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凶兆與流年

大明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依西曆，為公元1643年，即甲申之變的前一年。這一年初夏，遠離京師的四川南部出了一樁怪事：當地一戶農民院子裏的一株李子樹，結出的果實不是往年那種圓而翠的李子，而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黃瓜。這件事在當地鬧得沸沸揚揚，人們把它當作不祥之兆而議論紛紛。有好事者就請了巫師占卜，巫師得出的讖語是：“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放在承平時代，這種公然宣布天下就要大亂的胡言亂語，必定會遭到官方的嚴懲。但這一回，官方對此充耳不聞，甚至有不少下級官吏也加入到流言散布者的行列。總之，這件事在當地引起極大反響——可以想象，大動亂來臨的前夜，這種稀奇古怪的事件必然激起民間的**不安。

科學家早就發現，大地震之前，比人低等的其他動物，往往都能憑借它們敏銳的直覺預感到大禍臨頭，從而煩燥不安或是瘋狂奔跑，而比它們高級的人類卻毫無知覺。與此相類，王朝更替，社會大動**即將到來之時，底層民眾往往多了些敏感，而達官貴人卻渾然不覺。他們不願意相信也不敢相信，天下真的就要大亂，改朝換代真的就要成為活生生的現實。

李子樹長出黃瓜也許是基因的變異。但身處末世的人並不這麽看，他們認為這是上天對亂世即將到來的預警。為此，當地民眾采取了一些應急措施：有錢人開始囤積糧食，紛紛在家裏深挖地窖，把大量小麥和稻穀埋藏在地下，以備將來救命之用。悲慘的是一些無錢無糧的窮人，他們看不到希望何在，卻感受到了絕望的腳步日益臨近。為此，有一戶赤貧人家竟然變賣了財產，把得來的幾兩銀子割肉買酒，大吃大喝。錢花光之後，這家人關門閉戶，舉家自殺。對這種完全不正常的社會現象，當地地方官卻不聞不問。或者說，太多的怪異之事已經麻木了他們的神經，見怪不怪。

幾個月後，大明帝國的許多子民都驚恐地看到，那一年的太陽發出血紅的光，“日中有赤氣數道，下寬上銳，自東指西”。晚上，一顆大星出現於西天，芒焰閃爍不定。北鬥是中國古人借以辨別方向的標誌性星座，但當人們仰視天空時，竟然再也找尋不到北鬥的蹤影。

按照古老東方天人合一的觀點，一個朝代即將崩潰的前夜，上天一定會通過各種奇特的災異或是怪誕之事警告世人，尤其是警告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你的江山已經不再固若金湯，上天將要拋棄你。

民間如此風聲鶴唳，而即便是居於國家機器這座金字塔上層的朝廷高級官員們，也為甲申年初春發生的另一樁怪事深感不安：按照慣例，每年二月初八，朝廷要派出高級官員在學宮裏舉行祭祀孔子的儀式。甲申年的祭孔，由官居一品的內閣大學士、崇禎帝早年親自麵試錄取並一步步提拔起來的魏藻德主持。典禮前本來天氣晴朗，一派祥和景致，孰知就在一大群官員準備行禮時卻突然間狂風大作，學宮庭院裏高大的鬆樹也被吹得東倒西歪。原本熊熊燃燒於孔子神位前的幾十盞燈燭竟然全被狂風撲滅，甚至連學宮外的儀仗隊伍也被狂風吹散。等了半天，狂風仍然沒有停下來的跡象，魏藻德和其他高級官員商議了一通，隻得宣布祭孔典禮暫停。官員們私下裏說：這是孔夫子的在天之靈不願意接受明朝的祭祀了，聖人的眷顧已經轉移，大明朝還有什麽希望呢？

1643年到1644年的冬春之交，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崇禎，比任何時候都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廈將傾的悲劇將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筆記小說裏記載了一個崇禎算命的故事——

