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青州，賭書消得潑茶香
她就是這樣的“林下之風”，而絕非一“閨房之秀”。她就完全沒有當好一個後宅婦人的自覺性，而作為夫君的趙明誠，對這些，也不在乎。
《金石錄》就是他們的孩子
大觀元年（1107年）三月，趙挺之被罷相，五天後病逝。
三天後，蔡京下令逮捕趙挺之在京城與老家的族人，嚴加拷訊，欲治他貪贓之罪，然而都未找到實據。又來查抄家產，除了俸祿所得，也並無其他可疑收入。於是，胡亂安了個“包庇元祐黨人”之罪，褫奪了趙挺之的封贈。
京城這虎狼之穴，眼看是待不得了。這年秋天，官司結束之後，夫人郭氏便帶著全家老小，回了山東青州（趙家祖籍山東密州，後遷居青州）。
自此，開啟了李清照夫婦青州十餘年的退隱生涯。
趙挺之在老家也置了產業——當時蔡京派人去青州查賬加抓人，便是奔著這些產業來的，沒料到趙家正當經營，竟是一點兒把柄也沒能抓到。加上在京時積累的家私，現在郭氏帶著三個兒子，連帶兒媳孫輩一大家子，浩浩****回了鄉，房價物價都便宜，日子還是好過的。
三位公子，都沒了差使。說起來，也是理所應當，一是守製：父親亡故，為子者自當離職回鄉，結廬守墓三年。二來老母年事已高，需人奉養，所謂“清憲公三子皆有賢德，以母夫人高年，家居不仕，講學博古，琴書自娛。”[131]
作為三房最小的兒婦，趙明誠與李清照的小日子，更輕鬆一些。家中庶務，自有母親或兄嫂處理，除了晨昏定省，承歡老母膝下，日常就沒啥事可操心了。李清照一直擔心的她爸李格非，早在崇寧五年（1106年），已被朝廷赦免，大觀二年（1108年），便離開廣西，平安地回到了家。
心無掛礙，有錢有閑有時間，這對才二十來歲的年輕夫婦，便過上了“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退休生活。
還新蓋了幾間書房，號曰“歸來堂”，名字來源於陶淵明的名作《歸去來兮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李清照更自號為“易安居士”——“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這個雅號，她一生再沒改過。
兩個人一起收藏文物，勘校圖書，撰寫那本著名的《金石錄》，殫精畢力，於政和七年（1117年）成編，共三十卷，錄金石二千卷。
私人金石文獻與圖書收藏從宋代開始興盛，金石學與版本目錄學亦從此發端。文人雅士紛紛有誌於此，如歐陽修老前輩，公餘搜集金石文獻，集近二十年之功，著《集古錄》，集錄三代以來金石拓本一千餘卷。更有私人藏書一萬卷——“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外加本人一白發老翁，於是欣然自稱“六一居士”也。
宋代人不僅把這些當成愛好，更當成事業。
趙明誠就這麽表示：“餘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好之具而已也。蓋竊嚐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跡，悉載於史。雖是非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諸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則又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錄》三十卷。”[132]大意就是說：我可不僅僅是為了興趣在玩！我是為了補正前代著史的缺失謬誤。
中國的傳統士大夫，大抵有著史的誌向。中國的史學傳承，強調的是真實性，是“頭頸可斷，筆不可曲。”雖然現實未必能做到，但“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種說法，大家也是不肯認同的。
曆史一旦形成，就開始扭曲湮沒，記錄與書寫，總有缺失錯謬。這些刻載於青銅、碑石，越千載而曆曆分明的金石之文，就可以作為辨析史實的物證。所以金石學，是寫在史學邊上的一門學問。
