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彩蛋1 揭秘李爸爸的政治真麵目
揭密李格非的後台,以及全民偶像的蘇軾及其小團夥,為什麽會遭到大宋官場的集體嫌棄?
李格非的官運一直很好
李格非為“後蘇門四學士”之一,又名列“元祐黨人碑”,所以,曆史上,李格非向來被算入元祐一黨,也就是北宋中晚期黨爭中的“舊黨”一派。
如果我們細看李格非的職場履曆,會發現,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
從熙寧九年,李格非高中進士的這一年開始說起。
這一年,王安石主動罷相,離開政治舞台中心。變法在其門徒的執掌下繼續進行,黨爭漸起,改革派和守舊派捉對廝殺,其餘人等,有勸架的、打太平拳的、渾水摸魚的、騎牆的、無間道的、任逍遙的……
那麽,深得宋神宗欣賞,親手將名次從第四甲提升到第一甲的李格非,他在幹什麽呢?
不好意思,這幾年,他官微言輕,按慣例,被送到基層鍛煉去了。此刻正在地方上教書,娶老婆,生女兒,葬老婆,帶女兒。
等到他可以回京的時候,已經是舊黨天下。宋神宗去世,小皇帝宋哲宗登基,由太皇太後高滔滔垂簾聽政,是為“元祐改製”。
李格非這時在太學工作,還是不起眼。直到元祐六年,他才從太學博士的任上,遷轉“校對秘書省黃本書籍”,進入“館閣”,成為中央青年幹部儲備團的一員。
元祐年間,也是蘇軾一生最春風得意的時間段。他得意不忘好朋友,在做翰林學士期間,將秦觀、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廖正一這幾位“蘇門學士”,都給弄進館閣裏來了。
不過,雖說李格非是“以文學受知於蘇軾”,蘇軾確實欣賞李格非的文章,但他進館閣,與蘇軾沒有任何明確關係。
把他和秦觀、黃庭堅等人放在一起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日常交往、書信來往、詩詞唱和,還是政壇動向上,他與蘇軾的聯係都是稀少而平淡的。在蘇軾“世間無人不可交”的龐大朋友圈中,他與蘇軾的互動密切度,可以說是排到五環之外了。
也就是說,事實上,李格非跟蘇軾的關係,遠沒有其他“蘇門學士”那麽親近。
很快,大宋又變了天。高太後去世,年輕的宋哲宗親政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繼承老爸宋神宗之遺誌,將改革進行下去。
蘇軾一幹人等,統統貶謫出京,從此山長水遠,或客死異鄉,或跟蠻夷蹲在一起吃蝦貝。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一個沒逃掉。很顯然,如果曾經跟蘇軾在政治上站了隊,或者是由蘇軾親手提攜上來的,李格非不可能逃過這次廣泛打擊。
新黨上台,要整理舊黨的黑材料,新黨領袖章惇把任務交給了李格非,李格非拒絕了。
這種風頭上的好事情,必定有人搶著幹。務實又自傲的章惇卻指派給李格非,可以說是明晃晃的招徠了,也兼是考驗,相當於讓他交一個入夥的“投名狀”。
而李格非拒絕,也未必證明他就是蘇軾一黨。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不願意摻和黨爭,更不願意用整人的方式去站隊。
史書記載,李格非因此被貶去廣信軍當通判。聽起來,好像是倒了黴。其實呢,按宋朝培養官員的慣例,所有“館閣”內的儲備幹部,在中央待兩年左右,都要再次外放,到地方上領實務,做親民官。李格非去廣信軍,隻能說是正常的遷轉流程。如果非要找貓膩,也不過是相比普通的州府環境更艱苦,責任更重大,對個人的能力要求更高。
事實也證明,這次外放是給李格非的履曆加了不少分的。僅一年,他就被調回了京城,從此,開啟了他在“新黨”當政期間一路綠燈的升遷。
一直到了宋徽宗登基,蔡京執政,宋徽宗要強化君權,蔡京要排除異己,君臣合夥,搞了個新舊兩黨“雙殺”,正所謂“元祐奸黨是個筐,看不順眼往裏裝”,李格非才被翻了不肯參與“編類元祐群臣章疏”的舊賬,流放廣西。
