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0年

光緒二十三年之前的30年，是同治六年（1867年）。這一年9月2日至9月7日，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召開。9月14日，《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正式出版。這一巨著的問世，不僅實現了政治經濟學的偉大革命，標誌著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誕生，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進行了最為全麵的科學論證。

如果從同治朝13年的曆史背景去看，各種各樣的異數開始露頭、萌芽甚至欣欣向榮：同治四年(1865年)5月18日，山東菏澤撚軍在高樓寨之戰中，殲滅清朝精銳7000兵，第2天，親王僧格林沁在山東曹州陣亡，京師震驚。同治五年(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出生。同治七年(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維新開始；10月23日，日本天皇改元明治。同治十二年(1873年)2月23日，梁啟超出生。同治十三年(1874年)10月25日，黃興出生。這些人作為大清帝國的埋葬者，在同治朝不經意間埋下伏筆，似乎昭示帝國之路不遠矣。

一些聰慧的人也看出帝國之路不遠矣。同治六年（1867年）農曆六月二十，也就是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個叫趙烈文的幕僚對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說了這樣一番話：“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趙烈文這話是什麽意思呢？意思是說，現在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會走向分裂，不過由於皇上一直很有權威，並且國風未壞，所以才沒有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麵。但今後的大禍是朝廷會先垮台，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麵。趙烈文判斷，這種災禍大概不出50年的時間就會發生。果然，在他預言後的第44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清王朝謝幕人間了，帝國也在此時進入“方州無主，人自為政”的混亂局麵。

不過身處同治朝，隨後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的曾國藩“隻是當時已惘然”。他在同治七年（1868年）下半年的一天奉旨進京，幾天時間4次麵見慈禧太後，雖然一方麵哀歎大清的未來“甚可憂耳”，另一方麵則開始了中興帝國的努力。而此時的同治帝依然還是個孩子，在母親慈禧太後的陰影下一邊過著他並不快樂的童年，一邊好奇地觀察帝國濤飛雲走、氣象萬千，渾不知大危險已經近在咫尺……

一

在王朝興衰的周期律中，總有一些拐點時刻提醒世人下一個輪回即將來臨。關於這一點，費正清如是說：“各朝各代大凡在開國100年內就會遇上棘手的財政困難。這時就會呈現經濟和政治方麵的變更，有時暫時起些作用。百官貪汙墮落的現象日益嚴重，這就導致行政效力降落，而黨爭亦越發劇烈起來。對朝廷心懷二誌者在政治、經濟上更趨獨立並且日益恣行無忌。政府為了彌合財政逆差，隻好增收賦稅，結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負。由於國庫空虛，導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食糧歉收時節政府無力賑濟災民，結果饑饉橫行，於是各地盜匪蜂起並最終爆發農民起義。由於無力發放軍餉，邊疆防守亦開始瓦解。各地軍政大員紛紜擁兵自立，於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後各方混戰一場，吐舊納新，又開始了新的一輪朝代循環。”

事實上同治王朝已然走到新一輪朝代循環的節點。天子的權力被懸置了，太平天國，撚軍，小刀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然還有前所未有的外患。所有這一切的聯合作用完全可以將兩個女人同治的帝國予以摧毀——在這個過程中，同治帝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計——他還是個孩子，一個無所作為的帝國災難旁觀者和受害者，僅此而已。

但帝國卻意外地沒有沉淪，相反，它走向了中興。因為出現了以下這些名字：奕訢，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劉坤一，彭玉麟，張之洞，他們在這個王朝不約而同地湧現並且集體發力，終於挽狂瀾於既倒。

文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進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升任“武英殿大學士”。他做過的官職：禮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直至武英殿大學士。毫無疑問，這是個在宦海很有成就的人，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與恭親王奕訢聯名上疏條陳六事：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這是同治朝改革的總綱領。文祥和奕訢則是幕後最重要的推手，從這一舉措或者說時刻出發，直到1894年甲午戰前，危如累卵的帝國贏得了差不多30年的發展窗口期，這使它在最後時刻走向軟著陸，帝國有驚無險了。

