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陰影裏的祖宗
如果從空中掠過北京，你會發現這座古老的大都市中心，有一組氣象莊嚴的古老建築，嚴密有序地占據了城市的中軸線，這就是被稱為故宮的紫禁城。興建於明朝永樂年間的紫禁城，至清朝滅亡的五百餘年間，先後有二十四位皇帝在這裏執政。漫長的五個多世紀裏，這裏是帝國的心髒，帝國的最高決策從這裏發布出去，遙遙地指揮著廣袤國土上的億萬兆民。
紫禁城眾多的建築中，有一座最為高大出眾，那就是太和殿，民間習慣性地把它稱作金鑾殿。金鑾殿上最顯赫、最奪人心目的無疑是那把沉重無比、被稱為龍椅的椅子。那張以現代人的標準看來，坐上去並不會覺得舒服的椅子，普天之下隻有皇帝一個人才有資格把他尊貴的屁股放上去。作為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象征，打進金鑾殿坐北朝南，高踞於那把龐大的龍椅之上，是不少胸懷大誌或腹藏野心者激**在心的絢麗夢想。
當後來被史家們稱為崇禎或是明思宗的那個末代皇帝還是一個名叫朱由檢的年輕人時，他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坐到金鑾殿的龍椅上，成為整個大明王朝唯我獨尊的最高統治者。
多年以前，朱由檢還是一個虛歲十一的少年，他站在距龍椅幾步開外的地方，好奇地看著坐在龍椅上的那個峨冠博帶的年輕人，那個年輕人是他的哥哥。朱由檢抬起頭天真地問：皇上，你這個官兒我可做得否？他的哥哥微笑著隨口回答說：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
對一個開國兩百餘年的大帝國的末代皇帝來說，在崇禎麵前，是無數已經成為曆史的傳統，是一長串站在陰影裏的祖宗。他們雖然已經先後辭世，但他們的影響卻依然無處不在。更何況，對崇禎來說，他的這個帝位來得有點偶然，偶然得他並沒有多少心理準備。
史學家孟森先生說過：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更有史家進一步指出，明朝表麵上亡於崇禎，實質上卻亡於比崇禎早幾十年的他的祖父神宗萬曆。因此我們檢討甲申之變，許多事情卻要從萬曆時代甚至開國之君明太祖朱元璋時代說起。
大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一樁株連甚廣的案件發生了，那就是史家們所稱的胡唯庸案。胡唯庸早年與朱元璋一同打天下，是朱的親信之一。洪武三年，官至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六年，任右丞相。此後，升至左丞相，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百官之首。隨著權勢的不斷擴張，胡唯庸日益驕橫跋扈，擅自決定官員人等的生殺升降。各地上報朝廷的文件，凡是對他不利的，一律扣壓、銷毀。大批趨炎附勢的官員為求自保，紛紛向他重金行賄。這種過火的做法，引起了朱元璋的極大關注和不滿。於是，就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對胡唯庸集團下手了：胡唯庸被以擅權枉法的罪名處死，受其株連者達數萬人之多。
胡唯庸案的意義不僅在於胡唯庸集團遭受滅頂之災，更在於從那年起，朱元璋即宣布廢除丞相製，並告誡他的子孫，“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丞相始於戰國，為百官之長。秦朝時成為封建官僚組織中的最高官職，輔佐皇帝，綜理全國政務，以後曆朝曆代皆沿襲之。關於丞相的職責，漢初名相陳平曾下過結論：“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講：“依照文字學原義，丞是副貳之意。所謂相，也是副。……所以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義，丞相就是一個副官。是什麽人的副官呢？他該就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實際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來代理。”作為皇帝最重要的助手，到朱元璋時代，丞相這一職位已存在了一千五百餘年。
