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她爸和她媽：科舉新秀+名門淑女
未曾婚配的新進士們，都順順當當地，本著“近水樓台先得月”和“誰官大誰女兒最美”的原則，被各位高官顯貴撈回家了。
李爸爸得風氣之先
李清照的老家之所以還沒定論，是因為她爸李格非的籍貫問題。《宋史》上隻記李格非是濟南人，具體濟南哪兒，有說是曆城，有說是章丘，兩地搶來搶去。在宋代，曆城和章丘都是縣製，屬濟南府，現在則都成了濟南市的一個市轄區，坐坐公交車就到了。這點距離，我看也不必計較了。
一個人，重要的是他在世間的言行，並不是他出生的那間屋子。
古人雲：“立德、立功，立言”是一個人在時間中所能達到的“三不朽”[46]。一個人，但凡能有其中之一“立”，人們就會搶著與他攀老鄉了。在群星閃耀的宋朝星空，李格非“德、功、言”並不突出，但他勝在生了李清照這個女兒，所以，他的不朽，我們不妨稱之為“立女”——
李爸爸在天之靈莫要生氣！虎女無犬父，李爸爸其實也是個很不平凡的人。
《宋史》上記載李格非自幼“俊警異甚”——不僅聰明，且明事理、識時勢。
李氏家族世居山東，家境一般，地位不顯貴，但很有讀書人的聲望。據李清照晚年回憶：“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時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成雨。”[47]
稷下，指齊國的稷下學宮。劉勰《文心雕龍·時序》雲：“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台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後人所謂“稷下風流”也，代表著齊地的文脈傳承，顯然，李清照是為自己家族的文化背景深感驕傲的。
但在李格非科舉入仕前，李家也隻是宋朝一個普通的讀書人家。同時也是一個深具代表性的讀書人家，是借由科舉而崛起的寒門之一例。
當時麵向大眾的科舉考試主要有兩大項：一是進士科。這是宋人最重視的一科，主考詩賦、論、策，重點則放在詩賦上，對考生的文學素養要求很高。二是明經諸科。考的是帖經、墨義之類，主打儒學經典的各種默寫，記性好就行了。論體麵與含金量，卻比不得進士科的才子們。所以廣大學子，但凡有點野心，都會在詩賦上猛下功夫。
李格非卻不一樣，同學們寫詩作賦，你唱我和，他卻悶頭研究“經義”。經義是啥？前麵說過，即儒家經典的義理內涵。李格非天天捧著一本《禮記》，苦思冥想，一會兒喃喃自語，一會兒奮筆疾書，寫滿蠅頭小字的紙堆積案頭，埋住了年輕人單薄的身影……
終於，寫下《禮記精義》數十萬字。李格非把青春時光全花在這件事上，一是出於天**好，就跟我們討厭的某學霸同學，把做枯燥的數學題當賞心樂事一樣。另外，則應該是受到了“泰山學派”等新儒學風潮的影響。也就是說，這位看上去書呆子一樣的年輕人，恰恰是一位得風氣之先的時代弄潮兒。
話雖如此，當真把前途押在這個上麵，還是很需要勇氣的。
宋代的科舉考試內容，有一個從詩賦、墨義，向策論與經義轉變的過程。到仁宗朝的中後期，經義正式列入考試項目，朝廷開始有意識地鼓勵考生在這方麵下功夫，拿分數。但是，大家並不領情，因為根本沒先例，沒標準答案——聖人經典，您讓學生大膽解讀，誰知道解得合不合考官心意？不小心說錯話了，會不會落個妖言邪說，當場拿下，流配千裏？
開玩笑，市麵上連模擬試卷都找不到的好嗎？朝廷裏還有很多人反對這個政策，一代文豪蘇軾就曾是堅定的反“經義”派——那麽，各位，不妨謹慎地想一想：誰知道新花樣能玩多久？
