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燼餘錄（大學生活）[54]

九、觀察世相

當張愛玲乘坐的客船靠近香港的碼頭時，她的心也如海浪撲打的船舶那樣七上八下，迎接她的該是怎樣的生活呢？香港給她的第一印象是濃鬱的商業氣息撲麵而來，就像她在後來的一個中篇小說中描繪的那樣：“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衝的色素，躥上落下，在水麵上廝殺得異常熱鬧。”[55]

她很快捕捉到香港這座比上海更殖民化、更國際化的都市的文化特色，那就是古今中西文化、人格、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混雜與“犯衝”。不過，她對此並不惶惑，反而有一種專心觀察的樂趣。何況她是以一個單純的大學生的身份來到這裏的，她並不需要在這“犯衝”的氛圍中“突圍”。遠離家庭，對於大多數少女而言，總難免有離愁別緒，思念之苦。而對於愛玲而言，未嚐不是一種解脫。加之她在小學和初中、高中都有住讀的經驗，因此，在港大的學習生活期間，她有一種如魚得水的快樂。

她曾坦率地說過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但在回憶大學生活的散文《燼餘錄》中，她把自己和同學的生活寫得十分生動有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把她童年少年階段那些與母親在一起的短暫時光看作她人生之旅中的一些零星閃現的快樂亮片，那麽，香港則是她青年時期快樂人生的第一站。試想一個剛剛脫離家庭的沉重羈絆和遺少的高壓，一個剛剛驅散因父母不和帶來的心靈中的愁雲慘霧的年輕女子，在香港這塊自由的土地上，在大學這個生動活潑的環境中，無拘無束、灑脫自在，其心境的反差該有多麽巨大啊！張愛玲有如一條久曬沙灘的魚重返大海，如久拘籠中的鳥放歸山林，如從黑暗的深井爬到豔陽的光環中，如從冰冷的坑裏跳到溫暖的懷抱，她是快樂而忘情的。

憑倫敦大學的及格證書，張愛玲於8月29日在港大注冊入學。她入住的女生宿舍是聖母堂（即今天香港寶珊道8號），本是一所剛開辦的修道院，卻在新學年開始時接納了60多個女生。港大當時隻600來名學生，女生占五分之一，聖母堂就住了一半的女生。愛玲讀的是文學院，全院專職兼職教師有20人，五四時期的著名作家許地山就是文學院的教授，許地山於1935年經胡適推薦來港大任教，他也是港大開辦以來的第二個華人教授。他是一個通才，除了文學創作與研究，哲學、宗教、音樂、服飾等無所不通。他力主改革此前港大文學院重誦讀記憶之教學模式，倡導思想型、通識型課程，為港大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他親自開設了宗教、服裝等課，張愛玲後來寫的散文名篇《中國人的宗教》《更衣記》等在選題和觀點表達上受到過許先生的啟迪。甚至有人認為，張愛玲小說《茉莉香片》中那個被聶傳慶視為理想父親的言子夜教授，留過學，穿長袍，身材瘦削，就有許先生的影子。這篇小說的主題就是：“尋找父親”。

張愛玲格外發奮用功。她有著美滿的計劃，做的仍然是紅藍色的英國夢。她希望通過刻苦的學習，取得好成績，以便被保送到英國去留學。港大的教學方法是靈活多樣的，可供選修的科目也很多，這給她的收益頗大。教授在講台上並不多講，隻提綱挈領，點到為止，好讓學生帶著問題學習。通過到圖書館查閱相關書籍，自己對比鑽研，寫出對問題的看法和個人的結論。有時學生去教授家，提出自己的見解和疑點，教授再有針對性地啟發和點撥。這種形式往往比在課堂上收獲更大。在考試時，也不太拘泥於課堂筆記和講義，而較注重學生自由抒發，自我發揮。這種教學方法，對思路活、讀書多、有天分的學生來說，特別有吸引力，也特別有長進。張愛玲認真聽課、讀書，用心揣摩每個教授的心思和要點，每門功課都名列前茅。一個教了十幾年書的先生十分感歎地對張愛玲說，他從來沒有給過像給張愛玲考卷上那麽高的分數。