丞相製的廢除，是明代政治的一個重大特點。通俗地說，這種政治體製成了一種名符其實的專製政治，即皇帝親自統率六部，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一切均由皇帝獨裁，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這種體製，當然可以有效地防止曾引起朱元璋高度重視的元末“宰相專權”“臣操威福”的局麵重演，但同時也使皇帝成為整個帝國任務最重的人——通俗地說，廢除了丞相之後的皇帝，相當於既是國家元首，又是總理；既是一家股份公司的董事長，同時也是總經理。《明史·職官誌》對此的記述是：“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隻備顧問，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
皇帝“自操威柄”的體製下，可想而知的一個既定事實是，如果皇帝想要稱職——哪怕僅僅是基本稱職——他也將成為帝國上下最忙碌最必須陷入無始無終工作的人，“皇帝實際上是將過去的君權與相權集於一身。這樣，皇權的確是大大加強了，但需要由皇帝直接處理的政務也大大增加了”。明製，皇帝一天要上早、午、晚三次朝，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時裏，皇帝得三次和文武百官見麵，既要聽取各方麵的匯報，還要對這些五花八門的匯報作出相應的指示。據統計，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時間裏，朱元璋除了每天三次上朝外，其餘時間還批示了各個部門送到宮內的奏章一千一百六十件。這些來自各部門、各地區的奏章，有的專講一件事，有的則一個奏章講幾件事，綜合起來，一共講了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而這些事情，都得由朱元璋聖裁。
朱元璋乃最底層的草根出身，討過飯，當過和尚，對如此之多事必躬親的政務，也許並不覺得有多麽麻煩和勞累。但等到朱元璋過世，他的已然由鳳陽鄉巴佬一躍而為金枝玉葉的皇子皇孫們，根本不可能像這個鳳陽老農民看家護院那樣兢兢業業地看護朱家的天下了。一旦這些繼承者們也要像朱元璋那樣事必躬親，他們必將天天陷入永無休止的文牘之中，皇帝必將成為帝國最辛苦、最沒有私人幸福生活的“勞模”，這顯然不是朱元璋的繼承者們所樂意做的。這個前提之下，內閣和太監的重要性就呼之欲出了。
內閣就是皇帝的秘書機構，那些稱為內閣大學士的文官，究其實質，就是皇帝的秘書。論品級，內閣大學士為五品，而六部尚書一般為二品，二者相差好多個等級。朱元璋時代，這些內閣大學士的確隻能算是為皇帝提供服務和參謀的秘書，頂多算是顧問——皇帝遇到不清楚的事情，可以隨時問問他們。皇帝要批示的文件太多，忙不過來，就由皇帝口授，內閣大學士們記錄下來，這就叫“傳旨當筆”。那時候，由於皇帝事事關心和精明過人，內閣大學士在帝國政治生活中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
朱元璋這個鳳陽農民建構他的朱明帝國政治體製之初，大概也就是想通過皇帝在內閣大學士們的參謀與顧問之下事必躬親，從而實現高度的中央集權，以避免曆代都有的丞相坐大、威脅主上的局麵。但是，正如西諺所說，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一樣，內閣體製不久就因朱元璋的繼承者們自身的原因而漸漸走樣。就好比一個接一個地照貓畫虎，到後來就會出現離虎的真實麵目相差得不可以道裏計的結局。