大家都覺得，還是走老路保險。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變化說來就來。李格非參加科考的時候，已是大宋曆史上最火熱的變法時代。
宋神宗與王安石共同推動“熙寧新政”，在科舉製度上的改革就是罷詩賦、帖經、墨義和明經諸科，進士科改試經義、論、策。
熙寧九年這一年的科舉，得到了宋神宗的特別關注。皇帝親自審閱每張試卷，然後禦筆一揮，把李格非的名字，從第四甲的排名裏，挪到了第一甲末——對於考生李格非，這是極幸運的一挪，是關乎其命運的最重大事件。
為啥這麽說呢？要知道，宋代的科舉，與前朝相比，它是個空前真實而且公平的人才選拔製度。
士農工商，絕大部分社會階層都能參加，考中了就能做官，就能進入統治階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樣一來就舉國狂熱了，人人向學，都要去書中覓那“萬鍾粟、黃金屋、顏如玉”[48]。百萬小魚跳龍門，活魚擠成魚罐頭，難度很大的。唯其難度大，才有含金量。故而，時人如此說道：“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複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49]
考個狀元，比驅敵千裏，辟土開疆還要光榮！
狀元之下，又按照成績，排出高低位次。這個位次，很有講究。最多時，可以分成五個等級：一甲、二甲，稱為“進士及第”，含金量最高，初授官職就比其他人高，升遷也通常會更快；第三甲，“進士出身”；第四甲、第五甲，“同進士出身”。這個“同進士出身”，打個比方，就像“金陵十二釵”的“副釵”，雖也成一冊，到底隻是香菱、晴雯之輩，人前尊一聲“姑娘”，又豈能與正冊中的“釵、黛”比肩？仕途就艱難了，基本上隻能在底層公務員的位置上消磨一生。[50]
熙寧九年的政策，略有些特殊，凡中進士者，“分五等，第一、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等進士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51]。這第五等“同學究出身”，是變法派搞出來的新名堂，是專門留給從明經諸科轉過來的考生的，據消息靈通人士分析，是為了憐惜他們十載寒窗死記硬背之辛苦……
李格非的排名從第四甲直升入第一甲，那是由銅變金，達到了質的飛躍，打了某些主考官的臉，彰顯了皇帝的喜好與標準。宋神宗的標準是什麽呢？他不要讀死書的呆子，不要文采飛揚的才子，他要的是務實能幹、銳意進取的青年俊傑。
一位貧窮且自律的青年官員
大宋規矩：什麽樣的青年俊傑，都要從下基層幹起。
李格非的官場生涯是從搞基層教育開始的。他去做了鄆州教授，即鄆州官學的教師，這不是一般教師，是朝廷命官。該教師也非一般人能擔任，必須品學兼優，還要再刷一輪資格考試。像李格非，就因為是一甲排名的進士，才拿到了這資格考試的名額。
“元豐召試學官六十人，而所取四人，皆知名之士，故學者厭服。”[52]這樣嚴選出來的學官，是很能服眾的，前途也是可期的，就是職稱低了點兒，工資少了點兒。
此時李清照已經出生，攜妻帶女，工資不夠花。太守就照顧他，說給你弄個兼職幹幹。李格非謝絕了。為什麽呢？因為這個州學教授，學問還是次要，最要緊是品行，一言一行，堪為道德楷模。想那顏回身居陋巷，不廢弦歌，我等讀聖人之書，受君父之恩，當為一州學子做思想表率，現在為了點錢不務正業搞兼職——不合適吧？
不合適，但這事兒也相當普遍，上麵也睜一眼閉一眼，因為有各種不得已的理由：窮，人手缺乏，等等。李格非不管人家怎樣，他反正不幹。幾年下來，考核優異，調回京城，就職國立最高學府“太學”，先後擔任太學錄、太學正、太學博士。
