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致命的臨終手術
崇禎初登帝位，曾經給舉國吏民帶來了一縷久違的希望之光，《劍橋中國明代史》中說：“一些樂觀的觀察家甚至把朱由檢的繼位看成是進行深遠改革和複興明朝的機會。”
天啟英年駕崩，臨終前留下遺囑，宣布由他唯一的弟弟，從血統和法統上來講都是最應該成為皇位繼承人的信王朱由檢繼位。魏忠賢集團當然不願意這位喜怒不形於色、平時遠離政治旋渦的十八歲的親王接任帝位，然而到底是該搞政變還是用懷了孕的宮女冒充天啟的遺腹子，魏忠賢集團的意見沒能達成統一。最終，在鼎故革新的大變局下，魏忠賢終於露出了無能的馬腳——他隻能乖乖地聽任朱由檢登基，相當於把自己及其集團的命運交付到了對手手中。
朝臣們為朱由檢草擬了四個年號，分別是乾聖、興福、鹹嘉和崇貞，朱由檢最終選了最後一個，並改為崇禎——意指他的統治時期將是一個吉祥如意、充滿幸福的好年頭。
與哥哥天啟對權力和政治毫無興趣不同，崇禎充滿了欲望。早在信王時代，他就有意無意地設想過如果自己當皇帝，該如何治理這麽一個龐大的國家。隻是，那時候他沒有想到自己真有這樣的機會。哥哥天啟如果育有兒子的話，這帝位就根本輪不到他頭上。
魏忠賢集團是擋在崇禎政治路上的一塊巨大障礙，崇禎不可能也不願意容忍它的存在，而魏忠賢也一反天啟時代的飛揚跋扈，企圖用低調的方式來保住已然獲得的地位。
魏忠賢試探性地給初登帝位的崇禎送上了四名絕色美女。一個說法是，這四個人中有一個就是後來名氣頗大的陳圓圓。但崇禎與天啟的完全不同之處在於，天啟是個不折不扣的酒色之徒，而崇禎幾乎一生都過著苦行僧式的節製生活。依崇禎的脾氣，他當場就準備把四個美女退回去，但為了不引起魏忠賢的警惕，他不動聲色地收下了。隨即，他對四名美女搜身，沒有發現凶器，卻發現每個美女身上都帶有一種能使男人產生性興奮的藥丸。崇禎當即命四人將藥丸銷毀。
一天晚上，崇禎與近臣討論為治之道時，突然聞到一股獨特的香味幽幽傳來，崇禎立即令人仔細搜查。良久，才從複壁裏拉出一個小太監，小太監手裏正拿著煙霧嫋嫋的熏香。經審問，小太監承認是魏忠賢派來的，熏香的目的就是希望崇禎沉溺女色。又有一日，崇禎在便殿批閱奏章，突然聞香心動。他責問近侍是怎麽回事，近侍回答說這是宮中的舊例。崇禎喝令近侍毀去熏香，並告誡今後不要再用。接連遇見此種事情，崇禎感慨良久：“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一個令後人深思的事實是，盡管魏忠賢位極人臣，以天啟為首的明帝國君臣把他捧到了偶像的地位，但在與崇禎的博弈中，他仍然輸得一敗塗地。這個事實說明，在朱元璋所創建的大明帝國政治體係下，不管臣下獲得了怎樣巨大的權力，隻要君主翻臉，臣下無論如何都處於轉瞬即被擺平的劣勢。
崇禎剛繼位，就有不少各懷心機的士人對魏忠賢集團進行強烈批評，他們以奏折的形式投石問路，從而形成了一輪反對閹黨的**。其中一個叫錢嘉徵的上奏者，其身份隻是個貢生。按朱明祖製，凡國立學校學生，一律不準議論國政。但崇禎沒有追究錢貢生違背祖製，而是將這封措辭嚴厲的奏折以邸報的方式公之於眾。這無疑在向天下吏民表明，新皇帝對炙手可熱的魏忠賢已動殺機。接下來，便是鋪天蓋地的要求製裁魏忠賢及其黨羽的奏折。
盡管魏忠賢權傾天下，但在至高無上的皇權麵前，仍然不堪一擊。他向崇禎提出辭呈，並要求取消魏家所擁有的各種爵位。他想用交出權力來保全身家性命。然而，崇禎不準備讓步。他發表上諭，認為魏“專務逞私殖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通同客氏，表裏為奸”，本來應當處以淩遲極刑，但看在先帝麵子上，從輕發落到鳳陽看守祖陵。這一上諭表明，崇禎雖然對魏忠賢深惡痛絕，但還打算留他一條性命。
然而，魏忠賢又一次惹火了極度敏感自尊的崇禎——前往鳳陽之前，仍然有不少官員前去為魏忠賢送行，魏本人也帶了大批仆從和警衛。崇禎大為惱怒，再次發布上諭，指責魏忠賢對皇上的寬大毫無感激悔改之心，命令錦衣衛“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
魏忠賢得知這一上諭時正行進在北直隸河間府的阜城縣境內，他深知自己的末日到了。那天晚上，他住在尤克簡家裏，外廂房住了一個姓白的書生，白書生眼見曾經作威作福的九千歲落到如此地步，臨時編了一首《掛枝兒》的小曲大聲唱給魏忠賢聽——這無疑給了原本就走投無路的魏忠賢又一擊悶棍。白書生唱道：
