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彩蛋2 揭秘裹小腳的那些事兒
本為了舞蹈設計的弓鞋，以及為了穿弓鞋，奮力將腳用布條纏緊的措施，以時尚潮流的形式，進入了宮廷，進入了上流階層。在這個窮奢極欲又以四體不勤為榮的頂層小圈子內，漸漸發生了質的轉變。
太長不看版
纏足，興起於北宋中後期，推廣於南宋末、元代，盛行於明清。
在李清照生活的時代，纏足還隻是一種從舞蹈中發展出來的女性美體風尚，暗湧於皇宮、高端風月場所、某些豪富之家的後宅，是少數人窮奢極欲生活的點綴。因為矯揉造作和與之相伴的奢靡之風，被正統的儒者厭惡。
纏足的技術也尚未成熟。一般情況下，是以布條裹束腳掌，使足掌變窄，不求弓彎，隻求纖直。基本保留有正常的足部形態，並非後世那種骨斷肉腐的半殘疾式“三寸金蓮”。
進入南宋，纏足之風才開始向民間流布，技術開始提高，腳越來越小，至元朝乃有大成，在明代興盛，到清代中晚期，登峰造極。
綜合李清照的年齡、出身環境、教育背景、經曆、個性，可以確定：她纏足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您有耐心，那麽，在下麵這篇長如裹腳布的文章中，你還會讀到這些“驚悚”的內容——
揭秘中國男人的裹腳布
她，中國的原生芭蕾之母
朱熹的黑鍋從何而來
母愛之痛，原生家庭之罪
等等
我們先說說“男用裹腳布”
關於纏足的起源，國人論事，向來有“古已有之”的傾向，加上曾是民族流行時尚，審美深入人心，難免造成一種奇怪的腦回路：
腳小才美，腳大必醜，所以古人但凡詠女人腳美，必定是因為其小，必定是因為她裹了腳。
這種觀念，在纏足盛行的明朝，就被人反駁過了。晚明博物學家謝肇淛，曾說道：
“而世猶以樂府有‘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為疑，不知古人但不弓彎耳，未嚐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有裹腳，豈得為纏足左券哉？至於女裝既異，則彎靴繡履，亦取其異於男矣，何以必其短小乎？”[99]
謝肇淛說的“如今男子皆有裹腳”，是什麽東西？
此物古語為“偪”，又名“行縢”“行纏”。
在上古時代，這是正裝中的一部分。《詩經》中有《采菽》一篇，講諸侯朝見天子，打扮得整整齊齊：“赤芾在股，邪幅在下。”
《毛詩鄭箋》釋說：“邪幅，如今行滕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康熙字典》曰：“偪，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也。”
通俗介紹一下，就是一塊布條，從腳底板到小腿，一路斜著裹上去，裹得緊實利落，便於跑路。比如當年墨子聽說公輸班造了雲梯，要幫楚國攻宋，急怒之下，遂“裂裳裹足，日夜不休”——當場撕裂礙事的下裳，拿布裹了腳，日夜趕路，趕去遊說楚王罷兵。
六朝樂府詩雲：“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這是一位女子正在裹行纏。唱這首歌的人，是位“戀足癖”前輩，別人不覺得腳有什麽好看的，獨他覺得美死了，迷人死了！
北宋年間，蘇軾要到戶外自助遊，事先置辦了一套裝備：“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有如現代驢友出行前，必備衝鋒衣、溯溪鞋。
南宋王明清之《揮麈餘話》雲：“建炎時，樞密計議官向宗厚纏足極彎，長於鉤距。”有一位姓向的官員，腳上的纏布與眾不同，超出腳掌長度，布團向前彎曲，像根鉤子。因此被同事嘲笑。
這個東西，在後代有個更通俗的名字：“裹腳布”。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其中國劄記中，談到明萬曆年間女人的裹小腳——“她們從小把腳用布條緊緊裹住以防止它長大，走起路來會使人覺得她的腳是被截去了一塊”之後，又提到男人的裹腳布：“他們習慣於在腳和脛上纏很長的布條，看起來像是很鬆大的襪子。”