太學正和太學錄，是管學風紀律的，比如逃課作弊、不敬師長、喝酒鬥毆之類。太學博士負責教學，兼管德育。[53]不要以為是清水衙門，這兩個職位，還是很有油水可撈的。
兩三千名太學生，分上中下三等。每年按照德行和成績打分，然後定等級，定待遇。優等生有超額獎學金拿，畢業後可以直接分配工作，差一點的，也能免去省試過程，在科舉道路上先行一步。這分數誰來打呢？就是太學正、太學錄和太學博士。
既然有權力在手，又無嚴格可執行的約束方法，你不想濫用職權，也會有人捧著錢來求你用，所以呢……
宋神宗元豐元年，爆出了“大宋最高學府潛規則”的係列醜聞。皇帝大怒，查處了一批營私舞弊的學官，又查處了一批為“犬子”塞紅包、跑關係的家長。李格非就是在此次整風之後進的太學。當然，不整風，這些撈油水的事，他也未必肯做的，這樣一來，經濟收入又受到影響了。
童年李清照的住房條件
李格非在太學工作時，月薪二十貫，加上其他補助項，總共收入大約四十貫。
據學者們研究，在宋代，一個人口不多，生活節儉的官員之家，每月的開銷至少要二十貫。而如果要維持體麵一點的生活，則每戶需要一百貫。[54]
很顯然，李格非帶著一家人在京城生活時的經濟狀況，不富裕，甚至可說清貧。在樣樣都貴，房價尤其貴，寸土寸金[55]的開封城裏，他買不起房子。
宋朝京城開封的房價，貴到什麽程度呢？先說高檔的，北宋初年，一座像樣的豪宅，大約五千貫起步，頂級王侯宅第，五萬貫而已。到北宋末年，同樣的宅第，價格則漲了十倍以上，幾十萬貫隻是起步價，加上裝修，沒一百萬貫拿不下來。普通的民宅，在李格非駐京的時代，即使偏僻地段，陋巷窄屋，也要一百來貫才能買到。能住下一家老小，外加仆傭，客人來了有地方招待，能正經住個人家的房子，千貫足錢不能再少了。[56]
何況京城裏人口眾多，房子緊俏，有錢也未必買得到。
終有宋之朝，大部分在京的官員，都是沒有私宅的“京漂族”，要麽住衙門，要麽租房子。在北宋前期，連宰相都租房子住，直到宋神宗年代，才給宰相們分了福利房。當然，中下層官員們沒這等好事。所以著名的賢相韓琦，就謝絕了這個分房的福利，他說：
“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57]
大家都租房子住，我搞特殊待遇，這怎麽好意思呀！
另一位三朝元老、一代文豪歐陽修，二十三歲中了進士，二十六歲，已當上了人人向往的京官，卻隻能租住在窮街陋巷，屋子四麵灌風，出門汙水橫流。混到四十多歲，當上翰林學士了，才在安徽阜陽買了屬於自己的房子。相當於從北上廣，跑到三四線城市去買房，負擔一下子輕多了。
還有老蘇家，在老家四川有屋有田有鋪，日子超安逸的。老爸蘇洵忽起雄心，帶著蘇軾、蘇轍兩兒子進京闖**，一舉成名父子都當了官，實為舉世罕有光宗耀祖之美談。誰料光鮮之下，是父子三人湊一塊都買不起京城一套房子的殘酷事實。老少三代人，拖兒帶女，一會兒住驛館，一會兒住公租房，一會兒又到朋友家蹭住。
老蘇家最會攢錢的是蘇轍。蘇轍也是直到晚年，才在京城附近的許都買了房子，相當於在北京買不起房，跑到燕郊買。就這樣，多年積蓄也一掃而空。
李格非一開始住的教職工宿舍。後來妻兒老小都來了，隻能搬出去租房子。
這處房子是官租房，即北宋政府搞的廉租房。租金按當時的物價，大概在十五貫左右，那麽，房租一項，就要占去月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了。
這處房子，位置偏僻，地方狹小。春夏雨水一多，草木瘋長，蟲走蛇爬，到處結蛛網。李格非就在這種環境裏，每天辛勤讀書，狂熱寫作。還在屋頭種了幾棵竹子，對之反複吟詠。竹子很快被草木遮得看不見了，他還是堅持請朋友來家中“賞竹”，撥開野草與雜樹，指給客人看這幾棵心愛之竹，客人努力點頭，表示欣賞。然後大家圍爐烹茶，坐而論道。