“元祐黨人碑”三百零九員名單中,不止蘇軾、司馬光等“舊黨”明星,連“新黨”黨魁章惇、曾布,連“三旨相公”王珪,都赫然在列。所以,這個名單,對於給李格非劃分陣營,並沒有什麽參考價值。
臭名昭著的“黨人碑”,若不是陣營的標誌,那它是什麽呢?它是宋徽宗一朝君權與文官體係矛盾激化的象征,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理想的破滅,是君臣們共同上演的內耗。它,預示著大宋氣數將盡,僅此而已。
李格非的後台到底是誰
拋開晚年境遇,李格非的官運,無論是在新黨還是舊黨的天下,都還挺順的。
仕途這麽順暢,讓人不得不勢利眼地想起了他的背景:兩位泰山老丈人,在朝中都廣有勢力與人脈。尤其王珪這一支,名門大族,盤根錯節。他當然可以不去倚仗這些,但有這層身份背景在,其他人就會考慮得到。隻要他自己不去招惹是非,他的仕途,自然會比一般人平順。
老丈人之外,另有一位在李格非仕途中很重要的人物,卻是新黨的領袖:蔡確。元祐四年,因高太後的厭憎,經吳處厚的挾私陷構,蔡確因“車蓋亭詩案”,被流放嶺南而死。
“車蓋亭詩案”,是比蘇軾的“烏台詩案”更狠毒的一次文字獄。“烏台詩案”中,好歹還有點兒實證,“蘇大嘴”對新政確實做了一些攻擊與嘲笑。但蔡確什麽怪話、壞話也沒說,就這麽被坑了。
蔡確流放時,有一侍女願意跟隨。侍女擅長彈琵琶,又養了一隻極聰明的小鸚鵡,會說話,會做門房——“丞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嚐為詩雲:‘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70]
堂堂宰相,居然為一侍女的死,傷心得也死掉。死後,蔡確之母在京城擊“登聞鼓”喊冤告禦狀,也沒個結果。
蔡確倒台,高太後借此展開對新黨的大清洗,包括舊黨的鴿派、中立人士,都受到了牽連。李格非卻在這個時候,公開為蔡確寫悼亡詩,詩中有雲:“邴吉勳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表達了對蔡相知遇之恩的感激,為其遭遇大鳴不平。
蔡確之提攜李格非,大概是李格非在太學的那段時間。蔡確一生提攜過的人很多,在他身死名敗之時,為他唱挽歌的能有幾個?這件小事,也正說明了李格非超脫於黨爭之外的那份耿直。
然後呢,據李清照在《上樞密韓肖胄》詩中的敘述:“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韓公門下。”韓公指的是韓肖胄的曾祖父韓琦。
韓琦當年與範仲淹一起鎮守邊疆,抗禦西夏,時稱“韓範”。邊區之民唱歌道:“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仁宗嘉祐三年,升任宰相,是有宋的一代名臣。
李家與韓琦的交往,開始在李清照祖父這一輩上。慶曆七年五月到十一月,韓琦擔任京西路安撫使,鄆州(山東東平)知州。作為普通士人家庭的李家,如果能夠拜謁並受知於韓琦,這是最可能的時機。
熙寧八年,韓琦去世,這正是李格非中進士的頭一年。那麽仕途上,他對李格非應該不能提供多少幫助。但韓家一直很走紅,韓琦之子韓忠彥,是宋徽宗朝的宰相。韓家門生故舊遍天下。李清照上詩於韓,說明兩家的聯係,一直沒斷過。
多元化的後台與背景,李格非卻從未表現出與哪個派係更為親密,也未曾積極參與到哪一次的朝堂爭鬥中。
論後台與背景,他有,論政治敏感度,他也並不亞於其親家趙挺之,官升得卻沒人家快,爬得沒人家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正在這“不積極不親密”上。他這一生,缺少了一些野心和欲望,又具備了太多的自知與自製。故而在紛紛亂象中,能看破,不摻和,隻求盡職本分,無愧於心而已——而能做到這一點,也著實是不容易的。
李格非朋友圈的親密好友
李格非與蘇軾的私交,並不似後人想象的密切。那麽,李格非與蘇門學士呢?