明代小說《金瓶梅》第五十回：“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撞進裏麵。隻見燈也不點，月影中，看見炕上有兩個戴白氈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才脫裹腳，便問道：‘是甚麽人進屋裏來？’”
清代小說《飛龍全傳》中，講後周世宗柴榮初遇大將鄭恩，見好一條長大漢子，卻周身穿得破爛，便去店裏替他買衣服：“揀了一條布褲、一雙布襪、一雙布鞋，講定了四錢銀子，一麵交銀，一麵收了物件。又到布鋪子裏，剪了一雙二丈長的白布裹腳。”次日，鄭恩起身，“接過手來，把中衣穿了，盤了裹腳，套上鞋襪，立起身來，往下一看，便是十分歡喜。”
這些都說明了男用裹腳布的使用方法。一直到近現代，它都存在於人們的生活中。
幼時，我看見曾做過黃山挑夫的外公使用它：是一塊有係帶的粗麻布，以這塊麻布襯於腳底，左右交疊，盤裹上去，緊緊地裹至小腿肚子，用帶子固定。然後再穿上布襪，穿上外婆手納的千層底布鞋。這樣，走一天的路，腿腳也不會腫脹起泡。
看上去很像現代軍人的綁腿，不過綁腿的布帶是從腳脖子處打起的，更便於緊急行軍時的穿脫。
當然，它的作用還不僅於此。清代醫書《急救廣生集》中有一道方子，專治割喉自殺但未傷及氣管的人：“杉木皮燒灰，柿餅嚼爛，同灰搗成一處，先縫好皮，將藥敷上，用男人臭裹腳布緊縛紮，勿令傷動，即瘥，屢驗。”
不僅指定要男用的裹腳布，而且必須是原味未洗……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寬袍大袖之文人，出遠門不免都要老實裹上腳。所以“裹足”二字，在宋元之際，又成了“路費”的代稱。宋神宗時，黨爭紛起，人人站隊。有一個叫唐坰的官員，先是想依附王安石被拒，遂投奔了對手，上書攻擊王安石。
上書之前，唐先生找大臣曾公亮借了三百貫錢，理由是：“以言荊公了，必見逐。貧，用以作裹足。”[100]
罵完王安石，肯定要被貶謫，家裏窮，所以先借點路費。唐先生，你的臉好大！
總之，我們大致明白謝肇淛的意思了：古代人不分男女，都用裹腳布的，看看我們男子腳上，不也還包著塊布頭子？大家不要一看到“纏”啊“裹”的字樣就興奮。女人穿鞋，當然和糙老爺們不一樣，要繡花，要鑲寶石，要做得彎彎的好看，你們這些沒文化的，不要大驚小怪，看到“繡鞋”，就想起小腳！
窅娘之舞與現代芭蕾
擺脫了“古已有之”派，真正的女子裹小腳，起於何時呢？現存最早的文獻記錄，是在宋代。
兩宋之交的文人張邦基，在《墨莊漫錄》中記載：
“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台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殊麗，又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香奩集》有《詠屧子詩》雲：‘六寸膚圍光致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南朝齊的皇帝蕭寶卷，為他敬愛的潘貴妃定製了金質蓮花，請妃子行步其上，讚曰：“步步生蓮。”南齊時佛教流行。佛經上說，佛祖出世，周行七步，步步生蓮花。他玩這個，是角色扮演，把愛妃當尊大佛供著。跟腳小不小，是沒關係的。
唐詩裏多有歌頌女子赤足的詩篇，比如李白詩雲：“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女孩子光明正大，赤腳在外麵跑。詩人們很不正經地寫了許多閨房之事，卻從來沒人說過纏足的事情。
偶爾有人說某美人腳小，那也是正常的天足，並非後天纏出來的。
另一本南宋人的筆記野史《道山新聞》中說道：
“李後主宮嬪有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瓔絡，令窅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中，回旋有淩雲之態……以此知紮腳五代以來方有之。如熙寧、元豐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