我們來看這份特殊時期的改革總綱領，看看兩個曆史推手手中的宏偉藍圖是如何變成現實的。練兵：在北京創建神機營，在上海收編戈登的常勝軍，並入淮軍之中。這些新式軍隊配以洋槍、洋炮，以和國際接軌。簡器：在上海成立“江南製造局”，在北方創設天津機器局，以達到“若果能與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李鴻章語）的目的。造船：主要是由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建了一個“輪船製造局”，該局前後造船40艘左右。籌餉：曾國藩辦湘軍要錢，左宗棠西征要錢，李鴻章把淮軍帶到上海去打仗也要錢，這些錢最後都解決了。用人：主要是用“懂得洋務的人”。一方麵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另一方麵也在國內造就洋務人才。同治元年（1862年），恭親王和文祥在北京設立“同文館”,5年後增加了一個“天文算學館”。學習的科目包括外國文、漢文、曆史、地理、代數、幾何、三角、微積分、天文、化學、測量、萬國公法、金石（礦冶）、富國策（經濟學）、譯書（翻譯實習）等。與此同時李鴻章在江南製造局附設譯書局，左宗棠在福州馬尾的輪船製造局附設船政學堂，其目的都是為了造就洋務人才。

以現在的眼光看過去，這五項改革措施隻是經濟改革的嚐試之舉，但在當時，收效卻很明顯，太平天國，撚軍，小刀會，都在同治朝富國強兵的背景下被平息了，起碼暫時平息了，而歐美各國也似乎樂見一個古老的國度與他們接軌，樂見一個古老文明的惆悵與嬗變。1872年，一位駐中國的外交官甚至不無妒忌地在一封信中寫道——中國正在迅速地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對手；整個官僚階級都決心恢複中國的國際地位；兵工廠和造船廠的產量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國建造的軍艦不久就將達到歐洲的最高水平……

隻是這樣的局麵並未持續多久，就像文祥臨死前所擔憂的那樣——改革總綱領能走多遠，關鍵看人心。這個試圖挽狂瀾於既倒的人憂心忡忡地上了一份遺奏，表達了對人心的擔憂：“如今日議之行之，而異日不能同心堅持，則不如不辦……所謂必須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曆久永遠一心，即此意也。”

世上事唯“持久”最難。事後證明，文祥的擔憂不是杞人憂天。因為大學士倭仁就站出來堅決反對辦洋務。這位同治年間的頑固派首領反對在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反對選用科甲官員入館學習天文、算學，後又長期反對清政府興辦洋務，他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又說，如果一定要造就天文、算學方麵的人才，切不可請洋人來當什麽教授，“應求中國能精其法者”。當然倭仁所謂的“中國能精其法者”隻是個概念或者說餡餅而已，當慈禧太後令他“保薦幾個來”時，倭仁給出的回答是：“意中並無其人，不敢妄保。”

種種因素導致同治朝的改革不可能走多遠。這一方麵是頑固派的堅強存在，另一方麵則在於“經改先行、政改不動”模式的先天缺陷。撕開包裝，我們看到，同治朝的改革分明是向後看的改革，是精英們做出的向康乾盛世致意的最後努力。朝廷內外，幾乎集體洋溢著田園牧歌式的懷舊情感。儒教重回大地，慈禧太後或者說同治朝的執政合法性得到了默認甚至鼓勵……

與此同時，日本也在改革。這是相對於皇權專製體製的西方憲政體製改革。在那位憂傷的年輕人——日本天皇明治的身邊，聚集了這樣一批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鄉隆盛，當然還有思想家福澤諭吉。這是一批日本的改革精英，一如中國的改革精英一樣，他們也選擇了在曆史的斷層時刻集體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努力。隻是他們的改革路徑與中國人截然相反。向前看，政改先行。當李鴻章著迷於軍事層麵的變革，締造北洋海軍時，伊藤博文卻設計了日本的新憲法，新憲法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毫無疑問，這是一部重視人權的法律，這樣一部法律的出現最終將日本推進到現代國家的行列。所以當同治中興後，清政府自得於擁有世界第8大海軍力量，而日本隻是第13位時，日本卻出人意料地在1895年擊敗中國，並在1905年擊敗俄國，成為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個打敗歐洲國家的亞洲國家。

