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學時光
我當時並不喜歡念書。我對課堂和老師的重視遠遠比不上我對蛤蟆和蝦的興趣。每次考試，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壞了就隻能考到乙等前幾名，在班上總還是高才生。其實我根本不計較這些東西。
進入正誼中學
我對新育小學的回憶，就到此為止了。我寫得冗長而又拉雜。這對今天的青少年們，也許還會有點兒好處，他們可以通過我的回憶了解一下七十年前的舊社會，從側麵了解一下中國近現代史，對我自己來說，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七十多年前，又變成了一個小孩子，重新度過那可愛而實際上又並不怎麽可愛的三年。
在過去的濟南，正誼中學最多隻能算是一所三流學校，綽號“破正誼”，與“爛育英”湊成一對，成為難兄難弟。但是，正誼三年畢竟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階段，即使不是重要的階段，也總能算是一個有意義的階段。因此，我在過去寫的許多文章中都談到了正誼；但是，談得很不全麵，很不係統。現在想比較全麵地，比較係統地敘述一下我在正誼三年的過程。
正誼中學坐落在濟南大明湖南岸閻公祠（閻敬銘的紀念祠堂）內。原有一座高樓還保存著，另外又建了兩座樓和一些平房。這些房子是什麽時候建造的，我不清楚，也沒有研究過。校內的景色是非常美的，特別是北半部靠近原閻公祠的那一部分。綠楊撐天，碧水流地。一條清溪從西向東流，尾部有假山一座，小溪穿山而過。登上閻公祠的大樓，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向北望，大明湖碧波瀲灩，水光接天。夏天則是荷香十裏，綠葉擎天。向南望，是否能看到千佛山，我沒有注意過。我那時才十三四歲，舊詩讀得不多，對古代詩人對自然美景的描述和讚美，不甚了了，也沒有興趣。我的興趣是在大樓後的大明湖岸邊上。每到夏天，湖中長滿了蘆葦。蘆葦叢中到處是蛤蟆和蝦。這兩種東兩都是水族中的笨伯。在家裏偷一根針，把針尖砸彎，拎上一條繩，順手拔一枝葦子，就成了釣竿似的東西。蛤蟆端坐在荷葉上，你隻需抓一隻蒼蠅，穿在針尖上，把釣竿伸向它抖上兩抖，蛤蟆就一躍而起，意思是想撲捉蒼蠅，然而卻被針尖鉤住，提上岸來。我也並不傷害它，仍把它放回水中。有了這個教訓的蛤蟆是否接受教訓，不再上當，我沒法研究。這疑難問題，雖然比不上相對論，但要想研究也並不容易，隻有請美國科學家們代勞了。最笨的還是蝦。這種蝦是長著一對長夾的那一種，齊白石畫的蝦就是這樣的。對付它們，更不費吹灰之力，隻需順手拔一枝葦子，看到蝦，往水裏一伸，蝦們便用長夾夾住葦稈，死不放鬆，讓我拖出水來。我仍然把它們再放回水中。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戲耍也。上下午課間的幾個小時，我就是這樣打發的。
我家住在南城，要穿過整個濟南城才能到大明湖畔，因此中午不回家吃飯。嬸母每天給兩個銅元當午餐費，一個銅元買一塊鍋餅，大概不能全吃飽，另一個銅元買一碗豆腐腦或一碗炸丸子，就站在校門外眾多的擔子旁邊，狼吞虎咽，算是午飯，心裏記掛的還是蛤蟆和蝦。看到路旁小鋪裏賣的一個銅元一碟的小蔥拌豆腐，簡直是垂涎三尺。至於那幾個破爛小館裏的炒木樨肉等炒菜，香溢門外，則更是如望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有一次，我從家裏偷了一個饅頭帶在身邊，中午可以節約一個銅元，多喝一碗豆腐腦或炸丸子，惹得嬸母老大不高興。古話說：君子不二過，從此不敢再偷了。又有一次，學校裏舉辦什麽慶祝會，我參加幫忙。中午每人獎餐券一張，到附近一個小館裏去吃一頓午飯。我如獲至寶，昔日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今天我終於來了，飽飽地吃了一頓，以致晚上回家，連晚飯都吃不下了。這也許是我生平吃得最飽的一頓飯。
我當時並不喜歡念書。我對課堂和老師的重視遠遠比不上我對蛤蟆和蝦的興趣。每次考試，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壞了就隻能考到乙等前幾名，在班上總還是高才生。其實我根本不計較這些東西。
我的幾個老師