內閣權力的坐大，根本原因在於皇帝不懂政事或是疏於政事。朱元璋以後，多數皇帝基本取消了一日三朝的坐班製度，不要說一日三朝，有的甚至幾十年就根本沒上過一次朝。不少朝廷大員在中央政府當了半輩子官，連皇帝長得啥模樣也不清楚。皇帝和要員們不見麵，政府又該如何運作呢？原來，內外的一應奏章，先由內閣大學士們審閱，並在一張小簽條上寫出他們的意見附在奏章之後，送進宮裏供皇帝參考，當時稱作“條旨”，又稱“票擬”。皇帝親自看過並參考之後，把內閣大學士們寫的條子撕了，親自用紅筆批下正式的諭旨，稱為“批紅”或“朱批”，再由太監送到內閣交付執行。內閣擁有了為皇帝草擬批示的權力，其影響自然不是朱元璋時代的秘書加參謀可堪比擬，再加上明代中後期的幾任皇帝都沉溺酒色，大多不理國事，內閣的地位就更加顯赫。到了後來，當皇帝們連批紅的興趣也不複存在，而是改由秉筆太監代他執筆時，這樣，太監也漸漸接近了權力的中樞。太監一旦和內閣勾結起來，許多暗無天日的勾當就能夠以皇帝的名義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施行。
據說，朱元璋在位時鑒於曆代太監幹政帶來的無窮惡果，曾專門鑄了一塊鐵牌，告誡他的繼承者們嚴禁太監預聞國事。他本人在位期間，太監的確毫無政治地位可言。但耐人尋味的是，他此後的所有繼承者，幾乎無一例外地和太監有著不解的“緣分”，而且，中國曆史上太監為患最嚴重的時期之一，也出在朱元璋不許太監幹政的大明王朝。
傳統既是一道看不見的藩籬，也是一種難以解脫的慣性。崇禎登上帝位之前，大明帝國積重難返的危機就早已存在。他要麵對的，不僅是炙手可熱的權力，更是深遠沉重的傳統和傳統之中的祖宗——祖宗代表著不可逾越的製度、規矩和慣例。這群陰影中的祖宗，與崇禎關係最為密切的當數他親愛而古怪的祖父萬曆（神宗）。
大明十六個皇帝中，萬曆以消極怠工所創下的二十多年不上朝、不和大臣們見麵的紀錄而聞名於世。有人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曆史學家黃仁宇甚至為明朝滅亡的最初崩潰作了精確的時間判斷：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他寫道：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麵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黃仁宇先生的大曆史觀，乃是一種高屋建瓴的高度概括。如果從更細微的方麵入手，我們可以發現，大明的滅亡，的確是在萬曆這位有著一個叫作“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的諡號的統治者那裏露出苗頭的。大明王朝的生理病變，也就是在這位明朝諸帝中禦宇時候最長的皇帝手中開始癌變並導致最後死亡的。
具體說來，著名的梃擊案便預示了病變的來臨：
那是萬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正當北京城的士庶都在為端午節而忙碌時，一個手持棗木梃的中年男子不知怎麽就混進了東華門，溜進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守門的是兩個雞皮鶴發的老太監，急忙上前阻擋。中年男子左右兩下，幾棍子就把兩個老太監打得趴地不起了。之後，他竟然從容地徑直闖進宮中，一直衝到正殿前才被聞訊趕來的太監們製服。
中年男子被慈慶宮的太監送到了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處。後來經過巡城禦史審訊，中年男子招認說叫張差，三十五歲，是薊州的一個無業遊民，平日以砍柴為生。問他為何如此大膽地闖宮行刺時，這漢子交代得語無倫次，不知所雲，言語之間頗有些狂躁症的跡象。
像這種瘋人闖宮的事件，曆史上並不罕見，因此初審官員也就按照瘋子闖宮定性，在所上奏文中稱“按其跡，若涉風癲”。如果在其他朝代，或是本朝的其他時期，這件事到此也就算告一段落了。但是，這樁梃擊案不但沒有到此平息，反而被炒得沸沸揚揚，糾結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政治死結。
