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年

光緒二十三年之前的3年，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這是一個極其微妙的年頭，充滿了無限的可能和不可能。帝國有一些蠢蠢欲動，有一些蓄勢待發，有一些歡欣鼓舞，有一些風雨欲來。這一年,41歲的南通人張謇考得了狀元。這是他自16歲中了秀才後，長達25年科舉跋涉的結果。隨後他被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事實上張謇的修得正果要得益於慈禧太後的60大壽，帝國為了慶祝這個吉誕，破例多開一次科舉考試，而早已心灰意冷的張謇被父親和伯父強逼著做最後一搏，沒想到否極泰來，功成名就。

這一年1月，名不見經傳的孫中山寫了《上李鴻章書》，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4項主張。但是很遺憾，他沒能麵見李鴻章。6個月後，甲午中日戰爭爆發。10個月後，孫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革命政黨興中會（即中國國民黨之前身）。帝國開始有了異動。

帝國的異動當然不是從這一年才開始的。此前一年，在商海沉浮多年的鄭觀應出版了《盛世危言》一書，軍機處章京陳熾則撰成《庸書》，主張參照西方政治製度，立憲法、開議院，實行“君民共主”。他們似乎是先知先覺了，但是帝國不為所動。帝國在這一年忙著向官紳商民借款，以籌措甲午戰爭的軍費。戶部正兒八經地擬定《息借章程》，規定月息7厘,6個月為一期，兩年半還本付息。這大約是帝國最早發行的內債了。還不錯，此次“息借商款”籌措了1100餘萬兩銀子，大大解了帝國的燃眉之急。

但光緒皇帝的眉頭始終沒有舒展開來。他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最操心、最焦慮的人兒。一方麵太後的60大壽不能不辦，也不能不辦好；另一方麵，迫在眉睫的戰爭不能不化解，可這裏頭卻是兩難，光緒一時間找不出破解之道。

早在3年前，慈禧宣布：“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暫停二年，解部充餉。”隨後，帝國撥出3000萬兩銀子的專款，以為慈禧太後舉辦慶壽典禮之用。在慈禧太後的慶典想象中，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農曆十月初十（慈禧太後生日）應該大排鑾駕，在從西華門到頤和園的幾十裏大道旁，應該搭建經壇、戲台、彩殿、牌樓，熱熱鬧鬧慶賀她的吉誕。然後就是在頤和園內聽大戲，開大宴，難忘今宵。但光緒卻突然向太後提出“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由此，帝後黨爭從幕後走向台前。一場即將到來的戰爭成為帝國政治博弈的催化劑。慈禧太後當著皇帝的麵對主戰的翁同龢等禦前大臣說了這樣一句話：“今日令吾不歡者，我亦將令彼終身不歡。”（見範文瀾《中國近代史》）這意思是“誰讓我痛苦一下子，我讓誰痛苦一輩子”。慈禧太後這話既然是當著光緒皇帝的麵說的，那就是針對他的——果然，若幹年後，變法失敗的皇帝被囚禁了。光緒的餘生毫無疑問是痛苦不堪的。

但1894年的光緒最初還是生機盎然的，起碼看上去無所畏懼。這一年，他24歲。24歲的皇帝這樣對李鴻章下令道：“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李鴻章卻自得於北洋艦隊“聲勢已壯……入可以駐守遼渤，出可以援應他處，輔以各炮台陸軍駐守，良足拱衛京畿”。所以他既不主動出擊，也無所作為，直到這支名聲在外的艦隊全軍覆沒。當敗局已定時，光緒悲憤地詔責李鴻章：“北洋創辦海軍，殫盡十年財力，一旦悉毀於敵……李鴻章專任此事，自問當得何罪？”他下令拔去李鴻章“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但李鴻章在慈禧太後的庇護下安然涉險——其深層原因其實在於後黨構築了一道強有力的防火牆，令光緒皇帝無奈加無趣。對此，曆史家範文瀾如是分析：“中日戰爭與帝後黨爭有密切關係。帝黨主戰要在戰爭中削弱後黨，後黨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實力，兩黨借和戰爭奪權利，隨著軍事的慘敗，後黨在政爭上取得勝利。”

所以1894年的光緒雖然看上去是生機盎然的，可生機盎然的背後卻是蒼白無力。而1894年也注定成為一個告別的年頭，與同治中興30餘年來改革的成果說再見。從1860年開始的帝國自救運動雖然有一個不算太壞的開始，但結局卻是慘不忍睹。因為它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於是，在帝國的一襟晚照中，光緒隻能擺一個不自然的姿勢，留下一個生硬表情。他的燦爛笑容轉瞬即逝，而慈禧太後開始睚眥必報了。4年之後的1898年，光緒的老師、帝黨重要成員翁同龢被太後開缺了，隨後，他自己也差點被開缺，隻保留了一個名義上的職位或者說稱號——皇帝。這樣的時候,19世紀走到了盡頭，新世紀正撲麵而來，吉凶未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