提到正誼的師資，因為是私立，工資不高，請不到好教員。班主任叫王烈卿，綽號“王劣子”。不記得他教過什麽課，大概是一位沒有什麽學問的人，很不受學生的歡迎。有一位教生物學的教員，姓名全忘記了。他不認識“玫瑰”二字，讀之為“久塊”，其他概可想象了。但也確有飽學之士。有一位教國文的老先生，姓杜，名字忘記了，也許當時就沒有注意，隻記得他的綽號“杜大肚子”。此人確係飽學之士，熟讀經書，兼通古文，一手小楷寫得俊秀遒勁，不亞於今天的任何書法家。聽說前清時還有過什麽功名。但是，他生不逢時，命途多舛，畢生浮沉於小學教員與中學教員之間，後不知所終。他教我的時候是我在高一的那一年。我考入正誼中學，錄取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由秋季始業改為春季始業。我隻待了兩年半，初中就畢業了。畢業後又留在正誼，念了半年高一。杜老師就是在這個時候教我們班的，時問是1926年，我十五歲。他出了一個作文題目，與描繪風景抒發感情有關。我不知天高地厚，寫了一篇帶有駢體文味道的作文。我在這裏補說一句：那時候作文都是文言文，沒有寫白話文的。我對自己那一篇作文並沒有沾沾自喜，隻是寫這樣的作文，我還是第一次嚐試，頗有期待老師表態的想法。發作文簿的時候，看到杜老師在上麵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等於他重新寫了一篇文章。他的批語是：“要作花樣文章，非多記古典不可。”短短一句話，可以說是正擊中了我的要害。古文我讀過不少，駢文卻隻讀過幾篇。這些東西對我的吸引力遠遠比不上《彭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等等一類的武俠神怪小說。這些東西被叔父貶為“閑書”，是禁止閱讀的，我卻偏樂此不疲，有時候讀起了勁，躲在被窩裏利用手電筒來讀。我腦袋裏哪能有多少古典呢？僅僅憑著那幾個古典和駢文日用的詞句就想寫“花樣文章”，豈非是一個典型的癩蛤蟆嗎？看到了杜老師批改的作文，我心中又是慚愧，又是高興。慚愧的原因，用不著說。高興的原因則是杜老師已年屆花甲竟不嫌麻煩這樣修改我的文章，我焉得不高興呢？離開正誼以後，好多年沒有回去，當然也就見不到杜老師了。我不知道他後來怎樣了。但是，我卻不時懷念他。他那挺著大肚皮步履蹣跚地走過操場去上課的形象，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另外一個讓我難以忘懷的老師，就是教英文的鄭又橋先生。他是南方人，不是江蘇，就是浙江。他的出身和經曆，我完全不知道，隻知道他英文非常好，大概是專教高年級的。他教我們的時間，同杜老師同時，也是在高中一年級，當時那是正誼的最高年級。我自從進正誼中學將近三年以來，英文課本都是現成的：《天方夜譚》《泰西五十軼事》，語法則是《納氏文法》（Nesfield的文法）。大概所有的中學都一樣，鄭老師用的也不外是這些課本。至於究竟是哪一本，現在完全忘記了。鄭老師教書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在改作文上。別的同學的作文本我沒有注意，我自己的作文，則是鄭老師一字不改，而是根據我的原意另外寫一篇。現在回想起來，這有很大的好處。我情動於中，形成了思想，其基礎或者依據當然是母語，對我來說就是漢語，寫成了英文，當然要受漢語的製約，結果就是中國式的英文。這種中國式的英文，一直到今天，還沒有能消除。鄭老師的改寫是地道的英文，這是多年學養修煉成的，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拿我自己的作文和鄭先生的改作細心對比，可以悟到許多東西。簡直可以說是一把開門的鑰匙。可惜隻跟鄭老師學了一個學期，我就離開了正誼。再一次見麵已經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情了。1947年暑假，我從北京回到了濟南。到母校正誼去探望。萬沒有想到竟見到了鄭老師。我經過了三年高中，四年清華，十年德國，已經從一個小孩子變成了一個小夥子，而鄭老師則已垂垂老矣。他住在靠大明湖的那座樓上中間一間屋子裏，兩旁以及樓下全是教室，南望千佛山，北倚大明湖，景色十分怡人。師徒二十多年沒有見麵，其喜悅可知。我曾改寫杜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日複何日，共此明湖光。”他大概對我這個徒弟很感到驕傲，曾在教課的班上，手持我的名片，激動地向同學介紹了一番。從那以後，“世事兩茫茫”，再沒有見到鄭老師，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今天，我對他仍然是憶念難忘。