張愛玲也十分得意於她在港大的成績。在港大，她參加征文比賽，獲獎金20英鎊，這是個不小的數目，大體相當於香港一個普通員工一年的收入。港大文科二年級有兩個獎學金被她一個人獨得，一個是尼瑪齊的捐贈獎學金（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另一個是何福獎學金（Ho Fook Scholarship），頒給第二年考試成績最優秀的學生。不僅學費、膳食費全免，還有希望畢業後免費送到牛津大學讀博士。愛玲滿心歡喜，不僅因有遠大的前程，而且還因為這樣可以減輕母親的負擔。她是提著母親用過多年的舊皮箱來香港的。有一次獲獎後，她高興地用獎學金為自己買了幾件漂亮衣服。港大的有錢人的子弟多，張愛玲則是全靠母親的有限的資助，所以她平時並不亂花費。在她來港時，母親和姑姑托工程師李開弟做監護人。這是她們在英國認識的老朋友，曾在曼徹斯特大學工程學專業攻讀學位（後來成了愛玲的姑父，不過已是四十年以後的事了）。李先生後來離開香港去重慶，改托他的一個在港大教書的朋友做監護人。

愛玲在港大學業上的另一個收益是英文水平有很大提高。三年期間，她幾乎不用漢語寫作，說話交流、做筆記、寫文章盡量用英文。甚至連書信也是如此。她給姑姑、母親的信全用英文。她們的英語程度相當好。每收到姑姑在漂亮的粉紅色複印紙上寫下的漂亮的英文書信，她不僅看信的內容，也認真領會其表達方式。愛玲起初練習用英文給她們寫信時，很有些不自信。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強化訓練，她的英語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甚至逐步達到了老到渾成、爐火純青的水準。她還選用過1938年美國西蒙·舒斯特出版的哈爾賽女士的暢銷書With Malice Toword Some中的一篇：《謔與虐》。這些英文訓練為她後來在上海以賣洋文為生奠定了基礎，也為她50年代再度赴港，60年代赴美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英文係主任對張愛玲的英語水平評價極高，認為比美國人還地道，還有文采，連連稱奇。中外優秀作家的語言感悟力向來是超群的。

張愛玲有時也畫畫，與好友一起品評交流。她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畫家，但她沒有專心於此，她更迷戀文字的魅力，因而對畫畫有所荒廢。對此，生性敏感的她，說過一段令人警醒的可與任何關於珍惜時間就是珍惜生命之類的格言相媲美的話：

想做什麽，立刻去做，也許一遲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56]

十、密友

愛玲並不是死讀書的“書蟲”。學業給她帶來愉快，用功之餘，她也是快樂的。與同學們在一起看人、談天、遊山玩水、品嚐點心、品評衣著，她也樂不可支。對於這個未來的名作家來說，在大學期間，給她收益最多的不是教室和圖書館，而是香港（包括港大）的社會日常生活，尤其是後來發生的“一二·八”港戰。霓虹燈、大酒店、影劇院、各式各樣的奇妙故事、歐風美雨、文化犯衝，不同的風習，膚色不同語言各異的來自東南亞和英國的女孩子，都給她深刻的印象。對這些情景人物，她在上海也有些接觸了解，但她的主要生活空間是張公館和教會學校，所接觸的範圍要小得多。是香港為她提供了觀察人生、體悟人性的極佳時空，而她此時亦開始了有意的觀察和體悟。

港大同學來源極廣，有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等東南亞國家的，有來自英國的，也有來自大陸的。學校的本地學生大都是聖斯提反書院畢業的，一個個都是闊小姐。有一位周小姐的父親與爵士齊名，買了一個離島蓋別墅。有一天她請全宿舍同學去她家別墅玩。張愛玲沒有去，原因是——