故事說，內憂外患的崇禎心急如焚，有一天獨自走出皇宮，微服上街。宮門外不遠處，他遇到一個據說特別靈驗的測字先生。崇禎一向很迷信，他也想測個字，看看國運如何。測字先生讓崇禎隨手寫個字，崇禎就寫了個友字。測字先生見了，皺著眉頭說：友字乃是反字出頭，現在李自成已攻下洛陽，這不意味著反賊已經出頭了嗎？大為不利啊。崇禎十分不快，強自鎮靜地說，我要寫的是有沒有的有，不是這個朋友的友。測字先生連連搖頭：這回更不妙，有字拆開來看，就是大明兩個字各自去掉了一半。崇禎忙改口說，還是沒對，我想寫的是申酉戌亥的酉。測字先生這回神色緊張地說：不得了啊，酉字就是把尊字去首去尾而成，這不是說至尊連頭都保不住了嗎？

崇禎本想討個口彩，沒想到卻被測字先生迎頭三記悶棍，內心的氣急敗壞可想而知。等他回到宮中，派人前去捉拿測字先生，可哪裏還找得到測字先生的人影呢？據說，這個測字先生乃是李自成手下最得力的謀士矮子宋獻策，他有意裝成測字先生，企圖從精神上打垮強弩之末的老對手崇禎。

這顯然隻是文人的創作，不可能是真實的曆史。但這個故事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人在得意的時候往往相信自己，失意的時候則大抵相信天命。這個故事所塑造的崇禎，身上集合了敏感、僥幸和外強中幹的性格特征。這種性格特征與曆史上的崇禎本人倒是基本一致。作為大明十六個皇帝中的最後一任，他將親身體驗國破家亡的曠世悲劇。

甲申年春節是崇禎一生中度過的最後一個新年，也是他一生中所過的新年裏最黯然無光的一個。除夕之夜，北中國上空飄著細細的雪花，風呼呼地吹，偌大的北京城像一隻沉默的巨獸，籠罩在一派肅穆和壓抑之中。雖然風雨頻仍，皇宮裏仍然小規模地張燈結彩，燃放煙火，安排晚宴，努力營造祥和的節日氣氛，如同江河日下的大戶人家繃著麵子搞排場。到了子時，按照規矩和傳統，皇帝要在太極殿接受臣子們的新年朝賀。當崇禎強裝笑臉來到太極殿時，空****的大殿裏竟然一個大臣也沒有。

正當崇禎又驚又惱時，隻見剛入閣不久的內閣大學士李建泰獨自匆匆趕來——其他眾多臣子，他們在新年的第一次早朝時集體遲到了。崇禎很生氣，一生氣便宣布取消新年早朝，自顧回後宮去了。等到集體遲到的臣子們來到太極殿，才發現他們威嚴的陛下早已不知去向。大臣們麵麵相覷，沒人敢吭一聲。雕梁畫棟的太極殿，死一般的沉寂。

幾乎就在同一時刻，離北京一千多公裏以西的西安卻是另一派歡樂景象：農民軍領袖李自成在這裏宣布建立大順王朝，自稱順王，改元永昌，定都西安；並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和李自成一同征戰多年的手下兄弟，一個個都得到了應有的封賞：宋獻策為軍師，牛金星為丞相……西京城裏鼓樂震天，酒香飄溢，恰好與北京城的死寂和壓抑形成鮮明對比。

李自成稱王之日，西安天氣不好，風沙彌漫，黃霧四塞，李自成見狀有些不悅。學士薑學一進言道：如此大霧，正預示著大王將要掩蓋明朝呢。李自成聽罷，大感寬慰。當天夜裏，西安張燈結彩，農民軍——現在準確的稱呼應該是大順軍——全體將士都沉浸在如夢如癲的狂歡之中。這些當初為了混口飯吃而揭竿起義的泥腿子，終於迎來了和原本高高在上的大明皇帝分庭抗禮的機會。

幾天後的正月初九，放在往年，還是舉國狂歡鬧新春的佳節，但這一年的北京城注定不會再有任何歡樂了，哪怕這歡樂隻是強扮歡顏的偽裝，也統統不會再有了。這天，兵部官員們收到了李自成派人送來的通牒，上寫大順永昌年號，約定雙方決戰，並宣稱他的百萬大軍將於三月十日抵達京師。這個多年來一直被朝廷視作反賊和流寇的陝西漢子，已經不再承認大明王朝的合法性。大明王朝上上下下已然明白，下崗驛卒李自成不再是當年的流寇，而是一支誌在推翻大明王朝並取而代之的可怕力量。兵部官員們讀罷通牒，相顧失色，久久說不出話來。他們匆匆商議了一番，隻得把反賊的通牒火速呈報給崇禎。崇禎同樣大驚失色，下令召開禦前會議。

