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100年

清王朝起承轉合中，真正的轉折出現在嘉慶王朝。在嘉慶中衰的時移世易中，光緒二十三年的悲愴命運其實已被悄悄框定。如果從光緒二十三年上推100年的話，正是嘉慶二年（1797年）。

不過，站在世界曆史的背景上看，嘉慶王朝卻還是欣欣向榮的，起碼從表麵上看是這樣的。

嘉慶四年（1799年），嘉慶親政第一年，大清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世界GDP的44％，這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教授在20世紀30年代的研究成果。

公元1799年是18世紀的最後一年,18世紀毫無疑問是中國世紀。18世紀的第一年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在隨後的整整100年中，康熙、雍正、乾隆這3個清朝最具影響力的皇帝不僅影響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所以當嘉慶皇帝在世紀之交成為這個大國新的領導人時，人們有理由相信,19世紀也是中國世紀。

因為基礎太好了。此時大清國的人口已達3億，到19世紀中葉，大清人口據統計竟達4.3億（見徐中約《1600—2000:中國的奮鬥》）。無論是從GDP還是人口總量的增長上，大清都是當時世界上無可爭議的大國。

但是，一些微妙的跡象開始顯現。嘉慶十二年（1807年），美國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艘輪船。嘉慶十九年（1814年），英國發明火車機車。此後不久，世界上新發明的蒸汽機功率達400萬匹馬力，相當於4000萬人的能力。而在當時的大清國，人力還是最主要的動力源。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嘉慶皇帝猝死那一年，英國一台機器紡紗機的生產力相當於當時大清國內手動紡車的200倍！一種南轅北轍的趨勢已是顯而易見。

嘉慶卻看不到這一切，或者說看到了也裝作看不見。事實上他正被國內眾多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所糾結，也被他自身守成、懦弱、勤奮、自怨自艾等多重矛盾性格所糾結。在清朝入關後的10個皇帝中，嘉慶排名第五。這是中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終點，如果不有所作為特別是有所突破的話。其時，帝國的危機開始顯現，一切需要大手筆、大氣魄、大突破。但是嘉慶卻“自念微才薄，難承錫命優”“一己愚哀頻戰栗”“自愧凡材何以報”，他在《十全紀實頌》中追述自己被宣布為太子時的心情：“聞命之下，五內戰兢。”這既是自謙，其實也是自卑。一個統治3億多人口大國的國君，毫無治國的信心，更無突破陳規的治國理念與放眼世界的視野和胸懷，帝國的中衰至此已是呼之欲出了。

帝國在嘉慶手中沒有中興而是走向中衰，原因是遭遇了難題。嘉慶難題是世紀難題，也是中國難題。因為它不是尋常的中國式智慧可以突破的，特別是對嘉慶這樣一個在乾隆的餘蔭下雖然有所作為卻做不到有所突破的人君來說，更是如此。那些光榮的帝王已經隨風而逝，他們似乎無所不能，開創一切，戰勝一切，遇魔斬魔，遇佛弑佛，這是一種氣質，也是一種能力。但是嘉慶不具備這樣的氣質和能力。他隻是個平庸的守成之君，對付曆朝沿襲、司空見慣的統治難題已是力不從心，更遑論世紀之變的世界難題了。嘉慶皇帝禦國25年對他來說是且戰且退的25年，當傳說中那個宿命的驚雷（民間野史認為嘉慶皇帝是遭雷擊而死）帶走這個可憐的人君時，嘉慶帝的心情也許是釋然的。

的確，對他來說，一切都結束了。但是對帝國來說，一切都不可能結束。一切都還在路上。這是帝國的尷尬與迷茫。它們曆曆在目，宛如傷花怒放，痛並鮮豔著。

一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太上皇與世長辭後的第2天，嘉慶皇帝召集在京軍以上幹部談話。口氣之嚴厲，前所未見。他說：“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為事，惟思玩兵養寇，借以冒功升賞，寡廉鮮恥，營私肥橐。”還說在京的軍官們“遇有軍務，無不營求前往”，目的隻在斂財。這些人從軍營回京後，“家資頓增饒裕”。接下來的套路都是大同小異，那就是請假回老家，借口祭祖省親省墓之事，“回籍置產”。嘉慶通過嚴厲的訓話，將乾隆末年以來形成的軍隊腐敗現象第一次公之於眾，令人頓感政壇出現了異動。

大清政壇的確出現了新思維。嘉慶的正月談話事實上傳遞了這樣一條信息——他的時代到來了。這是有所作為的時代，也是與以往不同的時代。嘉慶甚至提到了他父親：“皇帝臨禦六十年，天威遠震。凡出師征討，即荒徼邊外，無不立奏**平。從來未有數年之久，糜餉數千萬兩之多，而尚蕆功者。”這是借乾隆之名敲山震虎，意有所指。

而接下來一句“近來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凡軍營奏報，小有戰勝，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申飭。有一微勞，旋經賞複。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旨，亦未審辦一人”，卻似乎是對乾隆朝的政策或者說行政作風提出了批評。這種批評貌似委婉，卻相當的振聾發聵。因為這是乾隆太上皇與世長辭後的第2天，這樣的話出自謹小慎微、一貫唯唯諾諾的嘉慶帝之口，很是令人大跌眼鏡。

