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光緒二十三年，協辦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翁同龢時時處處感覺到了一種“滯”。這一年他67歲。

在世人眼裏，翁氏家族是響當當的天下第一名門望族，“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道、鹹、同、光四朝，翁氏兩代累任高官。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為同治帝師。翁同龢的仕途也是一順百順，鹹豐六年（1856年),27歲的翁同龢中一甲一名進士，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1865年），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載。同治病逝後，光緒繼位，翁同龢被慈禧欽命入值毓慶宮，為光緒師傅。兩代帝師，翁同龢於時勢應該處處圓通純熟的，怎麽他會感覺到“滯”呢？

其實，十一年前的光緒十二年(1886年)1月3日，是翁同龢的心境由“通”轉“滯”的拐點時刻：他由工部尚書調任戶部尚書。帝國財政狀況的不堪讓他心事凝重，而光緒大婚前夕的太和門大火，毫無疑問刺激到了他，翁同龢對朝局或者說時局便隱隱有了不吉的念想。

火災是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的一個深夜發生的。大火起時，翁同龢正在府上酣睡。因有仆人大呼“大內火起”，翁同龢忙起床驅車入左掖門去撲救，途中翁同龢發現與他同行的救火大軍浩浩****，竟達7000人之巨，包括士公貴族、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各部院尚書、侍郎、各旗副都統以及翰詹科首、軍機章京、各部院衙門司員、各旗營侍衛章京等，另外還有神機營兵丁、步軍統領衙門兵丁及護軍官役都趕來了。起初，翁同龢還感覺如此浩浩****的救火行動是不是小題大做了，人人爭著給皇帝作秀，但到現場後才知道火災的確凶猛，據事後度算大火“燒毀貞度門一座三楹，東庫房門七楹、太和門一座七楹，又東庫房七楹，昭德門一座三楹，共焚去二十七楹”。而關於這次火災的詳細情況，翁同龢也在他的日記裏做了描述：

昨夜大風，五更止。平日早醒，是日獨酣睡。仆猝呼餘起，曰“大內火”，又曰“貞珠門”。急起，飯而登車驅車入，始知貞度門……由左掖門入，踏雪難行，至則門罩三間已落架，牆柱尚燃。餘與福公、慶邸皆日斷火道，而莫之應也。門之西曰皮庫，東則茶庫。皮庫尚開門出燈籠，茶庫扃尚嚴，而火已穿入矣，人未知也！餘出太和門，觀金水橋下水，鑿冰一尺才得數寸水，機不得力。遂至朝房小坐，甫一刻，則火已透茶庫，上太和門簷，趨視則一間四麵皆烈焰矣，何其速哉！人力難施，水又短缺，須臾越而東，毀武備院氈庫五間，又東焚昭德門。惟時撤昭德門東邊屋，屋堅固不能動，鋸之斧之仍拽不倒。於是傳工匠撤盡東頭兩間，凡兩時許始得將梁柁拽下，而被傷者近十人矣。火至昭德門，忽回旋不東突，撤屋者因下手，不然燼矣。餘又至朝房坐。再往，火如故。未正馳回報，飯罷複入，屋已撤三間，火道已斷，柱猶冒火，餘燼仍熊熊。

滅火行動進行了兩天才結束，翁同龢筋疲力盡。但接下來的時日，翁同龢發現自己才真正開始忙起來。他所在的戶部要為這次火災遭受的所有損失買單。光緒“大婚”所備的服飾和各種禮儀用品大多燒毀，需要重置；“三門”燒毀，需要重建。翁同龢算了一下，光采買物料、拉運車腳、匠夫工價並辦買銅、錫、葉子、金等項例銀就達235000餘兩，另外為激勵人氣，光緒皇帝下令，凡到場救火的王公貴族、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九卿暨翰詹科道官員，以及各旗副都統等官員分別“著加恩賞加一級”，或“著加恩賞加二級”。算下來戶部總計需撥銀25000餘兩獎給水會、匠人、兵丁等人員，另外修建火班房和添置消防器具也需撥銀13900餘兩。翁同龢感覺這火燒的不是太和門，而是戶部——區區一座木門著火，戶部30萬兩銀子沒了，翁那叫一個心疼啊。

