，也相信在那千年回望裏定能看見這未絕的薪火。深沉的憂傷，讓剛過不惑之年的王夫之早早地出現了白發，他在《迎秋八首》裏慨歎：“青山秋緩緩，白發鬢匆匆。”
1662年，康熙元年，王夫之44歲。這年九月，王夫之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尚書引義》初稿。在這部著作中，王夫之通過闡釋《尚書》的意義，引申《尚書》的某些觀點，抨擊明代政治，批判老莊、程（程顥程頤）、朱（朱熹）、陸（陸九淵）、王（王陽明）和佛教“惟心惟識”之論。也正是在這種批判的立場上，他深刻反思了明朝覆滅的教訓，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蹈虛空談”（脫離實踐，崇尚空談），蹈宋明理學和佛、道濫觴。如此這般，“民岩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聞，目苟未見，心苟未慮，皆將捐之，謂天下之固無此乎”。也就是說，對於民情險惡的可怕，以及對於百姓賴以生存的物質需要等客觀事實，隻要自己的耳朵沒有聽到，眼睛沒有看到，心裏沒有想到，就都可以置之不理，說世界上本來就沒有這些事實的存在。
在悲憤交加之中，王夫之奮筆寫下二十六卷本《永曆實錄》，將明永曆元年明昭宗朱由榔登基到永曆十六年明昭宗被吳三桂弑殺之間十六年的史事逐一記載。這一部史書，極大地彌補了明史的不足。在這部書中，他還大膽地為南明抗清名臣瞿式耜、嚴起恒、何騰蛟、金堡以及農民抗清領袖李定國、高一功、李過、李來亨等，一一立傳。寫到李定國之死，王夫之哀傷不已：
永曆十三年，承疇兵薄貴陽，定國保畢節，扼關索嶺，沿菁澗設伏，連戰二十餘日，殺（清）兵萬計。而泗城兵已達臨安，川南兵侵騰越、大理，定國三麵受敵。可望又遣人齎手書，招諸將帥，言：“已受王封，視親王，恩寵無比，諸將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將比，惟定國一人不赦。”劉文秀之子及馬維興、馬寶等皆為所訹，先後舉兵降。定國軍大潰，乃退師，奉上奔永昌。追兵益至，定國奉上奔緬甸。上至緬甸，定國自出收兵。緬甸人叛，逼上，送詣吳三桂所。三桂犯順，上崩於雲南府。是日，烈風黑霧大集，飄屋瓦翔空如鳥，滿、漢兵十餘萬皆震悼悲號。三桂殺數百人乃定。定國聞變，還兵至緬甸，已無及，因縞素發哀。定國披發徒跣，號踴搶地，吐血數升。遂殺妻子，焚輜重，舉兵攻緬甸，屠之。率其軍居徼外，兩年，憤恚嘔血，卒。
在清王朝大興文字獄之時，王夫之將生死置之度外，敢於直麵曆史、直麵真相，可見其忠誠擔當。他在《即事有贈》詩中，欣慰地對朋友說：“詠史已驚開竹素，挑燈無事話滄桑。”王夫之這種設帳開庭、複興舊朝的講學方式，不可能不引起清朝政府的注意。果然，1667年，康熙六年，他數度被人控告，幸得老朋友劉象賢的營救，他才免於一死。
過了知天命之年，王夫之遇到了更大的苦難和動**。
這一年，他先後寫成了《春秋家說》三卷、《春秋世論》兩卷。王夫之依父親遺訓，借《春秋》這部古老的著作加以引申而作此書。在這部書中，王夫之明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借古喻今，以此遣懷。在《春秋家說》的“國君死社稷”一節中，他提出，如果國君不能奮發有為，而隻是消極地“死其社稷”，那便隻是“懷土而棄天下”。在這裏，他委婉地對於崇禎皇帝“死其社稷”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他在《春秋世論》的“自序”中強調，治國者不可不知《春秋》之義，否則必然會“守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這更是他對於崇禎皇帝“守經處常”錯誤的猛烈抨擊。
回望中國曆史，有明一朝，是唯一一個沒有和任何國家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朝代。明朝無論是遇到多大壓力，既沒有屈膝投降，也沒有割地賠款。即使到了晚明內憂外患的時代，明朝依然兵分兩路頑強對付清朝和李自成，對關外的國土自始至終沒有放棄“全遼可複”的願望。從明英宗到崇禎皇帝英勇壯烈的北京保衛戰，明朝至死不忘“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在中國曆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唯其如此，也才有了王夫之的英勇剛烈，寧死不屈。