也令人膽寒。

特別是和珅。

這一天，和珅有了兩個發現。一個是關於軍機處大臣福長安的。他被解職了。由於福長安與和珅是利益共同體，嘉慶在談話之後一舉拿下福長安的職位，意圖很明顯——衝著和珅來的；二是關於和珅自己的。和珅和福長安被分派晝夜守靈，不得擅離。嘉慶帝的這個舉動相當的意味深長。從好裏說，是他們受嘉慶皇帝的器重，為太上皇守靈；從壞裏說，他們事實上被軟禁了，在最關鍵的時刻失去了有所作為的時間和空間。聯係到福長安的被解職，和珅隻能做出悲觀的猜測。

嘉慶耐人尋味地做了一個指示，規定從今以後“有奏事者……皆得封章密奏”。改明奏為密奏，個中意圖有著強烈的暗示性。給事中王念孫等官員就收到暗示了。他們當日上疏彈劾和珅弄權舞弊，犯下大罪。毫無疑問，這樣的彈劾是嘉慶皇帝所需要的。因為三天之後，和珅就被革職，逮捕入獄了。

10天之後，和珅發現自己的生命走到了盡頭。受嘉慶的再一次暗示（事實上和珅被捕就是個強烈的暗示信號），在京文武大臣會議列出和珅20大罪狀，奏請將他淩遲處死，嘉慶諭示“和珅罪有應得”，賜自裁。

這是嘉慶四年（1799年）嘉慶皇帝的正月行動，自乾隆太上皇與世長辭，到正月十八和珅“賜自裁”，剛好是半個月時間。這是改變曆史命運的半個月，也是展示嘉慶皇帝處世身段與執政手腕的半個月。他的霹靂手段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和康熙除鼇拜相比，嘉慶的行動也毫不遜色。鼇拜是權臣，和珅也是權臣。被革職前，和珅是首輔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步軍統領、九門提督，可謂位高權重，一呼百應；鼇拜黨羽遍朝廷，和珅也是在乾隆朝受寵多年，諛附著眾，但嘉慶帝還是出手了，並且一擊成功。

接下來的收官其實比出擊更重要：和珅死黨，是一一收拾，除惡務盡，還是為穩定計，概不追究？事實上這是個兩難選擇。取前者，人心是大快了，但是帝國也差不多要完蛋了。誰知道和珅死黨的水有多深？這個時代人人一臉無辜，卻個個心懷叵測。似乎沒有誰是清白的。拔出蘿卜帶出泥，泥是什麽？是大清國的國本啊，不能輕易動的；取後者，穩定的問題是解決了，可發展的問題沒解決。後和珅時代，一群麵目可疑、心懷叵測的人與龍共舞，這是龍的悲哀，也是帝國的悲哀——大家稀裏糊塗往前走，走到哪兒是哪兒，直到走不下去，直到一腳踩空……

嘉慶最後選擇的是後者。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也就是在賜和珅自裁的第二天，嘉慶發布安官告示。指出和珅案“惟在儆戒將來，不複追咎過往，凡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清實錄》）。這等於是給該案定性：蘿卜是蘿卜，泥是泥。蘿卜是有罪的，裹在蘿卜身上的泥是無辜的。嘉慶以壯士不斷臂的苟且態度了結和珅案，很遺憾地為帝國的發展留下重重隱患。

所以嘉慶畢竟隻是嘉慶，而不是康熙。這是患得患失者與大刀闊斧者的區別，也是術與道的區別。不過嘉慶沒有想到，求術得術，他的報應或者說帝國的報應很快就來了。因為沒有對腐敗現象斬草除根，腐敗也就遍地開花了。這其中最典型的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開始至嘉慶十一年（1806年）案發的直隸官員貪汙窩案，涉及24州縣，共貪庫銀31萬餘兩。此案牽涉人員之廣，發案時間之長，涉及州縣之多，作案手段之猖狂，都是前所未有的，以至於嘉慶後來震驚地說：“將國家正帑任意侵吞，明目張膽，毫不忌憚……為從來未有之案！”

此外還有湖北武昌五縣任意侵吞庫銀案，山陽縣知縣王伸漢虛報戶口貪汙殺人案，湖北襄陽道員胡齊侖侵蝕軍需案，等等，都是當時轟動一時的大案要案。

更要命的是不僅地方官員大量涉案，連查案的官員也陷進去了。嘉慶十一年（1806年），總管內務府大臣、刑部侍郎廣興到山東查案，受賄白銀數萬兩，後又到河南查案3次，共受賄白銀23000兩。在行賄人中，竟然包括河南巡撫馬慧裕以及當地司道等。所以嘉慶帝國的官場腐敗可以說是雙重的，一方麵查案人有問題，另一方麵被查的當地官員也有問題——以帝國之大，要找一塊淨土確實不容易！