卻是不能說。因為皇帝正惱羞成怒。還有一個多月就要大婚了，這火燒得不是時候。在私心裏，翁同龢或許是希望光緒將婚期往後拖一拖的，因為光緒大婚沒有五六百萬兩銀子下不來。表麵上看，從光緒十一年（1885年）開始，帝國每年平均歲入8300餘萬兩，歲出7700餘萬兩，盈餘約600萬兩，皇帝結個婚應該綽綽有餘。但翁同龢知道，這600萬兩銀子是紙麵上的財富，當不得真的。因為用錢的地方太多，這其中海防額款、頤和園工程是兩個大頭。先說海防額款。帝國海軍始創於光緒元年，始創之時，朝廷每年酌提粵海、潮州、閩海、浙海、山海等關洋稅，及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廣東等省厘金，合計400萬兩，作為海防專款，分撥南北洋。這樣算下來，北洋海防經費之款當有200萬兩。可李鴻章卻老是抱怨不夠，甚至公開說：“戶部所撥海防額款，本為搪塞之計……統計每年實解不過數十萬。”李鴻章說的這個情況翁同龢也有難言之隱。首先，他接手戶部時間不長，光緒十年（1884年）前北洋海防經費的撥解雖由戶部主持卻與他無關；光緒十一年（1885年）起北洋海防經費的撥解改為新成立的海軍衙門主持，李鴻章叫苦，叫不到他頭上。但公允而論，翁同龢卻相信李鴻章所抱怨的大約不假。因為戰爭未起之時，帝國財政唯一可以刪減的地方就是海防額款了。

光緒皇帝即位以後異事紛呈。自甲申戰後，帝國流言四起，曰變曰破立者不絕於耳。光緒雖然剛剛成年，不諳世故，也屢屢在翁同龢耳邊表達破舊立新之意。翁同龢的意思是：“治大國如烹小鮮。何為重何為輕？火候為重，力道為輕。”他勸皇帝要韜光養晦，靜待時日。

的確，世上事多有忌諱，明明是好事一樁，若是犯了忌諱，也會變成壞事的。雖然慈禧太後給光緒帝頒發了親政懿旨，說：“前因皇帝甫經親政，決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請訓政數年。兩年以來，皇帝幾餘典學，益臻精進，於軍國大小事務，均能隨時剖決，措置合宜，深宮甚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禮成，應即親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翁同龢卻看出題外之意——光緒親政那是萬萬急不得的。自同治朝以來，太後垂簾聽政卻穩操權柄，仿佛一個吸了多年鴉片之人，權力之癮說戒就能戒？翁同龢自是不信。而當下最緊要關頭，則是防止急躁冒進之徒以獻策為名上治國策，以收名利雙收之效，但說到底卻是誤國之最大禍患。那些日子，翁同龢驚聞東北皇家祖陵山崩千餘丈，便擔心會被有心人加以利用，以作為“極言時危，請速變法”的憑證。果不其然，南海布衣康有為就洋洋灑灑上寫萬言書，試圖有所作為。

在翁同龢看來，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到京之後，試圖交結的多為朝中重臣：工部尚書潘祖蔭、吏部尚書徐桐、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以及國子監祭酒盛昱，等等。一個不第舉人，如此熱衷聯絡官場中人，這不免引起他的注意。起初，翁同龢以為布衣康有為定會四處碰壁的，卻不料其他人等除徐桐之外，都與康有為見了麵。有些做深入之談，有些更引為知己。麻煩的一點還在於，多事的盛昱竟然將康有為的惹禍文章轉到他翁同龢手上，試圖讓皇上革舊維新，勵精圖治。翁同龢一方麵在心裏批評康有為多事，盛昱不懂政治，一方麵也為每況愈下的時局憂心忡忡。畢竟都是局中人，避而不談時局並非就可以避禍的。

自光緒九年（1883年)12月中法戰爭爆發以來，帝國變得日益不堪。政府承認法國與越南訂立的條約；同意在中越邊境開埠通商；聲明中國自北越撤兵，調回邊界。馬尾海戰，福建水師艦船被擊沉七艘，官兵傷亡700多人。馬尾船廠亦被毀於一旦。光緒十一年(1885年），帝國和日本簽訂《天津會議專條》，規定自“甲申政變”後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日後朝鮮若有變亂或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派兵，彼此應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帝國在朝鮮長達千餘年的特殊地位被日本國染指了。翁同龢悲憤莫名。而就在同一年，李鴻章和法國人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中國日後建築鐵路應向法國商辦。自此，帝國西南門戶洞開。翁同龢覺得，李鴻章之有罪，此又一明證也。而要命的同樣在這一年，帝國棟梁左宗棠過世了。左宗棠生前設馬尾造船廠，製造輪船；討伐阿古柏侵略軍，收複天山南北各地以及抗擊法國侵略者，居功至偉。關鍵是此公蠻有意思，死前曾自作挽聯。莊嚴、幽默俱在，出世、入世兩全。上聯曰：“慨此日騎鯨西去，七尺軀委殘芳草，滿腔血灑向空林。問誰來歌蒿歌薤，鼓琵琶塚畔，掛寶劍枝頭，憑吊鬆楸魂魄，奮激千秋。縱教黃土埋予，應呼雄鬼。”下聯是：“倘他年化鶴東歸，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現出金身。願從此為樵為漁，訪鹿友山中，訂鷗盟水上，消磨錦繡心腸，逍遙半世。惟恐蒼天負我，再作勞人。”