這就說得很詳細了。
宋神宗在位的北宋中期，纏足還十分少見（參見這一時期繪畫、雕刻等藝術作品中大量的女子天足形象）。一直到了北宋末年、南宋初期，它方才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被文人們注意到，並視為一種“怪現狀”“新事物”而記錄下來。
像曆史上許多的新事物一樣，纏足，並不是立刻就被社會接受，也不是迅速就發展成熟的。
作為一項對女性肉體長期的生理改造，纏足要做到使腳骨斷裂，肌肉萎縮，又不傷及性命，保留少許的行動能力，是一個精密工程。必定有一個從創意到實驗、推廣、改進、再完善的過程。
始作俑者，被指認為南唐李後主。
但是，李後主家窅娘的一雙腳，是成為舞姬之後才纏的，已非幼女，已過了纏足的黃金時期。如果按明清時期那種纏法，不僅痛苦，還沒啥用，還容易搞成殘疾。李後主的設想，本來也隻是便於在金蓮花中舞蹈，取其輕巧靈動，並非熱愛小腳，不惜致殘也要弄出一雙來。窅娘纏完腳之後，猶能穿素襪，作回旋之舞，力量與輕盈俱在，說明足部並未受到太大傷害。
於金蓮花中起舞，落腳點狹小，則必然要踮腳尖，於舞者足部的支撐能力與身體平衡性要求很高，同時，還要保證足夠的靈活性與彈跳力，否則不能回旋如意。窅娘將腳纏成“新月狀”——足背隆起，加大足弓的弧度，這是很符合人體力學的。
弧度自然、肌肉強勁的足弓，是腿部支撐力與彈跳力的保證。現代芭蕾號稱“足尖上的藝術”。芭蕾舞者都有強壯而柔韌的足弓，而足部動作經常呈現類“新月狀”的變形——
窅娘的金蓮花之舞，以及她為了這種舞蹈而在腳上動的腦筋，與現代芭蕾正有奇妙的相似。
纏足之起緣，未必一定要落實在窅娘身上，不過，她這精妙一舞，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弓鞋——足底下彎如弓的鞋子，在舞蹈界流行起來。畢竟，比起僅著素襪起舞，穿上弓鞋，舞者要省力得多。而這種舞用弓鞋，和芭蕾舞鞋一樣，會比尋常鞋子緊小，為了能把腳擠進去，則必然要狠狠地勒緊纏足之布。
別有用心的人們，由此揣摩到了使女性天足變小的妙招。
被別有用心者盯上的“弓鞋”
精通女性美的清代才子袁枚，寫過一篇《纏足談》的論文。為了搞清纏足的來龍去脈，他查找了很多資料，其中有這樣一條：
《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為潁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
韓維是北宋大臣。潁王，就是後來的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趙頊。韓維在他還沒登基時就跟他了。這天，侍者給趙頊拿來了一雙弓鞋，韓維在旁邊看到，就說：“王爺幹嗎穿舞靴？”
關於這件事，朱熹在《宋名臣言行錄》中也做了記載：“一日內侍以宮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亟令毀之。”
這件小事裏，透露了很多消息。
第一，弓鞋，又曾被稱呼為宮樣靴，在北宋中期，已經是男女皆穿的款式。
韓維說：“王爺不跳舞，穿這個幹嗎？”又說明了第二點：這種鞋，本來是（男女）跳舞時候才穿的。但是！架不住時尚的風胡亂吹，現在已經成了潮人必備款，被京城名士名媛們追捧。
韓維的潛台詞是：您是皇儲，各方麵盯著呢！注意形象，要低調、樸素、端莊！身上別穿這些時新玩意兒。
那麽，這一雙弓鞋，又怎麽從舞鞋、男女通殺的流行爆款，演變成後來被裹足女性專用了呢？人們又怎麽會變得以女性腳小為美了呢？
與宋代越來越孱弱的女性審美有關係，與男性文人的推波助瀾有關係。
蘇軾有一首詞，是目前保留下來最早也最完整的詠女人“足小”的詩詞。
菩薩蠻·詠足
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淩波去。隻見舞回風，都無行處蹤。 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
蘇軾是大宋的好奇寶寶，但凡發生點新鮮事，沒有他不趕來參觀的。