同治中興的勝利成果最終不堪一擊。一個王朝的突圍被曆史證明未能走出多遠，看上去更像一次自我安慰和回光返照，雖然紅光滿麵，卻是虛假**。所以，那些同治精英們的努力到底曇花一現，落花流水春去也。隻是可憐了同治皇帝，又一次擔了誤國的罪名，盡管他的身份隻是看客而已……

二

帝國衰敗的表征，有很多關鍵詞可以提示。這其中，最準確的詞匯應該是“禮崩樂壞”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翰林院編修吳大澂向親政不久的同治帝上了這樣一道奏折：“若殿陛之下，儼然有不跪之臣，不獨國家無此政體，即在廷議禮諸臣，問心何以自安？不獨廷臣以為駭異，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憤懣而不平；即皇上招攜懷遠，示以大度，不難從一時之權，而列祖列宗二百餘年之舊製，又安可輕易乎？”吳大澂在奏折中甚至直言：“朝廷之禮，乃列祖列宗所遺之製，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

吳大澂奏折的提出事實上是基於這樣一個背景——同治帝親政後，英、法、俄、美、德等國以公使團名義聯名照會總理衙門，向清廷提出覲見清帝、呈遞國書的要求。但是以什麽禮儀覲見，準確地說是否以跪拜禮覲見清帝，成為這項外事活動能否成功進行的關鍵。

外國公使團當然是不肯跪。80年前，馬戛爾尼堅持以“單腿下跪”而不是“雙腿下跪”的禮儀覲見了乾隆皇帝；80年後，公使團們想嚐試進一步突破的可能——不跪，站著見清帝。

這是個大膽的設想，但對同治來說，卻意味著“禮崩樂壞”時代的開始。禮儀是什麽？是秩序，是尊卑貴賤，也是國力的象征。帝國做“天下共主”已經幾千年了，萬邦來朝從來是行跪拜禮覲見的，即便當年馬戛爾尼是以“單腿下跪”覲見的，可那也跪了不是，何況隻是個案而已，乾隆盛世需要懷柔嘛。但現如今英、法、俄、美、德等國是以公使團名義聯名照會的，透著改變天下秩序的野心和實力，而在禮儀改變的背後，毫無疑問是“天下共主”時代的結束和“禮崩樂壞”時代的開始。這是同治朝難以承受的命運之重。

繼翰林院編修吳大澂上奏反對外國公使不跪而覲後不久，江南道禦史王昕、浙江道禦史邊寶泉也紛紛上書同治帝，堅持在禮儀問題上不能動搖。邊寶泉甚至設身處地為同治提出解決方案，稱外國使臣約等同於中國臣子。以中國臣子禮見皇上，怎麽可以不跪拜？但同治看上去還是憂心忡忡。一個事實很明顯，英、法等國不是中國的屬國，外國使臣怎麽甘心做中國臣子呢？其實，更要命的問題還不在這裏。更要命的問題在於外國使臣和他平起平坐之後，以後的帝國人心怎麽收拾——外國使臣都可以平起平坐，那中國臣子呢？是不是也可以參照執行？所以“禮崩樂壞”的背後是人心的土崩瓦解。這是最致命的。

關鍵時刻，李鴻章介入了進來。在李鴻章看來，帝國正處於“數千年一大變局”當中。帝國的京城和通商口岸，駐有10多個國家的使節，禮儀製度要是不與時俱進，隻能自取其禍。事實上禍亦不遠——鹹豐末年圓明園被燒後的遺跡還觸目驚心呢。這個時代，實力說話，而禮儀隻是依附在實力身上的一張皮而已。沒有這樣的認識，就不可能讓帝國趨福避禍。