這私有的青衣島不在輪渡航線內，要自租小輪船，來回每人攤派十幾塊錢的船錢。我就最怕在學費膳宿與買書費外再有額外的開銷，頭痛萬分，向修女請求讓我不去，不得不解釋是因為父母離異、被迫出走，母親送我進大學已經非常吃力等等。修女也不能做主，回去請示，鬧得修道院長也知道了。連跟我同船來的錫蘭朋友炎櫻都覺得丟人，怪我這點錢哪裏也省下來了，何至於。我就是不會撐場麵。[57]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風習，在校園中也顯示出不同的性格。在有一年的暑假裏，一群與愛玲一樣無家可歸或不願歸家的姑娘引起了愛玲的觀察興趣。她們本來就住在一幢宿舍，有所認識了解也不難。來自泰國曼穀的瑪德蓮，會跳妖媚的廟堂舞，“然而家鄉的金紅煊赫的神離這裏很遠了。瑪德蓮隻得盡力照管自己，成為狡黠的小奴才”[58]。

來自馬來西亞的女同學大都有一段修道院教育。愛玲從金桃表演的馬來愛情舞和她對服裝與麵子的敏感中看出：“她生活裏的馬來西亞是在蒸悶的野蠻的底子上蓋一層小家氣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蓋住了頭，蓋不住腳。”另一個馬來西亞姑娘丹女，別人認為她天真。“天真”到時常想到被強奸的可能，整天整夜想著，臉色慘白浮腫。愛玲覺得：“她的空虛是像一間空關著的，出了黴蟲的白粉牆小房間，而且是陰天的小旅館——華僑在思想上是無家可歸的，頭腦簡單的人活在一個並不簡單的世界裏，沒有背景，沒有傳統。”[59]從個人看到了民族，看到了文化，愛玲的觀察精細，分析精當，表達精妙。

有一天，宿舍裏來過小偷，一群小女孩的反應不是恐慌，而是欣喜興奮，像過節一樣。她們平時無憂無慮，當遇到小偷一類社會不良的醜惡的現象出現在她們身邊時，她們感到了刺激。一個個擁到愛玲的房間門口，嘰嘰喳喳地問：“愛玲小姐，你丟了什麽嗎？”充滿了期待和喜悅。愛玲不忍掃她們的興，但又確實沒有丟東西，隻好歉意地告訴她們。她們略帶失望地走了，愛玲卻陷入了沉思。她覺得她們的快樂是單純的甚至單調的，沒有邊但也顯得空洞。雖然在香港較在上海充實快樂，但張愛玲仍然不是很喜歡主動與人交往。“我是孤獨慣了的”，多年後她回憶說，“以前在大學裏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麽。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60]依然是一個有主見、有個性的人。

隻有在一個人麵前是例外——在港大，愛玲還結識了一個此後相好了幾十年的女朋友炎櫻。炎櫻的母親是天津人，父親是錫蘭人（今斯裏蘭卡）。父親長年經商，家境富有，後來在上海開有珠寶店。她個子小而豐滿，有著圓圓的臉蛋、黝黑的皮膚、會撒嬌的眼睛。她的性格也是熱烈的，給人的感覺永遠是火辣辣的夏天。張愛玲常稱讚她生得美，一種“大氣”的美。她本名叫“莫黛”（Fettina Mohideer），“莫”是姓的音譯，黛是因為皮膚黑。後從老師那裏得知日本有一種專吃夢的獸叫“貘”，遂改“莫”為“貘”。貘如其人，夢幻而刺激。

可是“貘黛”讀來不太好聽，有點像“麻袋”，於是又改名為“貘夢”。張愛玲給她取名為“炎櫻”，熱烈而燦爛，神形兼備。炎櫻也覺得張愛玲的名字不好聽，總稱她為“張愛”。

港戰期間，由於戰爭特殊空氣的感應，愛玲畫了很多畫，由炎櫻著色。有幅畫炎櫻全用不同的藍綠二色，使愛玲聯想到“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的古典意境。

