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煙雨任平生——關於蘇軾的十個關鍵詞
2000年千禧年伊始，法國巴黎，有一家報紙——《世界報》，它的主編叫作“讓-皮埃爾·朗日裏耶”。他和他的同事們決定用一種創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來。
怎麽慶祝呢？他們決定用專欄的形式，寫一批專欄文章，講述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這一千年中生活的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覆蓋北美洲、拉丁美洲、歐洲、亞洲、阿拉伯-伊斯蘭世界。
這家報紙用了六個月的時間，整理公元1000年一直影響到公元2000年的重要人物的備選名單，這真是一份浩如煙海的名單。他們在這份名單裏，整理出12位重要人物，並編輯成冊，名為“千年英雄”。這些文章於2000年7月份發表。
中國的蘇軾（1037年—1101年）就是這些“千年英雄”中的一位，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國人。
蘇軾有一百餘萬字的詩詞、雜記、隨筆、親筆題書和私人信函，以及大量的同時代的朋友和學者評論他的隨筆、傳略。當然，蘇軾本人不寫日記，這不符合他的性格——蘇軾同時代的很多人都有寫日記的習慣，司馬光、王安石、劉摯、曾布等——寫日記這事對他來說太有條理、太扭扭捏捏了。蘇東坡一生寫過數千首詩詞、八百餘封私人信件。他寫過一本雜記，是他對各種思想、旅行、人物、事件的記載——沒有時間，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邏輯。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是寫給他的弟弟子由的，也是寫給他自己的：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蘇軾，生於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死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也就是華北被金人攻占，北宋滅亡前二十五年。
在他短短64歲的生命裏，蘇軾由於坦率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權力陰影下，他的政敵非常多。他既是各個陣營對抗的參與者，也是受害者。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他的一生都是在動**中度過的“大起大落”，就像“坐過山車一樣”。在他職業生涯中，他一共有三十次委任，十七次失寵或者被流放。今天他還是受人尊敬的高官，明天卻什麽也不是，被人蔑視，並受到責罰。
蘇軾的命運在朝廷和皇帝的心情中搖擺不定。他行千裏路，經曆過榮耀與不幸，擔任過太守，也曾經是階下囚，從中國的最西北到中國的最南端，從寒冷氣候帶到海南島的熱帶氣候帶。
1079年，他甚至因為“欺君之罪”的罪名而坐牢一百三十天。他走出禦史台監獄的時候，已經43歲，這一年，他被流放到黃州，即湖北的一個小城市，在那裏他開始了新生活。
沒有職務，也沒有薪水，他成了農民，需要養家糊口。他找了一塊坡地開墾，這塊坡地被他稱為“東坡”。這就是蘇軾稱為“蘇東坡”的來曆。在千年來的時光中，百姓更喜歡稱呼他“東坡居士”。
一 豪放
聯合國曾經評出100個影響世界的名人，蘇東坡是其中唯一的中國人。
在中國文化史上，李白是詩仙，杜甫是詩聖，隻有蘇東坡被稱為文豪，他是古今第一文豪。
說到文豪，我們能想到誰呢？荷馬，但丁，歌德，莎士比亞，雨果，托爾斯泰，巴爾紮克，博爾赫斯。在中國，我們最先想到的，應該就是蘇東坡。
美國西華盛頓大學東亞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唐凱琳：“接觸了蘇東坡的文章之後，我被他的那種自由自在、想象豐富的思想所吸引。”唐凱琳認為，誕生於中國的宋代文學家蘇東坡，如今是西方漢學家們探討最多的中國重要人物之一，他留下的文化遺產已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
文豪，首先在於蘇東坡的廣博。詩詞文書畫，蘇東坡無所不能，以詞論，他與辛棄疾並稱“蘇辛”；以文論，他與歐陽修並稱“蘇歐”；以書法論，他與黃庭堅並稱“蘇黃”。
蘇東坡仁慈慷慨，光明磊落，浪漫開明，單純真摯，快樂歡愉，無憂無懼。他去世後大約一百年間，無數的文人為他立傳，隻有自由馳騁、無拘無束的靈魂才能夠享受到他那份純真。
如果說有宋一朝是中國文明的一座高峰，那麽毫無疑問，蘇東坡是中國文明高峰中的高峰。