事實上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能查出問題來的官員還是輕的，大量的是查不出責任人可問題又確確實實存在的。嘉慶十七年（1812年），嘉慶皇帝下令調查各省積欠錢糧及耗羨雜稅，結果出來的數字竟然近2000萬兩之多！這些本該上繳國庫的款銀為什麽會收不上來呢？沒有人告訴嘉慶帝一個準確的答案，嘉慶也不可能知道這近2000萬兩款銀有多少是確實收不上來，又有多少是進了地方官員個人腰包的。這是嘉慶難題——他想查卻又不能查。因為除奉天等5省外，全國其他各省差不多都存在這樣的問題。怎麽查？查出來後又怎麽懲處？這都是異常敏感的問題。所以嘉慶最後的選擇是不查。因為為了穩定大局，不查比查好。

當然，嘉慶不可能無為而治。他實在想當一個有所作為的帝王。嘉慶選擇了高瞻遠矚，從源頭抓起，重塑帝國的官心與民心。他專門抽時間撰寫了《義利辨》《勤政愛民論》等文章，下發全國，試圖以德治國。嘉慶語重心長地告訴官員們，搞腐敗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後沒有一個人可以善終。為此他提出：“害民之官必宜去，愛民之言必宜用。”提拔了一批相對來說還比較幹淨的清官。與此同時，嘉慶皇帝“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以為廣大官員的典範。他下令廢除年節時大臣們進獻如意的老規矩，並指出：地方官員們操辦的各種貢物，都不是自己掏腰包買來的，而是從州縣以下層層敲詐而來。這裏麵就涉嫌貪腐了。而且那些上呈的古玩珍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糞土不如。嘉慶規定——今後凡是進呈違禁寶物的官員，都要予以懲處，絕不輕饒。為了深入貫徹廉潔愛民的精神，嘉慶甚至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舉動：當他聽說由葉爾羌解運進京的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時，便傳下諭旨，不論這些玉石運到何處，都要棄在當地，無須繼續前行。

嘉慶就這樣以他的精神潔癖來對付帝國無所不在的洪水猛獸。這實在是一種悲壯的抵抗，嘉慶一人站在道德高地上振臂高呼，他以為應者雲集，以為人心向善，但是腐敗的洪水四處蔓延並最終淹沒了他。這可以說是一種悲劇，製度性悲劇。終嘉慶一朝，人口增加了7000多萬，可土地的麵積並沒有增加，帝國的歲入也沒有多大的增加。由於在財政收入上沒有製度性的突破和改變，嘉慶隻能萬事“省”字當頭，這其中也包括少發官員們的工資。基層腐敗包括高層腐敗便成了製度困境，貪腐官員前赴而後繼了。

也許不能說嘉慶不明白這一層。因為他也設置了養廉費試圖高薪養廉，但是帝國財政總的盤子就那麽大，所謂的高薪養廉雲雲，實在是海市蜃樓，於事無補。再加上貪腐世風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所以嘉慶的抵抗注定要以失敗告終。

自始至終，他隻是一個人在戰鬥。而他的敵人，萬萬千。

二

除了貪腐，帝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疲軟了。

也許是乾隆朝實在漫長得可以，抽走了帝國所有的精氣神，所以到了嘉慶朝，一切都變得疲軟了。“疲軟”成了這個帝國內在的精神氣質。用嘉慶的話來說是四個字：因循怠玩。

嘉慶十年（1805年）的一天，嘉慶皇帝因為有事到四公主家走了一趟，等他回宮後發現“本日文武大小衙門竟無一事陳奏”，官員們趁著皇帝有事給自己放了一天假。事實上這不是偶然現象。因為政事疲軟已然深入到帝國的骨髓。官員們個個以因循怠玩為榮，以勤勉做事為恥。在日常奏事方麵，能少奏就少奏，能不奏就不奏。禦門聽政的日子是不得不奏的，可這個日子過後，兩三天不再奏事成了帝國官員的主流選擇。官員們似乎抱定拿多少錢幹多少事的理念，不急不躁地和皇帝磨洋工。“在家高臥，以避曉寒”“日高未起者”比比皆是，隻剩下嘉慶皇帝在那裏幹著急。雖然他站在道德高地上，“未明求衣，燈下辦事”，可謂廢寢忘食、嘔心瀝血了，但他自己也承認，“同此勞者惟軍機內廷數人耳”（《東華錄》）。

說政事疲軟深入帝國骨髓還因為官員上班和不上班一個樣。有時候人來了，也是出工不出力。嘉慶十年（1805年）臘月，嘉慶皇帝召集大學士九卿會議討論江南船事，結果一大幫帝國高官們討論半天的結果竟是“造船需時，請交兩江總督及河漕諸臣再行籌議”，會議開了等於沒開。事實上參加這次會議的官員中有任過江西督撫的，也有辦理過河務的，對河道船事多有見解，但大家都沉默是金，出工不出力，以至於嘉慶皇帝憤怒地指責他們“徒成具文，並無實際於國政”，都是些會議機器。

疲軟的其實不僅是政事，還有兵事。嘉慶八年（1803年），神武門見證了一起暴力事件。當時的嘉慶皇帝正從圓明園回紫禁城，在正對著神武門的順貞門前換轎時，有一個人拿著一把刀亡命地衝向他，準備結束他的生命。