“君王死社稷”這句話典出春秋時代的《禮記》。《禮記·曲禮下》記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製。”意思是，國君與國家共存亡，官員與百姓共存亡，士族與國君的號令共存亡。而此時，國破家亡，“君王死社稷”也隻能是王夫之對於故國、故帝的一個遙遠的念想了吧。
這些年，王夫之於學術之餘，詩興大發。他寫下了《擬古詩》十九首、《擬阮步兵詠懷》二十四首，又因緬懷“甲申國變（1644年）”，入山以來所棲伏帝三百裏林穀中小有丘壑，暢然欣感而寫成小詩二十九首。此後，他又輯近年來所作《題蘆雁絕句》十八首、《前雁字詩》十九首、《後雁字詩》十四首，為一卷。這些詩歌，完整記錄了他當時的心路曆程。這首《擬古詩》是他這一時期詩歌創作及心境的代表：
日落登崇岡，顧望青天高。
四維何茫茫，浮雲但蕭騷。
群動既非一，吾身若秋毫。
自非精誠徹，蠕動徒巳勞。
精魄無固存，奄忽成焄蒿。
及今百年內，何者終吾操。
1672年，康熙十一年，王夫之聽聞好朋友方以智病歿於贛江上萬安城外的惶恐灘，不禁為之狂哭不已。方以智同王夫之一樣不甘為清廷所用，四處流亡，臨死之前還被人告發與永曆朝大臣瞿式耜交往密切，圖謀反清複明。將心比心，王夫之無限哀慟，他疾筆寫下“哭方詩”：
其一為：
長夜悠悠二十年，流螢死焰燭高天。
春浮夢裏迷歸鶴，敗葉雲中哭杜鵑。
一線不留夕照影，孤虹應繞點蒼煙。
何人抱器歸張楚，餘有南華內七篇。
其二為：
三年懷袖尺書深，文水東流隔楚潯。
半嶺斜陽雙雪鬢，五湖煙水一霜林。
遠遊留作他生賦，土室聊安後死心。
恰恐相逢難下口，靈旗不杳寄空音。
未曾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在漫漫長夜裏煎熬的王夫之與方以智，人生之語，豈不悲哉？
1673年，降清的吳三桂又開始反正，殺死雲南巡撫，攻打湖南。旋占衡陽，妄圖稱帝。吳三桂派人四處搜捕王夫之，以便其用。這對一直心懷天命與大道的王夫之來說，無異於奇恥大辱。他寧願受死，藏身於麋鹿山洞，日日與麋鹿為伍，亦決不屈從。
1674年，王夫之再建三間茅草屋，且耕且讀。
其時，明清政權交接已曆三十年。還有誰知道，在這偏僻的石船山下，一間遮不住瑟瑟寒風的貧寒草屋？還有誰記得，在這青燈黃卷之側，一個掩卷深思撫案長歎的瘦弱而又堅定的身影？還有誰明白，王夫之字裏行間、孜孜矻矻尋找的，是國家興盛的亙古真理？
日夜不息的湘江，從草屋之西流過，王夫之將草屋命名為“湘西草堂”。
很多年以後，東西方學者不約而同地稱王夫之為十七八世紀與黑格爾齊名的偉大思想家。王夫之逝世一百年後，黑格爾用鵝毛筆飽蘸墨水，寫下了一句至今令我們深思的話：“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
在這間寒陋的草屋，王夫之足不出戶，卻是思想的行者；他蹇蹇匪躬，卻是未來的信使。盡管站在黑夜之中，他卻用另一種方式，為中華民族仰望星空。
1678年，吳三桂在衡州稱帝，其黨強命王夫之寫《勸進表》，遭到憤然拒絕。王夫之對吳三桂派來的幕僚說：“我安能作此天不蓋、地不載語耶！”事後，逃入深山，仿屈原《九歌》，作《祓禊賦》，抒發自己的感想：“思芳春兮迢遙，誰與娛兮今朝，意不屬兮情不生，予躊躇兮倚空山而蕭清。闃山中兮吾人，蹇誰將兮望春？”對吳三桂極盡蔑視。1689年，衡州知府崔鳴鷟受湖南巡撫鄭端之囑，攜米來拜訪這位大學者，想贈送些吃穿用品，請其“漁艇野服”與鄭“相晤於嶽麓”，並圖索其著作刊行。此時的王夫之已年逾六旬，身患重病，饑寒交迫，但仍不欲違素心。他寫了一封信，婉拒米幣，以明心跡，自署“南嶽遺民”。在信中，他寫了一副對聯，有意以“明”“清”兩字嵌入：
清風有意難留我，
明月無心自照人。
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天乞活埋——難得的是，除了打仗，他也沒有放下筆，很多南明王朝的曆史真相，都在他的書中有完整的記錄。那雖然悲情失敗，卻始終不屈不撓抵抗的南明曆史，因為他，才不曾被清朝禦用文人們抹黑。早在康熙元年，當永曆皇帝殉國的消息傳來時，深感希望破滅的王夫之悲憤難忍，便已留下了諸多詩篇。