這位舞伎，起舞時回風舞雪，有如飛仙，然而她試穿了宮中式樣的鞋子，發現還是太緊，穿上去路都走不了啦。蘇軾驚歎說，穿這樣的鞋子，應該能像趙飛燕那樣在掌上起舞吧。
與蘇軾同時的詞人趙令畤，到大將劉光世家做客，得以欣賞到劉家的“四絕”家伎，哪“四絕”呢？腳絕、歌絕、琴絕、舞絕。趙令畤是皇室子弟，襲封安定郡王，論奢華見識，還是不如這些手握兵權的武將們。
浣溪沙
穩小弓鞋三寸羅，歌唇清韻一櫻多。燈前秀豔總橫波。
指下鳴泉清杳渺，掌中回旋小婆娑。明朝歸路奈情何。
詞中舞女的腳已經小到隻有“三寸”了。
可見當時男人對於女性的身體審美，已經趨向於纖小、瘦弱。而蘇、趙二人如此大驚小怪，也說明，這種小腳，在社會上還很少見。
沒錯，這正是宮中流傳出來的新玩意兒。
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記：北宋滅亡後，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之女柔福帝姬，從北國逃亡，回到南宋宮廷。宋高宗“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仿佛，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裏，寧複故態哉？’”
寫於兩宋之交的筆記《楓窗小牘》中則記載：“汴京閨閣，宣和以後，花鞋弓履，窮極金翠。今虜中閨飾複爾，瘦金蓮方，瑩麵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連公主都把腳纏得小了。後來赤足行萬裏，把腳又走大了，可見其纏法，對天足的損傷還不是太嚴重。
京城的貴女們，開始在腳上猛下功夫：穿弓鞋，飾以花繡珠寶，極盡奢侈。靖康之變，金人入侵，處在金國統治下的北方貴族之家，浮華依舊，還出現了許多扮美秘方，一直流傳到南邊來。其中就有一種“瘦金蓮方”，顧名思義，當是為了使腳變小的秘方。
本為了舞蹈設計的弓鞋，以及為了穿弓鞋，奮力將腳用布條纏緊的措施，以時尚潮流的形式，進入了宮廷，進入了上流階層。在這個窮奢極欲又以四體不勤為榮的頂層小圈子內，漸漸發生了質的轉變。
人們發現，自幼女時，便用布條拚命勒腳，堅持穿弓鞋，可以使成年後腳變得纖小。這個“發現”，迎合了日漸病態纖弱的女性身體審美，遂形成了“纏足”這一時代現象。
悄然流行起來的“閨中風尚”
跨入南宋，纏足的風慢慢吹，逐漸從宮廷豪門、花街柳巷，蔓延到了普通的士紳家庭。
曆史文獻與考古發現中，關於女性纏足的資料變多了，文人們描述婦人小腳的作品也多起來。
我們不能錯過辛棄疾的這首小詞：
唐多令
淑景鬥清明，和風拂麵輕。小杯盤、同集郊垌。著個簥兒不肯上，須索要、大家行。 行步漸輕盈，行行笑語頻。鳳鞋兒、微褪些根。忽地倚人陪笑道，真個是、腳兒疼。
是寫一個陪客郊遊的青樓女子，因為腳兒小，走得慢，便對客人撒起嬌來。
還有這一首，南宋高官史浩的作品：
如夢令
羅襪半鉤新月，更把鳳鞋珠結。步步著金蓮，行得輕輕瞥瞥。難說，難說，真是世間奇絕。
這些令男性文人品咂得津津有味的小腳，其擁有者，都是青樓女子、侍妾之流，本來就是供男性狎玩的身份。那麽，良家女子的腳，又怎麽樣了呢？
望著剛出生女兒粉嫩的小腳丫，一些母親暗暗地痛下了決心。
既然小腳討男人喜歡，果然女孩子還是應該有雙小腳吧？民眾間最可怕的是攀比之風，為了一腳更比一腳小，原來的“平纏法”勢必不能滿足需求，終於有一日，將腳趾與腳骨折斷的“粽子形”纏技被發明出來，從此開啟新紀元。
有出土文物可以作為佐證：去世於1243年的福州官家女兒黃升，墓內有陪葬的女鞋，長十三點三厘米至十四厘米不等。黃升去世時十七歲。十四厘米的腳，按今尺不過四寸多一點，即使考慮到布料萎縮以及鞋子式樣的影響，也是夠小的了。
去世於1274年的江西周氏，墓葬內的七雙小鞋子，長十八厘米至二十二厘米，寬五厘米至六厘米。二十二厘米長，相當於女鞋三十四寸，這是正常的天足尺寸。而五厘米到六厘米的寬度，則比一般天足要窄，正好可以和這一條記載相印證——
宋理宗在位時（1224—1264年），宮女皆“束足纖直，名‘快上馬’”[101]。