1061年，24歲的蘇東坡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他寫出了《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文豪，其次在於蘇東坡的文風。他具有非凡的天分，敢於破除一切語言和體製的障礙，這種勇往直前的精神，又體現為其詩詞文的豪放。
關於蘇詞的總體風格，在蘇東坡生前，論說甚多，見仁見智，有“清麗舒徐”（張炎《詞源·雜論》）、“韶秀”（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清雄”（王鵬運《半塘遺稿》）等多種說法。
紹興辛未（1151年），也就是蘇東坡辭世的半個世紀左右，“豪放”一詞始流行。最有影響的當屬豪放說，始見於曾慥跋《東坡詞拾遺》：“豪放風流，不可及也。”
明代張在《詩餘圖譜》中堅定地論述：“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清代郭麟有言：“（詞）至東坡，以橫絕一世之才，淩厲一代之氣，間作倚聲，意若不屑，雄詞高唱，別為一宗。”（《靈芬館詞話》卷一）蔣兆蘭也說：“自東坡以浩瀚之氣引之，遂開豪放一派。”（《詞說》）
蘇詞之豪放精神首先體現在追求一種奔放不羈、縱情放筆、適性作詞的創作境界，恰如他在《晁錯論》所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
在詞的創作中，蘇東坡一任性情，或者說“氣”的抒發，因此其詞體現出的風格形式難免與傳統觀念——詩莊詞媚——相左。蘇詞的豪放並不在於內容有多少豪壯的成分，而在於能超越固有觀念，從而直抒胸臆，自訴懷抱，能“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誌》卷二）。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蘇軾《水調歌頭》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定風波》
蘇詞豪放精神的另一個方麵是吐納百川、衝決一切、淋漓直瀉的氣勢。這一點，陸遊在《禦選曆代詩餘》中的注解最為形象：“試取東坡諸樂府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蘇詞的豪放精神不同於後來的某些豪放派詞人，像陳亮、劉過等人，他們作品中的豪放氣息過於粗豪淺易，且缺乏內斂少餘韻。而我們讀蘇詞除感受到“天風海雨”般氣勢外，還能深刻地體會到蘇東坡至真至濃、至深至廣的人情味道，或曰“情味”——蘇詞的豪放精神如果沒有這種情味，那其藝術感染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他寫給妻子的詞《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麵，鬢如霜。”一片深情繾綣。
他寫送別詞《臨江仙·送錢穆父》。這首詞是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春蘇東坡知杭州（今屬浙江）時為送別自越州（今浙江紹興北）徙知瀛洲（治今河北河間）途經杭州的老友錢勰（穆父）而作。當時蘇東坡也將要離開杭州。
一別都門三改火，天涯踏盡紅塵。依然一笑作春溫。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筠。
惆悵孤帆連夜發，送行淡月微雲。尊前不用翠眉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這首詞一改以往送別詩詞纏綿感傷、哀怨愁苦或慷慨悲涼的格調。蘇東坡批評吳道子的畫說：“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這首道別詞裏，蘇東坡宛如立在紙麵之上，議論風生，直抒性情，寫得既有情韻，又富理趣。這種曠達灑脫的個性風貌，恰恰是蘇東坡的豪放之處。
蘇東坡之情又是一種超越平常人的天才之情、曠達之情、豪放之情，因此在表達這種高情時，蘇東坡作詞便如李白作詩，天才橫放，縱筆揮灑，自然流露而又無具體規範可循。這樣一來，詞就成為抒發其人生豪情的“陶寫之具”，我自為之，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引晁補之語）。
蘇詞的豪放，可謂從心所欲不逾矩，在藝術規律的容許之下，讓創造力充分自由地活動，既如行雲流水般自在活潑，同時又很嚴謹地“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錢鍾書說，李白之後，古代大約沒有人趕得上蘇東坡這種“豪放”。
蘇東坡曾經用四個字來概括自己，或者說要求自己：“生、死、窮、達，不易其操。”今天，我們敬慕他的豪放，首先要理解他的豪放。這種豪放，不是一種完全無底線的無拘無束，而是一種有操守，有堅持，有定力、能力、魄力的放達。
