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心經（成長之路）[26]
五、無法維持的家
煐煐八歲那年隨家遷居到上海。遷居的原因是父親的“官位”丟了。津浦鐵路局的英文秘書本是個閑職，張廷重不去好好上班，還吸鴉片、嫖妓、與姨太太打架，搞得聲名狼藉，加之1927年張誌潭被免去交通部總長的職務，張廷重失去了靠山。他丟了官差，“深受刺激，這才趕走了姨太太，寫信求我母親回國。我們於1928年春天搬回上海——因為我舅舅家都住在上海”[27]。
張廷重給遠在國外的妻子寫信，表示不再吸鴉片，不再納妾，希望她回來。為了挽救她的婚姻，為了對子女的教育成長有所安排，黃逸梵答應了丈夫的請求。
小煐煐童年生活中又有幾片難得的亮色，這是大海給她帶來的。隨家乘船返上海的途中，她和弟弟興奮不已。海洋的波濤起伏，黑的漆黑，綠的碧綠，非常可愛。在船上她又讀了一遍讀過好幾次的《西遊記》。離海上岸，坐在馬車上，她身上粉紅底的洋紗衫褲上的一朵朵藍蝴蝶在街道上翻飛，像活潑的藍精靈，神氣而快樂。他們住在一幢較小的石庫門房子裏，紅色的木板壁，使她樂不可支。她以為告別了天津的家，遠離了姨太太那類人，也就是告別了憂鬱，掉進了快樂的紅海。然而這是一種緊張的快樂，仿佛是突如其來，沒有準備，生怕它來得快，逝得也快。她好像已不習慣快樂。
這種緊張感還來自於對父親的恐怖。父親吸毒過度，死神臨近了。煐煐常看見他獨自坐在陽台上，頭上搭著一塊濕毛巾，身子略歪，全身無力，骨髓都好像被鴉片熏成了一碰即散的灰。他兩眼直視著，對著淅淅瀝瀝的雨喃喃自語，沒人聽得清，隻有兩片嘴唇的開合還表明他是個活物。
女傭告訴她應該高興，因為母親和姑姑要回來了。全家搬到陝西南路寶隆花園的一幢洋房，尖屋頂、小花園、大客廳，還有壁爐。姐弟倆在上下四層的樓梯跑上跑下，在玫瑰紅地毯上蹦蹦跳跳。這裏有狗，有花，有新衣服，有童話書，她又有了新家。喜從天降，她因大喜而一改往日的沉靜。
更重要的是她又有了母親。
母親回來後把父親送到醫院裏治療，他痛改前非，信誓旦旦。家裏有了生氣。新氣洋派的客人們和母親一起談天說地，一起表演西洋電影中的戀愛故事，姑姑悠雅地在鋼琴上彈奏著西洋曲調，母親則站在她旁邊高聲吟唱，不時充滿快活的笑聲。黃逸梵立意要用“歐美模式”培養煐煐，要把她塑造成一個西式淑女。教她舉止行為如何典雅風韻，教她繪畫，彈鋼琴，學英語，讀報刊。張愛玲識字早，愛看書，看圖畫書。姑姑和母親還以為她很有音樂天賦，要送她去學琴，要她學會愛惜鋼琴，並帶她去音樂廳欣賞音樂會。張愛玲回憶說：
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觸，是八九歲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姑姑每天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緊匝著絨絨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裏絞著細銀絲。琴上的玻璃瓶裏常常有花開著。琴上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並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牆上掛著一麵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致的，裝著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後，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親學唱，純粹是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與肺有益。無論什麽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
我總站在旁邊聽，其實我喜歡的並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我非常感動地說：“真羨慕呀！我要彈得這麽好就好了！”於是大人們以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樂的小孩，不能埋沒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學琴。[28]
“大約生平隻有這一時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風度的。”[29]雖然對這種有些程序化的方式她並不能專心致誌，但她感到無比溫暖和親近。連這一時期的畫也一定要配上紅色。她很快樂，給遠在天津的朋友寫信，滿滿三頁紙，用她能想象得出的最好的字眼兒描寫她在新家的新生活，還繪了圖畫。