原來，萬曆共有八個兒子，但沒有一個係正宮王皇後所生。按照朱元璋為子孫們立下的繼承規矩，應該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也就是說，皇長子朱常洛理所當然地要成為江山的繼承人。但是，萬曆對朱常洛卻十分冷淡，一直不肯立他為太子。事情的由來則是朱常洛的生母隻是個普通宮女，當年，萬曆血氣方剛時，偶然與她天地一家親，沒想到她竟生下了皇帝的第一個兒子。
以往的說法是，萬曆是一個虛榮的人，雖說他貴為天子，卻無法容忍自己的皇位將由一個宮女所生的兒子來繼承。相反，出身高貴的鄭貴妃才是萬曆的真愛。這也許是事情的一個方麵，但並不是全部。現在看來，萬曆和鄭貴妃的感情才是更重要的決定性因素。鄭貴妃除了出身名門望族從而具備讓萬曆滿意的高貴血統外，在萬曆眼裏，她還有朱常洛的生母王宮人無法相比的諸多好處——黃仁宇認為：“淑嬪鄭氏和萬曆具有共同的讀書興趣，同時又能給萬曆以無微不至的照顧。這種精神上的一致，使這個年輕女人成了皇帝身邊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愛屋及烏，萬曆對他和鄭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也視若掌上明珠。反而是朱常洛，雖然從祖宗的法度來講是最應該繼承皇位者，但他的地位一直得不到萬曆的承認，而一天天長大的朱常洵對他更是一種巨大威脅。
因此，朱常洛這位皇長子一直過得十分窩囊。他生於1582年，按本朝的慣例，他在幾歲時就應當被冊立為太子；但直到1601年，他已經二十歲時才得到承認，且其地位仍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明代是一個文官製度十分成熟的時代，文官集團有一整套的道德倫理以及祖製規矩調和著他們的行動。萬曆遲遲不立太子，並且隨時顯露出有廢長立幼的企圖，這和道德倫理以及祖製都是嚴重背道而馳的，沒法不引起文官集團的高度重視和強烈反對。自萬曆十四年，內閣首輔申時行等人首次上疏請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開始，文官集團先後數十次向萬曆提出這一請求，卻均遭拒絕。
萬曆的拒絕也是花樣百出：萬曆十四年，申時行等首次提出冊立太子時，萬曆以朱常洛年幼體弱為由，要求臣民們再等兩三年。繼而，戶科給事中薑應麟、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沈璟等人再次提出此議，並附帶著將矛頭對準萬曆寵愛的鄭妃時，萬曆這次可沒什麽好臉色，他對勸立太子者勃然大怒，一把將奏章摔到上疏者頭上，痛罵他們“窺探上意，疑君賣直，好生無禮”。上疏者或貶極邊，或被降職。
但一個成熟的文官體製並不會因其中一部分人的升遷或是降職而有根本改變，而且，維護祖製、忠君進諫這種事情是每一位自許為忠臣的文官們樂意而為的。倘若為此而遭到皇上的處分乃至廷杖，名聲立刻傳遍天下，被時人目為英雄。因而雖有前車之鑒，但南京和北京兩地的官員們還是接連不斷地上疏達百次之多，萬曆不是將這些人革職為民，就是當眾進行野蠻的廷杖。
此後幾年，萬曆對來自文官集團的要求他遵守祖製的奏事者一律無情打擊，他曾經“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但上書奏請者依然有增無減。萬曆無奈，隻得答應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春天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可到了這一年，他企圖將皇長子常洛與三子、五子一並封王作搪塞，引起文武群臣強烈反對，才被迫答應明年春天先舉行皇長子出閣講學禮。此後，萬曆又抱定“待嫡”之說，說要等到皇後生子後再立——但皇後明明是沒有生育能力的。等了幾年，皇後當然也沒法生出孩子，他又回到皇長子身體虛弱的老路上來。明人穀應泰說：“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若斯之難也。”