聽初更，鼓正敲，心兒懊惱。想當初，開夜宴，何等奢豪。進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裏，隻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濃也，怎把愁腸掃？
二更時，展轉愁，夢兒難就。想當初，睡牙床，錦繡衾綢。如今蘆為帷，土為炕，寒風入牗。壁穿寒月冷，簷淺夜蛩愁。可憐滿枕淒涼也，重起繞房走。
夜將中，鼓咚咚，更鑼三下。夢才成，還驚覺，無限嗟呀。想當初，勢傾朝，誰人不敬？九卿稱晚輩，宰相謁私衙。如今勢去時衰也，零落如飄草。
城樓上，鼓四敲，星移鬥轉。思量起，當日裏，蟒玉朝天。如今別龍樓，辭鳳閣，淒淒孤館。雞聲茅店月，月影草橋煙。真個目斷長途也，一望一回遠。
鬧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氣。正寒冷，風凜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溫彼此。隨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馬聲嘶。似這般荒涼也，真個不如死！
白書生在外廂房旁若無人地反複吟唱，一直唱到五更天，唱得心慌意亂的魏忠賢再也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他用一根繩子在房間裏懸梁自盡，陪同他一起自盡的，有一個叫李朝欽的心腹兄弟。至於幫助魏忠賢淘到政治上第一桶金的客氏，後來被亂棍打死。
崇禎搞定魏忠賢，手段之高明和沉著，不亞於後來的康熙擒鼇拜，崇禎本人為此常感得意，時人以及後人對此也評價甚高，比如夏允彝就認為：“烈皇帝不動聲色，逐元凶，處奸黨，宗社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烈皇小識》則評論說：“肘腋巨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
民怨沸天的魏忠賢集團被徹底清洗，天下吏民無不歡欣鼓舞，他們對剛剛坐上紫禁城龍椅還不到半年的這位年輕皇帝充滿了敬意和希望。這個龐大的帝國已經在壓抑和停滯中徘徊了太久，天下蒼生都期待崇禎能夠帶來天下承平的中興。
畢生以勵精圖治自許的崇禎開始施行他自以為是的治國之術。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得開闊一些，即放諸全球範圍，我們會發現，十七世紀是一個動**不安的時代。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全球共此涼熱，基本都處於風雨飄搖的巨變中：東方中國自不用說了。在西方，1648—1653年，法國興起投石黨運動；1642—1649年，英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國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1633—1648年，莫斯科陷入了數次大動亂的旋渦；1647、1664年，墨西哥市民暴動……這就是學者們所指稱的十七世紀全球危機。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氣候是這一場危機的始作俑者。十七世紀初，全球經濟、人口增長很快，十七世紀中葉卻氣候異常，導致農作物大量減產，全世界都發生了糧食不夠吃的問題，從而引發了饑荒、瘟疫以及政治和社會的動**。
十七世紀危機說乃是從宏觀概念上講的，自然具有它的科學性。具體到中國、到大明，從細部入手，大明王朝的覆亡則有著更深層次或者說更具體的原因。
北京城被李自成農民軍包圍得水泄不通時，誰都知道，大明的江山隻能以時辰來計算了。這時，有人向崇禎推薦文武大臣中的可用之人，崇禎默然不語。舉薦人離開後，他當著宦官王之心的麵，用手指蘸著茶水在禦案上寫了十二個大字：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然後恨恨擦去。把亡國的責任全都推到大臣身上，這大約是崇禎的天才獨創。明末吏治腐敗，士大夫多無氣節，這當然不假，然而，若要論到如何分擔亡國之責，首當其衝的恐怕應該是崇禎自己：正是他臨終手術式的治國之術，加劇了大明帝國這座外強中幹的大廈的崩潰。