李鴻章還認為：“聖賢持論，交鄰國與馭臣下，原是截然兩義。朝廷禮法嚴肅，中國臣庶所不容絲毫僭越者，非必概責諸數萬裏外向未臣服之洋人。”這是禮儀的內外有別，這樣的論調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同治對於帝國人心渙散的擔憂。另外李鴻章古為今用，引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樂天也”這兩句名言為同治帝壯膽打氣——的確，這樣的時代，如果別人不安慰自己，那麽自我安慰是最好的選擇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一天，紫光閣。同治帝終於心情複雜地接見了各國公使。雖然紫光閣是大清皇帝以前經常接見藩屬國代表的地方，把覲見地安排在這裏，同治心裏頗有阿Q式的快慰，但帝國的江河日下卻已是不爭的事實。各國使節們站著向中國皇帝行鞠躬禮，同治無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看上去心情很糟糕，沒有穿龍袍，隻穿了一件黑色長袍，漫不經心地看著眼前這些長得稀奇古怪也說一口稀奇古怪語言的各國使節，真真無話可說了。還不到15分鍾，各國使節等待了12年的覲見活動就結束了。皇帝最後傳下話來，說，以後各位有什麽事情直接找總理衙門好了。再無多言。

但這不是最糟糕的時候。在禮儀問題上，最糟糕的時刻要在20多年後才到來。那是在光緒朝《辛醜條約》的談判中，各國使節對清帝光緒提出了三條與禮儀有關的條件：第一，需派黃色禦轎和儀仗走中門迎送使節，並且要在“皇帝接見他們的宮殿前”降升輿；第二，皇帝必須站立會見外國使節，“並直接同他們講話”，而在1873年同治接見各國使節時，皇帝在覲見時可以“坐立自便”；第三，必須在乾清宮為外交團舉行宴會，同時皇帝須出席。這其中的第一條實在是直指帝國的命脈。因為黃色禦轎乃皇帝專用，各國使節要坐黃色禦轎進出中門，並且超越王公大臣的規格不在東華門外降輿，直接在“皇帝接見他們的宮殿前”降升輿，毫不客氣地將帝國傳承千年的禮儀製度踩在腳下，天朝上國的臉麵至此已是**然無存了。

所以，在這樣的大曆史觀下來看1873年同治朝的覲見，真可謂一次意味深長的改變和預警。應該說，這是禮崩樂壞的開始，帝國的秩序變得**不安，人心也喧囂了起來，隻是同治帝看上去麵目模糊，他蒼白而無力地坐在龍椅上，直將自己坐成一個時代萎縮的符號。有仙樂飄飄不知從何處傳來，讓每一個人都沉醉其間，卻不知這仙樂其實是凶兆，在曆史拐點時刻出現的一次凶險警告。

三

同治元年（1862年），登基大典。6歲的小皇帝在冗長的儀式中，終於失去了耐心和配合的興趣，而是張揚起他的生命本能，不懂事地撒了一泡尿，尿濕了龍椅。這不是個好征兆，所謂亂世之中，不談個性，尤其是非實力人物，但很顯然,6歲的小孩不知道這些。在隨後的權力格局中，小皇帝發現他和母親的關係迥異於尋常。“一日，老佛爺召見載淳，載淳行於前，戰栗不止，甚至不敢抬頭仰望。”這是一個太監眼中同治母子關係的真實記錄。這樣的關係充滿了隔閡和冷漠，陰謀和算計。權力切割了親情，也讓一切事變得不正常起來。同治帝13歲那年，慈禧並沒有將最高權力移交給他，而按慣例，清廷的天子差不多都在這樣的年齡開始親政了。這是一種不正常。

不正常的母子關係具有巨大的殺傷力。它首先帶來的是對同治生命活力的扼殺。每天，他做天子狀在龍椅上正襟危坐，在養心殿裏做那個時代最著名的行屍走肉。同治的權力被抽離了，他的情感也被抽離了。毫無疑問，這導致了一個人的異化。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異化會產生什麽樣的後果，因為最大的傷害還沒有到來——那是親情對愛情的霸占或者說掠奪，它在最後時刻破滅了同治對這個世界的美好想象。僅存的美好想象。

《清代外史》記載，同治帝18歲那年，看上了狀元崇綺的女兒阿魯特氏。這大約是一種愛情，並且，同治帝也得到了愛情，這是皇帝宮廷生活中絕無僅有的美好體驗，但很快，他的體驗被蒙上了陰影，因為慈禧也看上了一個女人，侍郎鳳秀家的女兒，她想讓後者做自己的兒媳婦。最後的結果雖然由於同治帝的堅持，阿魯特氏被立為皇後，可與此同時，鳳秀女也被封為慧妃。這是慈禧太後幹預的結果。這實在是兩敗俱傷的結果——同治帝如鯁在喉，婚姻生活不盡人意；慈禧太後也悻悻然茫茫然，覺得兒子大了，自己難以掌控。