這處房子，被李格非命名為“有竹堂”。
李清照在“有竹堂”中，度過了童年與少女時代。
從文學侍從到大宋提刑官
李格非在太學幹了幾年，調到秘書省。“秘書省”是元豐改製後的稱呼，從前叫崇文院，其下分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合稱三館秘閣，傳統上就叫作“館閣”。這是無限接近王朝政治中樞的所在，也是國家高級人才的儲備庫[58]，裏麵放著當世最優秀的學者文人，稱“文學侍從”，又稱“天子近臣”，前途不可限量。
宋哲宗紹聖元年，李格非離京，出任廣信軍通判。
廣信軍，並不是一支軍隊，而是一個地方行政區。宋代最高地方行政區是路，下設府、州、軍、監。其中的“軍”，一般是軍事重鎮或戰略要衝。廣信軍，在今河北省保定市轄區內，當時與遼國接壤。
宋真宗時期，河東轉運使鮑中和上表，奏稱：“河北、河東、陝西路供給邊備，其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望令審官院、吏部銓選年六十以下強幹者充。”[59]朝廷立刻采納了這個建議。
像這種地方派駐官員，必須是年富力強、精明能幹之輩。再說“通判”，名義上，是地方上的副長官，輔佐知州管理一州之事。同時，它還擔負監察知州等地方官吏的職能，可直接向中央負責。宋代的核心國策是“抑製地方，強化中央”。“通判”這個崗位的特色在於，不僅參與治理地方，還要負責牽製、分化地方官員的實權。所以宋朝人不僅在朝搞黨爭，地方官員也經常互掐，這是製度的必然。在通判這個位置，可以充分了解民情，熟知官僚體係的運作，學習政治鬥爭的手腕。
李格非在通判廣信軍的任期裏，顯露了其文學家之外的另一副麵孔：
該地有一位正當紅的道長，據說道行高深，能預測人的生死禍福，因此粉絲眾多，走到哪，都有群眾追隨。
這一日，道長又坐著馬車出行，黃冠鶴氅，從者如雲，遠望如謫仙人。被李格非迎麵碰到，一聲令下，左右軍漢撲上去，老鷹撲小雞一般，將老仙長捆翻。李格非當街曆數其招搖撞騙的事實，治其欺世盜名之罪，最後扒下衣服，狠打了一頓屁股，把他驅逐出境了。
邊地之上，特別忌諱僧道之徒招搖蠱惑，容易造成動亂。然而胡漢混雜，民風悍黠，佛道二教又有廣泛的民間信仰基礎，處理不當，也會激起民變。李格非這一出手穩準狠，迅速地除去了隱患。
一年後，李格非應召回京，職業進入了平穩上升期。秘書省校書郎、著作郎、禮部員外郎……直到再受黨爭牽連，入“元祐黨籍”遭貶的時候，李格非已經幹上了京東路提點刑獄的差遣。
京東路提點刑獄，又稱“提刑官”。還記得電視劇《大宋提刑官》的主角：世界第一部係統法醫學著作《洗冤錄》的作者宋慈嗎？和電視中的宋慈一樣，李格非也是大宋提刑官。和電視中不一樣的是，提刑官並非每天都忙著判案斷獄，洗刷沉冤。除了掌管刑獄，這個職務還兼具治安、軍事、財政、監察及部分行政職能——“提刑一司，雖專以刑獄為事，封樁、錢穀、盜賊、保甲、軍器、河渠，事務寖繁，權勢益重”[60]，是個很有實權又事務繁雜的崗位。能勝任的，必須是法度嚴明、處事果決、具有豐富經驗與洞察力的能臣。朝廷把李格非放在這兒，還是看好他的實幹之才的。
李爸爸的文學人生：誠與橫
雖富有實幹之才，李格非的人生理想還是搞創作。他一生著作豐富，除了幾十萬字的《禮記精義》外，還有詩文四十五卷，不過大都沒有留存下來。
他的詩文受到同時代人的讚賞，甚至有人把他誇成司馬遷之後的文章第一人。[61]
李格非搞創作，態度特別認真。時人記載：
李格非善論文章，嚐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西晉之間，初未嚐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吾是以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62]