詠史已驚開竹素，挑燈無事話滄桑。他開始隱居在湘西草堂，埋頭於經濟學問之中，這位科舉的多年失敗者，矢誌不移的抗清誌士，終於找到了走向未來的最佳路徑。他用了數十年的時間，重新反思了明朝滅亡的教訓，正因他身世坎坷，紮根底層，所以他看到了時間之外的曆史真相，那蟄伏於平靜的水麵下的湍急細流，那隱藏在繁華背後的人性的醜惡、製度的弊端，他比好些人都看得深刻，看得明白。
可是，他真的老了，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白發稀疏，瘦骨嶙峋，連他的兒子都說他“迄予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他一邊咳喘，一邊歎息：“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為授此者？”這年五月，他仿照杜甫的《八哀詩》寫下《廣哀詩》十九首，以悼念他的十九個故去的朋友：他一直追隨的前輩瞿式耜，青年時代的好朋友管嗣裘，他衷心敬佩的學者方以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為追求理想，不惜犧牲生命。
誰信碧雲深處，
夕陽仍在天涯？
病中的王夫之，即便“藥爐煙逼珠絲重，消受蛇眉老病翁”，也從未放下手中的筆。王夫之後半生四十餘年中，著述百餘種，內容涉及哲學、政治、法律、軍事、曆史、文學、教育、倫理、文字、天文、曆算及至佛道等，尤以哲學研究成就卓著，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張子正蒙》《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讀通鑒論》《宋論》《黃書》《噩夢》《楚辭通釋》《詩廣傳》等。清末匯刊成《船山遺書》，凡70種，324卷。每一本，都是一聲追問，一道印痕，一段堅忍卓絕的生命。
1689年，王夫之已是古稀之年，他聽力漸漸喪失，甚至連草堂外麵的杜鵑啼鳴也聽不到了。然而，他存心如昔，依然勞其筋骨，苦其心誌，筆耕不輟。1691年4月，王夫之在咳喘中完成生命最後的思想典籍：《讀通鑒論》30卷，《宋論》15卷。
從37歲回鄉到73歲辭世，近四十年時光，王夫之由青年而壯歲而老年，人生由清晨到正午到黃昏，他的生活，變得簡單、幹淨、從容，不再有享樂、歡娛、交遊、飲酒、酬唱，他餘生的全部歲月，隻有一件事，隻做一件事，著書。生活中的王夫之是寂寞的，文字裏的王夫之卻未曾寂寞。他在曆史中溯遊的時候，也在與未來對望。這些數百萬字的巨著，凝聚著王夫之一生的思考和心血。他一直寫到生命最後時刻，終於在臨終前完成定稿。這些著作集千古之智，博大精深，吞吐古今，包括了中國曆史的教訓和反思，更包含著中國政治文明未來走向的預言。
翻開這厚重的書卷，我們不難發現，其中有一句石破天驚的呐喊，在王夫之辭世的250年後，震驚了在內憂外患、喪權辱國中苦苦思考的中國人：
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
四
王夫之的心中，生長著兩個“中國”。
一個中國是王朝中國，一個中國是文化中國。王夫之認為，王朝中國是一姓之私，代興代廢。唯有文化中國，從炎黃至今，貫穿中國曆史始終，隻要守住中國文化，捍衛了中國文化價值，中國就永遠不會敗亡。
王夫之的文化中國，有著豐富的含義——追溯中國文化的本真本源，尋找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梳理中國文化的曆史脈絡，並最終以中國文化推動國家強盛、民族複興，這才是真正的文化中國。國家強盛、民族複興是貫穿中國曆史一個宏大的主題。中國士大夫從來都有著家國情懷，家亦是國，國亦是家，難得的是，王夫之從理論高度定義了國家立場，總結和開掘了傳統愛國主義，讓這種情感具有了現代精神。
1656年冬，38歲的王夫之從常寧返回衡陽，這一年，他創作了對後世影響至深的《黃書》。
