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150年
光緒二十三年的前150年是1747年，係乾隆十二年，農曆丁卯年。這一年皇帝36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如果按王朝的起承轉合路線圖看，乾隆承繼了康熙良好的開局，並且順勢打造了康乾盛世的太平國度。
一
其實，兩個盛世之君的因緣際會，來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一場對視與致意。
那一年5月1日，也就是康熙皇帝生日前3天，這兩個人見麵了，在弘曆父親胤禛的刻意安排下。地點是圓明園。這是一個69歲男人與12歲男孩的第一次見麵。雖然在血緣關係上他們是祖孫倆，但是康熙的孫子有幾十個，他沒有時間和心情一一目睹他們長大成人。康熙隻和其中最優秀的若幹個孫子有過親密交流。對他來說，兒子輩已經夠讓他煩心的了，孫子輩的事情自有兒子輩去解決、協調。他要的隻是一點親情。如是而已。
隻是很快，康熙就明白，自己這一次得到的，不僅是親情。圓明園見麵後不久，康熙下令將弘曆養在宮中，並把避暑山莊自己居住的“萬壑鬆風”賜給他住。如果說康熙的這個舉動還逃不脫祖孫親情的範疇的話，那接下來發生的一個非常事件則可以暴露出康熙對弘曆政治上的期待。弘曆隨祖父康熙去木蘭圍場獵熊，後者有意安排他“初圍得獲熊之名”（《圓明園紀恩堂記》），當被打倒的熊突然站起來威脅弘曆時，康熙又冒著危險親自用火槍擊斃了它。康熙事後對他人說，弘曆的命很貴重，福分將會超過我的。
事實上類似的話說了不止一次。在到熱河胤禛的獅子園進宴時，康熙就連稱弘曆的生母為“有福之人”。這話究竟是暗示胤禛為皇位繼承人還是暗示在更遠的將來，弘曆可以成為大清朝的新皇帝，不好理解，但是毫無疑問，康熙對弘曆在政治上有所期待是不言而喻的。
這似乎是一個人的直覺，但是直覺驚人地預見了事實。若幹年後，弘曆長大成人，成為乾隆皇帝，他的處世態度、執政理念包括治國業績，都與康熙驚人地相似：執中而治，反對苛政，追求做一個完美的君主；在世俗的層麵上展開一場精神煉獄，寬以待人，追求做一個完美的人；執政時間長達六十年以上，繼往開來，開創盛世。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乾隆是康熙的山寨版，甚至是山寨升級版。在乾隆治下，帝國麵積無與倫比的大，版圖超過漢朝和唐朝，僅次於13世紀的蒙古帝國。帝國周邊有幾十個國家承認大清國對他們有宗主權。這是乾隆朝比康熙朝強的一個地方。另外一個強悍之處是在經濟上。康熙朝留給雍正朝的庫存現銀隻有800萬兩，而乾隆朝留給嘉慶朝的則有7000萬兩，是前者的近10倍，同時還有近3億子民，遠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2500多萬人口。雖然乾隆朝的人口暴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帝國版圖擴大所導致的，兩者不具備統計學上的比較意義，但毫無疑問，乾隆時期的大清國是一個大國。它向世界輸出價值觀（朝鮮、日本等國一直效法中國的價值理念與價值判斷），卻拒絕當時世界上其他國家與它平起平坐的任何可能。一般來說，能否向其他國家輸出價值觀，以及是否擁有數目龐大的附庸國，這是大國之所以成為大國的兩大標誌性符號，也是乾隆開創盛世的明證。
那麽，乾隆開創盛世的明證，具體有哪些呢？
主持纂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是乾隆集全國之力完成的一項規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參與者前後數千人，時間長達10餘年，這些文化界的精英們對各地圖書典籍進行了一次全麵係統地清理，選擇重要的刻本、抄本，繕錄采入《四庫全書》。對漢文明來說，這實在是繼明《永樂大典》後功莫大焉的事情。事實上《四庫全書》就是明《永樂大典》的精簡版，隻是這樣的一件事情由一個皇帝牽頭來做，又做得這樣認真、費心費力，無論其動機還是最終達成的效果抑或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稱道。
當然可以說是盛世之舉。所謂盛世修書，乾隆也需要這樣一項規模浩大的文化工程來對其盛世的確鑿性加以證明，其實麵子工程不麵子工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乾隆做了，留下了這麽一份文化遺產。