就是說，立意要誠，感情要深。最好的文章，是那些本心並不想當文人寫美文的人寫出來的，因為寫的時候，根本沒想到是在寫，隻是一股沛然之氣，自發地流露。
李格非推崇的這四篇絕代雄文，《出師表》是為人臣者之至忠，《陳情表》是為人子者之純孝，忠孝是儒家道德之根本。而《酒德頌》與《歸去來辭》一曠達，一隱逸，則又是中國文人滋養心靈的清泉，棲息精神的寒枝。忠孝雙全，存達向逸，正是傳統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人生。
世人皆誇李格非“善論文章”，他的這段話，確實抓住了文學創作的根本，還接觸到了士大夫精神的核心。
“誠”之外，李格非又推崇一個“橫”字。
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筼簹穀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眾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63]
孟子論道，破綻百出，項羽用兵，倒行逆施，都不見什麽章法，卻無往不勝，這就是個“橫”！還有《春秋左氏傳》（即《左傳》）的辭令，韓愈的古文，李太白的詩，蘇東坡的某些文章，都是“千古橫文”——
這是在技法之外，以“天賦、性情、氣概”來論文學。李格非說的這些人，於文學都有著西楚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天生神力，有“千萬人而吾往矣”的率真自我。
這樣的人，不拘泥於規範，不受世俗影響，故能成就一個文學的嶄新世界，非庸眾所能猜度也。
這樣的人，不世出、不可摹效。
自李格非出此“橫”論之後，又有如辛棄疾之詞、關漢卿之曲、徐文長之畫、傅青主之書法，都有這種不可一世之氣概。
李格非自己寫詩作文章，是“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64]，奮筆而書，一往無前。他對文學的評判標準也是極高的，你看他評價左丘明與司馬遷：
他說，司馬遷的文章，如“麗倡黠婦”——聰明美貌，會打扮，會歌舞，會說笑逗樂，雖得眾人歡心，卻不如左丘明，一落筆，那才是絕代佳人，不事妝扮，獨立高堂之上，最**邪膽大之徒，也不敢對她多看一眼。[65]
這可不是一般的高標準，連太史公都掉到“文學金線”下麵去了！
李格非這幾句話表明了他的文學態度，也表明了他的史學態度：治史當巨筆如椽，燭照幽微，使忠臣良士得伸懷抱，使奸臣逆子心怯膽寒。而這，正是《左傳》能獨步古今的根本。
左丘明注《左傳》，言近旨遠，辭淺義深，持綱常大義，鑒治亂興衰。司馬遷著《史記》，成史家之絕唱，詠無韻之離騷，一篇讀罷頭飛雪，更多地灌注了文學**。
《左傳》是經義之史、王者之書，是帝王將相的政治教材；史記是文學之史，富於詩意和平民性，不辭為背德者、反叛者譜寫傳奇。
從文學角度看，《左傳》用語極盡凝練生動，包涵無限未盡之意，勾得讀者窮根究底、舉一反三。《史記》鋪陳烘托，起承轉合，帶來淋漓酣暢的閱讀快感。若論耐讀性，後者略遜於前者。
《左傳》是千古文章之祖，敘事文學的高峰。中國第一部文學評論《文心雕龍》說：“辭宗丘明。”正是武學至尊，寶刀屠龍。《史記》和《漢書》亦非同凡響，然而，“遷、固通矣，而曆詆後世”——少林武當又如何？未必沒有破綻。
李格非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叫《書洛陽名園記後》，“文字不過二百字，而其中概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意有含蓄，事存鑒戒，讀之令人感歎。”[66]