這個行刺人手中的刀並不長，隻是一把小刀而已。人也不多，沒有接應者，單獨行刺，但是嘉慶卻遭遇了很大的危險——雖然他身邊有百餘名侍衛，可他們在那一刻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身份，隻在現場呈現出兩種表情：呆傻和驚慌失措。他們沒有衝上去製服行刺者。最後充當起侍衛職責的還是隨駕的嘉慶皇帝的侄子定親王綿恩，他和皇帝的姐夫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等人一起拿下了行刺者。

嘉慶皇帝震驚不已。他不是震驚自己的被刺，而是震驚帝國的門禁以及護衛力量如此軟弱不堪。刺客是怎麽潛入皇宮，並成功地衝到他麵前的？百餘名侍衛的忠心和勇氣都到哪裏去了？事實上這是一種兵事的疲軟。這個帝國，連皇帝的安全護衛工作都已軟弱渙散至斯，那還有什麽是可以依靠和堅挺的呢？

為了治療帝國疲軟症，嘉慶皇帝強調了對門禁的管理，他說：“大內門禁，關防實為緊要，是以朕諄諄降旨教導，原恐不法之人滋生事端。”又召集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軍機大臣、前鋒營統領、護軍營統領、內務府大臣等高官召開安全保衛工作會議，就皇宮安保問題商量出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或者說章程來。沒想到這次會議竟開出了喜劇的效果，因為眾大臣向嘉慶皇帝報告，說禁衛章程早已有之，就在《大清會典》中，隻不過沒有嚴格執行罷了。嘉慶啼笑皆非。不過為了體現狠抓管理漏洞的精神，他還是要大臣們出台了安保工作補充條款29條，自己又加上3條，重新載入《大清會典》中，以為今後大內安保工作的典章。

但是，疲軟症不是靠文件就可以治療的，它已是深入帝國骨髓的一種氣質了，是這個王朝揮之不去的陰影。兩年後，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嘉慶十年（1805年）的一天，一個名叫薩爾文的人也是持刀，試圖強行闖入神武門。百餘名侍衛在那一刻又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同樣在現場呈現出兩種表情：呆傻和驚慌失措。這一次最糟糕的情形還在於，他們在慌亂中竟找不到自己的刀、劍，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最後還是仗著人多衝上去奪下薩爾文的刀，才將對方製服。

嘉慶皇帝又生氣了，隻是這一回的氣生得無可奈何。大內安保工作的文件是早就製定並載入《大清會典》中的，為什麽不能狠抓落實呢？“官兵怠玩成習，漸至舊章廢棄。”尤其讓嘉慶帝氣為之塞的是，這些承擔護衛皇帝安全任務的侍衛和護軍，在值守時為了省事竟然連腰刀都不佩帶，隻有突遇檢查時才裝模作樣地把腰刀佩帶上，敷衍了事。嘉慶事後下詔書，認為此事“顯係彼時伊等未佩帶腰刀”，是長期淡忘規章和責任的結果。

不過這一次，嘉慶皇帝沒有再召開安全保衛工作會議。也許他已明白，該開的會都開過了，該製定的文件都已經製定，至於做得怎麽樣，實在不是他可以控製的。嘉慶可能不是個軟骨皇帝，但帝國卻實在是軟骨帝國，嘉慶皇帝生逢其間，無以為計，隻得承受加忍受，自求多福了。

隻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嘉慶十八年（1813年）的一天，尷尬的事件又發生了。這一次的事件可以說是皇宮安保問題的總爆發，所呈現出來的漏洞之多、之大，令人瞠目結舌。

因為，有數百名信奉白蓮教的農民打進了皇宮。他們在資深信徒林清的領導下，在宮內太監劉得財引領下，趁嘉慶皇帝木蘭行圍之機分兩股從東華門和西華門入宮。按理說這是極低概率事件——發生率低，成功率更低，因為紫禁城守備森嚴，數百名信奉白蓮教的農民不是職業軍人，沒有受過良好的軍事訓練，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沒有較強的軍事攻擊力。但是事情還是發生了。我們接下來看紫禁城守備人員的表現。

林清等人起事前言行狂傲，自認“神術”高超必能取勝，宮內大臣雖有耳聞，卻都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漠然處之。再加上嘉慶皇帝要去木蘭行圍，誰也不想在這個時候自找不痛快。

官方所得密報中有宮中太監牽連此事，為了避免惹火燒身，相關官員寧可信其無，不敢信其有，所以個個不敢追查此事。

掌管京師治安的步軍統領吉倫出事前幾天得到有人造反的報告後為了避禍，竟然借口迎鑾帶著侍從出京。巡捕左營參將以都城中情形異常勸他留下，吉倫卻告知對方現在是一片太平景象，不用驚慌。