詩人。準確地說應該是漢詩人。乾隆和康熙一樣，勤奮好學，是多個領域的學者。也許方家還談不上，比如說不能稱他為文學家、語言學家、書法家和學者，但是“詩人”二字，乾隆還是可以擔得起的。乾隆一生喜愛作詩。據統計他寫的詩總計有4萬多首。毫無疑問這是個驚人的數字，因為《全唐詩》所收的有唐一代2800多位詩人的作品，才49000多首，乾隆可謂以一人敵數千人，或者說他撐起了一個時代，起碼在詩作數量上。也許我們可以質疑他寫的4萬多首詩的質量，甚至可以懷疑他是否請了槍手為其代勞，但我們不可以質疑的是他的誠心、熱心，對漢文明的誠心、熱心。畢竟一個人詩寫得有多好是不可求的，但是能寫多少卻是可以追求的。乾隆說他“幾務之暇，無他可娛，往往作詩”，又說“每天餘時，或作書，或作畫，而作詩最為常事，每天必作數首”。一個皇帝，對寫詩如此孜孜以求，漢文明的魅力真是無堅不摧了。
除此之外，乾隆還是一個有名的文物收藏愛好者。清宮書畫大多是他收藏的。一個每天臨摹，自稱最愛黃庭堅的書法愛好者，雖然他寫的字與黃庭堅的字實在是談不上形似，更別說神似了。從現在存世的乾隆書跡看，他的字雖然點畫圓潤均勻，結體婉轉流暢，但是缺少變化和韻味，並無明顯的成就，有評者稱其“雖有承平之象，終少雄武之風”。但是乾隆對書法的熱愛就像他對詩作的熱愛一樣，確實是瘋狂的。因為喜愛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乾隆在差不多50年的時間裏，在這幅隻有20多字的殘簡上寫滿了自己的題跋，總計達73處之多，完全淹沒了王羲之的真跡，但是乾隆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很有與名家融為一體的意思。
乾隆也許還是個三流的畫家。雖然他的畫跟字相比，水平又下了一個層次。不過乾隆的熱愛依舊是真實的。他酷愛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許是鑒識水平太低，乾隆一直賞玩不已的《富春山居圖》事實上是一幅假畫，到後來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真跡出現時，乾隆卻依舊認假為真，每天捧著假畫賞玩不已。在這幅假畫上，乾隆先後題跋55處。那份熱愛，依然虔誠。
可以這樣說，乾隆對漢文明的熱愛是全方位的，也是不偽飾的。這是一種文明對一個王者的征服。這樣的征服出現在盛世，有其象征意義，也有內在的曆史邏輯在起作用。乾隆終究逃不過這樣的曆史邏輯。他似乎也不想逃，而是沉醉其間，沉醉在先進文明的巨大覆蓋裏，不能自拔。
二
盛世修書，盛世也南巡。兩者一靜一動，構成了乾隆盛世的兩大指征。
應該說，乾隆南巡首先是出於政治目的或者說政治考慮。關鍵詞也許是這麽幾個。
穩定。明末清初，江浙一帶的反清鬥爭是相當激烈的，至乾隆時，雖然表麵上的鬥爭已經終止，但依舊有秘密組織或者說反清思想在活動，在傳播。這既是乾隆大興文字獄，實行誅心之治的主要原因和借口，也是他堅持六度南巡的目的所在。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乾隆6次南巡的時間表：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這6次南巡前後間隔時間33年，覆蓋了乾隆生命中最重要的時段，也覆蓋了這個王朝最鼎盛的時期。因為差不多在乾隆中葉之後，帝國就**不再了。乾隆的南巡見證了帝國盛極而衰的曆程，事實上也是盛極而衰的重要推手。
財政。江南地區富甲天下，是清政府的糧倉、聚寶盆。帝國的財政差不多有一半出自此地。江南穩則全國穩。乾隆6巡江南，除了政治自覺外還有財政自覺的考慮。這是乾隆朝財政安全的建構過程，乾隆在《禦製南巡記》中說：“予臨禦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二曰南巡。”在這裏乾隆把南巡和他的“西師”武功相提並論，很顯然是因為其南巡有著重要的政治經濟意義。
水患。乾隆朝水患頻仍，地方官員卻借水患之機中飽私囊，政風日趨敗壞。乾隆南巡時5次閱視黃淮治理工程,4次親勘浙江海塘，並指示清理杭州西湖，還在治理水患的過程中懲治腐敗，從而樹立了盛世之君的良好形象。這樣的形象實在是建構帝國新形象的需要。因為在封建專製結構的大清統治體係中，民眾其實普遍有著盛世明君的集體無意識，這樣的集體無意識是宣泄社會不公的一個假想出口或者說是減壓路徑。乾隆適時而來，走出大內，來到民間，高密度地推廣自身親民形象，象征性地減少社會不公的存在，這是他消解帝國政情民情信息不對稱的一種努力。無論從哪一個方麵來說，這樣的努力都是值得稱道的。