關係最親近的,是晁補之。晁補之是山東濟州人,與李格非同年鄉試中舉,又同駐館閣。同鄉、同年、同事的三重關係,加上他本人才華橫溢,性格隨和,故而長年在李家出入,談詩論文,喝點小酒,逗逗孩子。
張耒,也是李格非的同事。常與李格非、晁補之等人出遊踏青、詩文唱和。張耒是個耿直的胖子,朋友中的諍友。李格非想給去世的兄長起個諡號,他直言相勸:“沒必要。”秦少遊娶了富家小姐,日日泡青樓,還總抱怨沒錢,他便道:你這是無病呻吟,為寫文章裝窮。[71]
張耒紹聖間跟著蘇軾一起倒黴,因為平日人老實,政治上不活躍,所以黴倒得也淺一點,最遠隻貶到湖北。
然後是陳師道。陳師道性子剛直又清高,要不是蘇軾提攜他,這輩子不可能當官的了。元祐七年,李格非剛升了點官,他居然贈詩曰“說與杜郎須著便,不應濠上始知魚”,勸李格非激流勇退,少熱衷官場。這是什麽話!
陳師道憎恨新法,熱愛蘇軾,對蘇軾的政敵兼自家的連襟趙挺之恨之刻骨。李格非後來與趙挺之結了兒女親家,這事兒卻沒有影響兩人的友誼。陳師道對姨侄子趙明誠也十分親熱,可見其人心懷坦**。
新黨之中,李格非與李清臣關係好。李清臣少小成名,人文皆雄,歐陽修認為其文章可與蘇軾比肩,又被宰相韓琦相中當了侄女婿。官至高位,而一生清廉。這也是個很有政治手腕的人,紹聖元年,李清臣發策試進士,於是新黨得興,執政呂大防、範純仁、蘇轍一幹舊黨成員皆被罷免。
李格非對李清臣的人品與文品,都極為讚賞。李清臣去世後,他為其寫祭文,道:“絕馳者無遺影,適淡者有餘味,如金玉之就雕章,湖海之失涯涘,雲煙之變化,春物之穠麗,見之者不能定名,學之者不能仿佛。”誇得天上有,地上無。
再然後就是趙挺之了。嫁女兒,丈母娘眼睛是盯牢女婿,看性情,看人品,看相貌。老丈人審視更多的卻是親家翁。女兒嫁過去,要在別人家過一輩子,家和萬事興,後宅之安寧,首先要看這親家翁有沒有鎮宅的權威。其次呢,要看親家翁在外麵混世的能力,官場凶險,若是個沒本事的,難免帶著全家小船一起沉。
所以呢,李格非若不看好趙挺之,嫁女兒給他家幹什麽?女兒是元宵燈會上撿的嗎?
日常雖有聯係,但比較平淡的,是黃庭堅與秦觀。黃庭堅過世後,李格非為其作挽詩,寫得很是應付,連人帶詩,一句好話都沒有。以至於很快就有八卦者發現了問題。
“挽魯直五言八句,首雲:‘魯直今已矣’雲雲,下六句亦無褒辭。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誌其墓。獨於山穀在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南宋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這樣疑惑道。
跟秦觀的往來,則幾乎找不出文獻記載。
為什麽會這樣呢?讓我們再細看李格非的好友圈,會發現,他的擇友,於才華之外,似乎更看重品性。他格外欣賞的,是老成持重、思想作風端正,有個性但不張揚的君子型人物。而秦少遊與黃庭堅這對大才子,並不是這種人。
秦七(少遊)、黃九(庭堅),風流浪**,世人皆知。而這兩人,恰好正是在朝堂上和蘇軾站得最近的。
蘇軾及其小團夥為什麽討人嫌
秦七黃九,好泡青樓,泡過了還要寫豔詞以記錄之。
黃九寫豔詞,用語鄙俚,近乎小黃文。如《千秋歲》雲:“歡極嬌無力,玉軟花欹墜。釵罥袖,雲堆臂。燈斜明媚眼,汗浹瞢騰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秦七長得帥,到處留情,連道姑都要挑逗。[72]給和尚寫詩都要炫耀自家窯子逛得多,被時人目之為“經常犯賤”[73]。
私生活不檢點,乃京官之大忌,不知送多少條小辮子給別人抓。蘇軾從不規勸他們,反而大加讚賞,覺得真有他年輕時候的風範呀!正所謂:“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為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字。”[74]一行人等,甚至幹出了結伴去觀賞女人小腳的無聊事情。