先解釋一下何謂臨終手術。一個人疾病纏身，已到了病入膏肓、氣息奄奄的臨終時刻，即便是華佗再世給他動手術，也隻是讓病人再多受些痛苦，而無法挽留其生命。因此，這時最好的辦法不是給他動手術，而是給予小心仔細的護理，讓他盡可能活得久一些。即便支撐不住，也要死得更平靜，更少些痛苦。崇禎作為大明的末代皇帝，就好比接手了臨終病人的醫生，他要做的是護理，是安樂死。但這位醫生誌向遠大，一定要對臨終病人施行自以為得計的臨終手術。這樣，病人不但注定死得快，而且將死得更痛苦、更悲慘。這個病人，就是明帝國及其治下的億萬人民。
即位伊始，崇禎就麵臨一係列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是由他的祖父和哥哥給他遺留下來的爛攤子中所固有的，但有的問題之所以愈演愈烈，終於變得不可收拾，卻和他本人的治國之策密不可分。
連年的災荒是問題之首。如同前麵說到十七世紀危機時指出的那樣，十七世紀上半葉全球氣候的變化引發了糧食減產，在無糧不穩的社會，糧食的減產意味著動亂的潘多拉之盒已經打開：連年的災荒引發了民變，而民變進一步演化為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當朝廷忙於鎮壓農民起義時，崛起於白山黑水的後金開始連年用兵，其規模也由最初的邊境小摩擦一步步發展為長驅中原腹地的大攻掠，再到後來，更發展為誌在與大明爭奪天下的王朝更替之戰。
盡管條分縷析的內因相當多，但崇禎在位十幾年裏最頭痛、始終也沒法解決的問題隻有兩個，第一是後金（清），第二是農民軍。在這兩大敵對勢力周而複始、此起彼伏的折騰下，崇禎和他的大明王朝一同心力交瘁，直至徹底崩潰。
現在，讓我們暫時把視線再回到甲申年的北京之圍吧。
三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城照例又刮起了春季常有的風沙。這是一座已經陷入驚恐之中的繁華都市。城外，李自成的農民軍連營數百裏，北京城已是一座任人宰割的孤城。城內，麵帶菜色的士兵們有氣無力地徘徊在城牆上。紫禁城裏雖然人來人往，但所有人的腳步都放得很輕，生怕弄出一點響動。他們的皇帝崇禎卻一反以往的莊重嚴肅，一會兒莫名其妙地發笑，一會兒又拿起禦案上的墨，在硯台裏一陣亂磨。
這天上午，一個叫杜勳的人在城下叫嚷著要城上守軍縋下一人商談事情。守城的太監和一些將領都認識杜勳，此人本是頗受崇禎重用的太監，此前被崇禎派往山西監軍，卻在大同投降了李自成。守軍反要杜勳上城說語，提督太監王承恩將杜勳縋上城頭，並帶他去見崇禎。
杜勳會有什麽重要事情商談呢？崇禎仿佛看到了一線生機。和崇禎一起接見杜勳的，是內閣大學士魏藻德。杜勳沒有對他投降李自成的叛逆行徑作任何解釋或者說表示一番禮節上的悔恨，反而“盛言李闖人馬強眾”。
原來，杜勳是來給李自成充當說客的。他向崇禎轉達了李自成提出的議和條件：割西北地區給李自成，“分國而王”，並犒賞軍費一百萬。如是，李自成就帶兵退往河南。據說李自成還表示，如果他一旦受封為王，願意為朝廷掃平其他農民軍，甚至幫助抵抗後金的入侵。——李自成提出這樣的議和條件，有些令人不解，他的數十萬久經沙場的大軍已經兵臨城下，北京的易手和大明的滅亡隻是朝夕之間的事，他為什麽要提出如此便宜崇禎的議和條件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麵的篇章裏分析。
對李自成提出的分國而王並勞軍的議和條件，崇禎怦然心動，尤其是杜勳在一旁不斷地勸說。然而，崇禎之所以是崇禎，乃在於他是一個極好麵子的人，他不能容忍一個被他目為反賊的人和他討價還價，逼迫他訂立城下之盟。當然，他也明白，李自成的主動議和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
崇禎把同意議和的球踢給了魏藻德，希望由他來“說服”自己。他對魏說：此議如何？現在事情已經危在旦夕了，你就說句話定了吧。
可是，魏藻德這隻官場老狐狸卻不願意擔當和反賊議和的風險——崇禎十數年來對朝廷重臣的翻臉無情，想必給魏藻德留下了深刻而可怕的印象。他對崇禎急切的問話竟然默然不答，“鞠躬俯首而已”。崇禎著急了，“憂惑不能坐，於龍椅後靠立”，又接連幾次征求魏藻德的意見，但“藻德終無一辭”。崇禎隻得無可奈何地告訴杜勳，我另有旨意，你回去吧。杜勳剛走出門，暴怒而又失望的崇禎一把將龍椅推倒在地，憤然入內。