這兩位女同學，一個熱烈，一個沉靜；一個嬌小豐滿，一個高挑清秀。乍一看，外貌和性格反差很大，但也許正因為如此，形成了心理上之互補效應。何況兩個對音樂、繪畫、文學、時尚等等這樣一些偏重於精神**的東西有共同的愛好，她們之間的交往也是審美性的。炎櫻形容張愛玲總說其人“斯文”，是個“小姐”，屬於仕女型，是她母親以淑女教導的成果。但她一笑即大笑，這一點她忘了母親的訓導。雖然她們兩人性格相異，相處卻融和，從無爭吵。除了有一次，炎櫻在港大時一清早，潑冷水在張愛玲頭上，故意將她吵醒。這次張愛玲發脾氣了，高叫道：“Damn you！Damn you！”1939年夏天，張愛玲與炎櫻結伴自上海去香港。船停在上海港口時，客廳中對座有一婦人，說她很易暈船。年輕的炎櫻，聽後即以肩膀搖晃起來，她身旁的張愛玲問她何事，她悄聲說：“別管，跟我搖。”於是兩女孩就聯袂左右搖擺起來。搖了不久，對麵婦人就站起來，說她暈船，須回房休息了。其實那船停在港口，還沒啟程呢。五十年後炎櫻回憶起這場惡作劇，仍是樂不可支，坐在車裏，也高興得手舞足蹈的，叫人忍俊不禁。可見脫離了父母羈絆的張愛玲，也會有像個頑童的一麵。[61]

有一天炎櫻說她父親的一個老朋友請她看電影，要愛玲陪她一塊去。愛玲覺得別人請的是炎櫻而不是自己，這樣去不合適，因此不答應。但炎櫻再三說：“沒什麽，不過是我父親從前一個老朋友，生意上也有來往的。打電話來說聽見摩希甸的女兒來了，一定要見見。”“摩希甸”即Mohideer，炎櫻的父姓。於是，愛玲隨她同往。到了中環電影院，門口已經有人迎上來，是一個高而瘦的五十多歲的男人，穿一套已經過時的泛黃的白西裝。炎櫻把愛玲介紹給他說：“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來。”不料他神色窘極，快速地從口袋裏掏出兩張電影票，往炎櫻手上一塞，咕噥了一句“你們進去”，就匆匆往外走。炎櫻忙叫：“潘那嘰先生，你不要走，我們去補張票。”但他連連擺手，又遞上一個紙包，轉身消失在人群裏。炎櫻不好意思地解釋說：“他帶的錢隻夠買兩張票。”打開紙包，見是兩塊夾糖雞蛋的煎麵包。愛玲覺得過意不去，好東西吃不進味，電影也看不進去。兩人中途退場。路上炎櫻說起了潘那嘰的身世。他是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是個生意人，與宓妮結婚。宓妮的母親原是廣東一家人家的養女，先跟一個印度人，第三次結婚跟一個叫麥唐納的蘇格蘭人，所以自稱麥唐納太太。她認識潘那嘰，硬要把大女兒宓妮嫁給他，他也很喜歡宓妮。但宓妮隻有十五歲，在校讀書，不願嫁人。母親騎在她身上打，硬逼嫁人，但很快就離了婚，宓妮把兒子帶走了。從此潘那嘰先生做生意老蝕本，一蹶不振。後來愛玲還見過宓妮和她的母親。麥唐納太太人高馬大，六十多歲還很注意打扮，還有一雙會調情的眼睛。望著這個一輩子靠與男人姘居生活的女人，愛玲也想著這類女人的命運。沒有名分，沒有太多的奢望，但憑著自己的努力和委屈，憑著自己的幾分姿色和多次涉足男人世界的經驗，更憑著樸素的生活願望與能力，她們也“充實”地走著自己的人生道路。後來，張愛玲以麥唐納太太、宓妮、潘那嘰等人為原型，寫了她的第一個長篇小說《連環套》。追溯其起因，則是這一場難忘的看電影的經曆。