民心。乾隆推行誅心之治，也推行養心之治。這是一個帝王的左右手，乾隆知道如何左手握右手。在對文字和文人進行圍殲之後，乾隆也會滿懷對文明的敬意到曲阜祭孔，到文廟行禮，到書院臨視。當然，民心不僅僅是文心。帝國這麽大，事情這麽多，乾隆都要一一過問、解決。這是皇帝負責製的國度，但是皇帝和民眾同時遭遇了信息不對稱。真正知道信息的是龐大無比的官僚階層，可這些人往往不能做到信息的上傳下達。道理很簡單，在信息不對稱的時代，信息本身就是財富，掌握完全信息的官員們不可能賤賣信息，更不可能無償贈送信息，所以乾隆必須走出來，了解民心，安撫民心，頒布體恤民情的法令。這些工作，他隻有在路上才能完成。
乾隆除了南巡，還喜歡蓋園子，所謂皇家園林。皇家園林出現在乾隆盛世毫無疑問是意味深長的。和南巡一樣，園林其實也為乾隆起著證明的作用。這樣的證明似乎更加觸目驚心，更加可以傳之後世。南巡和園林一動一靜，動態的雖然當時轟轟烈烈，可最終走成了傳說，走成了虛無縹緲；園林雖然是靜態的，卻是靜得天長地久，靜得栩栩如生，觸之可及，觸之可親，觸之肅然起敬。這是乾隆的一個理性選擇。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以下的這些皇家宮殿園林：皇宮的寧壽宮及其花園、天壇祈年殿、清漪園（頤和園）、圓明園三園、靜宜園（香山）、靜明園（玉泉山）、避暑山莊暨外八廟和木蘭圍場等，這些華麗的建築除了圓明園被八國聯軍焚毀外，其他的都將證明一個人及其王朝的自信、野心。
乾隆的自信、野心他自己也有歸納。那就是“十全老人”，人世間九為至尊，所謂九五之尊，但乾隆是盛世之君。他要的不是九，而是十。乾隆自稱“十全老人”，是因為他覺得自己一生完成了“十全武功”——發動了10次戰爭，這10次戰爭簡單說來是指:1747年：平大小金川；1755年：平準噶爾部；1757年：再平準部；1759年：平回部；1769年：平緬甸；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1788年：平台灣；1789年：平越南；1791年：平廓爾喀；1792年：再平廓爾喀。
盛世的證明不可謂不廣大精深了。
三
“起承轉合”幾個字，互相都有關聯或者說因果關係。“承”與“轉”，就是在歲月靜好間靜悄悄嬗變的。
乾隆六十年是1795年。這是18世紀的黃昏。在21年前，美國開始了獨立戰爭；15年前，美國科學院在波士頓成立；9年前，瓦特改良蒸汽機，西方開始了工業革命；6年前，華盛頓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同年，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大革命，《人權宣言》問世。差不多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乾隆做了太上皇。
有一些跡象表明，乾隆有嚴重的權力崇拜症狀。這位“千古一帝”在傳位前表示：“朕仰承懋眷，精神強固，未至倦勤。”“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大端，豈能置之不問，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秉承，不致錯失，豈非國家天下之大慶。”“部院衙門並各省具題章疏及引見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批閱，奏知朕辦理。”（《高宗實錄》）同年12月，乾隆帝又發出諭旨：“朕於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著書太上皇帝，其奏對著稱太上皇。”（《高宗實錄》）這樣的權力切割與再分配模式清楚地表明，乾隆不僅沒有放棄軍事權和人事權，就連日常的行政運作乃至於公文批複（行政權）他也要“嗣皇帝……奏知朕辦理”。
如此，嗣皇帝也就是嘉慶皇帝成了一個見習皇帝。一個沒有獨立政治見解、政治人格的符號皇帝。但是乾隆的強悍之處在於，即便如此他也要引進一個人，來製約嗣皇帝趁他老邁無力時有可能發動的篡黨奪權之舉。
這個人就是和珅。
和珅的出身很一般，文化程度不高，是秀才而不是舉人，稍通文墨而已。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時和珅隻是個長得不錯的三等侍衛，看不出在政治上有任何飛黃騰達的可能。但是6年之後，和珅先是升任禦前侍衛和副都統，然後是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兼內務府大臣，兼步軍統領，兼北京崇文門稅務監督。這都是些肥缺。乾隆似乎要把所有的好處都給他一個人，讓和珅兼管財政、京畿軍事防衛，並擔任實際上的宰相；而崇文門稅務監督確保和珅撈到足夠的好處。隨後，和珅爬過戶部尚書、都統、內務府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軍機大臣、議政大臣、禦前大臣、理藩院尚書、四庫全書館正總裁等職位，直達權力中樞。1790年，和珅的兒子和乾隆最小的女兒結合了，由此，和珅成為和乾隆走得最近的人，從而構成了乾隆晚期權力隱三角中不可或缺的一角。