哪怕命懸旦夕之間，崇禎也不肯答應對手提出的相當優厚的議和條件。這並不奇怪，因為在崇禎的人生觀裏，和反賊議和，或是給予反賊任何方式的同情，都與他高貴的皇室血統和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份相悖——與此相似，還有多年來與後金戰與和的首鼠兩端。其實，早在農民起義才剛剛萌芽時，崇禎就毅然決然地拒絕了綏靖和安撫。
必須承認，中國農民也許是世界上最馴服最善於忍耐的人。大思想家孟子曾經代替他們說出過他們的人生理想，這理想簡單得令人傷感：豐收之年，全家人一年到頭能混飽肚皮；災荒之年，不至於餓死在溝壑之間——孟子把它總結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到了無路可走，隻能眼睜睜餓死的地步，中國農民都心甘情願地當朝廷的順民。一年到頭起早貪黑忙碌不停，哪怕把收獲的絕大部分都上交官府，但隻要餘下的糧食能夠以吃糠咽菜的最低標準維持一家人的生命，他們就會覺得很快樂，就已經是王道樂土的盛世了。
然而，很多時候，他們這一點可憐的維持生命的最低要求也得不到滿足。這時候，他們就隻好鋌而走險了——反正餓死也是死，造反也是死，畢竟造反還有幾頓飽飯吃，還可以多活幾天，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正當崇禎的哥哥天啟在九重飛簷的深宮裏興致勃勃地幹木匠活時，遠在北京之外的陝西發生了一場致使莊稼顆粒無收的大旱。陝西原本就地薄民窮，這樣的大旱無疑讓老百姓雪上加霜。更要命的是，地方官根本不顧農民死活，各種苛捐雜稅統統照收不誤。這是天啟七年（1627）的事情。這一年的上半年，大明帝國由天啟統治；這一年的下半年，大明帝國轉移到了崇禎手裏。
陝西澄城知縣叫張耀采，他所管轄的澄城是全陝災情最嚴重的地區。然而張縣令不僅不對饑民進行賑濟，反而“催科甚酷”，於是導致了“民不堪其毒”，終於被逼上梁山的後果。俗話說兔子急了都要咬人，何況是走投無路的下層百姓呢？
澄城一個叫王二的人悄悄糾集了數百個再也看不到當順民希望何在的農民，他們聚集山上，以墨塗麵。王二高呼：誰敢殺張知縣？眾人齊聲大喊：我敢殺！如是者三，像出師前的宣誓。接著，王二就帶著這數百人闖進縣城，殺死了張知縣，從此嘯聚山林，專門和官府作對。這就是陝西民變的開始。
崇禎繼位後，認識到陝西民變的嚴重性，派兵部右侍郎楊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楊鶴臨行前，崇禎召見他，問他治陝方略。楊鶴表示要以清慎自持，撫恤將士，安撫饑民。崇禎對此默許，支持楊鶴對民變隊伍進行招撫。但他僅僅拿出了十萬兩銀子讓人前往陝西賑濟災民、安撫民眾，結果可想而知。招撫很快宣告失敗，崇禎也就逐漸放棄了招撫的想法。崇禎三年，禦史王道直上書崇禎，認為“盜起於饑”，如果想要一勞永逸地解決民變，最好的辦法是“請益發兵餉銀買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賑延綏，以收拾人心，解散賊黨”。——楊鶴和王禦史都看到了問題的本質，這些民變幾乎都是由於饑民麵臨餓死的絕境才鋌而走險的。如果官府出錢救濟他們，無疑就給了他們生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就會由“賊”變民，民變也就能得到釜底抽薪的根本解決。因而我們可以斷言，此時崇禎倘肯稍作讓步，隻需要拿出百十萬銀兩來賑濟饑民，將變亂消弭於興起之初，後來多半不會那麽快就有李自成、張獻忠等滾雪球似的不斷壯大的農民軍直接威脅大明基業。然而，對王禦史的合理化建議，崇禎斷然拒絕。
一旦拒絕了溫柔的安撫，就意味著天下將卷入長期的戰亂，也意味著崇禎親手為大明王朝催生了掘墓人。
三餉是甲申年乃至整個崇禎時代的關鍵詞，它像一把打開明清更替大門的鑰匙，要想真正深入那段曆史，三餉是繞不過去的必經之道。