二 博喻
蘇子詩詞的一大特色，莫過於比喻的豐富、新鮮和貼切：用一連串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麵或一種狀態。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用譬喻入文，是軾所長。”
《百步洪》就是公認的反映他這一特色的傑作：
長洪鬥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
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
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
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
險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誇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
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
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
君看岩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
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
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師所嗬。
這首古風作於元豐元年（1078年），蘇軾當時官知徐州軍事，其中賦百步洪的部分是曆來最為人所稱讚的。詩在起首用了“輕舟南下如投梭”這個比喻後，在接下來的四句中，接連用了七個比喻，把長洪鬥落奔流直下的聲勢、速度不斷地以新的麵目提供給讀者，使人目不暇接。博喻其實是散文修辭概念，因為文章中不避“若”“像”一類字，而詩中往往忌諱用詞與句式的雷同。在宋朝，蘇軾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詩與文的界限，以散文筆法作詩，使人耳目一新。
蘇軾善於設譬，不僅從這首詩得以體現，他的很多詩都以比喻精切而令人刮目。如《石鼓歌》中，他這樣寫石鼓：“模糊半已隱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以四個比喻，寫石鼓文奇特形狀的字體。
又如《讀孟郊詩》中這幾句：“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越，竟日嚼空螯。”集中表現了孟郊詩“寒”的特征。這些比喻，都從各個方麵描寫，沒有重疊煩瑣的弊病。
蘇軾的詩詞文在西方影響深遠。20世紀30年代，英國人李高潔出版了《蘇東坡文軒》，翻譯蘇軾的十六篇名作及前後《赤壁賦》《喜雨亭記》，也包括蘇軾生平、作品和文化背景的簡介。
曾經任職英國駐福州領事館的韋納先生為此書作序。他在序言中說：“本書的讀者，一定會經驗到當年濟慈初讀卻潑門譯荷馬的那種驚喜的感覺。”
三 瞬息
蘇軾在散文中，特別善於把握生活、生命中一個瞬間的感受、領悟，用極輕快的筆調寫出，為人世間留下種種欣悅的飄忽一瞬。
那是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日仲夏之夜，蘇軾和同鄉道人楊世昌，舟行江麵之上，見明月出東山，白霧籠大江。蘇軾發思古之幽情，寫下《前赤壁賦》。三個月之後，又寫下《後赤壁賦》。現錄前賦如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禦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裏，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嚐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宋朝唐庚《唐子西文錄》：“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仿佛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羅大經《鶴林玉露》：“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謝枋得《文章軌範》：“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