在《金石錄》中，不僅有大量的考據史料，還有很多的史論與政論，點評曆朝治亂得失，針砭時政。作為士大夫階層中的一員，盡其“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133]的本分。
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自豪地聲稱：本書“皆是正偽謬，去取貶褒，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定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
上承接儒家之道統，下校正史家之得失，可見《金石錄》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性。
《金石錄》初稿完成的這一年，趙明誠三十六歲。這一年，也是他和李清照成親的第十六年。他倆一直未能生育後代，凝聚了他們畢生心血的《金石錄》，就是他們唯一的孩子。
這是個特別有出息的孩子。後人稱讚《金石錄》的成就曰：“考訂精詳，品騭嚴正，往往於殘碑斷簡之中，指摘其生平隱匿，足以誅奸諛於既往，垂炯戒於將來，不特金石之董狐，實文苑之《春秋》也。”[134]
董狐筆，不畏強權，秉筆記史，《春秋》書，字字褒貶，微言大義，這可謂是對《金石錄》著作意義的最高評價了。
你要賭，我認輸；你魔障，我奉陪
整理圖書字畫古物，鑒別真偽，勘校字句，編寫目錄，歸檔保存……在一般人眼裏枯燥無聊的事情，兩個人卻樂此不疲。
趙明誠又在各地遊走尋訪，眼也不眨地扔錢。漸漸地，趙家金石圖書的收藏數量與質量，都可以笑傲海內名家了。
於是蓋起了藏書庫，裏外打掃得潔淨無塵，珍本名畫，用紗籠罩護，龍涎香驅蟲。要拿取翻閱，必得洗手更衣，登記在案，待捧到手中，更是加意小心，紙頁上留了個墨印兒，都要心疼地嘮叨半天……嚴格煩瑣的保管製度，大概率是出自趙明誠，因為很快李清照就不耐煩了，道：“官人，咱們這樣戰戰兢兢，還有什麽樂趣！”
怎麽辦呢？隻好消費降級。放棄衣食住行上的享受，把錢省出來，更賣力地往那無底深坑裏砸。比如圖書，有一個最佳版本秘而藏之是不夠的，還要將一般裝幀好、錯漏少的版本都買下，儲備為副本，放在手邊，以供隨時翻閱。於是，“幾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了。[135]
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深情回憶：“餘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
競猜某句話出在哪本書的哪一頁，算什麽好玩的遊戲？“最強大腦”備賽嗎？猜中了先喝一口茶，這又是什麽了不得的獎勵？一對兒書齋裏的宅男宅女，一對兒上古遺民，就這麽自得其樂著。最樂嗬的，很明顯，是記憶力超強的李清照。
在她那刻錄機般過目不忘、風暴般運轉的大腦中，毫無半點該讓著丈夫為男人留麵子的意識，隻管洋洋得意，摩拳擦掌要爭個第一。
這點兒文字遊戲上的競爭，遠不夠她開懷大笑。她還要賭將起來。“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嚐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為之，然實未嚐忘於胸中也。”[136]
下圍棋、打雙陸、投壺、打馬、六博、關撲、葉子戲、宣和牌……各種賭戲，她隻要一玩，必然廢寢忘食，必然所向披靡，必然玩到別人望風而逃，無力奉陪。一直玩到靖康之變，跟隨宋室南逃，一路家產散盡，賭具也都丟失，才玩得少了。然而，心中仍然時時惦記著。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賭博之戲，在傳統文化人那裏，並不算壞癖好。宋代又是一個全民好賭的朝代，比如風靡全國的“關撲”之戲——
關撲，是一種宋人開創的結合了賭博與商品交易的遊戲。商品是吸引人們參賭的誘餌，比如說，商家拿出一頂價值一千文的時尚翠紗帽兒，顧客隻需要拿出五十文錢作為賭注，任選一種賭博方式（常見的是擲銅錢），顧客若贏了，就能夠以五十文的價格將漂亮的翠紗帽兒拿走。如果輸了，這五十文錢就要歸商家。