由於地位長期不能確立，皇長子朱常洛根本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甚至連太監們也不把他放在眼裏。有一年他出閣讀書時，正值冰天雪地的寒冬時節，侍候他的太監們在另外一間屋子裏圍著火爐喝茶聊天，卻沒人給這位皇長子生火。當時他穿的是一件普通的狐裘，凍得全身發抖。講官郭正域實在看不下去了，氣得大發雷霆，太監們才慢騰騰地出來生爐起火。
等到後來，萬曆不得已立了朱常洛為太子，但這位太子的命運並沒有根本性好轉，就連他的大婚萬曆也托病不去，鬧得朱常洛隻得和太子妃相對垂一把辛酸淚。這位倒黴的朱常洛太子，就是崇禎的生父光宗。
當張差莫名其妙衝進太子的慈慶宮行凶的梃擊案發生後，雖然一開始被認為是瘋人闖戶，事出偶然，但一部分早就對萬曆寵愛鄭妃、冷淡太子不滿的文官卻認為這裏麵肯定有一個巨大的陰謀。刑部主事王之寀認為：張差定非瘋人，而是受了鄭貴妃宮中太監龐保和劉成一夥的指使，意在“謀危太子”，茲事體大，不可不察。一時間，群情嘩然。
麵對洶湧的輿論，萬曆不得不親自出麵。他下旨諭內閣，為此案定性為：“張差身無寸鐵，的係瘋癲，不許妄扳，誣陷無辜。”
萬曆公開表態之前，太子朱常洛也認定張差梃擊東宮必有主使，而萬曆得知太子的看法後，勃然色變。太子聞知，嚇得麵如土色，連聲說：“此事隻在張差身上結局足矣。”並跪在地上，連說三遍，“兒豈敢得罪於天地。”
萬曆為了向外界表明他與太子之間並無隔閡，以封眾臣之口，特地讓太子帶著皇孫朱由校——即後來的天啟，和朱由檢——即後來的崇禎——在早朝時與大臣們見麵。這次見麵，又發生了令人恐怖的一幕：正當萬曆裝出和藹可親的樣子表現一個父親和祖父的親切慈祥時，禦史劉光複想拍萬曆的馬屁，當庭尖著嗓子不知喊了一句什麽，處在極度煩燥之中的萬曆沒聽清這位臣子喊的是“陛下極慈愛，皇太子極仁孝”，以為這些該死的文官又在頂撞或是嘲笑自己，不由得龍顏大怒，命護衛太監將這位倒黴的禦史當場打個半死，後來以大不敬之罪處了極刑。
總之，這件糊裏糊塗的梃擊案，後來以處死張差和龐保、劉成三人了事。到底張差是有人指使還是瘋癲發作，當時的人都無法搞清楚，今天就更不用說了。不過，這一事件無疑向整個帝國的臣民們表明，當今聖天子與文武大臣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大臣要堅持祖宗家法，萬曆則“欲以神器酬晏私愛”，即因愛鄭妃而欲立福王。兩者相爭，最後是祖宗家法和文官的執著打敗了皇帝的無上威權。萬曆在位長達四十八年，當大臣們為了爭奪太子冊立而使他不快時，他采取了兩千多年來皇帝中最獨具特色的辦法進行還擊：罷工。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外。他的這種消極怠工當然沒有通過聖旨表露出來，但他的臣子們無不一清二楚。在梃擊案前後，這種勢頭發展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不得不冊立自己不喜歡的女人所生的兒子朱常洛為太子之前，萬曆想和臣子們打一場持久戰，企圖用長時間的消極怠工和威逼利誘來迫使文官集團屈服。最終他失敗了。他的失敗顯然伴隨著他的怨恨，這種怨恨導致了他進一步的怠工，進一步故意與文武百官鬧別扭。
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臣子們快意了，這樣的情形竟維持了將近三十年！自從1585年以後，除了僅僅於1588年到定陵看了一下自己的墳墓外，三十多年的時間裏，萬曆沒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創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記錄。這個活死人式皇帝的離奇生活方式，以至有人懷疑他可能染上了毒癮，躲在深宮裏抽大煙。但史實更多地表明，他並不吸毒，而是在躲避，在罷工。