“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遊,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遊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
“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遊、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75]
很多年後,古板剛正的朱熹,對蘇軾這一夥人極為不喜,甚至說,若蘇東坡得勢,則必然為禍天下。對於喜愛東坡的現代讀者,這是不可思議的論點。但這也並非朱熹個人的偏見,這是兩宋朝堂上大部分人的看法。
元祐年間,蘇軾受召為翰林學士,又任兵部尚書、禮部尚書,眼瞅著有望挺進相位了。
翰林學士,號為“執政四入頭”之一[76]。兵部尚書、禮部尚書,離宰相也就差臨門一腳了。
然而就在此時,新黨、舊黨、無黨派、不清楚背景人士,不約而同地對蘇軾發起了攻擊。似乎所有人都在阻礙他被“重用”,所有人都在說:蘇軾“不堪大用”。
為什麽?因為學士總是“一肚皮不合時宜”,還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這得看他到底怎麽個不合時宜,又是怎麽個“秀”法。
舉個例子。蘇軾在為館閣主持入職資格考試時,出了一道題,問:“王莽和曹操這二位,誰搶天下更難一點啊?”
好家夥!所有的禦史都蹦起來了:王莽與曹操這種眾所周知的篡國大奸賊,你去問考生他們該怎麽篡?這是要瘋啊!其心可誅啊!
進而又牽扯到對蘇軾政治主張與學術思想的攻擊——蘇軾實非一正統儒者,他的政治思想,更傾向於戰國時的縱橫家;他的學術思想,糅合了太多的佛、道,最終能達成一種縱橫捭闔、圓融靈活的勢態。然而,作為一家之言沒有問題,如果當真被推行於天下,這絕對是一個成熟保守的儒教禮法國家不能容忍的。
君子先修身,才能齊家治天下。再從小節上,舉個小例子:
嘉祐二年,蘇軾參加禮部考試,文章深獲主考官好評。文中用了一個典故,考官不知出處,皆自慚孤陋。放榜後,考官忍不住去問他,典出何處?答道:“想當然耳!”
這個回答,真是十二分的灑脫俏皮可愛。但是,設想一下,作為朝廷重臣,這種“想當然耳”作風,是不是也相當地讓人懷疑,覺得靠不住?
蘇軾是可愛的,他好奇心旺盛、有生活情趣、親民、善良、樂天派、好講故事、好開玩笑、富於人道主義精神……兩宋的名臣良相,全綁在一塊兒,都沒他一個人可愛。
然而,這隻限於他是一個普通臣子的時候。當他手握權柄,宰執天下,這一切,都不再是優點,而被視為致命的缺陷。
臣子們都很擔心,已經在變法與反變法鬥爭中元氣大傷的國家,再讓蘇軾這樣活潑輕佻、狂放妄為,且具備民間號召力的人上台,他會不會腦洞大開,胡作非為,折騰得更不成樣子?
“文章學問中外所服,德業器識有所不足”[77],當個文學詞臣也罷,當個大宋全民偶像也好,總之不能讓他再往上爬了——這才是朝堂上對蘇軾的普遍看法。
再說李格非,是的,他喜愛蘇軾的文章,但蘇軾之文,天下無人不愛,這能證明什麽?我們不如對比一下他們的學術思想和人生“三觀”。
李格非以經義起家,而蘇軾反對經義取士;蘇軾心喜佛、道,又喜諸子百家,熱衷戰國縱橫之術。而李格非做人做文,最講究的是一個“誠”字,專注於聖人之道、先王之學。無視佛、道,對縱橫家更絕無好感,他在《書戰國策後》一文中貶斥道:“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
李格非是愛家好男人,生活作風端正。蘇東坡才子風流,好喝花酒,侍妾也多。蘇東坡身故之後,居然有大太監梁師成跳出來,自認是他流落在外的兒子……
各方麵的格格不入,加上李格非本人不攀附、不站隊的立場,都決定了,政壇上他跟蘇軾其實撇得挺清,離得挺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