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性格決定命運
紫禁城的紅牆碧瓦中，深藏著無數個大大小小的院落，曾經發生過瘋人張差持梃行刺奇案的慈慶宮就是這些院落中的一個。它靠近東華門而遠離三大殿和皇帝的後宮，是一所相對獨立的大院子。勖勤宮則又是慈慶宮這座大院子裏一座孤零零的小院子。在朱由檢成為崇禎前，勖勤宮就是他的居所。
當勖勤宮就是他的主要世界時，他是落寞而憂鬱的，但也是相對自由和幸福的；當大明帝國都成為他的私家領地時，他卻陷入了無休無止的焦慮、失望和痛苦。這就是青年朱由檢的命運乖戾之處。
一個人的命運悲劇其實就是他性格的悲劇。如果這一論斷沒錯的話，那麽，以崇禎的人生悲劇而言，這悲劇很大程度上源自於他的性格。
崇禎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在父親朱常洛膝下的兒女中，崇禎排行老五。但真正長大成人的，卻隻有他和同父異母哥哥朱由校以及封為樂安公主的同父異母妹妹。崇禎的母親姓劉，是朱常洛並不寵愛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妾。劉氏可能患有憂鬱症之類的疾病，生下崇禎三年多以後，就鬱鬱而終。她患上憂鬱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生育崇禎前後的懷孕期和哺乳期裏，備受朱常洛冷落。
中國宮廷也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無人性的地方之一，出沒於雕梁畫棟之下的人，從來不缺的就是陰謀與陷阱。朱由檢，這個虛齡五歲即喪母的小皇孫雖然衣食不愁，父親甚至為他指定了一位王妃李選侍（又稱康妃）作為監護人，但他顯然無法感受到尋常人家的親情和溫暖。
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宮廷生活幾乎可以用了無生趣或是機械重複這樣的詞語來概括。這位麵容有些蒼白的小皇孫，每天都得天明即起床，不論刮風還是下雪，都得如此。洗漱完畢後，他得向父親和監護人李選侍請安。早飯過後，他在刻板的老師的指導下讀書、寫字，下午可以玩玩遊戲。那時候他的三哥還沒有夭折，加上大哥朱由校，偶爾也可以一起有禮有節地打打彈子或是跳跳房子。大約五點到六點，他開始進晚餐。天剛黑，就得上床睡覺。當小皇孫一個人躺在又寬又大的描金大**時，紫禁城裏巡更守夜的太監和宮女清脆的鈴聲由遠而近；與鈴聲相伴的，是老宮女那有幾分蒼涼和辛酸的聲音：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時候，小皇孫的目力所及，隻能是紫禁城壓抑的紅牆碧瓦。
小皇孫第一次出現在朝臣麵前，就是和父親一起出席萬曆為平息梃擊案而破例舉行的早朝。然而這次政務活動卻讓小皇孫看到了那個倒黴的劉光複被當庭打得半死。那時，小皇孫虛齡也隻有六歲。
童年的經曆總是刻骨銘心的。這次政務活動給崇禎留下了什麽樣的烙印，我們不得而知。我們能夠知道的是，他對母親的早逝一直心存悲戚。十幾歲時，他專門向宮中的老太監打聽生母的墳地，並拿出銀兩秘密派人前去掃墓。登上帝位後，他隆重地追封生母為孝純皇太後，並派畫匠根據老宮女們的追憶，畫了一幀生母的肖像。那時候，他的外祖母劉氏還健在，老人家指示畫工要畫出女兒的神韻。崇禎親自迎奉回母親的畫像，當著眾人的麵抱著畫像大哭了一場。
可以說，決定崇禎人生觀的少年時期，他一方麵對母親無盡懷念，心情抑鬱，這形成了他性格中溫柔感傷的一麵；另一方麵，他又不斷被動地旁觀了無數的政治陰謀與政治鬥爭，這形成了他性格中陰沉乖戾的一麵。伴隨他成長的，是皇兄天啟對帝國的極度不負責和魏忠賢被偶像化到了九千九百歲的瘋狂。當這位不苟言笑的天潢貴胄在他小小的勖勤宮裏打量著紫禁城和大明王朝的天下時，他沒法不感到一種恒久的沉重。
總之，崇禎少年時所經曆的這些政治陰謀和他長年與世隔絕而又親情寡淡的深宮生活無疑是一條條噬心的小蛇，它們撕咬著崇禎，並使崇禎在這種命運的無常與超乎尋常的冷漠中，漸漸養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雙重性格：首先，他身為萬人之上的皇家貴胄，頤指氣使幾乎是其本能，從而形成了他性格中既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為是的一麵；其次，從小的孤獨寂寞和缺乏母愛的成長曆程又養成了他敏感多疑，常常因內心深處的患得患失和過分自戀而造成極度的病態自尊。後來，他在曆史重大關頭常常首鼠兩端，既怨天尤人又出爾反爾，既一意孤行又把失敗的責任推到臣子們身上，這些都與他的性格不無關係。這種性格對普通人來說也是災難性的，何況帝王呢？
崇禎和他的祖父萬曆一樣，生性吝嗇。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盡管身為帝王無法隨意出入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常派人到宮外采買物品，然後仔細詢問價格。