十一、港戰中

香港戰爭的爆發，徹底毀滅了她的留學夢。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穿著花格裙子的蘇格蘭士兵狼狽敗退，英軍毫無士氣，不堪一擊。日軍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九龍半島，之後又威逼城中，英軍退守港城，雙方隔海炮戰，炮彈滿天飛舞，夾雜著機關槍和手榴彈。香港慘遭血與火的洗刷。相持了二十多天，英軍彈盡糧絕，又無支援，於是在山頂上豎起白旗，投降日軍，戰事遂告一段落。

炮戰期間，人們不敢外出，紛紛搶購糧食，以防挨餓。但仍餓了不少人，愛玲和她的一班愛吃零食的女友們自然也跟著吃苦挨餓。《流言·燼餘錄》中她曾描繪停戰後人們又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是記錄戰時香港居民心態的傳神之筆。

因為戰爭，香港大學受到炮火的重創，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燒掉了，她的一個個優異成績化為灰燼。而且她連一張畢業文憑也沒拿到便不得不結束學業，重返上海。仿佛命運之神故意要捉弄她，使她永遠不能走科班出身的循規蹈矩的讀書求學之路。愛玲回憶說：“我在港大的獎學金戰後還在。進港大本來不是我的第一誌願，戰後校中人事全非，英國慘勝，也在困境中。畢業後送到牛津進修也不過是當初的一句話。結果我放棄了沒去，這使我的母親非常失望。”[62]從這話的表達口吻來揣摩，在香港擺脫了日本人的魔爪之後，愛玲本來是可以繼續她的學業的，但她沒有去。她雖然仍有掛懷，但沒有後悔，失望的是母親而不是她。那時的張愛玲已是著名作家，大紅大紫，還在熱戀中，她此時沒有了當學生的心境。

港戰打響後，學校停了課。愛玲和同學們參加了守城救護之類的工作，不僅可以解決膳食問題，而且可以填補因無所事事帶來的空虛，於是她們紛紛當上了防空隊員和救護員。當防空員時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她看見了一本《醒世姻緣》，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圖書館的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日軍轟炸的目標。一顆顆炸彈落下來，越落越近。張愛玲心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這一幫單身女郎，真是情態各異。一位女華僑，平時不同場合有不同的衣裝，但她沒有打仗時應該穿的衣服，這是她在戰爭中的最大憂愁。說來是個笑話，但這也是一種真實的女性心理，令人無限感慨。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小美人，入學時天真得可以，問解剖屍體時死人穿不穿衣服。飛機一響，她就拚命喊叫，歇斯底裏，嚇得大家麵無人色。戰時糧食供應不夠，也正因為不夠，便有人努力地吃，張愛玲稱之為健康的悲觀。炎櫻，在戰爭中欣然自樂，冒死上街看電影，在被流彈打碎玻璃的浴室裏邊洗澡邊大聲唱歌，像是在嘲諷眾人的恐怖。人們都想到過死的可能性，而一旦真的有人受傷，眾目睽睽之下的傷者因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而頗為自得。更有不少女孩子為驅散戰爭恐怖要抓住一點兒真實的人生而匆忙結婚了。戰後香港報紙上的征婚廣告密密麻麻，缺少工作與消遣的人們都提早結婚了，仿佛兩個人在一起比獨身一人更容易驅散戰爭的恐怖的陰影，但這似乎也降低了對精神的需求。食與性成為最基本、最真實的人生內容。男女同學之間的道德感也鬆弛了。學生們似無所事事，成天在一起燒飯、打牌、調情——帶著絕望傷感的調情，有一次算一次的調情。男生躺在女生**玩紙牌，大清早就闖入女生宿舍廝混。清晨的靜寂中，不時傳來嬌滴滴的“拒絕”聲：“不行！不嘛！不，我不！”其他人習以為常，絕沒有大驚小怪，也無人憤憤不平。死裏逃生的人的貪歡，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會同情。透過這些故事，愛玲驚訝地發現：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