然而這樣的會議注定不能討論出任何有效的應對措施。會上，大臣們顧左右而言他，卻沒人能夠或者願意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崇禎當著大臣們一再哀歎：“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麵目見於地下？”當大臣們無人敢吭一聲時，他又似乎很慷慨激昂地表示：“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耳！”可還沒等到大臣們對他的慷慨激昂有所回應，他又憤然指責文武百官沒人能為他分憂——把亡國的責任推到大臣身上，崇禎算是獨一例。

聖上的話說到這種地步，大臣們要是還不站出來有所表示，遊戲恐怕就玩不下去了。果然，內閣首輔——名義上是皇帝的首席秘書，事實上相當於宰相——陳演表態說他願意代替聖上出征，崇禎想也沒想就說“南人不可”。接著，內閣次輔魏藻德、蔣德璟、範景文等人按各自的職務、資曆為序先後請求代帝出征，崇禎仍然不同意。最後，新入閣才兩個多月、資曆最淺的內閣大學士李建泰站出來說：“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這時，崇禎才轉怒為喜：一者，他本來就屬意李建泰；二者，也是至關重要的，李建泰明確表示不需要國家撥給軍費，而是由自己出錢為國家打仗。

崇禎欣喜地表示，如果李建泰願代他出征，他將仿效古代帝王遣將的最高禮儀，親自為他舉行郊餞之禮——就是由皇帝親自送到城外並喝一席酒。但李建泰不敢領受這樣高規格的禮儀，堅決辭謝。崇禎隻得令禮部另議。

甲申年正月二十六日，經過半個月的籌備，李建泰代帝出征終於成行。崇禎特地行遣將禮，這是大明王朝曆史上不多的最隆重的出征儀式之一，仿佛是大明王朝臨終前的回光返照。當是時，駙馬萬煒代表崇禎到太廟祭告祖宗，崇禎則來到大殿，當場手書“代朕親征”條幅送給李建泰，並授予他先斬後奏的尚方寶劍。此後賜宴正陽門樓，崇禎又親自為李建泰倒了三杯酒，連同盛酒的金杯一起賜給他。行前，崇禎勉勵李說：“願卿蚤**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銘功。……朕仍親迎慶賞，共享太平。”然而，恐怕包括崇禎本人在內，已沒有任何人相信這一番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夢話。在崇禎的目送下，李建泰帶著這支拚湊起來的烏合之眾出城而去。

說這是一支烏合之眾，乃是因為這支部隊全由基本沒有戰鬥力的京營兵組成。京營兵大多由富家子弟或中低級官員的子侄充任，平時作威作福，一聽說要打仗就嚇得要死，紛紛出錢雇傭貧民或是市井無賴為自己充差。這之前，李建泰隻撥得京營兵五百人，看看實在不成樣子，崇禎才又撥了一千名，加在一起也不過區區一千五百人，而兵強馬壯的李自成麾下已有數十萬之眾，而且很多是多年征戰的老兵。更為重要的是，李建泰之所以願意代帝出征，並不是真的為國分憂，而是想借此機會保護他在山西曲沃的老家。《明史·李建泰傳》明確指出：李自成逼山西，“建泰慮鄉邦被禍，而家富於貲，可藉以佐軍，毅然有滅賊誌”。

李建泰帶部隊出北京城後，慢騰騰地按照古代軍隊日行三十裏的速度向前推進。與此同時，李自成的軍隊早已渡過黃河，如同秋風掃落葉一般席卷山西。當李建泰行至離北京城不過百裏之遙的河北境內時，他的軍隊已經有不少人開小差扔下武器逃跑了。