所謂三餉，乃是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合稱。遼餉亦稱新餉，始征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於遼東的軍事需要，即對付後金的軍費。到四十八年止，全國除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平均每畝土地加征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天啟時，並征及榷關、行鹽及其他雜項銀兩。崇禎三年（1630），又把田課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銀共六百六十七萬餘兩，除兵荒蠲免，實征銀五百二十二萬餘兩，另加關稅、鹽課及雜項，共征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剿餉是用於鎮壓民變的費用，總數二百八十萬兩，主要也征自田畝。原議隻征一年，實際上從崇禎十年起征，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練餉則是崇禎根據楊嗣昌的提議征派的，名義是訓練邊兵，加強九邊各鎮防禦力量，實際也是為了對付民變。此餉共征銀七百三十餘萬兩。也就是說，崇禎年間臭名昭著的正常賦稅之外的三大餉，其中有兩餉就是為了對付民變。
遼餉、剿餉和練餉加在一起，每年作為定額達兩千萬兩左右。這是三座沉重的大山，把它比作殺雞取卵還不夠準確。事實上，由於加派三餉，致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因走投無路而加入到民變的農民軍中。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加派剿餉和練餉是為了籌集足夠多的費用來平定民變，然而費用的籌集過程同時也是激發民變的過程。一方麵在努力平息民變，一方麵又在努力激發民變。這個奇怪的悖論，崇禎到死也沒有搞懂。
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他以當時福建的情況舉例說，每畝上等農田產糧食不過三石，折合銀子大約一二兩，即便是糧價暴漲的年頭，最多也不過值五六兩，但為此要交納的各種賦稅和三餉之類的加派卻高達十餘兩——也就是說，一個農民起早貪黑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最後的報酬竟然是負數！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到崇禎十年（1637），賦稅增加了六倍多。
總之，三餉和各種賦稅把越來越多的農民推向了三條路：一是餓死，二是造反，三是逃亡。河南的一個知縣統計該縣崇禎十四年（1641）的戶口情況是：原編戶一萬零三十五戶，死絕者八千零二十八戶；原編人丁兩萬零三百二十五丁，逃亡和死亡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丁。也就是說，戶數僅存原來的百分之二十，丁數僅存原來的百分之十！
崇禎統治期間，先後有好幾位大臣就停止加派三餉給崇禎上疏，然而停止加派三餉，就意味著財政運轉困難。為此，大臣們把目光瞄準了一筆數目龐大的叫作內帑的錢財。所謂內帑，那是屬於皇帝個人的私人財富——在天縱英才的皇帝那裏，天下都是他的，他還要私人財產做什麽呢？然而明朝的皇帝除朱元璋外，幾乎個個都有一大筆內帑，而崇禎內帑之豐富，在明朝諸帝中數一數二。
要讓崇禎把他的私人財產拿出來充公，相當於剜他的心頭肉。尤其荒唐的是，崇禎時代最受重用的大臣周延儒，最初之所以得到青睞，竟是因為關鍵時刻為保衛崇禎的內帑說了一番深得聖意的話。
崇禎元年，名將袁崇煥守錦州，他向崇禎上疏請加緊派發軍餉。其時，遼東軍隊已因長年欠餉而麵臨嘩變險境，此前即發生過索餉士兵將遼東巡撫畢自肅綁架後打得滿麵流血的惡性事件。崇禎一看是要錢的奏章心裏就不痛快，崇禎詰問戶部尚書畢自嚴——就是那位被士兵打得鮮血淋淋的畢自肅的哥哥，畢自嚴訴苦說國庫空虛，隻能慢慢籌集。有人又建議皇上動用內帑。崇禎很不高興：我的內帑和國家的國庫，都是萬民脂膏，原本是要用來保家衛國，安定江山的。如果拿去花了真的有用，我不會吝嗇。這時，早就在一旁察言觀色並準確把握了崇禎私心的禮部右侍郎周延儒說：“國家最忌，無如關門。過去隻是防衛後金入侵，現在還要防止士兵嘩變。前次寧遠士兵鼓噪，不得不發餉給他們，今天又鼓噪起來，要求皇上發內帑，如果邊防各地的軍隊都這樣幹，那要鬧到什麽地步？”