《東京夢華錄》中記載，每年正月初一，開封府下令，開放關撲三日。
士庶自早互相慶賀，坊巷以食物、動使、果實、柴炭之類，歌叫關撲。如馬行、潘樓街，州東宋門外，州西梁門外踴路，州北封丘門外，以及州南一帶，皆結彩棚，鋪陳冠梳、珠翠、頭麵、衣著、花朵、領抹、靴鞋、玩好之類。間列舞場歌館，車馬交馳。向晚，貴家婦女縱賞關賭，入場觀看，入市店館宴，慣習成風，不相笑訝。
帝都之內，處處擺起了關撲的攤子。黃昏之後，是貴族女子入場的時間，珠繞翠擁，香風襲人，嬌滴滴的小娘子們，也卷起了袖子，大呼小叫豪賭起來，盡興之後，再逛逛夜市，吃吃小館，泡泡茶樓，好生瀟灑快活！
據說皇帝也好這一口兒，不方便出門，便在深宮內院也擺上關撲攤子，與後妃宮人們時不時地玩上一回。
李清照好賭，精力充沛，好勝心強，似乎還有幾分急躁，比如討厭保管珍本的煩瑣，寧可多花錢買自在。年輕的新嫁娘，敢於向公公獻詩救父，也可見性格直率。這樣的姑娘，能與她相處融洽的男人，要麽為人開明寬厚，要麽就是真的能夠欣賞她、懂得她、愛慕她。而趙明誠就是這麽個合適的人。他既欣賞她花火迸射的才氣，也容忍她的急脾氣，還能在她蓬勃的好勝心前麵，心平氣和地敗下陣去。
舉一個例子，趙明誠在南京任知府的時候，李清照每逢下大雪，便興衝衝戴上鬥笠，披上蓑衣，繞城牆根兒去轉悠，要踏雪尋詩。寫完了詩，又把趙明誠拉住，非要他唱和一首——“明誠每苦之也。”[137]
趙明誠很受不了這折騰，可也拿她沒辦法。宋高宗建炎一年，北宋滅亡，康王趙構建立的小朝廷在金人追擊下，倉皇南逃。趙母郭夫人又於南京病逝。趙明誠居喪期間，本不該任職，但朝廷急要用人，隻得臨危受命。鎮守著南京這樣的重鎮，對於並無太多實務經驗的他，想來相當不易。
就是這樣的大環境小背景下，李清照頂風冒雪覓詩，又非要趙明誠唱和，自是胸懷曠達，名士風度。但換個角度想想，作為危城守官的妻子，作為婆母熱孝期的兒媳，這些舉動，是否也有點不合時宜？
《世說新語》“賢媛”一章記載：“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謝遏他姐，就是謝道蘊，嫁的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林下風氣”指的是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名士，是東晉的時代偶像。堅毅、機敏、灑脫的才女謝道蘊，被譽為有“林下之風”，而顧家女郎，隻是“閨房中的出色者”。
李清照呢，她就是這樣的“林下之風”，而絕非“閨房之秀”。她就沒有當好一個後宅婦人的自覺性，而作為其夫君的趙明誠，對這些，也不在乎。
家務、理財、生兒育女，她做不好的事情，他都無所謂。關撲、下棋、打馬、行酒令、寫詩，她喜愛的，他願意奉陪。趙明誠需要的，本來也就不是一個為夫君精心打理後院的賢妻，他要的是誌趣相投的人生伴侶。
論個性，趙明誠也不是什麽柔和無原則的人，從少年時為了蘇、黃文章與老爸頂牛就知道，對於喜愛的人與事物，他是很執著倔強的。
也舉個例子，他搞收藏，節衣縮食、四方奔走、一擲千金都不算什麽，他還能做出這樣的事情：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趙明誠的一位表侄名叫謝伋的，從南京路過。這位謝表侄隨身帶了一卷唐代閻立本的畫作《蕭翼賺蘭亭圖》，千不該萬不該拿出來炫耀，趙明誠一見就移不動眼珠了，道：“借老夫看幾日可好？”長輩開口，豈有不借之理？然後，這一借就如羊入虎口，再不回頭了。
連晚輩的東西都坑，這可不是走火入魔了嗎？有一句話說得好：“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138]但“癖”到了極端，便成了魔障。如果說李清照的魔障是寫詩，那麽趙明誠的魔障，就是搞收藏。
除了至親至愛之人，還有誰肯包容你的魔障？二十八年的婚姻生活裏，趙明誠在包容著李清照。同樣，李清照也包容著趙明誠。
學者太守，與名士太守夫人
京城裏的空氣漸漸鬆動了。“元祐奸黨”得到赦免，其子孫也可以入朝為官了。趙家迎來了春天。