元朝方回《追和東坡先生親筆陳季常見過三首》：“前後赤壁賦，悲歌慘江風。江山元不改，在公神遊中。”明代的茅坤甚至感喟：“予嚐謂東坡文章仙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對瞬息的準確把握，對深思的精致描述，讓前後《赤壁賦》成為千古絕唱。這兩篇文章，奠定了蘇軾作為文豪的江湖地位。
轉過年來，蘇軾還寫有短短的月下遊記《記承天寺夜遊》，同樣是瞬息間快樂動人的描述，所記隻是刹那間一點兒飄忽之感而已，因其即興偶感之美，成為散文名作。
蘇軾主張在寫作上，內容決定外在形式，也就是說一個人作品的風格隻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若打算寫出寧靜欣悅，必須先有此寧靜欣悅的心境。唯此，一瞬方能成就永恒。
“風月不死，先生不亡也。”
清代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所言，正是我們今天對蘇軾的致敬。
談到蘇軾，不能不談談他所在的宋朝。有宋一朝是公元10世紀中葉在中原和南方建立的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王朝。從建隆元年（960年）周殿前都檢點趙匡胤陳橋兵變，廢周稱帝，到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俘虜徽宗、欽宗二帝北去，其間共168年，曆九帝，因定都於東京開封，史稱北宋。從當年五月，康王趙構即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到祥興二年（1279年）元朝水軍進陷南海崖山（今廣東新會南海），陸秀夫抱幼帝投海而死，其間152年，亦曆九帝，因遷都臨安，史稱南宋。
我們知道，宋朝立國三百餘年，雖然遭遇兩度傾覆，但是皆緣於外患，是中華民族曆史上唯獨沒有亡於內亂的王朝，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的文藝複興與經濟革命的學者不在少數。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兩宋共320年，在中國文明史上書寫了光彩奪目的篇章。這樣的文化高峰，正是蘇東坡成為“高峰上的高峰”的前提。
日本文人對東坡十分崇敬，甚至在東坡遊覽赤壁的時間，舉行“擬赤壁遊”會。享和壬戌年（1802年）前後，出現過以“寬政三博士”之一柴野栗山（1736-1807年）為中心的赤壁遊會。柴野栗山是“東坡癖”。“柴野栗山常欽慕蘇公，每歲十月之望，置酒會客，以擬赤壁遊。”江戶時代的人不隻是欣賞繪畫中的赤壁遊，而且把日本某地方當作“東坡赤壁”，造出東坡赤壁的氣氛，在那裏泛舟，親身體驗赤壁遊。
文久壬戌年（1862年）的七月既望，天下大亂，即使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也有熱心赤壁遊、欣賞赤壁遊的風流人物，在遊船上開茶會，乘船體驗《赤壁賦》的境界。其欣賞方式是唱和詩文。唱和的方法有幾種，如用《赤壁賦》的一句大家分韻作詩，全部用《赤壁賦》中的字作“集字詩”，甚至把《赤壁賦》中的句子放在句首。他們在自己的詩文中常說：“我們雖然沒有在赤壁夜半泛舟賞月的機會，但是良友聚會，一起喝酒，欣賞美麗風景，在日本也完全可以欣賞東坡赤壁遊之境界。”
在明治（1868-1912年）和大正（1912-1926年），長尾雨山（1864-1942年）和富岡鐵齋（1836-1924年）是“東坡迷”文人的代表。長尾雨山的赤壁會就是最盛大的“摹擬東坡赤壁遊”會。他收集了大量的有關赤壁的畫和其他有關東坡的東西，都擺在赤壁會的每個會場裏，“懷念永垂不朽的偉大高尚人物東坡先生”。
在東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那天，舉行“壽蘇會”，這是長尾雨山、富岡鐵齋獨創的。他們收集有關東坡的書、畫、文具等東西，擺在壽蘇會的會場裏。他們於1916年、1917年、1918年、1920年、1937年分別開過五次“壽蘇會”，還把在壽蘇會上所作的詩文編成《壽蘇集》。
1922年9月7日（陰曆七月十六日），東坡《赤壁賦》作後的第十四個“壬戌既望”，這樣敬慕蘇軾的長尾雨山等人模仿蘇軾，廣納好友，舉辦了轟動一時的“京都赤壁會”，隔著日本海，穿越時間和空間，向蘇軾致敬。
四 信筆
宋代的四大書法家，“蘇黃米蔡”，排名第一的就是蘇軾。蘇軾的書法，後人讚譽頗高。最有發言權的莫過於黃庭堅，他在《山穀集》裏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為第一。”
蘇軾則自稱：“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後自成一家。
蘇書給人的第一直觀感就是豐腴，以胖為美。趙孟頫評蘇軾的書法是“黑熊當道，森然可怖”。黃庭堅也認為蘇軾書法用墨過豐。正因如此，在蘇軾的書法中，極少看到枯筆、飛白，而是字字豐潤。如《次辯才韻詩帖》。
