跫音——百年中共與北大紅樓
北京，東城。
橫平豎直的北京舊城，有一條東西向的長街——五四大街。這條大街的中心，有一個樸素的門牌，上麵刻著“五四大街29號”。在這個門牌的後麵，是一個不大的院落，古樸的鐵門後麵，靜靜地佇立著一座紅磚砌築、紅瓦鋪頂的老式建築。春來暑往，鬥轉星移，這座“工”字形的建築已逾一個世紀。
1918年初，李大釗在這裏創建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的學生們也是從這裏出發，一路行進到天安門，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熊熊火焰。
1918年，毛澤東在這裏的第二閱覽室擔任圖書管理員。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鄧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學紅樓秘密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又稱“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紅樓一層東南角的李大釗辦公室，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
因北京大學的曆史淵源，因深沉寧靜的紅色外貌，這座建築從建成至今，一直被人們稱作——
北大紅樓。
一
1917年，農曆丁巳。
這一年，剛剛回到中國履新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剛滿50歲。五十而知天命，蔡元培卻不知道他要麵對的，到底意味著什麽。
作為北京大學的第六任校長，等待他的是一個爛攤子。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將北京大學腐蝕得烏煙瘴氣，教員因循守舊，學生無心向學，人心日漸墮落，校園毫無生氣。立誌改革的蔡元培，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改革主張，他要從一所大學開始，用教育和啟蒙的溫和方式，重新掀起一場意義更加深遠的革命。
北京大學的前身為京師大學堂，創辦於1898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京師大學堂被迫停辦。1902年大學堂恢複辦學，采用分館製，設有仕學館和師範館，後又陸續增添進士館、譯學館及醫學實業館。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改名之初，校內封建官僚習氣依然如故，學生多是仕宦子弟，他們來此讀書，無非是為日後的官運仕途謀取身價和資格。
此時的北京大學，春冰未泮，春寒料峭。
1月9日，蔡元培冒著嚴寒，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他試圖用教育完成救國宏願，“吾人切實從教育入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
蔡元培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值此之際，他蒞任的第一要務便是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改造舊北大，致力於把北大辦成以文理科為重點的綜合大學。蔡元培從改革文科入手，擴充文理兩科，文理兩科的負責人便是文科學長、理科學長。這一年，他著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致函教育部聘請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
此時，蔡元培致力的理想教育是一種人格教育，因此他必須改革北大舊有的教育體係，尤其是文科教育。在他看來，文科學長不但必須是“積學與熱心的教員”，還必須具有革新的思想，勇於“整頓”的革命的精神。當其時，陳獨秀高舉科學與民主大旗，以《新青年》為陣地，把一篇篇筆鋒犀利的文章化為投槍，向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化展開毫不留情的抨擊。作為“一員闖將”，陳獨秀“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麵的人”。
北大文科原先隻有四門：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史學、英語。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沒多久，就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增設了德語、俄語、法語三門，並在哲學、英文、中文中分別設立了研究所。在文科的課程設置上，陳獨秀也不拘一格，他曾經力排眾議而開設了“元曲”科目，將“鄙俗”之學搬入高雅之堂，這是我國大學講壇第一次開設“元曲”科目。除此之外，陳獨秀還積極邀請各類人才到北大執教，如胡適、李大釗、劉半農等，一時間，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都聚集於北大文科。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翌年，該雜誌改名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陳獨秀受聘為北大文科學長後，《新青年》編輯部隨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並成立編委會，北京大學由此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陣地。這個時期，胡適、陳獨秀前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與《文學革命論》，一同扛起了中國文學語言改革的大旗。此後，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周作人等人相繼唱和，匯結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新文化運動的潮流。
1918年12月，陳獨秀、李大釗創辦針砭時政的戰鬥性刊物《每周評論》，編輯部就設在北大紅樓文科學長辦公室。《每周評論》與《新青年》相互配合，協同作戰。《每周評論》猛烈抨擊封建軍閥統治，揭露日本在中國東北和山東攫取權益的侵略行徑，號召人民奮起抗爭，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又一塊宣傳陣地。
陳獨秀執掌北大文科學長，隨情任性，雷厲風行，鋒芒畢露。正因為如此，陳獨秀也結怨甚眾。他的特立獨行、唯我獨尊，也令他舉步維艱。在眾人的壓力之下，蔡元培不得不主持召開文理兩科教授會主任會議，宣布廢除學長製，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由教務長替代學長。實際上，陳獨秀是被體麵地卸下文科學長一職，體麵下課。
猶如夜空中的焰火一般，陳獨秀在北大紅樓的兩年，燦爛綻放，璀璨高升，旋即下落，化為灰燼。他將光明留給了周遭，卻伴著餘燼黯然離開，踽踽獨行。
二