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作是節儉和樸素，甚至把它看作是美德的象征。尤其在奢侈成風的帝王族裏，這種節儉大約隻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清代道光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道光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表麵現象來斷定其清廉與否，然後決定是否提拔，從而導致北京城裏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守財奴式的節儉，對他的中興帝國之夢，也是致命因素。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大明王朝的血脈，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
甲申年正月，“流賊”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著必得天下之誌從西安出發，此後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並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帝國的心髒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無計可施的崇禎特地召見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是否放棄寧遠，調吳三桂緊急入衛北京。吳襄提出，如果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一百萬兩銀子的軍需。一百萬兩銀子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裏，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這麽多的銀子。為此，崇禎隻得放棄了這一原本還算不錯的計劃。
為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件大事。召見吳襄之後，崇禎多次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苟延殘喘，國庫裏竟然僅有區區四十萬兩銀子。戶部官員麵對崇禎嚴厲的責罵，仍然無計可施。與此同時，崇禎個人的財產亦即所謂的“內帑”卻豐厚無比。大臣們反複上疏懇請，希望崇禎拿出內帑以充軍餉。這無疑像要崇禎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禦史李邦華大概著急了，也顧不得當眾頂撞聖上，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卻顧左右而言他，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厘來保衛他的江山。後來李自成攻占北京，從明宮搜出的白銀竟多達三千七百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內。為了節省一百萬而丟掉三千七百萬乃至無法估價的整座江山，是否值得？這筆再簡單不過的賬，自幼聰明好學的崇禎到死也沒有算清楚。
國庫沒有錢，皇帝有錢不願出，想要再殺雞取卵或是竭澤而漁地從百姓頭上搜刮，已經既沒有充足的時間，也沒有充足的地盤了。這時，崇禎萬般無奈，隻得要求勳戚、太監們無償捐助。富有天下的皇帝對拿錢來保自家的天下都不樂意，又有幾個人肯拿出他們手裏的錢呢？崇禎隻得密令他的嶽父周奎，要求他捐銀五萬到十萬兩，以便起個表率作用。周奎年歲雖大了些，可對自己的口袋一點也不含糊：一個勁哭窮，聲稱即使勒緊褲帶也隻能捐一萬兩。崇禎認為一萬兩委實太少，至少得兩萬兩才夠意思。周奎不敢討價還價，卻暗地裏進宮向女兒求援，於是周皇後背著崇禎給了他五千兩。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內帑的五千兩周奎也隻捐了三千兩，餘下的兩千反成了他的外快。勳戚中，隻有熹宗皇後張氏的父親太康伯張國紀捐了二萬兩。太監中，隻有兩個人捐了三萬兩、五萬兩，最富的王之心僅捐了一萬兩。其他的勳戚和太監，盡管個個富得流油，卻紛紛裝窮，甚至在自家的大門前貼上“此房急賣”的字條，表示他們家已經窮得隻能賣房子過日子了。從天子到臣子的集體哭窮，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後一幕鬧劇，鬧劇的發起者就是天子崇禎。
與此相對應的是一樁耐人尋味的事：李自成大軍圍攻北京時，住在彰義門外的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漢，把平生的全部積蓄——白銀四百餘兩——全部捐獻給朝廷，充作軍餉。這位可憐的老人從戶部捐款出來時，耳畔響著轟隆隆的炮聲，那是圍城的李自成部隊在攻城。老人站在街上，忍不住號啕大哭。崇禎聽說此事後，下令封老人為錦衣千戶。然而這個慷慨赴國難的老人的錦衣千戶隻當了一天多時間。這天是甲申年三月十七日。十九日夜裏，崇禎自盡於煤山，大明江山易主。
崇禎初年，為了節省開支，崇禎下令大幅度裁撤驛站。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讓來往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到農民起義的行列。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
其實，崇禎的“節儉”美德不僅僅是在帝國將亡時才雪上加霜，從他即位之初到帝國滅亡——也就是他坐在龍椅上的十七年裏，他的“節儉”一直像一柄無形的劍，把他的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和這有關。