“快上馬”之名，大概是取意於纖直的腳板，可以快速塞入馬蹬。這種纏法，是隻裹腳掌與腳趾部分，隻求窄與直，並不影響腳的長度，對足部傷害也不嚴重。
元末明初陶宗儀《輟耕錄》記載了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叫程鵬舉的人，在南宋末年被蒙古人俘虜為奴，並分配給他一個妻子，妻子也是被俘的官家女兒。程鵬舉後來逃跑，妻子用自己穿的鞋和他交換，作為別後念想。
女鞋可以與男鞋對換，可見這位女士的腳，是未曾纏過的。
這些關於女足大小差異性很大的資料，說明了一直到南宋末年，社會上對於女子要不要纏足，該纏成什麽樣，尺寸大小，都沒有普適性的標準。
在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甚至不同的家庭，人們對纏足的態度和熱衷程度，都是不一樣的。
纏足，仍然沒有獲得名正言順的地位，而隻是以一種女性風尚的形式，以施行者的心知肚明，悄然在各處傳播著。
朱熹的飛來黑鍋
那麽，社會上有沒有人反對纏足呢？有，而且很出人意料。
當包括蘇軾、辛棄疾在內的才子們，都在歌頌女子的小腳之美時，憤然提出反對意見的，居然是兩宋最正統的儒家學者，理學的大家——也就是當代人心目中形象不佳的“道學先生”們。
北宋理學家程頤的家族，世代遵守祖訓，女子不許裹腳，不許紮耳眼。[102]
朱熹的徒孫、南宋末年的理學家車若水，在著作《腳氣集》中批判道：“婦人纏腳，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
那麽，朱熹本人呢？
朱熹背上還真有一隻黑鍋——民國胡樸安輯《中華全國風俗誌》一書中，錄有福建漳州的風俗一則，叫“漳州杖林”：“漳州女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慶吊之事，女子偕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蓋初時民俗，**奔者眾，朱文公守漳時，立法命之纏足極小，使不良於行，藉革其澆俗，故成今日之現象也。”
這則記載，來自胡樸安所看到的近代報刊或雜著，原作者應是晚清至民國初期的人，反映的也正是這個時間段的情況。
該文指認，眼下纏足如此盛行，是因為朱熹在當漳州地方官時，見民風奔放，遂下令女子必得裹小腳，好叫她出不了門。從此形成“良好”風氣，延續至今。
就是這一條記載，成了朱熹支持裹小腳的罪證。
但事實上，這件事，在所有其他的正史野史上，都沒有相應記載。這來自近代不知名作者的敘述，隻是一枚無從采信的孤證。
我們把時間往回推，清順治年間，王勝時的《漫遊紀略》中“閩遊”一章，說福建人多穿木屐，蓋氣候使然也，“至泉、漳之間，弓步絕跡，殆南越之餘俗歟？”當時在泉州與漳州，根本看不到小腳女人。
往上再推到明朝，福建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記載：“今世吾閩興化、泉、漳三郡，以屐當靸，洗足竟，即跣而著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女多不纏足也。”但凡是個人，都光腳踩著個木屐，女子沒有幾個纏足的。
可以發現，漳州的裹小腳風氣，是在中晚清乃至近代才盛行起來的。你說，這跟遠在宋朝的朱熹怎麽扯得上關係？
抬杠的人又會說：也許是朱熹將纏足教給了漳州女性，因某些原因（氣候、風俗等）傳承斷裂，直到晚清才回潮呢？
好，我們看看曆史上，朱熹在漳州到底幹了些啥？
朱熹他老人家，攏共在漳州隻待了一年時間。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到任漳州，次年離任。說是兒子死了，回家治喪，真實原因，是在當地打擊土地兼並，被土豪反擊，遭報複出局。
除了打擊土地兼並，他還幹了這些事：減輕民眾賦稅、興辦學堂、勸農勸學、勸出家人還俗、告訴大家少搞封建迷信，有病看醫生，別喝香爐灰。另外還教大家按儒家的禮儀祭祀祖先，學習一些辦紅白喜事的禮節。
原來漳州這地方，古屬南越、閩越，號為“南蠻”的原住民多。民風淳樸，也比較原始。人們特別迷信，拜巫醫，搞巫術，還全民信佛。朱熹在漳州收的弟子、後來閩學的代表陳淳曾說：“舉漳州之產七分之，民戶居其一而僧戶居其六。”[103]
