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輯世事流變

前200年

光緒二十三年之前的200年，是公元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係丁醜年（牛年）。

這一年康熙皇帝43歲，距離他14歲親政已經過去29年，在龍椅上還要坐26年。這一年大清帝國還似朝陽一般，在傳統政治製度治理下蒸蒸日上。3月，康熙皇帝親自出征，噶爾丹眾叛親離，走投無路，被迫自殺；6月，哈密維吾爾首領額貝都拉助清廷平定噶爾丹叛亂有功，被冊封為“一等劄薩克達爾汗”，其部被編為蒙古鑲紅回旗，爵位世襲；而德國著名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茨在這一年寫出了《中國近事》一書，主張歐洲人學習中國的實用哲學、開展歐洲文化與東方文化的交流。這從一個側麵佐證了帝國的強大。

一

在王朝起承轉合的“起”裏，一切從頭說康熙。

其實，對於一個帝王來說，生命的質量或者說奔放程度是很難量化的。壽命的長短貌似是一個指征，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曆史上多屍位素餐的皇帝，他們活得再長久，也隻是行屍走肉。

所以，需要的是活力。

是怒放的生命。以及怒放生命背後對自身的體察，對世事的包容。

康熙親政之後，從康熙十年（1671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51年間，他在全國“暴走”了150多次,6次南巡，裏程難以計數，終於成為史上最強的皇帝。也是個“在路上”的皇帝。

康熙一直在路上。當然萬事都有起點，特別是對南巡這樣的大事件來說，康熙的第一次尤為重要。那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這一年，他的心情很好。因為就在兩年前，康熙平三藩，一年前，收複台灣。帝國頓時風平浪靜、四麵凱歌。人生在突然間失去了目標，康熙便有些空虛，可這個國家又是無與倫比的大，他接下來產生了行走的衝動。

當然，從衝動到現實，需要人事的依托。有兩個人促成了康熙生命中的奔走之舉。

翰林院編修曹禾和吏科掌印給事中王承祖。

此二人以為，盛世需行走。盛世之君尤需行走。走出去看一看，才能看到天下之大美無言，看到一個王朝的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那麽康熙走過哪裏，又看到些什麽呢？事實上從曆史的記載來看，他的行走首先是一次人文行走。康熙來到泰山，到泰山極頂“孔子小天下處”體味“天下在眼中”的意境；他渡過黃河、渡過長江，目擊兩大文明的漸次更替與此消彼長；隨後他來到江南，在金山、焦山以及蘇州虎丘看江南草長鶯飛、柔順可人……這些行走毫無疑問豐滿了康熙的人生經驗，但康熙卻不滿足於此。因為他的行走不是膚淺的、平麵的，而是深刻的、立體的、是讓現實向曆史致意的。康熙在過蘇州虎丘等地後，專程來到江寧，祭奠明孝陵，並寫下《過金陵論》一文，與已故的明君探討王朝得失的政治智慧和為人君者的酸甜苦辣；康熙還走到曲阜，致敬孔廟，遊孔林，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禮，並且在詩禮堂聽監生孔尚任講經。康熙對中華文明淵藪的頂禮膜拜毫無疑問表達了一個帝王的價值取向與學習趣味。作為一個學習型的皇帝，康熙在這方麵應該說是身體力行的，不僅僅做個姿態而已。

當然，要是細心考究的話，康熙6次南巡還有很強的政治意味在裏頭。康熙首次南巡時沒有帶皇子隨行，從第2次開始，他就有意帶皇子們出來走走看看，一方麵豐富他們的人生閱曆，另一方麵也有從中考察他們素質、能力與人品的意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第2次南巡。他隻帶了皇長子胤禔隨行，皇太子胤礽和諸皇子隻能在康熙結束南巡後跑到天津碼頭去接駕；第三次南巡時康熙帶的皇子比較多，除了皇長子胤禔外，還有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禎。皇太子胤礽仍舊沒有隨行。直到康熙第四次南巡時，皇太子胤礽才有機會跟著父親出去走一走。但他的運氣似乎格外不好，剛走到德州就生了一場大病，趴半道上了，搞得康熙興致大減，隻得臨時決定先回京再說。這樣的遭遇體現在立儲問題上，康熙也是矛盾重重。皇太子立了再廢、廢了再立，立了又廢，二立二廢中，皇權政治在一路行走裏隱晦曲折地表達出來，其中深意大可玩味。

皇權政治是一方麵，官場政治則是另一方麵。在康熙曆次南巡過程中，大清官場的政治生態也體現得淋漓盡致，負責接待的地方官員與康熙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貓與老鼠的遊戲，雙方的互動或者說博弈於無聲處聽驚雷，很微妙，有時也很暴力。江寧巡撫宋犖因為3次接駕有功，康熙稱讚他“爾做官好”；曹寅因4次接駕有功，又個人捐銀5萬兩修建康熙行宮，受封為通政使銜。與此相反，江寧知府陳鵬年因為對接待工作出工不出力，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被奪官，最後進了武英殿當一個修書的小編輯，了此殘生。