人生是一條首尾不明的虛線，快樂總是在某幾個點上，其餘的皆是苦海無邊。小煐煐的好景不長，難得的家庭歡愛很快消失了。病愈後的父親又後悔起來，不拿出生活費，要母親貼錢，想把她的錢花光了，要走也走不成。以此作為鉗製和報複母親的手段，母親當然不會接受。他們激烈爭吵，吵散了寧靜快樂的空間，也吵暗了紅色的牆畫。那時候積在姐弟倆和用人心中最多的一句用語就是：“又吵起來了。”姐弟倆躲在陽台裏，騎在三輪的小腳踏車上或是靜靜地摸著一聲不吭的大狼狗。他們相視無語，心裏惴惴不安。父母吵鬧的最終結果是徹底的解決：
協議離婚。
在離婚問題上，黃逸梵態度十分堅決，張廷重本來不想離婚的。黃逸梵請了一個外國律師，辦手續的時候，張廷重踱來踱去，猶豫不決，幾次拿起簽字的筆，又長歎一聲放到桌上。律師見狀，問黃逸梵有沒有回心轉意的可能，她堅決地答道：“我的心意已經像一塊木頭！”
張廷重在這位勇敢的湖南女子麵前屈服了，終於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從回國到離婚不過兩年時間，小煐煐的快樂時光多麽短暫。煐煐後來回憶說：“他們的離婚，雖然沒有征求我的意見，我是表示讚成的。心裏自然也惆悵，因為那紅的藍的家無法維持下去了。”[30]
煐煐和子靜判給了張廷重，但協議書上寫明孩子可以去看母親。黃逸梵和張茂淵兩人搬出寶隆花園洋房，在法租界今延安西路以南，一幢高大的西式大廈，租了一層有兩套大套房的房子。張愛玲在母親的公寓裏，第一次見到生在地上的瓷磚沿盆和煤氣爐子。黃逸梵在西方見多識廣，“她是個學校迷”[31]，眼見得女兒個頭越長越高，天性又聰明，拿定主意要把煐煐送到學校去讀書，接受正規教育。張廷重大鬧不依。但黃逸梵硬是像拐賣人口一般把煐煐送到一所住讀學校——黃氏小學去了。
張子靜回憶說：“我父母親都沒有上過學校，一直由家裏請私塾先生教學。父親對姊姊和我的教學，也是堅持沿用私塾教學方式。我們三四歲時，家裏就請了私塾先生，教我們認字，背詩，讀四書五經，說些《西遊記》《三國演義》《七俠五義》之類的故事，後來也學英文和數學。”[32]不知所雲地背古書，是姐弟倆深以為苦的事，“太王事獯於”之類的句子，怎麽也記不住，小煐煐把它改為“太王嗜熏魚”才記住。姐弟倆和舅舅黃定柱的兒子黃德貽同受教於一個私塾先生，黃德貽回憶說：“作文第一個交卷的總是她。”表妹黃家瑞對她的印象是：“不愛說話，走路飄飄的，大夥兒在玩的時候，她麵前不是一本書就是一張畫紙，給人畫畫呢！”
由於天資聰穎，又有在家隨意自學和私塾教育的底子，張愛玲在黃氏小學是從四年級開始的。逸梵帶著女兒到黃氏小學辦報名手續的時候，想到應該給煐煐取一個正式的名字，一時躊躇著不知取什麽名字才好，就在小名前冠以姓氏吧？又嫌“張煐”“張煐煐”這名字嗡嗡的，不太清晰響亮。她支著頭想了一會兒，說：“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今後再改也不遲。”於是給她取名“愛玲”。關於張愛玲名字的英文譯法，通常譯為“Eileen Chang”，有人考證說：“愛玲這個字譯自哪個英文詞，她本人也沒有說，也沒有人考證過。我頗疑心是‘ailing’這個詞的音譯，與漢語最靠近的英文字就是ailing，如果成立，那麽‘愛玲’的英文意思就是：煩惱，苦惱。從當時她母親的心情處境來看，下意識地取了這個名字，很有可能。張愛玲的一生始終與煩惱為伴，似乎又是一個不幸的征兆。”[33]
小孩對於自己的名字是做不了主的，但可以對自己的人生做主。黃逸梵決不會想到，十五年後，這個名字紅遍了上海灘。她更不會想到，這個名字將在文學史上永駐！
黃逸梵又要去法國了，臨行前，她專門去黃氏小學看女兒。愛玲似乎很木然。恩怨不斷，才喜又悲，幼小的心靈難以承受。當母親走出校門，愛玲遠望著紅鐵門徐徐關閉，眼淚如注而下，在寒風中大聲抽噎著，聽得見她哭聲的隻有張愛玲自己。她痛哭著，為母親，也為隻有十歲的自己。
她的家又毀了一次。
六、上小學
由於離婚的打擊，張廷重不僅抽鴉片，而且開始打嗎啡。身體更糟，精神也有點不太正常。姑姑曾經把他送到中心療養院去住院治療，請法國醫生為他主治，慢慢戒掉了嗎啡，但他還是吸鴉片。出院後不久，全家搬到延安中路原名康樂村10號的一所小洋房裏。與愛玲舅舅住的同一裏弄的民樂新村隻有幾步之遙。與舅舅住得這麽近，是因為舅舅舅母也吸食鴉片，父親可以跟他們一起共享吞雲吐霧之樂。舅舅家的孩子多，愛玲姐弟倆也可以經常去跟表姐表哥玩。
愛玲出生後搬家的次數太多了，生母常不在家，父親常不顧家，因此搬來搬去都是殘破的家。她極少感覺到家的安全感、穩固感和溫暖感。她後來的作品中總是不斷地在尋找著家，尋找著精神家園，連電車下班回廠也被她形容為回家。中醫有個說法叫缺什麽補什麽。張愛玲成長過程中，最缺的也許就是父愛母愛，家庭的溫愛。因此懷疑人性懷疑家庭在她後來的人生選擇和表達中處處可見，成為她有別於老中國兒女的一個重要的認知標誌。