天理教徒攻到時，東華門守門官兵行事懈怠，連個大門都關不好，等到叛亂者亮出兵器撲過來時，這些護軍校尉士卒們或手足無措，或倉皇逃遁，一點沒有職業軍人的風範。

王公大臣們聞變後，都惶惶然聚集在宮城西北角，不知如何是好，而站在他們身邊的禁衛軍官們也個個手足無措。

守衛午門的副都統策淩以為大勢已去，竟然率兵逃遁了。

這場被稱為“林清之變”的宮廷安全重特大事故到最後雖然被解決了，但是從中暴露出來的帝國疲軟症可謂前所未有，或者說在以前的基礎上變本加厲了。事後，嘉慶皇帝以懈弛門禁之罪，罷免了以下官員的職位：

步軍統領吉倫；

左翼總兵玉麟；

署護軍統領楊述曾；

護軍統領明誌。

這些人在事變當中因為舉止慌張，進退失據，受到了革職甚至戍邊的處罰。當然嘉慶皇帝還懲罰了一個人——他自己。他事變後寫了一篇《遇變罪己詔》。在詔書中嘉慶皇帝這樣寫道：“今日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舌敝唇焦，奈諸臣未能領會，疏忽為政，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較之明季梃擊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實不忍再言矣。”嘉慶皇帝的自責看起來充滿了委屈，名為自責，實為他責，以至於在詔書最後他竟寫下這樣八個字：“筆隨淚灑，通諭知之。”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皇帝的心潮起伏，也是他的無可奈何。從嘉慶八年（1803年）到嘉慶十八年（1813年），帝國疲軟症時有發作，且愈演愈烈，嘉慶皇帝也終於認識到“今日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可認識到了又怎麽樣呢？“諸臣未能領會，疏忽為政，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這是諸臣們的悲哀，也是他的悲哀，更是這個帝國的悲哀，所以嘉慶帝不忍再言，隻能是“筆隨淚灑”……蒼涼心境，竟至於此，大清帝國的中衰可謂痛徹心脾了。

三

一個帝國自有一個帝國的儀式感。對於康乾盛世來說，木蘭秋獮與東巡謁陵是兩項重大的儀式活動。它們如儀舉行，浩浩****，在國家層麵上展示了盛世的精神體魄。事實上這也是一個王朝活力與自我激勵的象征。木蘭秋獮追懷一個彪悍民族笑傲世界的無畏精神，而東巡謁陵展示的則是滿族的祖宗榮譽感和大清王朝的自我認同。作為盛世之君，康、乾是非常注重這兩項活動的。

先說“木蘭秋獮”。康熙二十年（1681年），“木蘭秋獮”作為一項政治製度被固定下來，形成代代相承的國之大典。康熙自然是身體力行，乾隆帝也對秋獮大典重視有加，自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秋獮次數竟達四十次之多！

毫無疑問，這是盛世之君的自我操練，也是帝國精氣神旺盛的重要表征。但是盛世的榮耀往往是衰世的尷尬。嘉慶皇帝畫虎類貓，氣喘籲籲，在祖宗留下的國之大典上經常力不從心，洋相盡出，無情地泄露了大清王朝盛世中衰的消息。

嘉慶在位二十五年，舉行“木蘭秋獮”11次，即嘉慶七年（1802年）、嘉慶十一年（1806年）、嘉慶十二年（1807年）、嘉慶十三年（1808年）、嘉慶十五年（1810年）、嘉慶十六年（1811年）、嘉慶十七年（1812年）、嘉慶十八年（1813年）、嘉慶二十年（1815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次數不可謂不多，但幾乎每一次，他都走得泥濘艱難，首鼠兩端，就像這個王朝的沉重行走一樣，跌跌撞撞，險象環生，令人唏噓不已。

嘉慶七年是嘉慶帝第一次正式舉行秋獮大典的年頭。事先，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可最終卻隻擁有一個傷感的結果。因為在永安莽喀行圍過程中嘉慶皇帝發現，野獸稀少，特別是“鹿隻甚少”，以至於無法行圍。事實上這不是生態問題而是管理問題。管理圍場的大臣慶傑、阿爾塔錫等人由於長期玩忽職守，允許人馬車輛隨意出入，以致圍內野獸稀少。第一次秋獮的流產似乎是嘉慶王朝不祥的開篇，嘉慶皇帝很難想象在康乾盛世會有此類事件發生。因為從表麵上看，野獸稀少是個小問題，其實質卻是王朝精氣神的流失——這個王朝不諳武事久矣，等到重新抖擻精神時卻再找不到可以擒獲的獵物。沒有了獵物的獵人還是獵人嗎？嘉慶估計是不敢回答這個問題的。

嘉慶帝在第一次舉行秋獮大典前曾經發表過**洋溢的講話。他說：“秋獮大典，為我朝家法相傳，所以肄武習勞，懷柔藩部者，意至深遠。”他還說，“朕披覽奏函，瞻依居處，不覺聲淚俱下。”但是最終，真正落到實處的卻隻有“聲淚俱下”四個字。