但這隻是表象，蘇軾的作品表麵看起來很隨意，很柔軟，可是他的剛硬都在裏麵。
這柔中帶剛，來自蘇軾一生坎坷——使得他的書法風格跌宕。所以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
例如《黃州寒食詩帖》，寫於宋元豐五年（1082年），當時蘇軾因“烏台詩案”被貶至黃州，生活上的窮困潦倒和政治上的失意，讓他感到落寞無比，於是在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他寫下了兩首五言詩：
一曰：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
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少年子，病起須已白。
二曰：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
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
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裏。
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書寫此卷的時間大約在翌年。其詩蒼勁沉鬱，飽含著生活淒苦、心境悲涼的感傷，富有強烈的感染力。其書也正是在這種心情和境況下有感而出的，故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穩健，痛快淋漓，一氣嗬成。蘇軾將詩句心境情感的變化，寓於點畫線條的變化中，或正鋒，或側鋒，轉換多變，順手斷聯，渾然天成。其結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輕有重，有寬有窄，參差錯落，恣肆奇崛，變化萬千。筆酣墨飽，神完氣足，恣肆跌宕，飛揚飄灑，巧妙地將詩情、畫意、書境三者融為一體，體現了蘇軾“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的創作狀態。難怪黃庭堅歎曰：“試使東坡複為之，未必及此。”
蘇軾“無意為書家”的書法作品，其信筆處往往是情在胸中、意在筆下、心手相暢的結果。其酣暢淋漓表現出來的“爛漫”，清代書法家包世臣認為：“在東坡，病處亦覺其妍，但恐學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正所謂東坡信筆處，在在藏乾坤。
五 戲墨
2018年11月26日晚，蘇軾水墨畫《木石圖》在香港佳士得專場拍賣中，以4.636億港幣拍出，約合人民幣4.112億元。
該畫作畫麵內容很簡單，是一株枯木狀如鹿角，一具怪石形如蝸牛，怪石後伸出星點矮竹。用筆看似疏野草草，不求形似，其實行筆的輕重緩急，盤根錯節，都流露出蘇軾很深的寫意功底。
蘇軾自幼年即仰慕吳道子，他在黃州那些年，一直致力於繪畫。蘇畫是典型的文人畫，重寫意，主張將藝術家主觀印象表達出來，所謂“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在評論寫意派畫家宋子房時，蘇軾說：“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隻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
關於繪畫要突出其中意理，蘇軾在很多文章裏都有論述。
《淨因院畫記》：
餘嚐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
《文與可畫筼簹穀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複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
《傳神記》：
吾嚐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俯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
法國作家克勞德·羅伊（Claude Roy）於1994年寫了一本關於蘇東坡的書，裏麵介紹了1092年蘇東坡和他的學生米芾（永州太守）比賽的故事。克勞德·羅伊這樣寫道：“人們準備了兩張桌子、三百張最好的紙、美酒和小吃。兩名仆人負責磨墨。他們隻需要安心比賽。蘇東坡和門徒選擇了永遠不會厭倦的主題：竹子。蘇東坡喝了一點酒。等到天色變暗，夜晚來臨的時候，三百張紙全部畫完。”
“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這是蘇東坡的詩，也是他的信念和追求。