每逢周末放學回到這個家，她就有一種強烈的失落感和憎惡感。
另一方麵有我父親的家，那裏什麽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作“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強行分作兩半，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神與魔。屬於我父親這邊的必定是不好的。雖然有時候我也喜歡。……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父親的房間裏永遠是下午，在那裏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34]
一次放月假回家，弟弟像搶到一條獨家新聞似的，故意用一種不經意的口吻告訴愛玲：“爺爺的名字叫張佩綸。”
“是哪個佩？哪個綸？”
“佩服的佩，經綸的綸，絞絲邊。”
愛玲很詫異這個名字有點兒女性化，她有兩個同學的名字就跟這差不多。愛玲抬頭望了望牆上的祖父祖母像，從小看慣了，隻曉得是爺爺奶奶，從來沒想到他們也有名字。
又一日見子靜在看新出的曆史小說《孽海花》，並聽他說，“爺爺在裏頭”。
愛玲忙饒有興味地看了起來。凡是關於莊侖樵的地方都看得格外仔細。“我看了非常興奮，去問我父親，他隻一味辟謠，說根本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奶奶。那首詩也是捏造的。”[35]在與女兒談詩論文的時候，張廷重還是有耐性的，而且他有不錯的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完全可以勝任女兒的文學老師。他還要愛玲自己去讀張佩綸的文集。在這段時期裏，張愛玲通過書籍來“尋祖”“尋根”，與寂寞的父親也有了些思想交流。張愛玲童年時父親房中有不少兒童不宜的禁書，後來母親發現全部拿走，但為時已晚，愛玲與弟弟已看完了。大概這正是張愛玲寫小說時對男女情欲這般熟悉之原因。[36]
身世和文學的交流，使父女的感情有了幾片難得的明媚，但同樣好景不長，同樣是沒有來由，小悲劇又降臨到了姐弟的頭上。為了驅逐寂寞，也是天性使然，父親又要結婚了。愛玲得知這個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陽台上，猶如五雷轟頂，頭皮都要炸了。她看過太多關於後母的小說，萬萬沒想到會應驗在她頭上。
如果隻是父母不和而離異，子女的懷念和怨恨是單一的直線，她們可以用回憶來填補失去父愛或母愛的空白；而如果又來了一個子女不得不稱為父親或母親的人來占據生父生母的空間，來幹擾子女的酸甜的回憶，擾亂失守的空城，子女自然就要起反感。而繼父尤其是繼母常常從鞏固自己的家庭地位、確立自己新的家長形象和經濟支出等因素出發虐待他們。此外繼母的形象惡於繼父，還因為她通常以惡毒對待非親生子女以發泄對前一個女人的嫉恨。所以子女與繼父尤其是繼母不睦是這種再生型家庭的普遍現象。張愛玲吃夠了沒有家庭溫暖的苦頭，因此對父親再婚恨得咬牙切齒，她有一個迫切的衝動，要阻止這件事的發生。如果那個女人就在陽台上，一定要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
然而她阻止不了任何事情，她畢竟是個未成年的弱女子。
前一段時間，張廷重與幾個姑表親來往頻頻，飯局牌局不斷。一位表姑父是交通銀行某分行的經理，另一位是一家外商銀行的在華買辦，還有一位是律師。他被介紹做了日商住友銀行的在華買辦孫景陽的助手，處理與英美銀行和洋行業務的書信往來。時間一長，關係越來越近，表姑父做媒提親，介紹孫景陽同父異母的姐妹孫用蕃與張廷重結婚成家。孫景陽和孫用蕃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民國人物孫寶琦。孫寶琦在清朝民國都做過高官。他曾在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時候為慈禧出逃護過駕，當過譯員，出任過出使法國西班牙的大臣，山東巡撫。民國後，做過袁世凱內閣的外交總長和總理，曹錕內閣總理，段祺瑞內閣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等職。他一生先後娶了五個太太，共有八子十六女。馮國璋、盛宣懷、袁世凱等，都是他的兒女親家。孫用蕃是1903年出生的，排行第七。“據說她很精明幹練，善於治理家務及對外應酬，和她哥哥、妹妹的婚嫁比起來，攀上我父親這門親，似乎有些低就。後來我才知道，這位老小姐早已有阿芙蓉癖，因此蹉跎青春，難以和權貴子弟結親。婚前我父親並不知道她有同榻之好。”[37]1934年的夏天，張廷重與孫用蕃在禮查飯店今新上海大廈附近訂婚，冬天在華安大樓即現在的金門酒家結婚。繼母嫌當時住的房子偏小，於是不久全家又搬到張愛玲的出生地即現今的泰興路和泰安路轉角處的一棟大別墅裏，姑姑專程趕來為姐弟倆買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