嘉慶帝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秋獮依舊受困於野獸稀少的問題。要分析其中的原因，有“該處兵民，潛入圍場，私取茸角盜賣”造成的，“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驚竄遠飆，而夫匠等從中偷打，亦所不免”，所以“鹿隻日見其少”，但最終的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管理圍場大臣平日不能實力稽查，咎無可宥”，嘉慶由此將管理大臣、副都統韋陀保等交部議處，並且把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以來所有的管理大臣一一拿來查議，過關，還在製度層麵上完善和強調了相關的管理章程。這差不多可以稱之為一個王朝的亡羊補牢，也許效果不能立竿見影，但是聊勝於無。嘉慶為了早日恢複秋獮大典的尊嚴，甚至出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規定——將鹿隻的增多與管理官員的獎勵聯係在一起。他試圖通過獎罰手段快速達到目的。

但是，目的還是沒有達到。接下來，嘉慶驚駭地發現，他的每一次秋獮行動都能發現帝國的新問題。這其中不僅有管理問題，還有疲軟問題，擅離職守問題以及製度弊端，等等。嘉慶十一年（1806年）木蘭秋獮，竟然發生了管理圍場大臣、侍郎、副都統明誌、散秩大臣舒明阿等人擅離職守，由圍場外前往看熱鬧的咄咄怪事。木蘭秋獮，堪稱一場軍事行動，皇帝的安全是重中之重，這些管理大臣們卻毫無安全意識，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帝國“疏懶不堪”的現狀。同樣是在這次秋獮過程中，嘉慶還發現了官兵倒賣官配馬匹的現象，其目的隻為中飽私囊，此舉導致很多官兵圍獵時無馬可騎，隻能跟在皇帝後麵瞎跑。這個現象細究起來雖然是製度弊端，但實在有失皇家尊嚴，可嘉慶皇帝除了申斥了事外，也別無他法可想。

再接下來的幾次秋獮也是狼狽不堪，甚至稱得上慘不忍睹。嘉慶十三年（1808年），嘉慶帝秋獮木蘭，圍內竟隻有10餘頭鹿隻留存，行圍時又隻剩下3頭，並且都跑至圍外，令他徒呼奈何。

嘉慶十四年（1809年），由於圍內雨水較多，道路難行，嘉慶帝的木蘭秋獮大典隻得暫停。

嘉慶十五年（1810年）八月，嘉慶再次舉行木蘭秋獮。可圍內野獸稀少的老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木蘭秋獮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邊嘉慶帝在行圍，另一邊正紅旗馬甲恭納春領著賊人在盜伐場木，完全無視天子的尊嚴。

而嘉慶十八年（1813年）的木蘭秋獮純粹是敗興之舉，嘉慶帝來到圍內，野獸依舊稀少，問題依然如故。回鑾過程中，京師又發生了天理教徒圍攻皇宮的事件，嘉慶帝驚嚇之餘很是惆悵不已。

此後的木蘭秋獮不是因故暫停，就是老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一個王朝的磕磕絆絆已是顯而易見了。嘉慶帝也不再**滿懷，而是沉默是金，默然地將這祖宗留下的儀式行儀如故。在這裏，木蘭秋獮的盛世意義被完全抽離，隻剩下幹枯的形式有一搭沒一搭地進行著，聊以象征一個王朝的威嚴還在斷續存在。

僅此而已。

嘉慶帝的最後一次秋獮是一個未完成式。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嘉慶又一次來到避暑山莊，準備舉行第12次秋獮大典。行前，他警告說：“諸臣若存偷安之心，微言示意，經朕覺察，立置於法，決不輕贖。”很有將秋獮大典進行到底的意思。但事後證明，這是蒼白的警告，也是空洞無力的警告。因為別說大臣們，即便是他自己，老天也不忍心再看其受折磨，也不忍心看著這變了味的秋獮大典繼續在人世間存在。嘉慶帝到達避暑山莊的第2天就突然去世了。木蘭行圍活動至此成了嘉慶王朝的絕響。

遙遠的絕響。

說完木蘭秋獮，再來說說嘉慶帝的東巡謁陵。清帝的東巡盛京謁陵祭祖，始於康熙。目的是為了告慰列祖列宗並表達對他們的崇敬。當然，做這件事的前提是謁陵皇帝必須要有拿得出手的豐功偉績以資“告慰”。嘉慶十年（1805年）的一天，嘉慶帝上路了，這是他第一次東巡謁陵。因為在此之前，他平息了白蓮教起義，讓這個帝國重新變得雲淡風輕。嘉慶帝或許會以為，這是他告慰列祖列宗的資本，列祖列宗會歡迎他到來的，但是一路上的景象還是讓他心驚兼心涼了。因為很長時間沒有東巡謁陵了，所行道路年久失修，泥濘難走。並且“蹕路數十裏內，道旁並無一二官員帶領民夫伺候，且亦無修道器具”。這事實上是比道路失修更嚴重的問題，人心散了，人心失修了，老百姓都叫不動，最後竟然是盛京將軍“富俊等親自掃除平墊”，嘉慶從中看到了官民間的緊張關係已經到了不可修複的地步。