崇禎一聽，忙問，那你認為該怎麽辦？周延儒說：“臣非敢阻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間，固當與之，然非常策。還望皇上集廷臣，從長計議，畫一經久之策。”
隻要不拿出自己的內帑，崇禎當然願意聽取周延儒的建議從長計議。不久，袁崇煥又再次上疏請餉，周延儒的見解再次深合聖意：“軍士要挾，不隻為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羅雀掘鼠，軍心不變……”崇禎聽得不斷點頭：“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皇帝和高級官員們在京城裏坐擁金山銀海，卻要求守衛邊疆的將士羅雀掘鼠。但長年半饑不飽的士兵們顯然沒有如此高尚的精神境界，他們紛紛選擇了逃亡或是嘩變。
周延儒羅雀掘鼠的論斷“深契聖心”，不久，他終於如願以償地進入內閣，後來升任首輔，同時也是崇禎時代任期最長的首輔。
但這位善解君意的首輔並沒得到善終。崇禎十六年（1643）四月，清軍入塞，深入山東一帶。那時清軍還沒有和明朝爭奪天下的意思，入塞不過為了掠奪人口和財物。就在清軍滿載而歸準備出塞回東北時，首輔周延儒主動向崇禎提出他願意帶兵出京禦敵。周延儒充分分析過形勢，清軍誌在把掠到的人財物送回東北，必然無心戀戰，隻要把清軍送出長城，就可以坐得保衛京師的大功。崇禎對周延儒的主動請纓甚是高興——首輔親率軍隊深入一線作戰，有明一代，還不曾有過先例呢。
周延儒率軍出城後，按他的如意算盤，反正清軍早晚都要出塞，隻要尾隨在後拖延時日就行了。為此，他每天隻是和幕僚們飲酒作詩——周延儒當年乃狀元出身，算是一等的文人。果然，清軍真的一路揚長而去，並沒有半點進攻北京的跡象。周延儒把各路軍隊抓獲的散兵遊勇和一些平民百姓斬首，向崇禎匯報說與敵激戰後斬獲數百騎，已將清軍驅逐到塞外雲雲。
一年到頭總是被失敗的噩耗弄得心焦似火的崇禎接到周延儒的“捷報”，不禁大喜過望，封周為太師——此前大明二百多年裏，活著被封為太師的隻有李善長和張居正兩人。對此，周延儒也感心虛，堅辭不受。
然而紙包不住火，言官們的彈章很快送到崇禎手裏。崇禎開始不大相信，也不願意相信這麽一次微不足道的勝利也是他的親信重臣在糊弄。不久，錦衣衛的特務們終於把周延儒日日飲酒和殺良冒功的情況密報上來，崇禎既怒且悲。
是年五月，保定巡撫徐標進京晉見，他向崇禎報告沿路所見清軍掠殺後的慘況：臣自江淮來，一路經行數千裏，被攻陷過的城市**然一空，即便沒有攻陷過的城市，也僅存四壁城牆。物力已盡，**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路上竟沒見到過一個耕田的人。皇上如果沒有人民、沒有土地了，如何還能達到天下大治呢？崇禎聽了，流著眼淚說：都是諸臣不實心任事，才弄到這步田地呀。
對周延儒的公然欺君，崇禎下令將其罷免。幾個月後，孫傳庭在潼關進剿李自軍的戰役中兵敗陣亡，消息傳到北京，引發了周延儒的政敵們對周的又一輪攻擊。雖說孫的陣亡與周沒有直接關係，但急火攻心的崇禎太需要一個發泄的靶子。周延儒恰到好處地充當了這個靶子。
當年十一月，周延儒從家鄉被押到京城，關押在一座關帝廟裏。十二月初九深夜，崇禎下令周自裁。奉旨執行的太監剛念完“自裁”二字，嚇糊塗了的周延儒竟轉身想跑，但哪裏跑得掉呢？太監們強行把周延儒吊在房梁上，氣絕後兩個時辰，周的身體還是溫熱的。太監們怕他死而複生，就找來幾枚又粗又長的鐵釘直接釘進他的腦袋。一代首輔就以這種極其不體麵的方式結束了生命。
崇禎即位不到半年時間，就漂亮地剜掉了魏忠賢集團這顆長在帝國心腹之間的毒瘤，消息傳出，天下吏民無不歡呼雀躍。人們以為，太監淩駕於朝廷命官之上的時代終於過去了，這位英明的皇上再也不會給太監任何出路了。
然而善良的老百姓再一次一廂情願了。雖然痛恨魏忠賢閹黨的弄權誤國，自己卻不知不覺也陷入了信用太監從而導致文武官員與太監嚴重不和的困境，這是崇禎治國的另一令人疑惑和惋惜之處。