但是康熙的馭臣之道並非賞罰分明這麽簡單。有時候官員們工作做過頭了，也會挨批。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到江寧，見玄武湖中擺放了很多豪華彩船歡迎他，很有浪費民力的嫌疑，康熙就語重心長地批評兩江總督傅拉塔，要他愛惜民力，不要一味逢迎。傅拉塔當然是比竇娥還冤：憑什麽曹寅捐銀五萬兩可以青雲直上，而他卻費力不討好？！隻是這樣的“冤情”他沒處說去。作為康熙的領導藝術，要的就是手下官員們永遠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所謂聖心不可測也。

康熙除了南巡，另外還有北狩。從某一個方麵來說，北狩比南巡更能體現其生命的怒放和意識覺醒。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在塞外設立木蘭圍場。這個圍場麵積不是一般的大，那是相當的大。南北達200餘裏，東西長300餘裏，是比一座大山還來得龐大的野生動物棲息地。此後，康熙差不多每年五月就要離京去木蘭圍場打獵。毫無疑問，這是他的生命狂歡與碩果累積，因為每年都有所得。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驚喜地發現，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件非常令他驕傲的事情：“朕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十四、狼九十八、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曾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得此一日之數也。”（見《清會典事例》）一天之內射兔318隻，這絕對是個駭人聽聞的數字。雖然康熙圍獵，幫手多多，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有如此成果，還是能說明這個帝王張揚的生命觀和“我能我可以”的自信心態。

張揚和自信的其實不僅僅是康熙一人，而是整個王朝。為了弘揚八旗軍的亮劍精神，康熙要求兵部下達文件，每年派兵12000名前往木蘭圍場輪訓，重新體驗生命的**與叢林法則。最主要的，這種輪訓不僅在官兵之間進行，康熙還將範圍擴大到文職高官。《清實錄》裏記載說，“部院衙門官員，不諳騎射者多”“行獵亦著一並派出，令其嫻習騎射”。

於是，怒放的生命從一個人擴展到一群人身上。這個帝國的精英階層人人居安思危，於盛世中不斷挑戰自己——發現目標，攻擊目標。執行，沒有任何借口。而獵場合圍則體現了一種團隊精神。《承德府誌》中生動地描述了這樣的場景：發現有熊虎等大型猛獸時，康熙先衝上去過把癮，舉槍或搭箭射擊。如果不中，康熙閃，禦前大臣頂上，進行追射；再不中的話，隨圍官兵入場，策馬追殺，必欲除之而後快。如此，很少有野獸能全身而退的。

它們其實死在了一種精神之下。

這種精神，自晚明以來已經不複存在了，可康熙卻將它重新召喚了回來。它首先是一種帝王精神，明朝萬曆皇帝懶於理政,20多年不去上班打卡，自個躲在後宮生悶氣，大明朝的精氣神到了他那兒，算是斷了，而康熙禦門聽政，每天樂此不疲；木蘭圍獵，提升生命底氣，帝王精神，自是氣象萬千。

其次，它還是一種同心精神。熊虎等大型猛獸出現時，康熙為什麽敢先衝上去射擊？就是因為他相信，他的身後有團隊，他身後的團隊是跟他同心同德的，是可以以性命托付的。從他而下到禦前大臣，再到隨圍官兵，每個人都把自家性命托付給下一個團隊鏈條，那些團隊鏈條上值得信賴的生命體，這真是帝國最生動最有價值的部分。反觀崇禎朝，崇禎帝一人不可謂不勵精圖治，宵衣旰食，試圖挽狂瀾於既倒，而他身後的團隊，卻個個束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以至於崇禎在煤山吊死之前悲憤地說出“文臣個個可殺”的話語。這應該說是同心精神的失落。熊虎等大型猛獸出現了，崇禎隻能孤身一人衝上去射擊。他的身後，站滿了隨時準備拔腿開溜甚至拿起石頭要砸他的人兒，這樣的末世情景，毫無疑問是令人傷感的。

所以，兩相比較，可以得出結論：康熙是開風氣之先的，以他張揚的生命態度。雖然他不是立世之君，但是開一代王朝萬千氣象，康熙無疑是做得最好的那一個。

二

一個在體能上完全超越自己的人，在精神上也不可能自甘墮落。這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

曾經在康熙身邊工作和戰鬥過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在回國後獻給法蘭西皇帝的《康熙帝傳》中，這樣寫康熙的人生趣味：