當時，臣子們的抗議奏章像雪片一樣飛入宮中，萬曆根本不加理睬。他明白，隻要他在奏章上加上任何一道朱批，不論是激烈的指責還是冷靜的分析，不論是懲罰還是表彰，都隻會招來臣子們貌似忠誠的批評，這正好中了文官們的奸計，使他們達到沽名買直的目的而又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大氣的胸懷。故此，《明史》稱，“時帝倦勤，上章者雖千萬言，大率屏置勿閱”。
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怠工造成的惡果是無法計算的，《明史·田大益傳》中稱：萬曆三十年，“時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我們平常隻聽說某個時代官員太多，像高級官員差缺如此之多的時代，的確是萬曆皇帝所創造的奇跡。
此後，這種奇跡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610年，中央政府六個部，隻有刑部才有長官（尚書），其他五個部全沒有。六部之外的都察院長官都禦史則空缺已達十年以上。按規定給事中要有五十人，禦史要有一百一十人，但此時隻有區區九人而已。吏部、兵部因無人簽證蓋印，致使上京候任的數千名文武候補官員無法赴任，長期滯留北京。錦衣衛沒有一個法官，囚犯們都被關在監獄裏，有的長達二十年之久也沒有人問過一句話。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囚犯們的家屬聚集在長安門外，跪在地上遙向深宮中他們認為是神聖天子的萬曆皇帝號哭哀求，連路人也跟著他們哭。但萬曆依然沒有任何反應。
內閣一再上奏章請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員辦理，萬曆充耳不聞。不但請求任用官員的奏章萬曆不理不睬，官員們的辭呈也同樣置之不理。內閣大學士李廷機年老多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萬曆卻一個字也不批示。最後他不辭而別，萬曆也不加追問，好像從來就沒有這回事。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後金，遭到慘敗，陣亡將士數萬人，開原和鐵嶺相繼失守，沈陽危在旦夕，北京為之震動。敗績傳到北京，全體大臣跪在文華門外苦苦哀求萬曆批準增發援軍，急運軍餉，萬曆依然不睬。大臣們又轉到思善門痛哭，同樣沒有任何結果。首輔葉向高曾在憤怒之餘給萬曆寫了封辭呈，並警告說：“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萬曆四十八年，即公元1620年，明朝在位時間最長、工作最為懶惰的皇帝萬曆終於一命嗚呼，他給他的繼承者留下了金鑾殿上的龍椅和一個江山凋敝、吏治腐敗的爛攤子。接替萬曆登基的，便是崇禎的父親朱常洛。然而，盡管曆盡三十餘年艱辛才登上皇位，但朱常洛這個倒黴的家夥繼位僅一月便病死了。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是，他的死因很不體麵：登上帝位的狂喜使這位多少年來一直“克己複禮”的家夥晝夜**樂，結果很快就搞垮了身子，乃至英年早逝。一個月內國家即遭遇兩次大喪，大明王朝不可不謂風雨動**。接著繼位的是朱由校，也就是崇禎的哥哥，史稱天啟。作為皇帝，天啟給後人留下的最深刻記憶是擅長木匠活和重用魏忠賢及乳母客氏，從而使太監幹政達到了中國曆史上的新**。
客氏是天啟的乳母。由於從小缺乏母愛，天啟對客氏感情很深。等到他登上帝位後，把客氏封為奉聖夫人，客氏的兄弟和子侄全都加官晉爵。天啟既已成年，又位登九五，把客氏這樣一個三十多歲的乳母繼續留在宮中是完全不合禮數的。天啟卻不顧大臣們的強烈反對，不僅不把客氏禮送出宮，還對她言聽計從。而客氏的“菜戶”（明代宮廷中與宮女相好的太監被稱為某宮女的“菜戶”），即是大名鼎鼎的魏忠賢。