帶兵打仗本是職業軍人的職責和擅事，一支軍隊應該隻有一位最高軍事長官，由這位長官直接向朝廷和皇上負責，並有便宜行事的權力，這是最起碼的常識。但明代初期就不這麽幹，為了監視軍事長官，每支派出去打仗的部隊，往往由皇帝另派一位信得過的太監充任監軍。這些太監既不懂軍事，更依仗自己是皇帝的親信而淩駕於將領之上，種種弊端暴露無遺。是故，太監監軍製在嘉靖時代一度被廢除，但魏忠賢得勢後再次恢複。崇禎撥亂反正，監軍太監悉數撤除，天下吏民都以為，太監監軍的故事在本朝絕不會再有了。但僅僅過了四年，一向對太監沒有好感的崇禎竟然恢複了太監監軍製，並變本加厲，愈演愈烈。
崇禎再次重用太監，是建立在對文武官員的極端失望和不信任的基礎上。他認為太監是自己的身邊人，每天都和自己生活在紫禁城中，把他們派出去，如同為自己延伸了耳目。當吏部尚書閔洪學率全體朝官共同上疏反對太監幹預軍政時，崇禎生氣地批評大臣們：“如果你們都能殫心竭力為國效命，朕又何必用那些內臣呢？”
崇禎在位十七年間，曾三次大規模地召募太監，前後新增太監多達一萬餘人，其人數甚至超過了魏忠賢時代。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崇禎對太監賦予了難得的信任，太監們回報崇禎的卻是另一番景致：
崇禎六年（1633）七月，總兵張應昌率軍到山西南部圍剿農民軍，隨軍的監軍太監閻思印卻趁機大肆向地方官索賄。汾陽知縣費某滿足不了這位大太監的胃口，又恨又怕，悲憤中隻得投井自殺。
甲申年春天，時局已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崇禎認為可靠的仍然隻有後宮的太監。他一麵下令各地軍政大員率兵進京勤王，一麵派出十名太監充任十支部隊的監軍——這十名備受信任的監軍太監中，赫然有閻思印的名字。看來，當年他索賄逼死朝廷命官居然沒受到一丁點處分，依然高官任做，駿馬任騎。
兵部尚書張縉彥對此堅決反對，他勸崇禎說，如今糧餉中斷，士馬虧折，督撫之類的高級官員們都因麵臨危局而打算甩手不幹，驟然間給他們派去十個監軍，不僅物力供應不足，而且分散事權，冷落了督撫們的心。但崇禎一意孤行，聽不進任何反對的聲音。
很快，張尚書的預言就得到了證實：被封為定西伯的總兵官唐通接到勤王的旨令後，立即率八千軍隊奔赴北京。崇禎很高興，下令獎賞這支來之不易的軍隊，但賞銀隻有區區四十兩。賞銀低得離譜倒也罷了，令唐通完全無法接受的是，崇禎任命宦官杜之秩為其監軍。放在平時，唐通對這個從天而降的太監監軍，除了忍氣吞聲地接受，並無他法。然而，此時已非平時可比，唐通深感自己一個堂堂統兵大員，在皇上心中竟然還不如一個端茶送水的奴才，就以寡不敵眾為由，提出前往居庸關憑險禦敵，從而撤離了北京。等到李自成軍隊一到，唐通立即投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唐通一起投降的，就是被崇禎認為忠心耿耿的太監杜之秩。更荒唐的是，李自成兵臨城下後，昌平守陵太監申芝秀竟建議崇禎遜位。
當李自成圍困北京的炮聲剛剛響起時，崇禎思前想後，還是覺得隻有太監最令他放心。於是，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被任命為守城總指揮，提督內外京城。這個王承恩總算給了崇禎一點麵子，在大明覆亡的最後時刻，他陪同崇禎一起吊死在煤山。
建都於中國北部的王朝，一旦遭到猛烈的外來打擊，隻要這打擊不是毀滅性的，一般而言，君臣都會采取逃向南方重建偏安政權的策略。最著名的例子，比如北宋為金軍所滅，康王趙構南渡，於臨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使得宋室江山又得以延長一百多年。
仿佛正是呼應這種曆史現象，明成祖朱棣在將明帝國的首都由南京遷往北京時，仍然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政府機構。南京以帝國陪都的身份得到最後確立，是在正統年間。五府、六部和各院、寺、科、司，甚至太監的各個衙門，南京都一應俱全。各部門的長官和屬員在級別上也和北京的相應部門的長官和屬員相同，隻是沒有實權。此外，南京還有一些獨立於北京的要職，如兵部的守備、參讚機務，戶部的總督糧儲，六科中的戶科給事中專職管理後湖黃冊等。
也就是說，當北京的中央政府危若累卵時，南京保持著一整套政府班子，差的隻有一個人，那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隻要皇帝願意從北京出狩南京，南京就可以立即成為大明帝國的新首都和新心髒，大明帝國就會照例統治不曾發生過大動亂的南方廣大地區，並以此為根據地收複失地。