政和元年（1111年），由郭夫人上書請求，趙挺之的贈官贈職都被複還。大哥趙存誠，起複為秘書少監，最先回到了京城。然後是二哥趙思誠，未確知何時起複，但至少在宣和三年（1121年），也已經在中央裏了。
出來最晚的，是趙明誠。宣和三年（1121年），也就是《金石錄》完工的四年後，他才去做了萊州太守。宣和七年，又調守淄州。
萊州離青州不過兩百公裏，淄州就貼在青州邊上。趙明誠這官做得好，渾不離老家左右，又並不觸犯地方官員“地域回避”製度，想來還是頗費了一番心思。
老夫人郭氏，也隨著大兒子進京去了。這位郭夫人，在趙挺之身故後，能帶著全家從蔡京手上全身而退，後來又緊盯形勢，為趙家謀求再起，政治眼光和權謀都是可以的。
但她那一對小兒子小兒媳，就有些難說了。
考功課吏，依資序遷，正常情況下，一個進士，由選人開始，做上兩任最低等文官，才可以去地方上當通判。通判連轉兩任，才可以升知州。這一倒騰，至少十幾年光陰過去了。這還是很順暢的情況。而趙明誠沒有這個過程。他入仕後就掛在中央，幹著清閑有錢的活兒。地方政務的經驗可謂很少，現在直接就上任知州去了，說不得，也是老爹的餘蔭。
趙明誠這一州之長官，做得如何呢？還真不好說。首先，文獻中缺少關於他政績的記載。其次，要說他能把這官做得有多差，也不容易。這就涉及一個宋朝的地方行政管理製度。
宋朝加強中央集權，地方官既不允許是本地人，官員的任期，通常又隻給個兩三年，甚至一年、數月，便要遷移。作為官員，到任地方之後，根本沒有時間熟悉環境，兩眼一抹黑。宋代科舉取士，考的是文賦經義，到了為官一方的時候，麵對繁雜的錢糧賦稅、水利農事、刑事司法……畢生所學，完全對不上號，派不出用場。
這官還怎麽當呢？於是，輪到“胥吏”這個角色上場了。
人們常說“官吏”，曆史上，官與吏其實是分離的。吏，就是胥吏，是直接與百姓打交道的最底層政府辦事人員。他們俸祿低微，甚至沒有俸祿，但作為官與民之間的交接樞紐，所有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最終都要通過他們才能夠執行。和官員不同，他們大都是本地人，甚至職務祖傳世襲，不僅熟知風土人情，更因長期在職的經驗，對本司規章製度了如指掌，政府各項事務如何運作，稔熟於心。
論身份，官貴而吏賤，但是作為官員，在處理地方事務時，又不得不依靠胥吏。正如王安石指出的那樣：“文吏高者，不過能為詩賦，及其已任，則所學非所用，政事不免決於胥吏。”[139]
作為整個國家行政網絡最末梢的觸須，百姓的命運被操縱在胥吏手裏。雖然他們的正式收入少，可灰色收入多呀！各種貪汙受賄、吃拿卡要，都是取之於民，源源不絕的。
既然是地方事務，總得依賴胥吏來維持運轉，中央下發的政令，總得要胥吏去落實執行，那麽，政績的好壞，大概率就由胥吏的好壞來決定了。
如何與胥吏打交道，就成了一位地方官到任之後麵臨的首要問題。
最保險的做法，便是睜一眼閉一眼，讓他們去幹，給他們機會去撈，隻要事情能做完，不出差錯就好，反正過兩年本官就要走人。
那士節不高的，便與滑吏們合作，大家坐地分贓，臨卸任的時候，行囊裏滿滿裝著刮來的地皮。
激進的、有抱負的、想做事的，說不得就要跟胥吏們纏鬥了。既要依靠又要防備，連打壓還帶拉攏，非英明睿智之人，實在也沒這能耐！
所以說，“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140]。
胥吏吸民之血，幹擾司法，竊權弄政，乃至於玩弄上司，勾結豪強，把持地方，在大宋帝國的疆域內，便漸漸形成了一個吏強官弱的“公人世界”。
那麽，就放任他們把地方上弄得一團黑暗混亂嗎？也不至於。因為胥吏之惡，終歸受製於中央集權與宗法社會的雙重製約。
皇帝的意誌，需要暢通無阻地貫徹到帝國的每一根毛細血管。宋朝自立國以來，便針對地方上製定了大量的專項法規法令，以規範各部門工作。這些法令條文的繁密、事無巨細，大大壓縮了地方官員工作中的自主權。大家隻能按章辦事，情況特殊的，也不能事急從權，必須上報中央裁決。
造成的結果是大家想把事做好，固然條條框框的不容易；想把事情做壞，其實也挺難的——常態隻不過是效率低下而已。
法規條文如此煩瑣，一般官員難以盡數掌握，故要依靠衙門裏的積年老吏：
“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141]