康熙皇帝不僅能夠抑製住憤怒的情緒，而且對其他感情，尤其是最強烈地統治亞洲各國朝廷的情欲也能加以抑製。在中國從古至今始終把縱欲視為墮落行為，可是按照習俗又是允許的事情。在後宮裏，處處散發著墮落的氣息，供養著許多從全國最漂亮的美女中挑選出來的宮女，供君主任意挑選。這些宮女先獻給皇上，否則不能出嫁，這是韃靼人的風俗。君主如果對獻上來的美女感到滿意，即可留在身邊，這些美女的父母則以此為莫大的榮耀。

這種墮落的習俗，損害了中國多少皇帝的身心健康，同時也是發生各種動亂的重要原因。這些中國皇帝隻是聽憑宦官或大臣們管理朝政，自己並不過問政事，深居後宮，沉溺於美女與酒色之中，一味尋歡作樂。

然而，現在統治著中華帝國的康熙帝，非但不沉溺於女色之中而且意識到必須采取一切辦法加以擺脫。

兩三年前，康熙皇帝巡視南京地區，駕幸南京市時，地方長官以貢品的形式獻給皇上七個最漂亮的美女。皇上雖然收留了她們，但連看也不看一眼。幾名宮內府官員利用與皇上接近之便，恭敬地推薦了可能使皇上動心的美女。從此以後，皇上對他們冷眼相待，並且把他們分別判處了不同的刑法。由此可見康熙皇帝對可能**和腐蝕自己心靈的東西，是如何警惕啊。

的確，康熙的人生趣味迥異於尋常皇帝。他似乎是一個完美皇帝，對人類文明的成果有著超乎尋常的興趣。他天生就是為學習而生的人。雖然順治也愛好學習，但是和康熙相比，那就不是一個等級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一天，康熙與臣下大談天文、地理、算法、聲律之學，他手下的官員對他崇拜得如滔滔江水綿綿不絕，由衷讚歎：“皇上天授，非人力可及。”

上天也真是給了康熙格外的任務。在一天射兔318隻的基礎上，又讓康熙在精神層麵上有所超越。現在，如果讓我們從曆史的字裏行間仔細搜索，也許可以發現，康熙就是那種為奇跡而生的人。他在創造一切，以帝王之尊挑戰人類的學習極限。康熙經驗證明，關於知識或者說人類文明，其實可以這樣擁有——

理學家。康熙的時代，是天崩地裂的時代。王朝更迭的速度之快，對世道人心的認知顛覆之快，都超出了時人以往的常規經驗。出現了一股懷疑主義思潮。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開始著書立說，深刻懷疑程朱理學。事實上這種懷疑是致命的，致王朝的命。因為對三綱五常的懷疑特別是對“君為臣綱”理論的懷疑讓康熙覺得，必須在全國上下統一思想，掀起一股人人愛理學、人人用理學的學習實踐新**。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自己必須快速成為一個理學家。一個可以戰勝一切的理學家。

康熙做到了，不僅在充電後成為一個理學家，還是一個有自己獨立思考能力的理學家。比如在知與行的關係上，康熙創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見解：“畢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虛知耳。”這樣的見解毫無疑問是對朱熹認識論的發揚光大。在對“格物致知”的看法上，康熙也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康熙通過學習西方文明和自然科學知識，將其與程朱理學融會貫通，竟然使自己成為一個樸素的唯物主義者。這是康熙的一個新發現，也是這個帝國的新發現。康熙這個新理學家意外地站在了時代前沿，看到了前人和他人看不到的風景，擁有了在這之前從未有過的認知世界的新眼光、新視界。

數學家。康熙是狂熱的數學發燒友。康熙在他的執政生涯中曾經係統地學習過中西方數學知識，包括代數、三角、對數以及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和巴蒂斯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這是一種融會貫通的學習，也是學用結合的學習。因為學到後來朝臣們驚駭地發現，這個皇上簡直是太神了，竟然會計算物體的麵積和體積、河水的流速，還會測量緯度，甚至會觀察天體運行，糾正欽天監的錯誤。這簡直是數學家和天文學家的二合一啊！

地理學家。康熙是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地理學家。他六次南巡，從康熙十六年（1677年）開始常年出塞北狩以及數度征戰，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人走得比他多，比他遠。所以對地理學，康熙的感性認識是非常豐富的。與此同時，他也加強理論學習。《水經注》《洛陽伽藍記》《徐霞客遊記》等中國傳統地理書籍以及《西方要紀》《坤輿全圖》等西方地理知識都是他學習的對象。康熙還學以致用，經常帶上欽天監官員和相關儀器，對所到之處進行天文地理的考察。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這位野心勃勃的皇帝兼地理學家還親自派人對黃河源地理環境進行考察，考察完成後，康熙還寫了一篇題為《星宿海》的考察報告，詳細記錄了黃河源的有關情況。此後不久，康熙還組織了一次考察。這次考察可以說是當時每個地理學家的夢想——進行全國地圖的勘測。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也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康熙完成了，用時9年。康熙旗下的測繪隊走遍全中國，繪製了一幅“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李約瑟語）。康熙將這幅全國地圖命名為《皇輿全覽圖》。《皇輿全覽圖》不是一幅簡單的中國地圖，它在繪製過程中還有一個重大的發現，那就是在實踐中證明了牛頓關於地球為橢圓形的理論。也許這功勞不能完全算在康熙頭上，可要是沒有他的大膽決策和遠見卓識的話，這樣的證明也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作為一個地理學家，康熙對這個學科毫無疑問是有突出貢獻的。