漳州的地產，七分之六都歸於寺廟。老百姓呢，都不耕不織，不婚不育，一窩蜂去當和尚、尼姑。
土地歸了寺廟，百姓都出了家，就沒人創造經濟產值，國家沒有賦稅收。不祭祀祖先，不懂得婚喪禮儀，不讀書識字，都跟野人一樣，政府怎麽好管理呢？人民要麽信巫，要麽信佛，朝廷的權威又在哪裏呢？
所以朱熹一來，就要“敦風俗、播儒教”，搞了這麽些措施出來。這些事情，一樁樁，他都向百姓發布了曉喻的文告，明萬曆《漳州府誌》上，都錄有原文。其中並沒有教導女子纏足的。
教女子纏足這麽重大的事情，怎麽會府誌上都沒有記載呢？而朱熹所有的著作包括其弟子記錄的語錄中，也從未提過此事，甚至，關於女子纏足的話題，都未曾有過，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我們再討論一下，就算朱熹他有這個推廣纏足的心思，在當時，有可能實現嗎？
漳州地方，氣候濕熱，男女都無穿鞋襪的習慣。這時候，突然來了一位長官，下令女子們不僅要穿鞋著襪，還要痛加自殘，人人纏出一雙“極小，不良於行”的小腳來。
女子纏足是閨房秘事，更須數年如一日地堅持，才能完成。內外有別，人手有限，政府也不可能一家家去監督。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底層女性，日常要出門幹活的，都是家中勞動力，你讓她們把腳纏起來，這日子還怎麽過？
用腳指頭想也知道，這種事情，既折磨肉體痛苦，又壓迫家庭經濟，根本推行不了啊！
朱熹的徒孫車若水，在南宋末年，都還不能理解，不曉得這些女人把腳纏起是幹啥？那麽更古早的朱熹，他怎麽可能想到用纏足來叫女子守貞——他要是能體悟這層宇宙大道理，又怎麽會秘而不傳，連徒子徒孫都沒學到其精神？
朱熹的時代，纏足還隻是流行在豪富之家，風行在青樓中，是一種取媚男子的秘術。那麽作為清貧又迂直的學者，朱熹哪裏能懂得這些？就算懂，他也隻會斥為邪魔歪道，怎麽會拿來教給良家婦女？
就算他非要教，那技術，他也掌握不了啊！想想看，為了教會全州女子纏足，他得找多少個精通纏技的“容嬤嬤”來做助手？
就算真教會了，一年之後，他就走了，五年之後，就被批倒批臭了。其學說被斥為“偽學”，全國封殺，本人罷官，門人或被流放，或坐了牢。在這種情況下，你說漳州的女性，是中了什麽邪，還會忍受著腳氣與劇痛，去堅持執行一個“國民公敵”當年的裹腳命令？
如果朱熹真有這種妖言惑眾的本事，朝廷砍他一百次腦袋都不冤。
於情於理，這事兒都純屬胡說，絕無可能。那朱熹怎麽還會背上這口黑鍋呢？很簡單，他死後出名了，發達了。
朱熹這個人，擅長的不是做官，而是搞教育。他在福建這一帶，收了許多學生。薪火相傳，熬到南宋後期，理學終於翻身，從此成了顯學、官學。福建呢，也就成了理學大省。漳州呢，也從南蠻之地，演變成了文化重鎮。
漳州人感念朱老夫子，朱夫子學術上封了聖，他在漳州民間就被封了神。
朱熹平生最討厭怪力亂神，但漳州人民太崇拜他了，封建迷信又一直破得不徹底。所以在漳州的民間傳說中，朱熹就成了“朱半仙”，能掐會算，降妖伏魔，看風水、鬥惡霸，業餘兼搞小發明……
總之隻要有好事，都是他幹的。那麽纏足是“好事”嗎？是啊！纏足在咱這曆史悠久嗎？不悠久……那請朱老聖人再來站個台吧！
清中葉之後，纏足在漳州興起，伴隨著的是好事者對纏足的道德美化，對女性變本加厲的禮教約束，而作為理學聖人、禮教護法，朱熹被獻上這一頂“纏足發明兼推廣者”的高帽子，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拉聖人的虎皮，裹女人的小腳——誰之惡？
署名“元代伊世珍”而實際上可能是明人偽托的《琅嬛記》一書中，有一則記載：
本壽問於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閾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範雎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