眾所周知，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曆朝罕見，一個知縣的月薪是七石半，折價十兩銀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書，也不過區區六十一石，還不到一百兩銀子。一個官員要維持正常的開支——遠遠不是花天酒地，窮奢極欲——這點收入連杯水車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禎早幾十年的嘉靖年間，他為其母祝壽時，隻能“市肉二斤”。等到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禦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這種超級低薪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集體貪汙受賄，絕對無法生存。明朝的官僚製度，尤其是中後期，似乎對一定程度的受賄是默許的——如地方官員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員出差時打秋風等等均被視作正常。在明代，各個州縣在征收上交國家的正稅以外還得向老百姓多征多少錢糧，一個下級地方官每年應該向上司進幾次貢，每次的數額大約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潛規則可循，這本身也成為明代官僚體製的一部分。
然而，崇禎除了是個節儉主義者，還是個理想主義者。他本人擁有豐厚的內帑，然後大談節儉，同時也要求所有官員不但要節儉，而且要廉潔。理想主義者的錯誤往往是無視現實的可能性而急於求成，急於求完美，崇禎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禎本人似乎不清楚帝國官員集體受賄的深層原因，簡單地企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屢屢宣講“文官不愛錢”的古訓。這不但毫無作用，反而顯得聖上如同腐儒一樣不解世事，迂闊可笑。反過來，崇禎則自覺有充足的理由認定手下官員都是一幫酒囊飯袋，蛀蟲敗類。長久以來，君臣關係之緊張，曆朝曆代似乎無過於崇禎年間。
崇禎元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疏給崇禎說，當今世上，幹什麽事不用錢？哪個官員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買來的，這些官員上任後，為了收回成本當然就得貪汙受賄。因此，說到害民，就歸咎於知府、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上司卻想方設法勒索，過往官紳也要打秋風，甚至他們進京一次都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州縣的官員進京，京城的禦史和給事中們號稱“開市”，是一個撈錢的好機會。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五百兩。最後，韓一良認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隻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汙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作禍水，才有可能實現廉潔愛民的良性循環。
崇禎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專門為此開了一次現場討論會。崇禎令韓一良站在大臣麵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折，然後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並決定破格提拔此人，當場就要任命他為右僉都禦史。負責官員任免考核的吏部尚書一麵連連稱善，一麵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貪汙受賄案例，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
這明明是跟韓一良過不去。韓一良本不過是要在崇禎麵前表明他的忠心與廉潔，又哪敢真舉出哪個官員貪汙哪個官員受賄呢？他隻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並沒有一個準確的事實。這下崇禎不高興了：“難道連一個貪汙受賄者你也不知道就寫了這個奏折嗎？限五日內奏明。”
五天後，韓一良隻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折。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五百兩時，崇禎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五百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僉都禦史沒做成不說，連原官也丟了。