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強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勵精，士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愚，刷宋恥，足以固其族而無憂矣。
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王夫之倡言從經濟上、軍事上和文化上去強盛中國，華夏民族便可以永固於天下。船山這種強烈的民族複興和中國自強思想貫穿於一生的追求。他斷言：“公其心，去其危。盡中區之智力，治軒轅之天下。”
《黃書》何嚐不是王夫之一份飽含家國情懷的“民族宣言”？在《黃書》的跋中，王夫之回應當時的種種質疑，堅定地寫道：
孔子著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辭。言之當時，世莫我知。聊愾寤而陳之，且亦以勸進於來茲也。昔在承平，禍亂未臻，法祖從王，是為俊民。雖痛哭流涕以將其過計，進不效其言，而退必災其身矣。天下師師，誰別玉瑉，荏苒首解，大命以淪。於是哀其所敗，原其所劇，始於嬴秦，沿於趙宋，以自毀其極，推初弱喪，具有倫脊。故哀怨繁心，於邑填膈，矯其所自失，以返軒轅之區畫。延首聖明，中邦作辟，行其教，削其辟，以藩扡中區，而終遠口口，則形質消隕，靈爽亦為之悅懌矣。
王夫之在結尾補充道：今年歲德在丙，當屬火運，北鬥柄指東辰，春天已經到了。中國命運，原是秉承上天的。他期待中國“俟之方將，須永年也”，期待這本滿蘸心血的著作“黃書之所以傳也，意在斯乎”！看透了明、清兩朝的積弊，在國家危亡、人民流離的背景下，王夫之向往一個政治清明、社會進步、經濟騰飛、文化繁榮的世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他在《尚書引義》中寫道。新舊事物變相更替，事物每天都在新生變化之中，這是事物的發展規律，也是世界的發展規律。他描繪了一個嶄新的國家，這個國家在政治思想方麵，“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在選賢用人方麵，“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在文化建設上，“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氣不後”，躬行實踐，知行統一。王夫之是中國曆史上難得的大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哲學家，不論是麵對戰爭還是災難，不論是遭遇絕望還是悲傷，不論在怎樣艱難的環境中，他都懷著無限的憧憬，懷抱無限的生機。他以前無古人的卓識和擔當，以“埋心不死留春色”的奮鬥、“殘燈絕筆尚崢嶸”的理想、“六經責我開生麵”的氣概、“留千古半分忠義”的精神，堅守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家園，捍衛了文化救國的曆史使命，為中華民族埋下了偉大複興的燎原火種，這正是他超越以往思想家、哲學家的地方。
教有本，治有宗，立國有綱，知人有道，運天下於一心而行其典禮，其極致不易言也。所可言者，因時之極敝而補之，非其至者也。如衡低而移其權，又慮其昂；雖然，亦有其平者。卑之勿甚高論，度其可行，無大損於上而可以益下，無過求於精微而特去流俗苟且迷複之凶，民亦易從，亦易見德、如大旱之得雨，且破其塊，繼之以霢霂者，亦循此而進之。魯兩生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百年之始，**滌煩苛，伹不違中和之大端而已。天其欲蘇人之死，解人之狂，則旦而言之，夕而行之可也。嗚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為授此者？故曰“噩夢”。玄黓閹茂之歲，陽月朔旦甲戌，船山遺老識。
“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為授此者？”這是多麽無奈的感歎啊！王夫之哀歎，我已經老了，隻是這顆憂國憂民的心還留在天地之間，但是我的主張又能夠交給誰呢？這大概隻能是夢想吧，所以王夫之無奈地將這本書命名為“噩夢”。