這段文字，引自失傳的一本女德教材：《修竹閣女訓》。這些話，出自一位母親之口。她說，女人裹小腳，是因為上古之時，“聖人”為了讓女子們守男女之大防，特意製定的規矩。
曆史上哪位“聖人”都沒說過這種話。這一段信口開河的胡話，其實揭示了一個事實，關於女子纏足，在元明之際，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纏足，這件很私人的事情，正在被刻意地上升到禮教的層次，從女德上，被賦予了合理性。三寸金蓮，從宋代儒者們鄙夷的“無聊無益之事”，轉變成了女人身份地位的象征、貞潔美麗的標誌，成了她們在婚姻市場上的重要籌碼。
這一切，是與元代社會女性的人身權與財產權從製度上全麵被削減，以及政府出麵對女性貞節的大力鼓吹同步出現的。
對於纏足的狂熱，在清朝中晚期達到頂峰，漸漸地，雖村婦亦不免矣。
清鹹豐年間，漢軍鑲黃旗人福格，談到漢人女子纏足風俗時說道：
今舉中夏之大，莫不趨之若狂，唯有八旗女子，例不纏足。京師內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鄉間不裹足者十居三四。東西粵、吳、皖、雲、貴各省，鄉中女子多不纏足。外此各省女子無不纏足，山、陝、甘肅此風最盛。至以足之纖巨，重於德之美涼，否則母以為恥，夫以為辱，甚至親串裏黨，傳為笑談。女子低顏，自覺形穢，相習成風，大可怪也。[104]
越到北方，纏足之風越熾，甚至腳的大小比女子本人的品德還重要，這讓不纏足的滿族人難以理解。而馬背上得天下的清政府，入關後，多次下令禁止纏足。然而收效甚微，連一小部分滿族女子也跟風纏將起來。垂簾聽政的孝莊皇太後大怒，擬旨：“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才刹住了歪風。[105]
纏足這件事，曆史上，從來沒有獲得過政府的支持。根據福格的書中引證，在明代，凡宮女入宮後，是小腳的，都要放足，換上宮中式樣的鞋子，以便於奔走服役。[106]南明弘光帝大婚，甚至下了明詔：“皇後人選必須天足。”[107]
不是朝廷，不是官員，不是某遠古聖人的遺訓，那麽積極推行纏足的，是誰呢？說出來很悲哀，正是每個家庭裏的母親。
正如非洲某些部落的女性割禮，是由女性長輩操刀，纏足這殘酷的折磨，也是由母親為女兒親手施為。
這種病態的情況，甚至引起了男性中一些有識之士的批判。
清代才子袁枚就曾說道：“女子足小，有何佳處？而舉世趨之若狂。吾以為戕賊兒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猶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108]
母親為女兒裹小腳以獻媚男子，就好像子女燒掉父母的屍骨謀取福利一樣，都是那麽荒唐，那麽地罔顧人倫！
道光年間的名醫王秉衡，在其醫學論著《重慶堂隨筆》中，更是對纏足提出了健康與人道上的雙重控訴：
母毒其女以為慈，姑虐其婦以為愛，遂造億萬世、億萬人無窮之孽。或曰不然，古人為此，非飾美麗也，為拘遊走也。嗚呼，豈理也哉！未嫁則父母拘之，既嫁則丈夫拘之，謹其閨門，嚴其出入，養其羞惡，課其女紅，於以拘遊走也何難之有？而顧為此戕賊形軀之事，忍莫甚矣！拙莫甚矣！戒邪視而鑿其目，戒邪言而截其舌，豈理也哉？況古來貞靜者，豈盡由步之纖？**奔者，豈盡由履之巨？奈之何如就三木，如受刖刑，遂令髫齡弱質，罹鞠凶於早歲，遭荼毒以終身。每見負痛飲疼，因是而瘠病者有之，由是而夭亡者有之，幽閨暗獄，魄滯魂冤，哀乎哉！
他說，纏足之事，慘痛無比，然而母親偏要如此殘害女兒，婆婆如此勒逼媳婦，還說是愛她們，這根本就是女孩子們的生生世世活地獄！
為了不讓女人亂走，把腳弄成殘疾，好比眼睛亂看挖眼睛，嘴巴亂說割舌頭，世間哪有這等野蠻的道理？史書上的貞婦，難道都是因為腳小？跟男人私奔的，難道都是因為腳大？
是啊，比如潘金蓮女士，裹了一對人人稱羨的小腳，也沒礙著她紅杏出牆。青樓中的姑娘，個個纏了好小腳，不還是在辛勤地接客嗎？就別拿貞節說事兒了！
就連這些男性，都能感受到纏足的殘酷，那麽，本應是最愛女兒的母親，為什麽會無視女兒的哀求與眼淚呢？
無他，“為你好”也——隻有纏了足，你才能嫁得出去，才能得到夫家的尊敬，獲得幸福的人生。
