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胡廷卿

光緒二十三年，秀才胡廷卿52歲了。年過半百，有兩個兒子。胡廷卿是典型的中國秀才，名兆祥，字廷卿，號和軒，字號都齊全的。他是道光年間生人，生於道光乙巳年，也就是公元1845年。那時，第一次鴉片戰爭剛結束不久，胡廷卿還不知曉世道艱難，人間兵連禍結。

胡廷卿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安徽省祁門縣十二都貴溪村。和那時候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出生地決定了一個人的視野和格局。如果從光緒二十三年開始回憶，秀才胡廷卿的前半生實際上乏善可陳。他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參加了鄉試。那一年，貴溪村的親友族人設宴為他的“鄉試餞行”，贈送程儀（亦稱“程敬”，舊時贈送出行者的財禮）。胡廷卿不負眾望，獲得了秀才功名。事實上他一生的榮光也止於秀才，並最終以塾師為職業，承擔起了養家糊口的重任。胡廷卿最初在秀峰書舍任教，後受聘於白楊院。白楊院在貴溪村北五裏，是村中的高級學府，在此之前出了不少科甲之士。胡廷卿以秀才學曆執教於白楊院，且帶出多名在科舉考試中頗有斬獲的學生，說明他的八股文功底還是相當了得的。

但是隨著時間流逝，晚清塾師胡廷卿發現，生活似乎變得入不敷出了。如果從光緒二十三年開始回憶,13年前的農曆五月初三，他的長子陽開定親，僅“聘金”一項就支出32元，而那一年胡廷卿的束脩（教學收入）是47元，用於生活費的支出可謂捉襟見肘。而讓光緒二十三年的胡廷卿寢食不安的是，第2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的幼子雲鵠要結婚，婚禮及采儀、聘金等開銷多達近百元，胡廷卿預估了一下來年的束脩收入，那是遠遠不夠的。他必須借助其他手段開辟財源，謀取收入，這樣才能維持一個士紳的體麵生活。

由此，光緒二十三年，胡廷卿這樣一個底層士紳的煩惱人生就有了普遍意義。準確地說，在教學之餘，為村民提供合八字、合婚、擇期及治病等服務，並收取一定的喜包錢，是胡廷卿式中國底層士紳的謀生之道。胡廷卿精通醫學，治病喜包的收入最多。同時，他推算八字、看日子、擇期、合婚等，凡是識文斷字的先生能幹的活他都幹。光緒二十三年，胡廷卿徐徐展開的就是中國鄉村士紳的現實生活圖景。生活在歌唱，即便不是歌唱，胡廷卿的人生也變得沒有那麽煩惱了。

正月十四，收田坑海林弟喜包錢200 （文），為合八字。

四月□□，收板溪送喜包錢200 （文），為擇婚期。

五月廿二，收三餘送喜包錢200 （文），為擇婚期。

在這個底層士紳的賬簿記載中，生活的滋味是由一連串看不到頭的200文喜包錢串起來的。如果有一天能看到頭，有滋有味的生活估計也就到頭了。

但是時移世易，胡廷卿的士紳生活不知不覺間也有了商品經濟的影子。一切得從祁門紅茶創製人胡元龍說起。祁門縣為中國傳統茶區之一，以枝茶為主要品種。由於枝茶生產周期漫長，茶葉製成後需要存放3年以上的時間才可上市銷售，貴溪茶商胡元龍決定改進製作工藝。光緒年間，祁門紅茶成了中國著名茶葉品牌。此後，貴溪村茶葉生產逐漸紅茶化，村中開設有太和豐、胡日隆、永興祥、源利祥、胡日興、胡怡豐、永昌棧等多家茶號，收購毛茶，精製紅茶。胡元龍是胡廷卿叔父，這樣的改製毫無疑問是可以恩澤後人的。胡廷卿就是被恩澤者之一。胡廷卿從光緒十一年（1885年）開始，相繼購買了汪郎衝、徐家塢等四處茶棵園地，加上祖上傳承下來的祠背後、小彎2處，共有6處茶棵園地可以種茶。由此，士紳胡廷卿也成了一個小型地主。光緒二十三年年底的某個夜晚，小地主胡廷卿在昏黃的煤油燈下用正楷小字小心翼翼地記下當年的紅茶銷量及銷售收入：