在宋代，歐陽修、王安石都確立了文人畫論的主調，但在蘇東坡手上，文人畫的理論才臻於完善。他放棄形似，強調精神的表達，認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在藝術風格上，“蕭散簡遠”“簡古淡泊”，被蘇東坡視為一生追求的美學理想。千年之後，我們依然可以從古文運動的質樸深邃，宋代山水的寧靜幽遠，以及宋瓷的潔淨高華中，體會那個朝代的豐贍與光澤。
這是一場觀念革命，影響了此後中國藝術一千年。
徐複觀說：“以蘇東坡在文人中的崇高地位，又兼能知畫作畫，他把王維推崇到吳道子的上麵去，豈有不發生重大影響之理？”
文人畫固然一脈相承，但在每一個世紀裏都有不同的表現。在11至12世紀，李公麟以春蠶吐絲般的細線表達古意；米芾以平淡含蓄的煙雲世界與世俗對抗；米芾的公子米友仁是一個可以畫空氣的畫家，在他的筆下，空氣有了密度和質感，與宋紙的紋路摩擦浸潤，產生了一種迷幻的效果。而在之前若幹個世紀的繪畫中，空氣是完全透明的，或者說是不存在的，畫家的視線，更多地被事物本身的形狀所控製。
盡管“文人畫”始終沒有一個明確可行的定義，蘇東坡的論述也是零散、隨意的，但它作為一種觀念，已經深深地沁入千年的畫卷中，提醒畫家不斷追問藝術的最終本質。後世的藝術評論家把這概括為“永遠的前衛精神”，認為“這個前衛傳統之存在，無可懷疑的是中國繪畫之曆史發展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動力根源”。
駙馬都尉王詵請善畫人物的李公麟，創作一幅傳世之作《西園雅集圖》，講述當時文人的雅集。這幅畫的畫麵上，有主人王詵，有客人蘇軾、蘇轍、黃魯直、秦觀、李公麟、米芾、蔡襄、李之儀、鄭靖老、張耒、王欽臣、劉涇、晃補之，以及圓通和尚、陳碧虛道士。主友16人，加上侍姬、書童，共22人。
鬆檜梧竹，小橋流水，極園林之勝。賓主風雅，或寫詩，或作畫，或題石，或撥阮，或看書，或說經，極宴遊之樂。李公麟以他創造的白描手法，用寫實的方式，描繪當時16位社會名流，在駙馬都尉王詵府邸做客聚會的情景。畫中，這些文人雅士風雲際會，揮毫用墨，吟詩賦詞，撫琴唱和，打坐問禪，衣著得體，動靜自然，書童侍女，舉止斯文，落落大方。不僅表現出不同階層人物的共同特點，還畫出了尊卑貴賤不同人物的個性和情態。
米芾為此圖作記，即《西園雅集圖記》：
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嫋，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如此。嗟呼！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
有評論家曾將蘇東坡的藝術稱讚為具有印象派色彩的藝術觀念。這樣算來，蘇東坡在繪畫上的創新特質和革命精神，比西方領先了整整八個世紀。直到19世紀中後期，西方藝術才逐漸在塞尚、梵高、高更、馬蒂斯、畢加索那裏，開始脫離科學的視覺領域，轉向內心的真實性。他們不再對科學的透視法亦步亦趨，而是重視自己內心的感覺，從而為西方開啟了主觀藝術的大門，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等藝術派別應運而生。
蘇東坡所領導的這場藝術革命，與宋代文化的內向型發展有關。唐的氣質是向外的、張揚的，而宋的氣質則是向內的、收斂的——與此相對應，宋代的版圖也是收縮的、內斂的，不再有唐代的輻射性、包容性。
唐朝的版圖可以稱作“天下”，但宋朝的版圖隻能說“中原”，北宋亡後，連中原也丟了，變成江南小朝廷，成為與遼、西夏、金並立的列國之一。
今年是長安建都1400年。1400年前也就是公元618年的大唐王朝，那一天是那一年的端午節，唐玄宗李隆基將唐都建立於隋代大興城基礎上，興建了長安。
一千餘年後，20世紀70年代的某一天，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見到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兩位風雲人物抵膝暢談。池田大作問道：“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湯因比毫不猶豫地回答：“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我會選擇唐代。”池田大作哈哈大笑：“那麽，你首選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長安了！”
這時的長安，是世界的中心，是中國精神的文化符號。開放的胸懷、開明的風尚、包容的氣度，縱使今天的美國紐約、日本東京、英國倫敦、法國巴黎，都無法與之比肩。
沒有有唐一代的恢宏，就沒有有宋一代的深沉。如果說唐朝推動中國向廣度延展，宋朝則推動中國向深度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