胥吏無形中竊取了官員權力，左右他們的決定。好在事物總是兩麵性的——法令條文的高度煩瑣與教條化，加上體製上層層級級的權力監督、管控、製衡，不僅減少了官員的自主權，同樣地，它也壓縮了胥吏的作惡空間，小惡少不了，大惡，也作不了。
高度集權下運轉著的官僚政治體係，笨重遲滯，出生便自帶老年斑，卻具有很強的有序性與穩定性。胥吏作為這架機器上最微小的齒輪，或曰寄生在這座巨獸上的蟲虱，他們是既無能力，也不願意造成大規模破壞的。
中國幾千年的鄉土社會，是牢固的宗法社會——以血緣為紐帶，以長幼、尊卑、貴賤、嫡庶、男女有序的禮法約束著的世界。人們不離鄉土，聚族而居，血緣與地域的雙重認同，宗法的威權，使得中國的地方政治帶有鮮明的自洽與自治特色。
宋代以來，科舉製度完善，士人階層借以崛起，有“功名”在身的地方知識精英階層，占據政治、文化、經濟上的一切優勢，他們和宗族勢力相結合，在地方上集聚成了掌控性的力量，這就是綿延至晚清民國的“士紳政治”。
所以中國的鄉土政治，其實是專製集權大一統體係下，一個又一個的自洽封閉的小社會，類似於一種蜂巢式的結構。
胥吏們都是本鄉人，政治身份尷尬、低下，既要在本鄉生活，於國家律法之外，還不得不服從宗法的威權，不得不受製於士紳的勢力。
反過來講，人情、製度、律令、實務都嫻熟的“地頭蛇”胥吏群體的存在，對於流水般經過的“過山虎”官員們來說，也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隻要老實遵守朝廷的明規則，再摸清楚衙門中的潛規則，這個地方官，其實也並不難為。隻要不遇上突發事件，都可以無為而治了，日常便喝酒賞花、遊山玩水、吟詩作賦，把任期混過去。
那麽趙明誠呢，以他那一身學者氣和公子哥兒的傲氣，蠅營狗苟、為升官發財奔忙之事，他是不會幹的；想認真做出一番事業，也挺難。最適合他的，大概就是做一個有底線、知本分，不夠出色，卻也不會太差勁的“太平太守”了。
趙明誠出任太守，李清照在家待了一陣子，便也收拾了行李，跟到萊州任上去了。她這個“太守”夫人又當得如何呢？
剛到萊州的時候，李清照寫了一首詩記錄境況：
感懷
宣和辛醜八月十日到萊，獨坐一室，平生所見，皆不在目前。幾上有《禮韻》，因信手開之，約以所開為韻作詩。偶得“子”字，因以為韻，作《感懷》詩。
寒窗敗幾無書史，公路可憐合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燕寢凝香有佳思。靜中我乃得至交，烏有先生子虛子。
官邸內空空如也，就好比三國時袁術（字公路）江亭絕糧一樣寒酸。讓習慣了圖書文玩“幾案羅列，枕席枕藉”的李清照很不適應。而作為太守夫人，剛到地方上，定然有許多官夫人間的應酬，而日常庶務，銀錢賬目，也少不得要管理。李清照對這些“無事生事”，很是不耐煩。
“青州從事”是酒之美名，“孔方兄”是錢。李清照是個好酒之人，愁悶時好獨飲，歡喜時更要招好友共飲。她現在說討厭酒，不是討厭酒本身，而是附著在“酒”上的交際應酬。她寧願閉門，熏香，作詩，謝絕外交，自個兒跟自個兒玩兒。
寂寞嗎？才不呢，她在陋室中，照樣能擁有至交好友——“烏有先生”與“子虛子”，都是司馬相如《子虛賦》中的虛構人物。
楚國使臣子虛，出使於齊。齊王派出無數車馬，陪楚使到獵場玩兒，炫耀國力。子虛也不甘示弱，便天花亂墜地胡吹一通楚王在雲夢澤狩獵的情景，吹得齊王默默無言，心道果然牛皮先吹者輸。
然後齊國的烏有先生便義正辭嚴，講了一通勤儉持國的大道理，說我們國家山河巍巍，想打獵哪兒不行，不屑於顯擺罷了！倒是老兄你，在外麵把你家楚王吹得如此驕奢**逸，是什麽居心？
這就是一個戰國風格的外交“辯難”故事，辭藻瑰麗，雄辯滔滔，人物性格鮮明，讀起來十分快意。清照甚喜此篇，在腦海中身臨現場，與古之奇才異士對坐侃侃，撫掌而笑，思接千古之樂，實不足與外人道也。
這首詩，道出了李清照的誌向，也顯示出了她率真灑脫的性情。如果說趙明誠是一位學者太守，那麽李清照，則是頗具名士風範的一位太守夫人。這兩個人，放到官場上，放到北宋末年複雜灰暗的政治環境裏，已在泉下的趙爸爸李爸爸，大概要齊齊地歎口氣，還真是相當地——叫人放心不下啊！太平年節倒也罷了，遇上多事之秋呢？
很快，秋天真的來了，來得那麽酷烈，那麽猝不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