在這篇短文中，他對大宋的前途發出了警示：“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諸公在朝堂上為私心私利打成一團，忘乎所以，眼看就要步唐亡的後塵了！後來，果然被他說中了……
“文章千古事”，鑒往知來，懷天下之憂，鐵肩擔道義，方是文人本分——這就是李格非最基本的文學態度。在他身上，少有浪漫的“文學青年”氣質，更多的，是對理想的端敬態度和踐行理想的強橫之力。
“白富美”李媽媽，兩位！
再來說說李媽媽。
李清照有兩位母親，一位是生身之母，一位是接管她青少年教育的繼母。
二位母親，都不是尋常人家女子。
生身之母是相府千金，“三旨相公”王珪之女。說到王家，那是北宋數一數二的科舉豪門，清貴府第。
自北宋立國，王家便世代出進士，人家進士幾代出一個，他家一窩窩地出，傳到當宰相的王珪，已是曆經四代，十榜登科。王珪的兒子、侄子都以科舉入仕，還出了狀元。王家招的女婿，統統都是進士。到王珪的孫婿一代，又連出了兩個宰相，其中之一就是秦檜。
秦檜夫人王氏，和李清照正是姑表姐妹，秦檜就是李清照的表妹婿。
王家在宋代被稱為罕有的“華宗盛族”[67]，舉世稱羨。羨在哪兒呢？
唐、五代以來掌握著國家政治與經濟命脈的傳統世家大族，在宋代已然沒落。至於“勳貴”與“外戚”這兩個利益集團，又都是國策重點打壓對象。站到時代舞台中央的，是新興的科舉世家：以科舉起家，又以強大的文化與教育實力，培養出新的人才，繼續科舉入仕，一代代維持著家族的榮耀與地位。
任你家世顯赫，聰明絕頂，不參加科舉，就難有前途。李格非一個寒門子弟，能當上“華宗盛族”的女婿，憑的是他一甲進士的身份。天子重英豪，唯有讀書高。但凡有條件，誰家有女不想嫁個新科進士？在宋代京城，便有了一獨特風俗：每到進士放榜之日，便是貴家豪門榜下捉婿之時。
心急如焚的父母們，帶著家丁健仆，備下寶馬香車，一大早埋伏在皇榜附近，隻等榜發出來，就衝上去搶人。有一位年輕英俊的新進士就這樣給搶去了。一路無話。到了地方，家主上前笑眯眯道：“某有小女，相貌頗不醜，嫁於郎君如何？”新進士深施一禮道：“榮幸之至，豈敢不從。隻是讓在下回家與拙荊商量一下。”圍觀群眾哄笑而散。年輕進士被搶光了，連七十多歲的老進士，都有媒人上門打聽：“可曾婚配否？”老進士淚流滿麵：“你說呢？你說呢！”
狗血事件還是少數。普遍情況是，未曾婚配的新進士們，都順順當當地，本著“近水樓台先得月”（門生天然是恩師的女婿）和“誰官大誰女兒最美”（人尖子留給宰相家）的原則，被各位高官顯貴撈回家了。
官僚之家，需要不斷吸納新血，保證家族的世代穩固。科舉新秀，需要丈人家的助力，為仕途做鋪墊。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宦門小娘子，就是最完美的賢內助。所以，宋代進士晚婚現象很普遍：結婚太早，娶不到門第好的，影響前程。學陳世美休妻吧，又成了士行有虧，這輩子都是個汙點。
正所謂“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以聯姻織就的關係網密布大宋官場，多少看上去你死我活的政治對頭，彼此間卻有裙帶相連。
這個情況，讓皇帝不開心：咦，你們這些為人臣子的，拉幫結派，沆瀣一氣，是想架空朕這個孤家寡人麽？
趙氏王朝美其名曰“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實際上，權力關係中凡有依從，則必有受製，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比寄希望於世家、藩鎮、外戚、宦官，確實安全很多，但也一直存在著皇權與官僚政治集團的角力。