1918年仲秋，一個滿口湘音的青年，背著一個簡單的包袱走進了北京大學的校門。
他，就是後來影響了整個中國甚至整個世界的毛澤東。
五年前的春天，毛澤東被湖南第一師範錄取，在這裏度過了五年半的光陰。在這所學校裏，對他影響至深的有楊昌濟、徐特立、袁仲謙、黎錦熙、王季範、方維夏等，其中尤以楊昌濟的影響最大。楊昌濟對這位勤奮善思的農家子弟很感興趣，他在日記裏這樣記述對毛澤東的最初印象：“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期待毛澤東像曾國藩、梁啟超一樣出類拔萃、濟世救困。而對毛澤東來說，楊昌濟是他最敬服的老師之一，其教授的倫理學也是他最喜歡的課程，他甚至把楊昌濟翻譯的《西洋倫理學史》全部抄錄下來。
劇烈動**的社會呼喚“大造”之才，而毛澤東也正關注著變幻的政治風雲。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消息傳來，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學生編印《明恥篇》小冊子，毛澤東在封麵寫下：“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他還在挽學友的詩中寫道：“我懷鬱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對民族危難的沉重憂患，以雪國恥、救國亡為己任的情懷抱負，躍然紙上。
盡管那時的毛澤東年輕英俊，已經是新民學會的領導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氣，但在北大這塊精英聚集之地，還隻是一個來自外地的普通青年，默默無聞。他以一種略帶自嘲的語氣回憶這段經曆：“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盡管如此，毛澤東並沒有灰心，他參加了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利用在北大旁聽的機會如饑似渴地學習。
這一年8月15日，25歲的毛澤東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由長沙乘火車到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長途之旅。可是，他沒有去法國，而是選擇留在北京。日後，毛澤東在接受埃德加·斯諾采訪時說到其中的原因：“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此時的毛澤東，思想信仰仍未確定：“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此時，他在湖南師範學院的恩師楊昌濟已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赴法勤工儉學的信息就是楊昌濟傳遞回家鄉的。那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法國到中國招募華工，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人借機籌建了華法教育會，組織中國學生開展赴法勤工儉學活動，楊昌濟及時把這個消息傳回湖南。這時的湖南政局混亂，政權更迭頻繁，教育已經被摧殘殆盡，學生已至無學可求的境地，楊昌濟讓他的學生們積極準備赴法留學，選擇勤工儉學這樣一條新路。而毛澤東選擇留在中國，經楊昌濟的介紹，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
毛澤東來到北大工作，不是簡單地北漂謀生，而是繼續探求救國救民、匡扶正義的真理。正是由於楊昌濟的介紹和推薦，《新青年》為毛澤東開啟了另一扇認識中國與世界的窗口。陳獨秀所說的“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後之覺悟”給他的感觸極深，循著新文化運動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為此閱讀了許多哲學和倫理學的著作，而他興趣最大的是倫理學，他認為：“倫理學是規定人生目的及達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學。”之所以如此認識，是因為他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而要改變這種狀態，就必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由於“蔡（元培）校長幫忙的緣故”，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幹打掃圖書館、整理圖書等輕便工作”。有了這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這讓他在北京的生活穩定下來。在北京大學，毛澤東得以近距離接觸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陶孟和、胡適、邵飄萍、梁漱溟、周作人等，發現了一個他從前所不知道的世界。也是在這裏，這個南方青年懂得了中國之大、南北之遙：“在公園裏和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花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後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1919年3月，毛澤東因母親病重，辭去北京大學的職務回到家鄉。盡管在這裏不到半年時光，毛澤東卻讀了很多很多的書，接觸了很多很多的人和事，特別是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最早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先驅，這給他未來的選擇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從北大走出來的毛澤東，浸潤了北大的精氣神，已然成為一位胸有利器、心懷世界的有為之士。1945年7月1日，抗戰勝利在即，傅斯年作為六名國民參政員之一乘飛機訪問延安。毛澤東單獨安排時間，與傅斯年徹夜長談。同當年在北大相比，時間和場景都有了轉換，可毛澤東依然不失他鄉遇故知的情懷和禮賢學人的雅量。談話中，自然談到北大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談到傅斯年等五四運動風雲人物。聽到談及自己，傅斯年謙遜地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
就是在這個朝氣蓬勃、揮斥方遒的年紀，毛澤東寫下了這句詩。正是在北京大學期間，麵對中國近代以來的貧弱局麵，毛澤東自信將來掌握中國曆史命運的重大使命會由他們這一代有誌青年去承擔。他在《民眾大聯合》一文中深刻反思：“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他大聲宣稱：“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三
清明時節，細雨紛紛。
雍容的紅磚紅瓦紅牆紅樓，掩映在道路兩旁綠意盎然的行道樹裏。