王夫之曾作《更漏子·本意》，後世流傳甚廣：
斜月橫，疏星炯。
不道秋宵真永。
聲緩緩，滴泠泠。
雙眸未易扃。
霜葉墜，幽蟲絮。
薄酒何曾得醉。
天下事，少年心。
分明點點深。
直至今日，王夫之在這首詞裏沉吟不已的悲涼，仍然令人心慟。漫漫秋夜，星鬥稀疏，寒霧生涼，憂思無限。以酒求醉，不得，以酒求眠，更不得。薄酒一杯，怎能解我心愁？又怎能澆滅我心中塊壘？少年之時，胸懷大誌，精忠為國，心懷黎民。然而，天下大事、少年壯誌，隻能深深埋藏在心中。
中華自強，民族複興——這是王夫之的政治宣言書，何嚐不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啟蒙書？
王夫之也許已經預料到，在他身後，他點燃的星星之火，已經成燎原之勢。王夫之故去兩個世紀後，晚清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譚嗣同將對王夫之的由衷敬佩寫進一首詩裏：“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
這位戊戌變法的鬥士，是在王夫之思想的直接影響下走向革命之路。他服膺並信仰王夫之，坦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以續衡陽王夫之緒脈。”他懷抱船山精神，大義凜然地走向斷頭台，以死喚醒中國，成為民族複興的英烈之士。
王夫之在《黃書》中所宣示的中華民族複興和中國自強思想，直接成為辛亥革命的先聲。走在時代前列的知識分子以王夫之名義迅速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尊黃大潮。推動社會進步、書寫中國近現代史的一代大儒王夫之，由此而被人們稱為“近現代精神領袖”。
不願成佛，願見船山——這是人們對王夫之的最高評價。
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一生景仰王船山。楊昌濟對王船山的認識深深影響到毛澤東、蔡和森為代表的一大批五四時期的進步青年。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伊始，毛澤東便利用船山學社的經費和社址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棟梁之材。這些進步的種子，如星火燎原般，從這裏走向全國、走向世界。門外黃鸝啼碧草，他生杜宇喚春歸。
王夫之一生貧困潦倒，甚至書籍紙筆多用故舊門生的舊賬簿之類，然而，他死後，卻留下了無盡的精神財富。今天，王夫之的學術資源已經成為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不僅在中國，在日本、新加坡、韓國都成立專門機構聘請專家學者研究王夫之思想，在美國、俄羅斯和歐洲其他各國都有王夫之的論著、詩文譯本。美國學者布萊克說：“對於那些尋找哲學根源和現代觀點、現代思想來源的人來說，王夫之可以說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
1985年，美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評出古今八大哲學家，其中有四位是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們依次是：德謨克利特、王夫之、費爾巴哈、馬克思。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四百年後冬日的一天，太陽在天邊噴薄欲出，晨露澄澈，朝霞璀璨。衡陽縣金蘭鄉高節裏，距離湘西草堂四公裏，清臒的王夫之石像佇立在湘西草堂前，無所憑依卻浩然正氣，瘦骨嶙峋卻堅韌真摯。清冷的寒風掠過他寒瘦的麵頰，將他的長衫高高揚起。
這個四百歲的老人麵對著石船山，久久地、久久地與之凝視。
新的一天開始了。
（原載於《光明日報》2020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