為了證明自己的掌控力一如從前，慈禧太後悍然下了這樣一條懿旨或者說家規：慧妃賢明淑德，皇上宜多加體貼；皇後年少，禮節未嫻，皇上不應太過耽迷，誤了政事。這讓同治帝進退兩難。所謂動輒得咎，他難與人言的愛情在母親這裏受到了粗暴的幹涉，為了反抗這樣的幹涉，同治帝索性一個都不靠近，而在宮廷之外尋找那點可憐的生命歡樂——野史記載：“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鳳輩，皆邀幸。”到了後期，同治帝的性亂甚至到了不顧顏麵的地步。一份史料這樣記載同治狎幸太監杜之錫和他姐姐的：“有奄杜之錫者，狀若少女，帝幸之。之錫有姊，固金魚池娼也。更引帝與之狎。由是溺於色，漸致忘返。”同治，這個皇宮內的零餘者，權力格局中最大的看客就以這樣一種自虐的方式完成了他生命中的人格嬗變。他毫無顧忌的放浪形骸實際上是一種人格反抗或者扭曲，同治在宮廷之外一具具可疑的女人肉體上麻醉自己、放縱自己，從而也放縱了帝國的責任，喪失了可能的自救機會。

在這個意義上說，同治帝的人格嬗變其實也是帝國國家形象或者國家氣質的一種深層嬗變。因為這樣的性亂毫無疑問就是自戕，同治帝的報應可以說呼之欲出，他的身體也很快出現了症狀。在同治最後的日子裏，翁同龢在他的日記裏詳細描述了報應（身體症狀）的可怕程度：農曆十一月二十三日，“晤太醫李竹軒、莊某於內務府坐處，據雲：脈息皆弱而無力，腰間腫處，兩孔皆流膿，亦流腥水，而根盤甚大，漸流向背，外潰則口甚大，內潰則不可言，意甚為難”。二十八日，“腰間潰如椀，其口在邊上，揭膏藥則汁如箭激，醜刻如此，卯刻複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禦醫為他揭膏藥擠膿，膿已半盅，色白而氣腥，漫腫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這樣的描述反複讓人聞到了一個王朝的惡臭，看到了一朵惡之花的邪惡綻放——也隻有在這樣的王朝，這樣的人格嬗變中，一個皇帝才可能這樣痛苦不堪。

但痛苦不僅僅屬於同治帝一人，它彌漫於整個同治王朝。皇後阿魯特氏也痛苦。她目睹了同治在惡臭中死去，也分明聞到了整個王朝的腐爛氣味。慈禧皇太後和她是不相容的，慈禧甚至不允許其去養心殿探視丈夫，為此所采取的對策是“牽後發以出，且痛抶之”——在大庭廣眾之下揪著阿魯特氏的頭發將她拖出養心殿，並且邊拖邊打——一個皇後的尊嚴就這樣被踐踏了，以至於阿魯特氏要苦苦哀求慈禧才能保住自己性命：“媳婦是從大清門抬進來的，請太後留媳婦的體麵！”

不過阿魯特氏最終還是隨同治帝去了。在同治帝死後75天，年僅22歲的她遵照慈禧的懿旨（“可隨大行皇帝去！”）自殺身亡。夫妻二人終於在死後同居一室了。這是一個王朝的殘酷與決絕，也可以說是最高權力鋒利與無情的再一次證明。

那麽，慈禧就不痛苦嗎？在皇權角逐的遊戲中，慈禧是不是那個唯一的收獲者？也許，她是。但她的痛苦也是顯而易見的，隻是難與人言。在同治去世時，這位三十九歲的女人，雖然位極人臣，卻喪夫又喪子，情感生活是空白的，也是變異的。帝國的重量壓在她一個人身上，又要背負千古罵名，尋常女人的幸福，於她是一概無緣了。所以說到底，慈禧也是同治朝的失意者。這個王朝，最後竟沒有一個贏家，真是衰敗得可以了。