我後母也吸鴉片，結了婚不久，我們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樣的老洋房裏去，本是自己的產業，我就是在那房子裏生的。房屋裏有我們家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疊疊複印的照片，整個的空氣有點兒模糊。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房屋的黑的心子裏是清醒的，有它自己一個怪異的世界。而在陰暗交界的邊緣，看得見陽光，聽得見電車的鈴與大減價的布店裏一遍又一遍吹打著“蘇三不要哭”，在那陽光裏隻有昏睡。[38]
七、中學生活
“我們的成長期結束了。但是我們的創傷還在成長。”[39]
張子靜在回憶姐弟的童年生活後這樣概括道。就在父親再婚的那一年，愛玲由小學到了中學。回首中學生活，她總的感覺是不喜歡。“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40]
張愛玲在這裏所說的“自慚形穢”和“不愉快”的主要原因不在學校而在家庭。生母走後，後母進了門，愛玲的抵觸情緒是可想而知的。十四五歲的少女張愛玲個頭躥得很快，幾近成人，而她在校園裏老穿著繼母送的舊衣服。孫用蕃出嫁前聽說張愛玲跟她個頭差不多，帶了兩箱舊衣服給她穿。她說她的旗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有些領口都磨破了。“有一個時期在繼母統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暗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41]穿著這樣的衣服，“在被稱為貴族化的教會女校上學，確實相當難堪”[42]。
入學後，曾有製校服的動議，有人讚成，有人反對，意見不一。讚成者認為它整齊劃一，有學生朝氣，且消滅貧富界限；反對者認為太整齊了沒有個性，且又要讓清貧的學生多出一筆錢。最後不了了之。張愛玲雖未公開表示過自己的看法，但她心裏是非常讚成的。統一校服，這樣就可以脫掉繼母的舊衣裝了。在人們印象中，成年的張愛玲特別講究衣飾，常以奇裝炫人，殊不知這正與她少女時期所受的這類壓抑相關。張愛玲自己總結說：“不過我那都是因為後母贈衣造成一種特殊的心理，以致後來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43]也許還是應了那句老話：缺什麽補什麽啊。
愛玲就讀的是聖瑪麗亞女校（校內師生簡稱為“聖校”）。這是上海著名的美國教會辦的女子中學之一，它與聖約翰青年中學、桃塢中學皆為美國聖公會所設的大學預科性質的學校。教會中學與中國人自辦的公立私立學校不同，它的全部課程分為中、英文兩部分。英文部包括英語、數學、物理、西洋曆史、地理及《聖經》等課。全用英文課本，老師也大都是英美籍。由於是女校，教師中老小姐居多。中文部分隻有國文，本國史地三科。其初中部的教師主要是師範畢業的中國小姐，高中部則以前清科舉出身的老學究居多。
重英文、輕國文是教會學校的一大特點，貴族化是其又一特點，這個學校的畢業生，不是成為交際花就是買辦或外交官太太。裝束入時，社交頻繁，英語極為流利。但她們國文根基很淺，有的學生連一張便條也寫不通順。曾有人鬧過把病假條寫為“××因病故請假一天”之類的笑話。於此可見一斑。
所幸的是，在愛玲求學階段，一位對新文學極感興趣、文學修養極高的汪宏聲先生擔任了她的國文教師。汪宏聲是浙江無錫人，1910年生，1930年於上海光華大學第五屆教育係畢業，1936年9月任上海聖瑪利亞女校國文部主任，成為張愛玲高三畢業班的國文老師。他也是一位翻譯家，在聖瑪利亞女校任職期間，譯有美國小說家奧爾科德的長篇小說三部曲《好妻子》《小婦人》《小男兒》，收入錢公俠主編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中。還以沈佩秋為筆名翻譯王爾德的《沙樂美》、易卜生的《娜拉》、果戈理的《巡按》，收入錢公俠、謝炳文主編的《世界戲劇名著》叢書中。張愛玲後來說：“中學時代的先生，我最喜歡的一位是汪宏聲先生，教授法新穎，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從香港回上海來，我見到老同學就問起汪先生的近況，正巧他不在上海，沒有機會見到，很惆悵。”[44]
