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輯人間煙火

淮安

作為運河城市，淮安是個重要的標本。光緒二十三年的淮安，還是充滿了人間煙火氣。雖然早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時，淮安已經入選全國第九大城市，排在它後麵的城市有揚州、臨清、濟寧、儀真（征）、蕪湖、景德鎮等。而在康熙三年（1664年）時，彼德?馮霍姆率領荷蘭使團經過淮安時，旅行日誌稱該城是中華帝國的第八大城市——這一切都說明，淮安的人間煙火氣還是源遠流長的。運河的水滋潤了它，運河人家的散淡日子在光緒二十三年依舊不緊不慢地過著。這一年，淮安的常住人口在百萬以上，大量外來人口，尤其是高素質的南來北往的官員、文人墨客及參加科舉的士子在淮安城中進出，他們大多在西門與北角樓之間的江西會館、河下的湖南會館、周宣靈王廟同善堂的新安會館、福建庵（今淮安區蓮花新村北）的福建會館、北角樓的鎮江會館、竹巷晉商的定陽會館、湖嘴街浙商的四明會館、中街句容人的江寧會館等歇息、立足、安身立命，構成了淮安市井生活的流動部分。鹽商們寓居或落戶淮安，由此揭開了在淮安地區興建私家園林的序幕。據記載，興建在河下鎮的私家園林有六十五座之多，其中鹽商程嗣立的菰蒲曲、鹽商程鑒的荻莊、官紳張新標的曲江樓等負有盛名。在光緒二十三年的時空之下，這些園林及他們的主人——鹽商及官紳等將日子過得有滋有味，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

散淡日子離不開飲食男女。男女先不說，說飲食。在淮安，從山陽城南到清河馬頭鎮，一路上酒樓飯莊、餅鋪麵館、小吃棚叫賣擔鱗次櫛比。這其中位於淮安舊城西南角萬柳池邊的清溪館名噪一時。《淮壖小記》記載：“清溪館在萬柳池側，昔漕鎮建牙南府，謂之三堂，南門迤西有水門，漕艘到淮，泊南角樓，人由此進城，集此酒肆名播南北。”

因為酒館眾多，淮揚菜就此聲名遠播，《清稗類鈔》中記載的“全羊席”與“全鱔席”，堪稱淮揚菜的精品。南來北往人，豐富了淮揚菜的口味，而大運河漕運的便利，全國各地各種做菜原料在淮安的匯聚，最終打造了淮揚菜成為中國著名菜係的堅實基礎。以鹽商為代表的富庶群體在淮安出現，使得類似“全羊席”這樣的奢華消費滋潤了這座運河城市的尋常日子。

光緒二十三年，由於淮安作為運河城市工商業經濟發達，老百姓的生活開始逐漸擺脫農業社會的傳統影響，走向富足與奢華雅致。詩酒雅集、聽戲品茗、食藥養生，成為市民階層的時尚追求。這座運河城市，倉廩實而知禮節。單以河下小鎮為例，明清兩代科舉，共中67名進士，狀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一時聞名遐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下的劉氏家族五世魁科，一門六進士，李氏兄弟同科進士，張氏父子同試博學宏詞科，都傳為佳話。

一切似乎花好月圓，日子還將長長久久地過下去。但因為是運河城市，淮安的流變一定是與大運河綁在一起的。我們還是將目光投射到那條河上吧。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世上大拙之物事，向來是欲辨已忘言的。大運河就是這樣，從南到北，仿佛自天地初辟鴻蒙開始，就這麽地老天荒地流著了。但一些起承轉合的微妙節點，卻悄悄提醒了世事的流變。

此前42年，也就是鹹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了，這一改變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事實上，這是致命的中斷。如果從文化或者文明角度觀照大運河，光緒二十三年之前，這條河已經承載了太多文明間融會貫通的功能。早年間中原文化對江南文化的滲透，以及宋以後江南文化對北方、中原文化的反哺，特別是運河開通後，江南的絲織工藝、陶瓷製造術、建築術、造紙印刷術、指南針及各種文化書籍大量傳往北方，這條河的轉運功能都功不可沒。再推而廣之，作為“東方世界主要國際交通路線”，“大運河的一端通過明州港以通海外諸國，另一段則從洛陽西出以銜接橫貫亞洲內陸的‘絲綢之路’。可以說，大運河起著溝通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巨大作用”（見《運河訪古》）。大運河就是這樣連通起了中國和世界的文化脈絡。

但是鹹豐五年（1855年）時，這樣的連通中斷了。雖然說時移世易的消息是以天災的形式呈現的，卻也與人力有關。早在道光五年（1825年）時,39歲的兩江總督琦善發現自己的仕途有了新動向——作為兩江總督兼署漕運總督，琦善在這一年開始總辦大清曆史上的首次海運。一些機構開始成立：上海設了海運總局，天津設了收兌局，一個王朝從漕運向海運的靜悄悄轉變在一個平常的年頭開始了。道光六年（1826年）正月，一批漕船從黃浦江出發，經吳淞口東向大海，行駛了4000餘裏後抵達天津收兌局驗米交收。漕船上運載的是蘇州、鬆江、常州、鎮江與太倉四府一州漕糧共163.3萬餘石。這個數量其實是蠻驚人的，因為它標誌著這一年朝廷的海運糧占了全部漕糧總數的一半。此後到了鹹豐二年（1852年），江浙漕糧改為海運（又稱海漕）；鹹豐三年（1853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糧改折（指用銀兩或其他物品代替）。這樣一來，漕運的消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所以光緒二十三年的大運河，便顯得格外意味深長。從前因後果看，前因方麵,1851年廣西金田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席卷全國，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清政府重要的漕糧征集地區成了太平天國主要的活動地區，在此後長達14年的戰亂中，江浙一帶的漕運幾乎處於癱瘓的狀態。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緊隨而至的撚軍起義活動於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八省之間，並且一度進攻漕運重鎮淮安府等，對清政府的漕運秩序帶來重創，加速了漕運的衰敗。大運河由此唱響了挽歌。

真正的挽歌可能還要在三年之後的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開始唱起——南漕改用火車，由天津運往北京。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淮安漕運總督部院因無漕糧可運而撤銷，這標誌著淮安不再具有南北漕運樞紐的地位。此後的1911年，津浦鐵路全線通車，從此京杭大運河以及沿線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畢竟時移世易的消息裏，時間是可以改變一切的。光從運輸時間看，漕運是屬於田園牧歌時代的。大運河上，漕糧運到目的地需要數月或半年以上，但改為鐵路運輸後，快則不足十天，慢則也在一月以內就可以運入京城了。

一切都在快速的改變中。無論是大運河，還是附著其上的淮安城。而作為節點時間，光緒二十三年悄悄提醒了世事的一種流變，雖然百姓的日子，並未覺察到，變化正加速度地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