作為中國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太監之一，魏忠賢的發跡幾乎就是一種不可複製的異數。史稱，魏忠賢少年時乃一街頭混混，一次與其他混混鬥毆時，被人打了個半死。躺在吱吱作響的木**，魏忠賢覺得要想出人頭地，必須找一個能走捷徑的辦法。於是他憤而自宮，並改名李進忠，托人走路子進入宮中當了一名小太監，直到有了一定權勢後，才恢複本名本姓。
進宮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魏忠賢隻是一名低級太監，有朝一日能把持國柄完全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他的幸運來自他得到了天啟乳母客氏的賞識。在天啟的親自主持下，魏忠賢和客氏結為“對兒”——所謂對兒，是指宮中的太監和宮女結成名義上的夫妻。這樣，魏忠賢正式成為客氏的菜戶。
這隻是魏忠賢得以走向幹政道路的最初條件。以後的條件，一方麵得自於他本人的精明，另一方麵也得自於天啟對治理國家的極度沒興趣。由於父親朱常洛幾乎一直遭到祖父萬曆的冷落，天啟少年時並沒有受到過我們想象中的那種良好的皇家教育，他一直是個任性的野孩子。他最擅長且最酷愛的事情是木匠活。可以說，他的木匠活在少年時就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估計當時要是舉辦一次木匠活大賽，他絕對可以拿金牌。史書上稱：“熹廟（即天啟）性善為匠，在宮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鋸鑿削，引繩度木，運斤成風。施設既就，即巧匠不能及。”登上皇位之後，他對日理萬機的皇帝生活極度不適應也不喜歡，他想要幹的事就是回到後宮，帶領一群也懂木匠活的太監朝夕營造。
為了心愛的木匠活，天啟需要一個信得過的人為自己打點大明帝國這樁大生意。這個信得過的人，他認為最佳人選就是他尊敬的乳母客氏的菜戶，同時也是看著他長大的魏忠賢。為此，他任命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這是明宮數萬太監中居於金字塔頂端的職務。明朝太監機構共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其中職權最大的就數司禮監。司禮監秉筆的工作，就是代皇帝批示奏折。可笑的是，這個需要引經據典、天天和公文打交道的職務的出任者魏忠賢，竟然是大字不識的文盲。以文盲而為皇帝代批奏折，遍考古今中外，也鮮見第二例。一旦被一個毫無政治興趣和政治才能的皇帝授予了以他的名義對軍國大事作批示的權力後，事實上，這個帝國已經成為被授權者的囊中之物。
魏忠賢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有效地掌控天啟的心思。他總是在天啟做木匠活最投入的時候跑去向他請示某事該如何處理。天啟不耐煩地說，你們用心去辦就是了，我已經知道了。於是，魏忠賢得以按自己的意誌來操控權力。
魏忠賢領導的是一個閹黨集團，其成員不僅包括太監，還接納了來自各個階層的各懷鬼胎的機會主義者。這個集團最核心的部分稱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五虎是核心中的核心，由兵部尚書崔呈秀為首，禮部尚書田吉為次，主謀議；五彪由武將組成，包括錦衣衛都督田爾耕、鎮撫司許顯純；十狗則有吏部尚書周應秋、太仆少卿曹欽程等。
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東林黨與魏忠賢集團勢同水火，魏忠賢當然容不下他們的存在。他最先開刀的是名將熊廷弼，並以熊為引線，將東林黨諸多重要人物一網打盡。他指使手下指控熊貪汙，當一些東林黨或其他有正義感的官員為熊辯護時，魏忠賢稱這些人全都接受了熊的重賄。於是，包括左都禦史楊漣、都給事中魏大中在內的大批東林黨在京官員，紛紛被捕入獄。