植物學家。植物學家康熙非常熱愛植物，這種熱愛首先來源於對農業的熱愛。每年仲春，康熙都會來到先農壇推幾趟耒，以向全國農人發出勸耕的倡議。為了把南方的水稻移植到北方，康熙還在中南海開辟試驗區，進行早熟新稻種的培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的努力獲得了成功，康熙牌早熟新稻種被命名為禦稻米，這種稻米色紅粒長，氣香味濃，很有皇家氣派，康熙決定從這一年開始向大江南北推廣種植雙季稻，以求一歲兩熟。

對作為農業之本的水稻康熙如此用心也許有他政治層麵上的考慮，但是作為植物學家，康熙熱愛植物則完全是天性和興趣使然，康熙一生重點研究過的植物有20多種，他對這些植物的產地、生長期以及性能、用途等都了如指掌。在康熙研究過的20多種植物中，親自試種過的有10多種。康熙還將他的研究和體會命人編撰成書，取名為《廣群芳譜》。

醫學家。康熙對醫學的研究也有自己的心得。他不僅懂養生之道，還了解人體解剖學。為了了解人體內部結構，康熙曾經命巴多明用滿文翻譯法國醫學家皮理所著的《人體解剖學》，並將人體內髒的圖例與中國醫學上的有關記載做了對比，在他身邊工作過的法國傳教士張誠，在日記中就曾經這樣寫道：“皇上在這次談話中得知我們已經寫出一些材料，放在我們書房裏，他便派禦前一個太監隨我們去取。這份論述消化、營養、血液變化和循環的稿子，雖然尚待寫完，但我們已經畫出一些足以使人領會的圖例。皇上仔細翻閱，特別是關於心、肺、內髒、血管等等部分，他還拿起稿子與一些漢文書籍上的有關記述相對比，認為兩者頗為近似。”康熙還親自當醫生，給手下官員開方治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江南織造曹寅得了瘧疾，康熙就令人給他送去金雞納服用。

三

一個人在人格上的修為其實很大程度上要看他對這個世界有沒有悲憫心。康熙在體格上超越自己，在知識上豐滿自己。降鼇拜、平三藩，收台灣，處事老練，進退有據，已然是完人氣象了。

但是從修為層麵上說，僅有這些還是不夠的。因為以上所述都是功利性的東西，不錯，康熙是在建功立業，但充其量也隻是建功立業。一個人能不能成為一個大寫的人，還要看他對這個世界有沒有悲憫心、同情心。

這一點，康熙依然做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在一年之內發布了四道具有人本關懷色彩的諭旨。6月，康熙發布命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領下的奴仆隨主人殉葬；8月，他又下令禁止主人逼死奴婢；9月，康熙發布命令，逃人在外娶妻所生的子女，如果已經聘嫁，不許拆散，使骨肉分離；10月，康熙下令禁止遺棄嬰兒。雖然在現代社會，康熙所關心的這些內容已是人類文明的常識，但是在他那個時代，回到常識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重要的是康熙有這個意識。於一片蒙昧之中率先覺悟並且身體力行，隻能說是他的悲憫心在起作用。

類似的例子當然還有很多。同樣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有一個姓朱的明朝遺族因為留發被抓，按大清律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應當問斬。但是康熙卻為其辯護，稱這位姓朱的明朝遺族是一位普通百姓，沒有知識，可免其一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秋，康熙南巡山東，為了避免車駕踐踏山海關農田裏的莊稼，他命令取道塞外，避開山海關繞行山東。康熙的悲憫，其實就體現在他能夠設身處地，知道稼穡的艱辛與民生疾苦。

當然，悲憫是多層次的，也是時時處處的。對弱勢群體，康熙有悲憫心，同樣，對他的手下臣工，康熙也有悲憫心。康熙每天禦門聽政，自己天不亮就起床，摸黑視朝，辛苦自不待言。可聽說有些大臣因為居住地較遠，每天三更就要早起，四五更到朝，康熙就決定變更朝見時間，向後順延一小時，同時為了照顧那些年老的大臣，康熙特許他們可隔兩三天前來啟奏，而他自己，仍舊是每日認真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