汪先生針對學生喜歡唱歌、看電影、學彈鋼琴的特點，任教後的第一次作文，出了《學藝敘》《幕前人語》兩個題目讓學生選擇。此外還允許自由命題。這對做慣了“說立誌”“論知恥”之類老八股的學生來說，不啻吹來了一股奇異的清風。這些題目切近學生實際生活，她們有話可說，但也許因為要說的太多，再加上還不習慣隨意取材寫作，反而兩節課下來寫不出幾百字了。
汪先生在審批作文時，一篇題為《看雲》的散文引起了他的注意。雖說有幾個別字夾雜其間，但文筆瀟灑，辭藻瑰麗，遠遠超出其他文卷之上。一陣喜悅之後，汪先生才想起看作者的名字，她就是張愛玲。此時汪先生上課不到兩星期，跟學生對不上號。評講作文時，他逐一點名領取作文本。這樣他才認清了張愛玲，她坐在最後一排，穿著寬袖大袍（這是繼母的舊衣），戴著有淡黃色鏡架的眼鏡走上來。汪先生在全班同學的麵前大大地誇獎了她一番，說全班隻有張愛玲的作文才稱得上一篇完整而好的文章，還當場朗讀了起來。
然而張愛玲仍是板滯的神情。
她的文名漸漸地在校內傳開了。同學們對她刮目相看，教員休息室裏也常常以她為話題。大家覺得她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文學才女，深深同情她家庭生活的不幸。對她的沉默慵懶，不交朋友，不好活動的內向性格也漸漸能夠理解和接受了。雖然張愛玲曾說中學時代有許多不愉快，另一方麵她又承認“在學校裏我得到自由發展”，這主要是指她不必每天回家麵對父親和繼母，也不必按生母的要求“淑女”下去，還包括她愛好寫作的長處得到了發揮。
她的健忘也是出了名的，常常忘交作業。每當老師問她，她總是一句：“我忘了！”說的時候把雙手一攤，一副可憐樣，使老師毫無辦法，不忍深責。上課時她最不愛聽講，手裏的鉛筆不停地在紙上畫著，仿佛是很用心地做筆記，其實是畫畫，畫老師的速寫像。老師也不太計較，因為她考試總得“A”或“甲”。
她不注意修飾，臥室零亂。這也難怪，她從小的日常起居都有仆人代勞，住校讀書期間也不必操心衣食。每周三，家裏就派人送來幹淨衣物和可口食品，周末有家裏專車接送，所以她自理能力是較差的。但學校的規矩很嚴很細，每個學生的臥室都有放鞋的專櫃，不穿的鞋不準放在床下，隻能放入櫃中。舍監檢查時若發現不合規定的，就把鞋放到門前走道上示眾。而示眾次數最多的，是張愛玲的平跟舊皮鞋。一般學生若遇到這種情況，往往不好意思，顏若桃花。愛玲卻不在乎，至多說聲：“哎喲，我忘了放在櫃子裏了。”知姐莫如弟。張子靜說：“對於不喜歡做的事，姊姊的確無精打采，能拖就拖。但是對於看小說、電影、圖畫、寫作等等喜歡的事，她會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全不需要別人叮嚀提醒。至於臥室零亂，那也毫不足怪。我們一直有專門的保姆照顧，連一條手絹也沒有折過，更不要說收拾房間了。不過，更重要的是，姊姊是一個專心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對於生活周遭的細屑瑣事，她常常是視而不見的。”[45]一個人在少年時期對世事人生開始有了自己的看法，對個人前途、興趣、愛好、價值觀念也開始有了判斷思考的興趣。張愛玲所追求的不是如何適應社會和麵對人生的現實需要，而是人的精神價值。所以當別人為臥室零亂、忘了把鞋放入櫃中的事深以為恥時，她是滿不在乎的。這句“我忘了”成為聖校同學中的一句口頭禪。若有人談及愛玲的學生生活，必有同學誇張性地模仿說：“喔！愛玲‘我忘了’！”
因為汪先生的提倡和愛玲的示範性作文，同學們寫作興趣大增，自己命題作文漸漸多了，文章質量也有明顯提高。汪先生為鼓勵大家學好國文的積極性，發起出版一種三十二開的小型刊物，刊名叫《國光》。愛玲是理想的編者，但她生性孤僻，不熱心編務，隻答應寫稿。她一向認為在事務性活動方麵自己是弱項，不善組織，又怕麻煩。她投的稿也不算太多，每每編者催索，她常常仍是“哎呀，我忘了”了之。
在《國光》上，她發表過小說《霸王別姬》，論文《論卡通畫之前途》等文，皆受到交口稱讚。她那華美的文筆給她帶來榮譽，但也惹過麻煩。有一期《國光》上登過兩首未署名的打油詩，是取笑兩位男教師的：
其一
橙黃眼睛碧綠袍，
步步擺來步步搖。
師母裁來衣料省，
領頸隻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
噓噓莫鬧喧。
籠袖當堂坐，
白眼望青天。