韓一良事件的結果是，崇禎越來越對帝國的文官係統感到不滿，對大臣們的從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懷疑態度。此後，他在用人上總是頗多猜疑，甚至隻得自己一個人去幹。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幹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製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縱觀崇禎一生，他的內心深處懷著一種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會對他人的評價特別敏感，有時候簡直就是一種病態。這病態的表現形式之一是對身邊的所有人都抱著深刻的懷疑和猜忌。皇帝的這種病態心理在他統治後期尤其明顯，往往使朝臣們處於兩難境地不能自拔：如果大臣們表現得平庸無能，這當然會讓自以為高明的皇帝十二分地看不起，其結果肯定無法得到皇帝的歡心；而表現得精明能幹卻又頗易遭到神經過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讓他懷疑大臣們是看不起他，那樣的後果將更為嚴重。
崇禎朝的十七年中，崇禎一共任用過五十位內閣大學士，不論是在明代還是其他朝代，都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記錄。六部和都察院的長官也同樣頻繁更換，走馬燈似的令人眼花繚亂：他共用過吏部尚書十三人，戶部尚書八人，兵部尚書十七人，刑部尚書十七人，工部尚書十三人，都察院左都禦史一百三十二人。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讓崇禎滿意的官員。真不知是大明氣數已盡，老天故意不降賢臣於當世，還是崇禎自己出了問題。
朝中大臣走馬燈似的改換，也許還有些說詞。但崇禎對前線領兵作戰的高級將領，同樣懷疑加猜忌，不能不說是犯了兵家之大忌。他先後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同後金以及農民軍作戰，這些人卻幾乎沒有一個得到善終：不是被崇禎處死，就是孤軍被圍無人過問，最後隻得坐守孤城被敵生俘，或者被逼倉促上陣戰死。一代名將袁崇煥因為擅殺總兵毛文龍，被崇禎疑忌，皇太極僅用了一個從《三國演義》中學來的拙劣反間計，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禎相信袁真的與後金有密約，將其逮捕下獄並淩遲處死。
崇禎的失誤還在於，他總是企圖用空洞的儒家道德來約束文武百官。晚明時期，士大夫雖然滿口仁義道德，人格操守卻驚人低下，包括一些名聞遐邇的理學大師。即便是後人稱道的東林黨人，事實上也不全如我們曾經認為的那樣光明磊落，相反，往往有人打著光明磊落的旗號行卑劣下流之事。
全社會對享樂的貪圖，拜金主義的風行，官員的貪婪，軍隊的低能，政治的黑暗與經濟的凋蔽，晚明社會呈現出一幅末世百醜圖。大批中高級官員為了保證頭上的烏紗帽，不惜拜宦官魏忠賢為幹爹，將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麗堂皇，甚至稱頌他為九千九百歲——這些事件都深深地說明了大明帝國的官員們到底有多麽無恥和下作。
當崇禎道德濟世的理念無法實施，而內憂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對亡國之臣，何必要客氣呢？因此崇禎在位的後期便帶著一種說不出的陰損刻薄來看待手下的臣子們，正如已有論者指出的那樣：“在崇禎執政的最後一兩年裏，他一直處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的懷疑、自責兩種情緒中。兩種情緒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現為一時對朝臣痛下毒手，一時態度又相當溫和謙虛。這種雙重人格交替呈現的情況不但使得群臣摸不著頭腦，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報複引起進一步的自責，自責刺傷了自尊心，又導致更刻毒的報複。惡性循環，他的心中永無寧日。”
崇禎在位期間，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計有：輔臣兩人、尚書四人、總督和督師七人、巡撫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仕途通達的官員們甚至認為出相入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因某一件事情得罪了這位喜怒越來越無常的天子，轉瞬之間從位極人臣到腦袋搬家。
以崇禎的個人素質和勵精圖治的誌氣，如果生在和平時期，未嚐不是一位可以位列明君之側的帝王。因為和平年代裏，崇禎的個人性格盡管有各種弱點，但不會是致命的。然而他生錯了時代，在那樣一個大廈將傾的季世，他的悲劇性格加上他求治甚急的心態，隻會加速王朝的滅亡。事實上，崇禎成了他的祖父萬曆和哥哥天啟的替罪羊。盡管他比這兩位親人要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可以在宮中花天酒地過一生，他雖說宵衣旰食，仍免不了遭受亡國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