全年共賣出紅茶72.11斤，銷售收入16.951元

錢雖然不多，但胡廷卿聊以**的是，他的士紳身份還是大於地主身份的。讀書人嘛，本分不能丟。

隻是胡廷卿不知道，在光緒二十三年的大背景下，他茶葉收入的風調雨順實際上曲折反映了國內外茶葉市場的風吹草動。光緒二十三年時，兩次鴉片戰爭都已經爆發，太平天國戰爭也早已平息，西方國家對中國茶葉商品有著強烈需求，民間外銷茶葉的“洋莊”茶十分盛行。最關鍵的是，中國茶葉又是唯一不與西方工業品發生競爭的產品，胡廷卿等由此過了些年由茶葉穩定收入帶來的安生日子。胡廷卿本人所耳聞目染的是，光緒八年（1882年），祁門紅茶新品種首次在漢口銷售，就受到海外茶商的青睞，價格步步走高。光緒十年（1884年），祁紅每擔售價34兩銀子；光緒十二年（1886年），每擔40兩到44兩之間；光緒十四年（1888年），每擔達45兩至52兩銀子；光緒二十三年每擔茶價超過了60兩。胡廷卿感覺，生活的風調雨順就是茶價的步步高，這樣的日子才有盼頭。甚至秀才胡廷卿與時俱進，開始注資入夥茶號，成為茶號的股東，轉身成為一名茶商。他入夥福和祥、恒豐等茶號，注入資本金，獲取作為茶號股東的售茶收益。當然胡廷卿入夥茶號，以及作為股東享有的利潤分配和承擔經營風險，在經營製度上仍然承襲明清徽商原有的機製，沒有出現什麽製度創新。這從一個側麵說明，光緒二十三年還是帝製中國的時代，太陽底下無新事。

被茶事恩澤的不僅僅是胡廷卿，還有他的兩個兒子。長子陽開雖然多次參加縣試、府試和院試，但隻獲得童生功名，連秀才都沒考上。此後，陽開隻能像他父親一樣，做一個鄉村塾師。因為沒有秀才功名，陽開隻能帶二三名學生，束脩收入遠遠低於父親當塾師的收入。光緒二十三年其實也是陽開的人生拐點。因為到了第2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陽開下海經商，替茶號運送祁門茶葉至漢口、廣東等地。事實上這樣的押運讓陽開的經商天賦得以檢驗——他口才好，有一定的交際、公關能力。對於沿所受稅卡衙役等勒索、盤剝應付自如，最終圓滿完成任務，這讓陽開的市場經營能力得到了同行的認可，甚至有茶號以提前預付工資的方式聘用陽開。另外胡廷卿的次子雲鵠也在景德鎮的方長春號學習商業知識，時不時地從當地購買大米運回本村銷售。

胡廷卿父子經商後，家庭收入也有所增加。在遠銷茶葉的過程中，陽開帶回了“洋肥皂”“洋麵盆”“洋緞”等西方進口商品，這讓祁門縣貴溪村仿佛也與世界接軌了，大家不再是井底之蛙。

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一天，胡廷卿做出一個重大決定——分家。他把所有茶園地都均分給子孫，自己不再經營茶葉生意，而是專職從事教學，以束脩和“喜包錢”為生活來源。這一年胡廷卿虛歲60,對秀才功名尤為看重，決定要過單純的士紳生活。雖然一年之後，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但胡廷卿並沒有因為廢科舉而影響他的束脩收入。山村歲月長，好多東西不能一刀兩斷，一切都還會藕斷絲連、細水長流。甚至在中華民國成立後，老秀才胡廷卿轉變身份，成為本村養正國民小學的倡辦者，不僅在新式學校教育中繼續獲得收入，其秀才身份依然讓他成為貨真價實的士紳——那些時移世易的動**，似乎都與光緒二十三年中年胡廷卿的心境差不多：變是常道，不變更是常道，一切以不變應萬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