“為你好”——故而以母親之權威，強迫女兒去適應社會，去迎合不公正的法則。
男權社會的法則，男性掌握著對女性身體進行定義的權力，女人美不美、性不性感，隻能男人說了算。
一部分“聰明”“適應性強”的女性，便假意迎合，不惜自我摧殘，借此從男性手裏換取最大化的利益。
一代代男性的審美與性癖，一代代女性的自我奴化，裹挾著一代代女孩子的血淚，形成一股強勁的纏足意誌，大致從元明之際開始，逐漸和儒家禮法的“嚴內外之防”接軌，形成了對女性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禁錮。
但是，要知道，這種接軌是牽強附會的。
它自殘身體的行為，並不符合“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儒家孝道。它展現出來的強烈“性”意味，有辱斯文，不合禮法。它所代表的奢靡生活方式，更是齊家治國的大忌。
所以，它在傳統儒家的思想體係中，並不能得到理論支撐。這也正是它從來沒有被官方正式支持過的原因。
本質上，它隻是對儒家禮法一種投機主義的、庸俗化的再演繹，是拉聖人之虎皮，包裝“一己之私癖”。
正如清代另一位女性美的研究專家錢泳老先生所說：“稽之三代，考之經史，無有一言美之者，而舉世之人皆沿習成風，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婦女者，真所謂戕賊人以為仁義，亦惑之甚矣！”[109]
這些假仁義，偽道德，迷惑不了有識之士，迷惑的正是那些三家村的腐儒，人雲亦雲的庸眾。男人的私欲，得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女人呢，以虛假的道德感，將自身遭受的痛苦合理化。
當然，並不是所有女性都吃這一套。袁枚的《隨園詩話》中，就記錄了一位激烈的女性反抗者：
杭州趙鈞台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趙曰：“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諺語：腳大也。媒嫗曰：“李女能詩，可以麵試。”趙欲戲之，即以《弓鞋》命題。
女子有才，果然很不好糊弄啊！
那麽，李清照到底裹不裹腳？
李清照出生於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在她出生之前，社會上女子纏足的情況還極為少見。
她的童年與少女時代，是在宋哲宗治下（1085—1100年）度過的。蘇軾寫那首“詠足”詞的年代，大致是在哲宗元祐年間（1086—1094年）。蘇胡子見多識廣，家中也頗有些妾侍歌女，卻對此嘖嘖稱奇，可見這種小腳，還隻出現在京城的娛樂場合與皇宮內院，是極少數人窮奢極欲的象征。而“小腳”上帶有的明顯供男人狎玩的性意味，也決定了它還不可能被允許進入良家。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如前所說，是典型的儒門君子，秉性端方，對京城中這些輕浮的新鮮花樣，必然不會接受。李清照的兩位母親，也都是名門閨秀，她們培養女兒，毫無疑問走的是淑女路線，而不是邀寵賣俏的美人路線。
那麽，在最適合纏足的年齡，李清照被迫“纏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宋徽宗時代（1100—1126年），尤其宣和年間（1119—1125年），也就是北宋末年，纏足的風氣，已經在京城的上層社會與娛樂場所流行起來。貴女們競相仿效，都在腳上做文章。可以作為參考的是出生於1111年的柔福帝姬，她在被金人擄往北方時，年僅十六歲，已經纏過足了。
這也是李清照的中年時期，人呢，是住在山東青州——這個年紀，骨骼定型，想趕京城的這個潮流，也來不及啦。就算來得及，比如得了遊方和尚的奇方，可縮骨化肉，以李清照自信灑脫的性情，以李清照高遠的人生與文學追求，她也不會為了誇炫閨房、取媚男子，而跟自己的一雙腳過不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