投稿者為張愛玲。雖然觀察細致，描寫風趣，但眼界不高，對師長欠恭。聖校的規矩是不允許這樣對老師大不敬的。文章雖經汪先生點頭通過，他的本意是通過這種調侃玩笑來調劑一下學校太嚴肅的氣氛，不料引起軒然大波。第一首的譏笑對象某老師態度大方，一笑了之。第二位則憤然告發於校長。校長緊接著找汪先生及其他幾位編輯者問話，並提出了三種解決方案。一、向老師道歉；二、《國光》停刊；三、不許張愛玲畢業。汪先生以息事寧人的態度主張第一個辦法。那位老師事後也認為沒有必要過分計較，以“算了”“算了”了事。
1937年抗戰爆發，聖校從此不在滬西上課，改為大陸商場。兵荒馬亂，一切持恒的工作失去了起碼的條件和心境，《國光》也就停辦了。第二年夏天，聖校借貝當路美國禮拜堂舉行畢業典禮，愛玲也參加了，還是那副有點弱不禁風沒有生氣的樣子。
汪先生一直記得這個才女。給他印象深刻的不僅是她的文采，不僅是她“我忘了”的脾氣，而且還有填在畢業年刊的調查表中關於“最恨”一欄張愛玲的回答：
最恨——一個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結婚！
校刊《風藻》為高三畢業班出一個專輯。其中有對全班三十五個同學的專題調查，名為“一碗什錦豆瓣湯”，“豆瓣”是對同學的愛稱，每一個“豆瓣”都要填自己的“豆瓣性格”。張愛玲項下是：
她最恨一個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結婚，最喜歡英王愛德華八世，兩個答案都非常別致。
英王愛德華八世即後來的溫莎公爵。他與離過婚的美國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戀愛，不僅使英國朝野大為震驚，其韻事還傳遍世界。他取愛情而棄王位，1937年6月3日與巴西·沃利斯在巴黎結為伉儷，這事被譽為“20世紀最轟動的愛情”，“自耶穌複活節後最神奇的故事”。張愛玲最喜歡愛德華八世，“清楚說明她對忠貞不渝的愛情的憧憬。當時張愛玲的同學在‘最喜歡’這一欄內填寫的，不外是‘白相’‘旅行’‘唱歌’。相比之下，張愛玲的回答就顯得早熟和最富感情色彩。這或許與張愛玲父母離異，使她過早品嚐到人生的悲涼有關。”[46]
這話除了表明她對女子命運的理解和對現代婚姻的懷疑態度，還多少有些才女自況的意味。她是有天才的，而且有了自我發展的意向。
張愛玲這個俏皮的回答幾乎跟她的小說一樣有名。當她麵對這份問卷的時候，她心目中有一個現成的模樣，那就是聖校的另一個才女，也姓張，叫如瑾。如果說愛玲懶散，隨意，那麽如瑾則是刻苦，謹嚴。她是校刊《風藻》的編輯，是寫作和社團的積極參與者。她常找愛玲聊天，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愛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她：“我有個要好的同學，她姓張，她喜歡張資平，我喜歡張恨水，兩人時常爭辯著。”張如瑾在校期間就寫有一部題為“若馨”的長篇小說，汪先生十分欣賞，推薦給良友圖書公司的著名出版家趙家璧先生。但後因戰事，出版之事擱淺。如瑾自費印了幾百冊以分贈親友。愛玲也得到一本贈書，她寫了一篇書評發表在校刊上。說“這是一個具有輕倩美麗風格的愛情故事”，“惟其平淡，才能夠自然”。她希望作者多一些烘托暗示，以更有感染力。這裏也透露出愛玲的審美趣味，她當時不喜歡小說是一個單純的有頭有尾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渲染鋪陳，這在她初登文壇的小說中十分明顯。
後來張如瑾結婚了，後來她淡忘了文學，不再寫小說了。無論是婚姻本來如網把女性網在裏麵不再有自由天空，還是女性自視婚姻為網甘願被它網住，愛玲對婚姻一開始就有一種警惕的態度。也許，有才如如瑾，有才如母親黃逸梵，都給愛玲的生活以反麵的提示。
在愛玲的眼裏，才華是人的價值，是人的自我實現，她比婚姻重要。她不願自己像大多數女性那樣為婚姻家庭而犧牲才華，折斷奮飛的翅膀。所以她恨才女早婚，才女因婚姻而不才。
這一年，愛玲十七歲。
八、逃離父親
黃逸梵堅持要愛玲進學校讀書，但張廷重一直把子靜關在家裏，請私塾先生進行舊式教育。教他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朱先生，他親切溫和。如果愛玲在家，常常與她一起談天說地。“有一次，姊姊從父親書房裏找到一部《海上花列傳》，書中的妓女講的全是蘇州土話（吳語），有些姊姊看不懂，就硬纏著朱老師用蘇州話朗讀書中妓女的對白，朱老師無奈，隻好捏著喉嚨學女聲照讀，姊姊和我聽了都大笑不止。姊姊對《海上花列傳》的癡迷，就是從那時開始的。”[47]當愛玲讀高中後，張廷重才讓子靜進學校，他通過插班考試，進了協進小學讀五年級。姐弟倆平時見麵不多。有一次放假，看見長得又高又瘦穿著不幹淨衣服的弟弟租著一大堆連環畫，看得津津有味，愛玲大吃一驚。家裏人也告訴了她很多關於子靜的劣跡，如逃學、忤逆、沒誌氣的事，她感到很氣憤。愛玲尤為難忘的是，有一次在飯桌上為一點兒小事父親就打了弟弟一巴掌，她心疼得以碗遮臉，眼淚直流。後母見狀不解地笑她：“咦，你哭什麽？又不是說你！你瞧，他沒哭，你倒哭了！”愛玲吃不下飯，奪門而逃，在浴室裏對鏡而泣，並發誓要報仇。然而，正在她傷心的時候——