不僅是官民關係，官員之間的關係也不和諧，充滿了漠視、隔閡甚至是對立。盛京將軍富俊雖然早已布置了修路任務，可知縣伊誠等人卻並不執行，侍郎花尚阿時也沒有及時加以督促，直到檢查官宜興前往檢查時，才老大不情願地進行了補修。而寧遠州知州克星額簡直是拎不清。平日有外省州縣官過境時，他還知道出迎，現在嘉慶皇帝來了，他卻一個勁地到前麵去查看道路去了。嘉慶帝認定他事先不做好道路維護工作，臨時抱佛腳，是“昏庸玩誤之員”，立即將他革職，發往熱河當差去了。

在祭祀揚古利、費英東時，嘉慶還發現了腐敗現象——他所行的道路並非直路，竟然多繞行四裏多。這說明修路官員借修“禦道”之機向朝廷多要銀兩，個中腐敗情形不言而喻。可嘉慶生氣的不僅在這一點上，因為“繞道開修新路，將旗民田畝平治除墊者，不知凡幾”，他擔心原本就緊張對立的官民關係在這件事上又雪上加霜了。

另外在東巡謁陵途中，嘉慶還遺憾地發現——為了修道派夫之事，酷吏橫加催派，以至於發生了釀斃人命的事情。這樣一樁惡性案件的發生為他的第一次東巡謁陵蒙上了重重陰影。這個帝國，真是沒有一件事情是吉祥的。好事都能變成壞事，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指向了帝國的宿命，那就是磕磕絆絆，幾無善終。

十三年之後，也就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在痛定思痛之後，嘉慶皇帝準備第二次東巡了。他原以為，時間過去了這麽久，帝國的創傷應該都撫平了，起碼道路不應再泥濘難行。但他想得還是太簡單了，這一回的問題不是發生在道路上，而是發生在人心裏。大學士鬆筠以“三輔抗旱”為由諫阻嘉慶東巡，這實在不是個好由頭——帝國這麽大，幾乎每年都有某某地方抗旱的消息傳來。如果因為這個理由不能成行，嘉慶皇帝簡直要抓狂了。

由於到此時嘉慶執政帝國已經23個年頭，大概很有“時不我待，來日無多”的感覺，所以這一次的東巡，他的欲望格外強烈，對諫阻者的處置也比較嚴厲。最終，大學士鬆筠因言獲罪，被革去大學士、禦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等職，但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才準開複原職。嘉慶就此事向大臣們辯護說：“成湯遇旱，六事自責，六事中有謁祖陵一節乎？”意思是謁祖陵不受天災的影響或幹擾。

但是幹擾卻此起彼伏了。鬆筠因言獲罪後，禦史吳傑前赴後繼，他針對謁陵派差一事，奏請嘉慶皇帝禁止差務派累。另外在嘉慶下令求言後，有3名禦史對處理鬆筠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見，請求仍將大學士鬆筠召還內用。禦史李廣滋還指出這樣一個事實——盛京為準備謁陵大典，竟按畝向百姓攤派錢款，給民眾造成了極大的負擔。

所有這一切都讓嘉慶皇帝惱羞成怒。東巡路上幹擾多，不反擊是不行了。嘉慶一方麵指責三禦史“莠言亂政”，另一方麵嚴懲李廣滋。嘉慶下令：“李廣滋不勝禦史之任，著撤回原衙門，仍以編修用。”此後不久，李廣滋被革職拿問，最後發配烏魯木齊效力贖罪。

這就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的大清帝國。這一年，嘉慶五十九歲，年屆花甲。當他曆經萬般阻撓，東巡成功，終於站在祖陵麵前時，嘉慶皇帝便忍不住含淚說出了這樣的一番話：“子孫若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闕此典，則為大不孝，非大清國之福，天、祖必降災於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則為大不忠，非大清國之人，必應遵聖訓立置諸法，斷不可恕，況亂臣賊子，豈可容乎？”

這應該說是他的辯解，也是呐喊，是嘉慶王朝最後時刻尖厲而蒼白的抵抗。隻是這樣的抵抗意義並不大。因為兩年之後，嘉慶和他的王朝在這個世上就不複存在了。此後，道光皇帝繼位。道光九年（1829年），道光皇帝以平定張格爾之亂成功進行了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東巡——這其實是清王朝曆史上的最後一次東巡謁陵。從此以後，大清再無東巡事，這個王朝的精氣神至此已是萎靡不振。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嘉慶的東巡謁陵是帝國中衰的一曲離歌。憂傷、低回，充滿了不和諧音。

充滿了宿命感和警示意味。

四

一個人的悲劇與一個帝國的悲劇，究竟有多大的內在聯係呢？

嘉慶五年（1800年），翰林院編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實錄》第一卷的編修工作後順手寫了一篇近6000字的政論，托人轉交到嘉慶帝手裏。

洪亮吉為這句話付出的代價是充軍伊犁。後雖然赦歸故裏，卻仍遭終身軟禁，直到63歲時死在家裏。

對洪亮吉來說，他的遭遇當然是一個悲劇，可是對嘉慶王朝而言，同樣是悲劇。自洪亮吉事件後，帝國再無言路，這個封閉的國家自此沒有了來自民間的聲音和智慧，也沒有了發散性的思維和思辯質疑精神。這是帝國窒息時代的開始。毫無疑問，這樣的窒息是致命的。