1919年，29歲的李大釗意氣風發。他快步走在沙灘北街，灰色的長袍在他身後飄起。一夜喜雨，落英繽紛，雨後的空氣清新甘甜，他忍不住停下腳步，深深地呼吸。李大釗遙望湛藍的高天，他的臉上洋溢著憧憬和幸福。
12年前，17歲的李大釗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政治經濟。新世紀以降，西風漸近，六年的學習讓李大釗茅塞頓開。1913年的冬天，李大釗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正是因為在早稻田打下了西方經濟學的良好基礎，李大釗成為中國第一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
1915年1月18日，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機，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有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政府“絕對保密，盡速答複”。此後日本帝國主義以威脅利誘的手段，曆時五個月交涉，迫使袁世凱政府簽訂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製之下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這便是曆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李大釗聞之，拍案而起，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他起草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的通電迅速傳遍全國，他也因此成為舉國聞名的愛國誌士。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出生於河北樂亭的李大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6年春，尚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寄語祖國：“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春日載陽，東風解凍。遠從瀛島，反顧祖邦。”西風盡，春歸來，日本的春天已經來臨，祖國的春天又在哪裏？再造青春之中華的理想充溢心中，李大釗將無限的心事、無限的遐想、無限的祝福寫進洋洋萬言的《青春》。
這篇文章，發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陳獨秀被文章回環繞梁的韻律、**氣回腸的氣魄和精辟透徹的說理深深打動，特別將它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轉之精神，毅然獨立之氣魄”，驟然傳遍大江南北，對中國舊文化、舊思想、舊政治產生了極大的衝擊，激起無數熱血青年滿腔救國豪情。
1916年，李大釗回到中國，積極投身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宣傳民主、科學精神。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既有清新自然的白話詩歌，也有全麵係統的述理長文，最早在《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一先進科學思潮，向中國人民介紹了什麽是“十月革命”，什麽是“布爾什維主義”。
1918年底，在章士釗的介紹下，雄心勃勃的李大釗進入北京大學，受聘擔任圖書館主任。這裏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精神，讓李大釗如魚得水。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缺乏遠大規劃，管理相當混亂。上任伊始，李大釗便著手進行改革，北大圖書館很快從舊式藏書樓轉變成現代化大學圖書館，迅速躋身國際先進圖書館行列。
這是1919年的清明時節，一個月後，這裏將爆發舉世震驚的五四運動。李大釗快步走進紅樓大門，腋下夾著新刊出的《新青年》。他三步並作兩步走上二樓，衝進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辦公室，紅色木質地板在他的腳下“吱呀吱呀”地響著，似乎在回應著他的興奮。闊大的辦公室裏，窗紗在風中高高飄**，燈光有些黯淡，蔡元培的桌上擺放著一盤青菜、一碗米飯加上一碗清湯。蔡元培正埋首書堆間，在文件和書頁上認真地批錄。這位校長的工作可以用日理萬機來形容，他忙碌了一個通宵加上一個早晨，家人隻好將他的早餐送到辦公室。
興奮不已的李大釗衝著一臉懵懂的蔡元培，大聲宣稱：“試看將來的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正是在這裏，李大釗秘密發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把經過五四運動鍛煉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進一步學習、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
研究會一開始是在秘密狀態下成立的，主要活動包括搜集和翻譯馬克思主義書籍，分組分專題進行研究，舉行定期的講演會、討論會和不定期的辯論會等。校長蔡元培大力支持研究會的活動，從北大借了兩間屋子給研究會做活動場所，一間做辦公室，一間做圖書室。他們給圖書室名副其實地取名為“亢慕義齋”——“亢慕義”即英文“Communism”（共產主義）的譯音。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得以在北京大學及北京各高等學校的青年學生中迅速傳播，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影響，便是為北京黨組織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到1922年初，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已從最初的19人增至60多人，後來一度發展到200多人。
1920年春，李大釗與陳獨秀相約，同時在北京和上海從事建黨的籌備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裏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在北京，紅樓李大釗辦公室的外間會議室，正是當時籌備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聯絡處。