酷刑下，這些人全都按審訊者的意圖招供了。他們之所以自認其罪，一則受不了重刑，二則希望按明朝慣例，犯人一旦招供後，就應由暗無天日的錦衣衛送到國家正式的司法係統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得以獲得申訴的機會。
事情卻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發展。招認了各種罪名之後，他們沒有如願以償地得到轉移，而是繼續三天一次的刑訊逼供，追索莫須有的贓款。結果，嚴刑拷打下，這些可憐的官員們全部死在錦衣衛的大牢裏。楊漣的屍體抬出來時，全身已經潰爛，胸前還有一個壓死他的裝有泥土的口袋，他的耳朵裏有一根橫穿腦部的鐵釘。魏大中的屍體一直蜷在牢裏，直到生蛆以後才通知家人認領。
不僅朝廷官員遭到魏忠賢集團的無情打擊，就連與朱明皇帝沾親帶故的皇親國戚甚至也不能幸免：寧安大長公主的兒子李承恩，家裏藏有他的母親從宮中陪嫁的器具，魏忠賢誣以盜乘輿服禦物，論死。
魏忠賢倒台之前兩三年，全國性的恐怖政治已然形成：四個朋友在一起喝酒，其中一個喝高了，大罵魏忠賢，另外三個人嚇得不敢吭聲。這時，東廠特務破門而入，當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賢處。罵人者被剝皮，不敢吭聲者受獎。史書稱，當時“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戮），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
一麵是血腥鎮壓，一麵是歌功頌德。浙江巡撫潘汝禎第一個發明了為魏忠賢建生祠的獨特歌頌形式，魏大喜。於是“海內爭望風獻諂，諸督撫大吏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德立祠，洶洶若不及。下及武夫、賈豎、諸無賴子亦各建祠。窮極工巧，攘奪民田廬，斬伐墓木，莫敢控訴”。此例一開，各地想拍魏忠賢馬屁的官員們爭先恐後，為這個目不識丁的文盲建生祠如同一場政治運動風靡全國。短短一年之中，共建生祠四十多處，其中有兩處甚至建到了安葬大明帝國締造者朱元璋的孝陵和朱元璋父母的鳳陽皇陵旁邊。這些生祠裏，供奉著魏忠賢的偶像——當時稱作“喜容”，喜容用名貴的檀木雕塑而成，一副帝王相，外穿冕服，腹充金玉。生祠落成後，文武官員集體向喜容行五拜三叩大禮。生祠大門兩側，高懸著吹捧魏忠賢的對聯：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
最離譜的是，監生陸萬齡竟向朝廷提出，鑒於魏忠賢功高蓋世，應當以忠賢配孔子，以忠賢生父配孔子之父啟聖公，共同接受後人膜拜。薊州知州胡士容因為不為魏忠賢的生祠寫頌詞，遵化知州耿如杞因為進魏忠賢的生祠時沒有下拜，都被下獄論死。這樣一來，凡是想活命的官員都隻得異口同聲地歌頌魏忠賢。明朝宗室楚王朱華煃、中書朱慎以及皇親豐城侯李永祚，廷臣如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誠，總督張我續、孫國楨、楊維和等人的所有奏章，在提到魏忠賢的時候，都隻稱“廠臣”（魏提督東廠，東廠係臭名昭著的特務機構）而從不提其名。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在代為皇帝草擬的聖旨中，都稱“朕與廠臣”。山東捕獲了一隻麒麟，巡撫李精白畫了它的像向朝廷報喜，黃立極等人批示說：“廠臣修德，故仁獸至。”
對這種幾乎一邊倒的政治投靠，揚州知府劉鐸的說法很具代表性，他說：生在這個時代，應該為自己的功名著想，別人的生死，跟我有什麽相幹？晚明士大夫的集體無恥竟到了如此地步，這已經超過了魏忠賢作為權宦而作惡的惡果本身，上升到了知識分子人格扭曲這些形而上的層次了。
當是時也，歐洲人正向亞洲、美洲侵略擴張，後金拚命向明王朝進攻，中國各地民變風起雲湧，明王朝的大多數官員，卻在集體向一個口含天憲的宦官變態地搖尾諂媚。
即將從哥哥手中接過這如同一鍋煮沸了的粥一般混亂局麵的人，就是一向以勵精圖治自勉自勵的崇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