乾隆的良苦用心至此浮出水麵——他對和珅所有的恩寵隻是為了製衡嘉慶皇帝，確保自己太上皇的地位和最高權力不受侵蝕！
這是一個帝王的私心，毫無疑問，這樣的私心對帝國來說極具危害性。最直接的一個損害是行政效率的下降，統治力大不如前。因為乾隆老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已85歲。關於乾隆的老態，由清廷返國的朝鮮使者這樣向他們的國王報告：“太上皇容貌氣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劇。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故侍禦左右，眩於舉行。”（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而乾隆六十年（1795年）禪位後僅7天，波及麵積達五省的白蓮教大起義爆發，乾隆以老態龍鍾之軀，領和珅嘉慶兩個互有戒心之人，應對帝國猝然之變，其效率可想而知。可事實上此時的嘉慶皇帝37歲，正是年富力強一展身手的時候，乾隆卻對他棄而不用，大權獨攬，萬事讓和珅去辦，而和珅名不正言不順，又時時顧忌嘉慶皇帝對自己的看法，縮手縮腳，當斷不斷，致使白蓮教大起義在9年之後才被彈壓，耗銀無數。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的一天，一件得以洞悉乾隆私心的事情發生了。這一天，湖廣總督畢沅給太上皇乾隆上疏，內有“仰副聖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的字句。這樣的字句讓乾隆龍顏大怒——嗣皇帝什麽時候宵旰勤求了？一切還不都是他老人家在操勞嗎？
權力隱三角一方麵造成了權力運作過程中的空洞化和泡沫化，致使皇權的內阻力持續加大，另一方麵也導致了貪腐盛行。這其實是權力三角模式的潛規則或者說副產品。表麵上看，權力三角互相製約，可以克製權力高層的貪腐行為，但事實卻正好相反。在這裏，和珅和乾隆皇帝心照不宣地做了一個交易或者說贖買。可以說和珅的貪腐行動是得到乾隆默許的——非如此，和珅不可能豁出身家性命為其製衡嘉慶的蠢蠢欲動而奔前跑後。
和珅就這樣成了盛世的蛀蟲，在盛世之君乾隆的眼皮底下。與此同時，大大小小的蛀蟲在帝國上上下下爬行，各種腐敗大案層出不窮：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發生了兩淮鹽政高恒、普福和鹽運使盧見曾貪汙鹽引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發生了前甘肅布政使王亶望等合夥貪汙捐納監生所交賑災銀兩案；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發生了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於易簡虧空國庫案；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發生了江西巡撫郝碩、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等勒索屬員巨額銀兩案；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發生了浙江巡撫福崧索賄、侵吞公款等案。
這真是上行下效的結果，也是和珅效應的大發酵。乾隆雖然大力彈壓，可和珅不倒，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乾隆所做的一切便收效甚微。這是乾隆困局。乾隆終其一生無法破局。在最高權力的**麵前，他終究不忍下手除去和珅，隻將這世紀難題留給後來人。
盛世終於隨之坍塌。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帶著對最高權力的無限眷戀與世長辭。5天之後，嘉慶帝動手。他下諭宣布，革和珅職，下獄問罪，抄沒家產。史載，和珅被抄出來的家產包括：赤金元寶100個，每個重1000兩，估銀150萬兩，赤金580萬兩，估銀8700萬兩，元寶銀940萬兩，白銀583萬兩，蘇元銀315萬兩，當鋪75座，本銀3000萬兩，玉器庫兩間，估銀7000萬兩，地畝8000餘頃，估銀800萬兩。總值約達8億兩白銀。
毫無疑問，這是那個已經遠去的盛世的漏洞，大漏洞。隻是盛世不再，漏洞無人能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