奇怪的是，崇禎卻選擇了坐困孤城北京，最後絕望自殺，而沒有像一般人都能想得到的那樣遷都南京。如果我們簡單地把它歸結為崇禎是個負責的皇帝，與其逃跑偷生，不如與江山社稷共存亡，這似乎有點過於表麵。畢竟，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坐守北京而不是遷都南京，於崇禎，實在是不得已的行為。或者說，是他的剛愎自用和傲慢自負、死要麵子害了他。
早在甲申年正月初三，當人心動**的北京城仍然沉浸在節日營造的盛世假象中時，左中允李明睿被崇禎召到德政殿議事。崇禎問李明睿有沒有行之有效的緊急措施以應變，李明睿要求崇禎屏去左右，低聲提出了放棄北京、遷都南京之策。
崇禎不是沒有考慮過南遷，然而他是一個虛榮自負的君王，怎肯如此輕易地遷都呢？遷都，於他而言，等於承認他繼位十幾年來的勵精圖治完全是瞎扯淡。但心靈深處，他也明白隻有南遷這條路才能延續大明江山。於是，聽罷李明睿的勸告，崇禎故作姿態地說：此事重大，未可易言。李明睿繼續勸說了一番，崇禎這才終於說出心裏話：我早想這樣做了，隻是無人讚襄，所以推遲到現在。你的意見與朕一樣，但外邊諸臣不從，怎麽辦？又說，“此事重大，爾且密之，切不可輕泄，泄則罪坐汝”。
當天中午，崇禎第二次召見李明睿，似乎想繼續研究遷都之策。但李明睿可能以為聖意已決，就沒有再提此事，崇禎自己也不肯首先提出如此沒麵子的事情，也隻好閉口不談。到了晚上，崇禎忍不住第三次召見李明睿，仔細詢問南遷的具體操作細節，李明睿一一作了解答。李明睿還勸崇禎把內帑拿出來作為兵餉，並警告說“若至中途不足，區處甚難”，吝嗇的崇禎想把這筆費用算到國家財政頭上，李明睿明確表示說國家財政沒有錢，“皇上自為宗廟社稷計，決而行之”。崇禎終於完全同意，兩人一直談到二更方散。
那麽問題出來了：既然崇禎已經有預謀地和李明睿安排了南遷，為何卻遲遲不見行動，直到北京城破呢？
問題在於，好麵子的崇禎始終不肯把遷都之事首先提出來開會討論，他希望由大臣們提出來，然後由他出麵否定，再由大臣們固請，他才“不得已”地遷都。這樣，他才有機會不去背負丟掉京師的罪責。然而，大臣們早就看清了崇禎的伎倆，如果這時提出遷都，日後追究放棄北京的職責——既然皇上是反對遷都的，那固請遷都的大臣都得吃不了兜著走。在大明江山和自己的身家性命麵前，沒有人願意選擇空洞的前者。
拖到甲申年二月下旬，左都禦史李邦華提出“太子南行，皇上固守”的第二套方案。即崇禎堅守北京，太子南行南京應變。然而這是崇禎最不願意接受的方案，如果照此方案執行，太子和一幫大臣可以安全而體麵地撤離到南京，他卻必須死守北京，最後以身殉國。李邦華竟然明說“在皇上唯有堅持效死勿去之義”——崇禎看來，李邦華和一幫讚同此議的大臣簡直十惡不赦——做臣子的光明正大地逃跑，卻要君王留下來死守。此外，崇禎還有一個擔心，那就是一旦有人在南京擁戴太子為帝，他即便沒有因守衛北京而死，也隻好成為有名無實的太上皇了。也許，唐肅宗在靈武遙尊唐玄宗為太上皇的故事刺激著他，他沒法同意這種在他看來完全混賬的建議。
但他不能明確說出自己的意見。身為帝王，很多時候都無法明確說出自己的意見，除非是昏君和暴君，而崇禎一向以中興的明君自居。對此，他言不由衷地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事，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們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於是乎，遷都南京和太子南行兩套方案均無疾而終。除了困守北京，坐以待斃，崇禎無路可走。這時候，李自成軍隊已經打敗了山西總兵周遇吉在寧武的堅決抵抗，周遇吉本人在城破後的巷戰中被農民軍所擒，遭受了亂箭射死的酷刑。他所組織的寧武保衛戰，是李自成從西安進軍北京途中遭遇的唯一一場艱苦戰鬥。李自成對周遇吉的抵抗相當頭痛，甚至一度想撤回西安。一個月之後，當李自成順利拿下京城，他對明朝官員感歎：你們朝廷要是再有一個周總兵，我們哪裏到得了這裏？
就在李自成因周遇吉的頑強抵抗而心生退意時，守衛大同、宣府的明朝總兵薑瓖和王承胤派來聯絡投降的密使到了。
大喜過望的李自成繼續揮師北京，大明帝國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