浴室的玻璃窗臨著陽台，啪的一聲，一隻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彈回去了。我弟弟在陽台上踢球。他已經忘了那回事了。這一類事，他是慣了的。我沒有哭，隻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48]
這是一個比魯迅的《風箏》還要令人寒冷的故事。長兄粗暴地折毀了弟弟的風箏，長大以後非常懊悔這種舉動，主動向弟弟道歉。弟弟像聽著旁人的故事一樣，全然忘卻了，毫無怨恨。無名主的心情，寒冷的悲哀……
雖然沒有家的溫暖，雖然過著住讀生的生活，雖然中學時代是不甚快樂的，張愛玲卻有著美妙的計劃。家庭不和睦，常常是中學生不夠快樂的主要因素。當人們想到和看到她常穿著繼母的舊衣時，不僅她自己，就連旁人也是很憤然的吧。也許正因為這些反向的刺激，她對未來懷著海闊天空的希望之夢。她幻想畢業後出洋讀大學，而且要讀英國的名牌大學。她喜歡英國，因為英格蘭三個字使她想起藍天下的小紅房子，她喜歡那種明麗的色彩，盡管母親多次糾正說法國才是明麗的，英國卻多雨，但她仍然改不了最初的印象。有一時期，她又對卡通畫影片發生興趣，要把中國畫派的風格介紹到美國去。“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致的衣服。周遊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過一種幹脆利落的生活。”[49]
中學快畢業時，母親回國了。因為常常見不到她，因為女兒也體悟了母親的苦衷，愛玲在生母麵前不再有昵愛和嬌情，而是一種敬愛與友情。她去母親處住了兩個星期，聽母親談法國，談海外，新奇而快樂。可一回到生父的家門，繼母劈頭蓋臉地責問道：“怎麽你走也不在我跟前說一聲？”愛玲答說她早告訴父親了，沒料到繼母勃然大怒：“噢，對父親說了！你眼裏哪兒還有我呢？”說完一個耳光打在愛玲臉上，火辣辣地刺痛。愛玲本能地要還手，被兩個老媽子趕來接住了。後母一路銳叫著奔上樓去：“她打我！她敢打我！”一霎時很寂然，空氣凝固了。[50]愛玲在客廳呆站著，木然地沒有任何準備，腦海中一片真空。隻見父親趿著拖鞋，啪嗒啪嗒衝下樓來，一把揪住愛玲的長發，惱羞成怒，拳足交加，邊打邊吼道：“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她的頭被打得左右搖晃，眼冒金星，耳朵也震聾了。最後被打得癱在地上，父親還揪住她的頭發一陣亂踢，好不容易才被祖母留下的老用人何幹不顧一切地拉開。
父親上樓去了。過了很長時間她才恢複了記憶和知覺。艱難地立起身，走到浴室去照鏡子，隻見臉上有無數道紅指印，遍體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她心潮起伏，充滿了對父親的仇恨，準備立刻去巡捕房報案。走到大門口，看門的警察攔住了她，說：“門鎖著呢！鑰匙在老爺那兒。”原來父親預料她會逃走，早吩咐門房鎖了門。她試著撒潑，對著門一陣亂叫亂踢，以期引起門外不遠處崗警的注意，但枉費心力，毫不中用。她回到房中，父親又炸了，順手操起一隻大花瓶向她砸過來，稍稍偏了一點，飛了一屋的碎片。他走了後，何幹摟著她，兩人痛哭了一番，用人擔心她得罪了父親會吃一輩子的苦。愛玲隻是哭，把自己關在樓下的一個空房間裏哭了一整天。
她被監禁，父親還惡狠狠地揚言要用手槍打死她。平時為了一隻貓吵了他的瞌睡，為了愛玲教丫頭唱歌影響了他休息，他都要大發雷霆。遇到這種事，他的反應就更厲害了。短短的數星期內張愛玲已自覺老了許多。
對這個家，她徹底絕望了。她決計逃走。《三劍客》《基督山恩仇記》《九尾龜》中的種種出逃方式湧到她的腦海，但終不易化為行動。
禍不單行。愛玲此時得了嚴重的痢疾，前後拖了一秋一冬近半年時間，差點兒病死了。開頭父親不給她請醫生，也沒有藥。他要把對愛玲生母的仇恨全部轉移在愛玲身上，徹底絕情了。但何幹見她病情日重，恐發生不測，背著孫用蕃把這事告訴了張廷重，並提醒說，如果不采取醫療措施，責任就大了。張廷重也不願背上“惡父”壞名，就悄悄地背著繼室給愛玲打了幾針抗生素，愛玲的病情得到控製，在何幹的悉心調養下，逐步恢複了。病中，愛玲整天躺在**，目送著清爽晴朗的秋陽，迎來淡青灰暗的冬日。朦朧地生在這棟房子裏，也朦朧地死在這棟房子裏嗎？
不！從心底冒出一個堅強的聲音。
她全力地聽著大鐵門的每一次開合，研究著巡警開門的規律，當她病體稍愈，能扶牆而立時，逃出去的欲望更強了。她心中隻有一個念頭：逃出去，盡快逃出去，脫離這苦海！