1920年10月，下南洋募捐的張國燾風塵仆仆回到北京。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在北京大學紅樓東南角的李大釗辦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共產黨小組。這是北京曆史上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當時，李大釗每月從自己的薪俸中捐出80元，作為小組活動經費。同年11月，北京共產黨小組舉行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被推選為書記。12月2日，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明確以社會主義為研究對象的學術社團，李大釗的名字列於八位發起人之首。
從1918年來到北京大學，到1925年8月離開北京大學，李大釗在這裏工作了七年多。在此期間，李大釗開設了唯物史觀課程，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課程引進了北大。從此，他在這裏播下了革命的種子，生機勃勃地在中國大地上展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和革命運動。
四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部沉重而悲壯的中國近代史負荷著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榨下的無窮無盡的苦難，也載錄著他們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爭。腐敗的封建王朝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國破家亡，民族垂危，中國向何處去？誰能救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誌士仁人麵對混沌的天宇發出悲愴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戰敗宣告結束，作為協約國的中國也沉浸在歡慶之中，德國強加在中國身上的恥辱標誌克林德碑被推到了，祈求著公理的億萬中國人民，將美好意願訴諸強權。可是，公理真的戰勝了強權嗎？1919年1月18日，協約國首腦聚首巴黎召開和會，不顧中國人民的再三呼號，於4月30日悍然決議將中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四萬萬中國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5月已經走到了盡頭。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學的學生們知曉了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外交失敗的消息，當晚便在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約請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熱血在沸騰，地火在燃燒。北京大學，莘莘學子在覺醒。
“青島完了，山東完了，中國完了！”許德珩悲歎。
“巴黎和會就是列強的分贓會議！”鄧中夏憤懣。
“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羅家倫呐喊。
“孫中山的革命僅僅是將大清的牌匾換作了中華門，不能算是徹底的革命，我們要開始徹底的革命！”熱血青年在思考。
5月4日，來自北京大學等十三所大學的三千多名學生，從北大紅樓出發，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抗議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把山東的權益從德國手上轉讓給日本的強權政治，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並在示威遊行中火燒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
這一天，魯迅在日記中用一個字來描述北京的天氣——“曇”。“五月四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天的風雲。”北京大學學生楊振聲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曇”，意為烏雲密布。這一天，懷著滿心的烏雲，學生們從北大紅樓出發，一路到天安門、東交民巷、趙家樓，一路懷著憤怒、帶著**不停地呐喊，烏雲密布的中國，喑啞的天空終於發出了響亮的聲音。
初心在萌芽，信念在激**。中國的四麵八方，有誌之士不約而同聚集在一起，思考中國究竟往何處去，宣傳新文化、新思潮的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湧：在北京，陳獨秀欽佩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希望馬上成立馬克思研究會，李大釗提出進一步組織發動工人；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等一批先進青年由於共同的覺悟、共同的使命組建覺悟社；在河南，第一師範學生組成勵新學會；在湖北，董必武創辦武漢中學；在湖南，毛澤東等發起“驅張運動”，率代表團赴京請願；在上海，毛澤東終於找到陳獨秀，夜讀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稿，憧憬著中國革命的未來，堅信農民將是革命的主力軍；在北京，李大釗與毛澤東促膝長談，悟到經濟基礎問題的肯綮——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前提。
源於德國小鎮特裏爾的種子，在覺醒者的心靈中孕育成長。紅色的激流湧入黃色的土地，掀起洶湧壯闊的狂瀾，匯聚成光耀中華的絢麗日出。
“五四運動”的爆發，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並由此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
五
1920年2月，由於李大釗在危急關頭的鼎力相助，陳獨秀離開北京，從天津前往上海。不久，陳獨秀、李大釗努力聯係到共產國際，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一個極速在中國組建紅色政黨的戰略，在中國付諸實施。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建立。1920年9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11月，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而後，廣東共產主義小組、山東共產主義小組以及共產黨旅日小組、旅法小組相繼成立。