四

1875年1月17日，同治死後不久，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同治皇帝暴卒，北京政局撲朔迷離》的文章，該文作者以傷感而不無憂慮的筆觸寫道：“通常情況下，一位清國皇帝的死並不會在外界的政治生活表層上掀起這麽大的波瀾。現在，由於這個偉大帝國的未來預示著將會和其他國家的事務交織在一起，而同治皇帝隻統治了如此短暫的時間就死去了，那麽，這位令人敬畏的大清皇帝的死肯定會對當今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治皇帝沒有自己的兒子，他把皇位留給了另一個未成年的繼承人，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權將因此再次落到攝政者的手裏。我們現在還無法說出究竟是誰在掌管大清政府。顯而易見，除非清國人破除先例，否則可以預料，清國的國際政策在未來數年之內，將會和當初外國人尋求與清國建立緊密外交和貿易關係時所遭遇的一樣撲朔迷離。”

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同治皇帝終於和鹹豐皇帝一樣暴卒了，政局也一樣的撲朔迷離。後鹹豐時代，一個女人的出現改變了帝國命運的走向。現在是後同治時代，那個被稱為慈禧太後的女人，是否依然會改變帝國命運的走向呢？

4年之後，也就是光緒五年（1879年），吏部主事吳可讀突然在蘇州的一所廢廟裏服藥自殺，從而揭開了圍繞著皇位更替展開的那些陰謀與欲望。同治朝有一個被嬗改的開頭，也同樣有一個被嬗改的結局。這完全是一個被改變的王朝，那雙不由分說改變曆史的翻雲覆雨手依然是傳說中的纖纖玉手。

事實上，和鹹豐帝一樣，同治皇帝也對自己的身後事做出了獨立安排。據《東華續錄》和《滿清稗史》記載：同治皇帝自己沒有兒子，他在臨終前便“口授遺詔”，立貝勒載澍為帝。但是很快，這份遺詔被慈禧太後撕碎了。一個王朝的後續線索剛一露頭就被掐斷，隻能昭示同治朝的力不從心和轉瞬即逝。

慈禧看中了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即後來的光緒皇帝）。這說起來應該是製度突破了。載澍和載湉雖然隻有一字之差，其中卻埋伏著帝國皇位繼承的製度安排。如果慈禧從下一輩（溥字輩）挑選皇位繼承人的話，那她就被尊為太皇太後，不再有資格垂簾聽政了。而當時的載湉雖然隻有四歲，卻和同治帝平輩，另外他的母親又是慈禧胞妹。載湉一旦即位，慈禧仍可仿舊製垂簾聽政。一個女人的機心就此截斷了曆史發展的邏輯鏈條，刹那間綻放出妖豔的機鋒。

慈禧成功了。這是個陽盛陰衰的帝國，妖豔的機鋒橫掃一切。雖然慈禧強立載湉為帝，將皇後阿魯特氏推到身份尷尬的境地（既非皇後也非皇太後），但世事的真諦是新陳代謝。阿魯特氏最後的歸宿隻能是自殺殉夫。

同治朝至此徹底結束。雖然還有餘音繞梁，比如，在慈禧強立載湉為帝後，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和禦史潘敦儼上奏表示反對，吏部主事吳可讀甚至服藥自殺，屍諫抗議慈禧的“倒行逆施”，但是反對無效，慈禧還是孤身走我路。那個叫光緒的天子最終被抱上了太和殿的龍椅，目睹了一場以他的名義舉行的登基典禮。慈禧太後頒諭布告天下，改年號為光緒，年僅四歲的載湉被合法地宣布為清入關後的第9代皇帝——光緒皇帝。

雖然這個小皇帝看上去茫然無措，在龍椅上坐臥不寧，很有張揚其生命本能，在上麵撒一泡尿的衝動，一如10多年前,6歲的鹹豐幹過的那樣……但一切都已結束，一切正在開始，任何的細枝末節或者說個人小情緒無關緊要。

曆史正在不由分說地向前。它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