她籌劃著，打聽著，在隆冬的一個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了黑路上沒有人，確實沒有人，她開始行動了。扶著牆一步一步地、輕聲輕腳地摸到鐵門邊，飛快地撥開門閂，開了門，閃身而出，沒有一點意外響聲。
當真站在人行道口上了！她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苦思了半年的逃離計劃就這樣輕而易舉實現了。
沒有風，隻有陰曆年左近的寂寂地冷，街燈下隻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麽可親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51]
這種死裏逃生的喜悅使她簡直要發瘋！
她逃到生母的家，像做了一場噩夢，回憶不出完整的細節，流不出眼淚，很久才緩過氣來。父親的家不複存在了，這個女兒也不複存在了。他們隻當她死了，從此再無絲毫牽連。
在逃出之前，生母曾秘密傳話給她：“你仔細想一想，跟父親自然是有錢的，跟了我，可是一個錢也沒有，你要吃得這個苦，沒有反悔的。”母親的話是很實際的考慮。愛玲當時雖然被禁錮著，渴望自由，這個問題還是使她想了好久，反正有的是思想和時間。後來想，在父親家，雖然滿眼裏錢進錢出，也不是她的，將來也不一定輪得到。記得她曾期期艾艾地用演說腔向父親提出過留學的要求，父親瞪大眼睛，大發**威，說愛玲是受了生母的挑撥。黃逸梵這次特地從國外趕回上海，就是為了愛玲出國留學的事。她托人約張廷重談女兒留學的問題，張廷重避而不見。不得已，才由愛玲提出來。不難想象，為了說服這個對自己態度時好時壞的父親她費了多少心思。但父親一口回絕了，沒有商量的餘地。“父親那時經濟狀況還沒有轉壞，但他和後母吸鴉片的日常開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筆錢來讓姊姊出國。姊姊當然很失望，也很不高興，對我父親及後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了。”[52]
愛玲被軟禁期間，何幹曾偷偷地給愛玲的舅舅打電話通風報信。第二天舅舅和姑姑來為愛玲說情，並再次提到送愛玲留學的事。但張廷重老著臉，死不答應，繼室也在一邊冷言冷語。張茂淵見哥哥如此鐵石心腸，不仁不義，十分憤激，最後鬧得兄妹扭打起來。張茂淵受了傷，流了血，臨走時她指著哥哥的麵發誓：“以後再也不踏進你家的門！”可見張廷重搞得眾叛親離，妻子、妹妹、女兒都與他鬧翻了。
何幹因為通風報信，因為一直站在愛玲一邊，張廷重很是不滿，大罵了一頓並趕她回皖北老家去了。愛玲一生都忘不了出逃這一中國家庭中罕見的一幕。逃出後，她滿腦子都是父親後母、打架、流血、生病、逃離，於是把這些經過寫成一篇文章。她是用英文寫的，並把它投到美國人辦的英文報《大美晚報》（Evening-post）上。她的動機是要讓父親看到這篇文章，因為他一直訂有這份報紙。編輯發表時，擬了一個很動人的標題：“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意為“這是怎樣的生活！一個女孩的生活！”
這是怎樣令人不堪的生活，少女張愛玲不幸成了這種生活的悲劇性主角。多虧她有主見，有心理承受力，終於逃離了這種生活。張子靜早已知姐姐要出逃，但沒給父親通風報信，私下裏他是讚同姐姐的選擇的，他自己亦有這個念頭。張愛玲逃到母親那裏去後，他也背著一雙白球鞋要跟母親生活在一起。黃逸梵當時不可能照管兩個孩子，好說歹說才把他勸了回去，讓他傷心了好一陣子。
張愛玲在母親家裏潛心補習功課，要實現她的英國夢。母親為她請了一個猶太裔的英國人，以每小時5美元的價格為她補習數學。那時英國倫敦大學在上海設有考場，她一試就中，考了個遠東地區第一名，1939年1月獲得倫敦大學入學試及格的證書。眼見得就要到那“紅的、藍的”國土上去了，她有說不出的興奮。但她生不逢時，當時中國在打仗，英國也在打仗，全世界範圍內的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勢力的較量正酣，難尋一片安心讀書的淨土。因為英國要與法國聯合起來向德國宣戰，宣布暫停招收留學生，而轉由香港代為接收。她沒有能去英國，而改入了香港大學，開始了人生新的航程。
愛玲從此無家。
顯赫的貴族出身的張愛玲，雖然此時自視無家，但她的家族背景無論怎樣也抹殺不掉的。它們靜靜地躺在了張愛玲的血液裏。
現將張子靜先生在《我的姊姊張愛玲》中所列的家族世係表抄錄於此，以便讀者有完整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