帝國，在最需要拯救的時刻，推開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兩組數據：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歲入白銀4858萬兩，嘉慶十七年，歲入白銀4013萬兩，嘉慶朝比乾隆朝的歲入少了800萬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全國人口是2億左右，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全國人口是3.5億以上，至少增加了1.5億（見《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貨六）。歲入和人口一減一加，凸顯了嘉慶朝的人口壓力和財政壓力。這兩個壓力的疊加事實上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脹隱患，但是嘉慶卻對《意言》一書漠然視之，對帝國已經迫在眉睫的危機也無所作為。

當然，我們也不能一味指責嘉慶皇帝的無所作為。畢竟在曆史上，他是個試圖有所作為的皇帝。隻是這一回，嘉慶所麵臨的問題是結構性難題，是盛世之患。盛世承平日久，又無大的戰爭發生，白蓮教起義也早在嘉慶九年被鎮壓，帝國今後的問題基本上不是穩定的問題而是發展的問題——可恰恰在這裏，發展成了大問題。人多了，地少了，怎麽辦？對嘉慶皇帝本人來說，他無法破解後盛世時期人口和財政良性互動發展的結構性難題。

嘉慶朝的歲入主要包括田賦、鹽課、關稅和雜賦四項。其中田賦是大頭。嘉慶朝和中國的其他王朝一樣，財政收入結構以田賦為主、其他收入為輔。這是農業國家的普遍財政收入模式。當田賦收入到達極限後，就急需對財政收入結構做出重大調整，但是，這樣的調整卻又是王朝之忌——增加鹽課、關稅和雜賦的收入比例勢必要鼓勵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從而重創“重農抑商”的國策。

嘉慶帝有這個勇氣嗎？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的一天，以阿美士德勳爵為首的英國使團一行75人出現在北京皇宮門口，等待嘉慶皇帝的召見。但是最終，他們沒有見到這個傳說中的皇帝，而是聽到了這樣一句話——“該貢使等即日遣回，該國王表文亦不必呈覽，其貢物著即發還。”

這是嘉慶皇帝給他們下的聖旨。在下這道聖旨前，嘉慶皇帝還怒氣衝衝地說了這樣一句話：“朕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毫無疑問，這句話與禮儀有關。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23年之後，嘉慶皇帝又遭遇了同樣的問題——英使進見時跪還是不跪，事關一個大國的尊嚴。而“天下共主”的自許在這樣的語境下不僅顯得突兀、滑稽，也顯得相當蒼涼。於是，阿美士德勳爵拂袖而去，再於是，帝國失去了與世界文明接軌的機會。這實在是最後的失去,24年之後，悲壯的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西方兩大文明的對抗最終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呈現在世人麵前，真是令人扼腕歎息。

一切似乎是嘉慶皇帝的錯，一切其實也不都是他的錯。早在二十三年前，乾隆也有傲慢和偏見的，這大概可以說明盛世之君和衰世之君在這個問題上都不敢做出製度性的突破。因為在他們背後，有一種共通的東西在起作用——文化，或者說儒家文化。這種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自給自足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閉性和心靈安慰作用。它覆蓋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帝王的人生觀價值觀，並整齊劃一地規定他們的行動和心理路徑。

所以接下來，嘉慶皇帝麵對這樣一些國情和現實能夠安之若素：

陝西、湖北、四川三省因為征剿白蓮教，嘉慶四年（1799年）前後的軍需費用直到嘉慶十五年（1810年）仍有1800餘萬兩未報銷。

長期以來，嘉慶朝每年關稅隻有一百多萬兩，不到全國財政收入的2％。但是嘉慶皇帝並不想突破這個數字，而是嚴防死守，限令全國隻允許廣州一地對外通商。

嘉慶皇帝鄙視西洋技術，包括農業技術的推廣引進，以至於農產品產量長期得不到提高。在嘉慶朝，南方產稻最富裕的江浙一帶，年產量僅為136—508斤，產量最高的湖南長沙，年產也不過680多斤。

毫無疑問，嘉慶王朝是一個因循守舊的王朝，一切以不變應萬變。在這個王朝裏，離經叛道是可恥的，老成持重則是值得稱道的，而老成持重的一個重要指征則是滿朝上皆是白發蒼蒼的官員。在相關的曆史典籍中我們可以看到——

大學士王傑七十九歲退休。

大學士劉墉八十五歲死在任上。

大學士慶桂也是七十九歲退休。

…………

帝國鮮見年輕官員，特別是有獨立思想的年輕官員。嘉慶王朝最後隻有這樣一批白發蒼蒼的官員在朝堂上暮氣沉沉地行走，和嘉慶皇帝共同構成了保守型的文化人格，從而讓帝國往萬劫不複的境地裏沉淪。這是保守型文化人格所產生的破壞力，它宣布了帝國自我救贖從根子上的不可能。

嘉慶難題到底無人能解。帝國的背影也就此愈行愈遠，中衰終成定局，這是大清王朝走過180年後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