荒唐的是，沿途所經過的州縣害怕李建泰進城征兵索餉，竟然關上城門，不準這位持有尚方寶劍的內閣大學士進城。李建泰大為光火，下令派兵攻打，這才得以進入一座叫廣宗的縣城。攻打帝國治理下的廣宗，這幾乎是李建泰此次代帝親征中唯一一次像樣的軍事行動。當李建泰的老家曲沃失陷的消息傳來，他又氣又怕，病倒在軍營。此後，他就一直在河北境內徘徊。等到李自成部下劉芳亮圍攻他所在的保定時，他完全放棄了抵抗，幹淨徹底地向反賊投降。一個多月前崇禎賜給他的金杯、敕書、尚方寶劍和關防大印都成了農民軍的戰利品。此時，幾百裏外的北京城裏，崇禎還在苦苦等待他凱旋的消息。

早在李建泰出北京城之後第三天，崇禎誤聽傳聞，忽然召見兵部尚書張縉彥，問他：真定陷落了，李建泰也遇害了，你知道嗎？張縉彥回答說不知道。崇禎生氣地說，我在深宮都知道了，你作為兵部尚書怎麽還不知道？張縉彥說，我還沒見到塘報。崇禎說，那為什麽不派人遠偵？張縉彥回答說：騎偵須工食，臣部錢無一緡，無從偵騎。——兵部作為帝國的最高軍事機構，竟然窮到了連派幾個騎兵出去偵察也沒錢的地步，這在曆史上簡直是空前絕後的奇聞，說明甲申年的明王朝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末路。

眼看走投無路，無計可施的崇禎悻悻地發了一道罪己詔。

罪己詔是頗具中國特色的國粹。在古代，大凡遇到天下有災異或是大動**，做皇帝的就得下一道詔書，詔書的主題就是皇帝自我批評。蘇東坡認為，罪己詔有利於挽回人心，網羅民意。著名的如漢武帝，晚年就向全國吏民下達過《輪台罪己詔》。

對崇禎來說，下罪己詔已不是什麽新鮮花樣了，在他執掌帝國的十七年裏，一共下過五次罪己詔：

第一次下罪己詔是崇禎八年十月，原因是農民軍攻克鳳陽並把朱家的皇陵挖得一片狼藉。被人刨了祖墳，就是平頭百姓也要紅眼拚命，何況皇家呢？第二次下罪己詔是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原因是清軍入塞深入山東，俘走人丁近四十萬；第三次下罪己詔是崇禎十六年六月，原因是張獻忠攻破武昌，宗室楚王被殺，張獻忠建立大西政權；第四次、五次下罪己詔便是崇禎十七年——也就是甲申年——二月和三月，當是時，帝國如同汪洋中的一條破船，隨時都有被風雨吞沒的危險。

然而，幾乎和以往所有的罪己詔一樣，崇禎的第四道罪己詔充斥的仍然是文過飾非的空洞說教和對滿朝文武的嚴厲批評。估計有幸讀到這道罪己詔的吏民已經不多了——其時，帝國命令的傳達範圍早就局限在極其有限的區域內。

空洞虛偽的罪己詔對生民塗炭、兵火連天的天下於事無補。更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崇禎的第四道罪己詔下達四天後，李自成也發布了一道詔書，像是要和北京城裏的崇禎唱對台戲。這道傳布天下的詔書中，李自成曆數了大明帝國的種種罪惡，如“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閻之脂膏盡竭。……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同樣在這道詔書中，李自成要求明朝君臣審時度勢，及早向他投降，這樣還可以“如杞如宋，享祀永延”。就是說，如果崇禎願意把天下拱手交出來，不但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還能得到小國封君的待遇。

至此，哪怕是最麻木的明朝官員也已明白，享國長達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真正走到油枯燈滅的最後時刻。他們那位多年來一直陰沉著臉的皇帝陛下，在龍椅上的日子快要到頭了。

和大臣們相比，崇禎心裏更加明白火燒眉毛的嚴竣局勢，但他一直還在等待，等待並不可能發生的奇跡。他的臣子們把這封類似最後通牒的李自成詔書給他呈上去時，他出奇地沒有大發雷霆或是痛哭流涕。他很冷靜，反常地冷靜。

但他不可能選擇李自成給他指出的道路：投降。

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將和祖宗打下的江山一起走向萬劫不複的深淵。從做皇帝的那一天起，他就被命運鎖定成大明王朝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