“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幹的事。”

這是一個敏銳獨到的人生見解。它不同於平麵地從時代、環境等外部因素觀察社會的曆史學家的眼光，而是文學家們特有的人性的視角。

當看護期間也有不少趣聞。她偷空看小說，也看著傷員們的種種怪異行為。傷口怎樣發膿，怎樣因長新肉而欣喜自憐，怎樣以捉米蟲而打發時光。有的病愈而走，有的死亡而終。一個又一個凍白的早晨過去了，人們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了。

她的一個英籍教授戰時投筆從戎，沒能死在戰場上，卻因未及時回答己方哨兵所問口令而被打死了。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她感歎道。她最寒心的是人性的扭曲，情感的浪費，生命的無辜。港戰使她眼界大開，她不停地思考著生活的價值，先前對人的認識也得到了實證和矯正。她覺得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似乎僅是飲食男女這兩項。人類的文明就是要跳出單純的獸性的生活圈子，但卻這樣難，幾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嗎？空襲和警報、逃亡與堅守、傷兵和死屍、正義與自私、求生和求愛、人性與獸性……港戰前後極大地豐富了張愛玲的人生經驗。她回憶這段生活的長篇散文《燼餘錄》是現代文學中精細刻畫戰爭中的人性和人性的戰爭的精彩篇章。它的結尾也是一段名言：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隻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隻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香港，是成長期的張愛玲體悟人性的“聖地”。港戰，給了她觀察人性的良機。她的人生觀開始在形成，在成熟。對個人的誌向偏於寫作方麵亦有了信心。“張愛玲的香港故事，呈現了奢華與衰頹、浪漫迷魅和精神墮落並置的複雜圖景。這個島嶼，為張愛玲眼中深受傳統製約的上海中國人，提供了一麵扭曲的鏡子；相對於所紮根的上海，香港成了她的自我‘他者’。多年之後的1952年，當她被迫離開上海時，她別無選擇再次前往香港，並以之為試圖開啟新文學生涯的臨時基地，爾後再移居美國。可以說，是香港，才令她後來的文學寫作成為可能”。[63]

但她此時並不急於動筆，她還在錘煉自己的英文表達能力。在香港三年多時間，她惟一的中文寫作是一篇五百字的散文《我的天才夢》。

1939年冬，在讀大學一年級的張愛玲看到上海出版的雜誌《西風》上有一則有獎征文，題為《我的……》，字數限定在五百字以內，首獎為法幣五百元，真是一字一元共約值一百七十元港幣。張愛玲動了心，她想了一個別出心裁的題目：“我的天才夢”，從立意上，就比“我的妻”“我的朋友×××”“我的××故事”等有詩意、有超越感。張愛玲沒有稿紙，就用普通信箋，寫完後，一五一十地點字數。“受五百字的限製，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昏腦漲。務必要刪成四百九十多個字，少了也不甘心。”[64]改好後，興衝衝地寄出去了。

當時她和同學住在法國修道院辦的女生宿舍，每天分發郵件是在餐桌上。一天就餐時，愛玲收到了雜誌社的信，信中說她得了首獎，她拿給從天津來的同學蔡小姐看，蔡小姐又興奮地傳給了別的同學，滿桌傳觀，像中了頭彩一樣，同學們都為她高興。

不久雜誌社又寄來全部獲獎名單，愛玲一看，全然不對。第一名換成了別人，寫的題目是《我的妻》，愛玲被排在了第十三名，屬榮譽獎，正獎隻取前十名。從下一期的《西風》上得知應征者有六百八十五人，大學教授、大中小學學生、家庭主婦、社會職員和失業者都有來稿。還看到了得首獎的文章，寫夫婦相識經過與婚後貧病的挫折，字數長達三千字。雜誌也沒有解釋為什麽評獎時不計字數。征文後來結集出版，用的就是《我的天才夢》的題目。張愛玲的“天才夢”並不會因這個小小的挫折所影響，她的文學天才夢已經做得很久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