“君臣相得”這種事，別天真了。
世家、武將、外戚、宦官一律不可用，皇帝隻好自我修煉成戲精，一門心思玩權力製衡。從製度上對政治機構、職能部門各種強行分權，以求“上下相維”“內外相製”，還時不時親自出馬，挑撥大臣之間的關係，打壓這個，抬舉那個，以防止出現“權臣”，防止某政治派係獨大——這個呢，便叫“異論相攪”，都是趙氏王朝對付文官集團的祖傳法寶。
“不殺士大夫”的太祖遺訓反麵，是“富貴不過三代”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每個“簪纓之家”的頭上。這種情況下，“華宗盛族”的王家，就很不尋常了。
李清照的外祖父王珪，少有奇誌，文采瑰麗。舉進士甲科後，一路磨勘，工作能力頗受領導同事好評。然而，自打登上相位，他就變了一個人。變成了一個屍位素餐的官僚，一個八麵玲瓏的琉璃蛋子。
《宋史》本傳評曰：“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雲‘取聖旨’；上可否訖，雲‘領聖旨’；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也。”
就這樣混過了許多年。這些年，北宋政壇大亂鬥，朝為股肱之臣，暮貶嶺南吹吹風。同樣一個宰相位置，多少人前腳踏上，後腳撲街，唯他屹立不倒。六十四歲病卒於相位，天子為其輟朝五日。
王珪為相，正值宋神宗在位。神宗皇帝是雄心勃勃的英主，和前任們不同，麵對文官體係，他的態度和手段都是比較強硬的。尤其自他的變法搭檔王安石下野之後，神宗皇帝更隱有乾綱獨斷之勢。
而王珪能夠在相位上屹立不倒，和他的識時務、明哲保身是很有關係的。在精英如雲的北宋朝堂，他是個平庸無能之輩嗎？不知道。但很顯然，他是個聰明人。聰明，卻心甘情願做一個庸人。
李格非娶了王珪的長女，做了宰相女婿，對仕途顯然大大有利。然而，王家女兒在李清照幼年時病逝。大約在李清照八歲的時候，李格非續娶了一位夫人。[68]
這位後媽，也姓王，是北宋名臣王拱辰的女兒。史稱其“善屬文”[69]，乃才女一名。
“嫡女鬥後母”的腦補且慢來！像李家這樣的家庭，人口簡單，女兒遲早要出嫁，談不上多少利益衝突，宅鬥的戲碼很難上演的啦！而童年李清照的文化教育，應該也少不了這位後母的辛勞。
後外祖父王拱辰，十九歲中狀元，曆事四朝，官運亨通，一度接近宰相之位。其人在政壇的主要特色是保守，北宋兩次變法——“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他都是反對派，奮力阻撓。然後呢，他和政敵歐陽修是連襟，都娶了宰相薛奎的女兒。這麽一算，李清照和歐陽修之間，也能扯上一點兒遠親……
顯然，李清照能夠成為絕代才女，有其家學淵源。是這樣的出身，這樣的家庭環境，從物質與精神上都為她才華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預留了空間。
然而，這些並非必要條件，甚至也不是充分條件。
李清照的家世雖然優越，放眼同時代，也並不算稀罕。京城中這等出身的小娘子，比比皆是。能夠在文豪井噴、才女如雲的時代脫穎而出，於時代背景、家庭出身之外，最關鍵的是個人的天賦。
文學的天賦，似天女散下的花朵，飄落八方，有的不幸墜入鹽堿而枯萎，有的隻得一點生存空間，掙紮開放，瞬間光華，令世人豔之悼之。還有的便恰好水土得宜，加以強大的意誌、不懈的努力，誰還能擋得住她笑傲群芳？
“說人話！”
“人家家世比你好，比你更努力。還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