上海興業路一棟普通的小樓，今天已經成為眾多朝聖者的聖地。穿越一個世紀的風雨和滄桑，這棟普通的小樓，越發顯現出一種純粹的寧靜和美麗。一百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一群年輕人聚集在這裏，革命的星火，燃燒出一片嶄新的天地。來自長沙、武漢、上海、濟南、北京等地的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李達、李俊漢、王盡美、鄧恩銘等十三名代表聚會在上海這座小樓裏，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嘉興南湖一條簡陋的遊船，今天已經成為浙江的紅色地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途受到密探打擾，改在浙江嘉興南湖一條遊船上繼續舉行。正是在這條小小的遊船上，與會者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黨章，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布成立。經曆一個世紀的洗禮和磨礪，這條簡陋的遊船，靜靜地停泊在南湖岸邊，任風吹雨打，堅若磐石。
“我們喊個口號吧！”興奮的何叔衡提議。
“馬克思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民族萬歲！”
錚錚誓言，震撼寰宇。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進行的，當時鮮為人知，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過，但它確實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是一個由57人組成的很小的黨，但它像春雷，在黑夜沉沉的中國大地上空震響，像火種，在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心頭點燃。大浪淘沙，星火燎原，從此，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革命就從這一葉小舟啟航。
作始也簡，將畢也钜。
誰也不會想到，風雨如磐的暗夜裏，一次秘密的會議如一道閃電照亮民族複興的征程，共產主義運動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聲勢日益浩大。誰也不會想到，烽火連綿的舊時代，一個堅定的信念、一種人民至上的主義，徹底改造了古老的中國，徹底改變了人的命運，徹底改寫了人類社會的政治版圖。
誰也不會想到，一顆樸素的初心，凝聚了非凡的力量，讓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從嘉興南湖紅船上尋找光明的擺渡人，到駕馭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領航者，中國共產黨激勵與召喚著億萬人民生死與共、始終相隨，讓這個曾經四分五裂、一窮二白的國度，於危難中振作，在絕望中重生，已然可見複興的曙光。
六
“走，去北大紅樓！”
一聲聲熱切的呼喚，將時尚的年輕人拉進了久違的歲月。沸騰的熱血、激**的青春、昂揚的鬥誌、堅定的信念，光影淋漓間，一個又一個場景還原了20世紀20年代初的風雲變幻。
皇城根遺址公園西邊，五四大街路北，北京大學的舊址——北大紅樓在煙雨中傲然佇立。
北京大學紅樓始建於1916年，落成於1918年。恰是在北大紅樓落成之際，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陷於失敗。從1918年11月的“公理戰勝強權”慶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會議，短短兩個月時間，當時的中國充分詮釋了“自古弱國無外交”的定律，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真實地懂得了，所謂的“公理戰勝強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
北大紅樓通體紅磚砌築，紅瓦鋪頂，磚木結構。北大紅樓落成之際，便是五四運動爆發之時，這是時代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選擇。也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毛澤東等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科學進步思想的重要場所。不難理解，麵對巴黎和會屈辱的局麵，何以五四運動的浪潮從這座看似靜謐的紅樓開始，隨即迅速波及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等大中城市，最後抵達整個中國。
北京大學誕生於中華民族風雨飄搖的時代，直接孕育於甲午戰爭的煙火和戊戌維新的熱血之中，可以說北大是帶著強烈的曆史責任感而誕生的。當年光緒帝所下《明定國是詔》中對於設立京師大學堂的目的說得很清楚，就是“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在當時的中國，“時艱”就是指外辱內亂，雖然大清皇室把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也作為“時艱”的考量範圍內，但對於當時的仁人誌士來說，這個“時艱”主要就是指國家不獨立、民族不富強、人民不幸福。
盡管北大在初創的一段時期經曆了曲折，沒有完全按照“共濟時艱”的目的去發展，但在總體上它還是引領著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朝著新的方向發展。辛亥革命後，北大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日益濃厚，尤其是新文化運動的爆發，更是以北大為基地，深刻地凸顯了北大人對於中華民族的使命精神。
一百年前，先驅們在紅樓敲響了鍾聲，喚醒了一個時代。今天，穿過熙熙攘攘的五四大街回望，紅樓無聲，紅樓如故。然而透過紅色的建築外表，仿佛還能看到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流下的鮮血，看到風起雲湧的革命年代高高飄揚的紅旗，看到井岡山上正在燎燃的星火，看到紅軍戰士帽簷上的五角星……這棟建築曾經激**起的曆史風雲，依舊清晰而鮮活。
遙想當年，這裏是走在時代潮流最前沿的莘莘學子和新潮教授的打卡地。當年的人們不會想到，走進這個深沉樸素的大門的，是時代浪潮上的弄潮兒——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是新思潮、新時尚、革命主義和前衛主義的代表。他們的名字，將被永遠刻在曆史的長卷裏。
億萬萬人家國，一百餘年拚搏。
時光荏苒，歲月匆匆，一個世紀往矣，革命者從未改變前行的腳步。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醒悟——了解中國，必須了解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明白——讀懂中國共產黨，才能讀懂中國。一百年過去，時間的閘門從未關閉，而南湖中那條普通的遊船，依然堅定地載著這個有著九千萬黨員的大黨、這個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乘風破浪，駛向遠方。
（原載於《北京文學》2021年6期）
詠楊靖宇將軍
郭沫若
頭顱可斷腹可剖，
烈愾難消誌不磨。
碧血青蒿兩千古，
於今赤旗滿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