翁同龢最佩服左宗棠的一點是他有直名。當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人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時，左宗棠大罵道“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還說“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翁同龢聽了，或許真是心有戚戚焉。可惜現如今棟梁不在，帝國還能安然無恙乎？翁同龢不敢深想。

當然，對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翁同龢來說，最主要的事情是如何處理康有為的“萬言書”。作為一個無功名者，康有為有一個途徑是可以達到上書目的的。那就是取得同鄉京官的印結，也就是同鄉京官出具的有關康氏身世的證明。或許是康有為的同鄉京官都不敢惹是生非，不願為其出具證明，康有為才讓盛昱通過私人途徑將這份“萬言書”轉交到翁同龢手裏，希望通過他以達天聽。翁同龢自然不想惹這個麻煩，唯獨顧慮盛昱不知深淺，將此事嚷嚷出去，自取禍患不說，還殃及池魚。便在私人日記裏寫道：“盛伯羲（盛昱）以康祖詒（康有為）封事一件來，欲成均代遞，然語太訐直，無益，隻生釁耳，決許覆謝之。”以為日後交代。

就在翁同龢將退未退康有為“萬言書”之時，康有為卻按捺不住自己心緒，直接找上門去了。翁同龢從門房處得知，此人初稱布衣，繼稱蔭監，號稱康國器之侄孫，顯得很不誠實，當下就看輕了他，拒絕一見。其實，翁同龢對這“萬言書”還是相當的看好。在退還給康有為之前，他貴為帝師，竟然悄悄地在書房裏緊閉門窗對此件做了詳細摘抄，不少段落甚至是一字不漏地謄錄。比如其中一段：“日本崎嶇小島，近者君臣變法興治，十餘年間，百廢俱舉，南滅琉球，北辟蝦夷，歐洲大國，睨而莫敢伺，況以中國地方之大，物產之盛，人民之眾，二帝、三王所傳，禮治之美，列聖所締構，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後、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謂變法則治可立待也。”還比如：“今上下否塞極矣。譬患咽喉，飲食不下導，氣血不上達，則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古者君臣有坐論之禮，《大學》之美文王曰‘與國人交’，《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懇誠發乎中禮，群臣若嘉賓，故群臣盡心，下情既親，無不上達，則奸消弊縮，雖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霽威嚴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盡其言於前，天下人人得獻其才於上。”翁同龢都抄得格外認真，以為存檔，也為日後借鑒。時局如霧，誰都不敢擔保當前局麵會永遠維係下去的。事實上也維係不下去了。翁同龢或許覺得，眼下不變法不等於將來不變法。太後一旦放權，國內外事機、事態相繼促發的話，帝國變法怕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了。到那時，這個叫康有為的年輕人或許可以派上用場。隻願他屆時會成熟一些，不似今日這般冒失毛躁。

翁同龢將“萬言書”悄悄謄錄之後，就囑盛昱退還給康有為，餘不多言。

光緒二十三年，翁同龢回首人生往事，覺得自己首先還是個仕途中人。光緒元年（1875年），他任刑部右侍郎。光緒二年（1876年），任刑部尚書。光緒八年（1882年），出任軍機大臣。光緒十年（1884年），法越事起，翁同龢主張一麵進兵，一麵與議。仕途上他加太子太保，賜雙眼花翎、紫韁。光緒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軍機大臣，深得光緒帝信任，直至光緒二十三年，以協辦大學士，兼任戶部尚書。

但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後，翁同龢每於皇帝召對谘詢時事時，任意可否，喜怒見於形色，在變法失敗後被革職，永不敘用。此後，光緒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在家中去世，享年75歲。

因此從光緒二十三年的時間坐標去看翁同龢，幾乎可以說是他的仕途人生巔峰期。但是大時代巨變蜂擁而來，翁同龢的衰落幾乎呼之欲出了。

當然，如果從光緒二十三年開始回憶，翁同龢的仕途亮點也還色彩斑斕：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支持盛宣懷等創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戶部撥100萬兩“生息官款”存於中國通商銀行，實際上也成為開辦伊始的中國通商銀行的最初營運資金；舉薦康、梁等維新人才，親自草擬《明定國是詔》。如果要蓋棺論定，翁同龢或許覺得自己還無愧此生吧。

光緒二十三年，翁同龢也還是一個書法家。生活不隻是由政治組成，藝術也還是曾經的狀元郎翁同龢的精神寄托。在時光的浸**中，翁同龢先後從歐、褚、柳、趙書法中習得瘦勁，從顏體中習得渾厚，在北碑中領悟“平淡中見精神”的意境。翁同龢博采眾長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一個名噪一時的書法家，而是他選擇了這樣的方式去與緊張的時代緩解關係。

作為兩朝帝師，翁同龢對時代或者說時局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教出來的學生皇帝，掌控不了時局，他自己也最終被淘汰出局。說到底，光緒二十三年的翁同龢，即便能悟透生前身後事，但也隻能像漩渦裏的落葉，無法左右前進後退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