徐金台老師大概是正誼的資深教員，很受師生的尊敬。我沒有上過他的課。但是，他在課外辦了一個古文補習班。願意學習的學生，隻需每月交上幾塊大洋，就能夠隨班上課了。上課時間是下午放學以後，地點是閻公祠大樓的一間教室裏，念的書是《左傳》《史記》一類的古籍，講授者當然就是徐金台老師了。叔父聽到我說這一件事，很高興，立即讓我報了名。具體的時間忘記了，反正是在那三年中。記得辦班的時間並不長，不知道是由於什麽原因，突然結束了。大概讀了幾篇《左傳》和《史記》。對我究竟有多大影響，很難說清楚。反正讀了幾篇古文，總比不讀要好吧。
叔父對我的古文學習，還是非常重視的。就在我在正誼讀書的時候，他忽然心血**，親自選編，親自手抄了一本厚厚的《課侄選文》，並親自給我講解。選的文章都是理學方麵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一篇也沒有選。說句老實話，我並不喜歡這類的文章。好在他隻講解過幾次之後就置諸腦後，再也不提了。這對我是一件十分值得慶幸的事情，我仿佛得到了解放。
要談正誼中學，必不能忘掉她的創辦人和校長鞠思敏（承穎）先生。由於我同他年齡差距過大，他大概大我五十歲，我對他早年的活動知之甚少。隻聽說，他是民國初年山東教育界的領袖人物之一，當過什麽長。後來自己創辦了正誼中學，一直擔任校長。我十二歲入正誼，他大概已經有六十來歲了，當然不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沒有談過話。我每次見到他，就油然起敬仰之情。他個子頗高，身材魁梧，走路極慢，威儀儼然。穿著極為樸素，夏天布大褂，冬天布棉襖，腳上穿著一雙黑布鞋，襪子是布做的。現在機器織成的襪子，當時叫作洋襪子，已經頗為流行了。可鞠先生的腳上卻仍然是布襪子，可見他儉樸之一斑。
鞠先生每天必到學校裏來，好像並不擔任什麽課程，隻是來辦公。我還是一個孩子，不了解辦學的困難。在軍閥的統治之下，軍用票滿天飛，時局動**，民不聊生。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持一所有幾十名教員、上千名學生的私立中學，談何容易。鞠先生身上的擔子重到什麽程度，我簡直無法想象了。然而，他仍然極端關心青年學生們的成長，特別是在道德素質方麵，他更傾注了全部的心血，想把學生培養成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每周的星期一上午八時至九時，全校學生都必須集合在操場上。他站在台階上對全校學生講話，內容無非是怎樣做人，怎樣愛國，怎樣講公德、守紀律，怎樣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怎樣孝順父母，怎樣尊敬師長，怎樣同同學和睦相處，總之，不外是一些在家庭中也常能聽到的道德教條，沒有什麽新東西。他簡直像一個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而且每次講話內容都差不多。事實上，內容就隻有這些，他根本不可能花樣翻新。當時還沒有什麽擴音器等洋玩意兒。他的嗓子並不洪亮，站的地方也不高。我不知道，全體學生是否都能夠聽到，聽到後的感覺如何。我在正誼三年，聽了三年。有時候確也感到絮叨。但是，自認是有收獲的。他講的那一些普普通通做人的道理，都是金玉良言，我也受到了潛移默化。
在正誼中學，我曾進入尚實英文學社。這是一個私人辦的學社，坐落在濟南城內按察司街南口一條巷子的拐角處。創辦人叫馮鵬展，是廣東人，不知道何時流寓在北方，英文也不知道是在哪裏學的，水平大概是相當高的。他白天在幾個中學兼任英文教員，晚上則在自己家的前院裏招生教英文。學生每月記得是交三塊大洋。教員隻有三位：馮鵬展先生、鈕威如先生、陳鶴巢先生，他們都各有工作，晚上教英文算是副業；但是，他們教書都相當賣力氣。學子趨之若鶩，總人數大概有七八十人。別人我不清楚，我自己是很有收獲的。我在正誼之所以能在英文方麵居全班之首，同尚實是分不開的。在中小學裏，課程與課程在得分方麵是很不相同的。曆史、地理等課程，考試前隻需臨時抱佛腳死背一氣，就必能得高分。而英文和國文則必須有根底才能得高分，而根底卻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打下的，現上轎現紮耳朵眼是辦不到的。在北園山大高中時期，我有一個同班同學，名叫葉建桪，記憶力特強。但是，兩年考了四次，我總是全班狀元，他總屈居榜眼，原因就是他其他雜課都能得高分，獨獨英文和國文，他再聰明也是上不去，就因為他根底不行。我的英文之所以能有點根底，同尚實的教育是緊密相連的。國文則同叔父的教育和徐金台先生是分不開的。
說句老實話，我當時並不喜歡讀書，也無意爭強，對大明湖蛤蟆的興趣遠遠超過書本。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對我的壓力真夠大的。每天（星期天當然除外）早上從南關穿過全城走到大明湖，晚上五點再走回南關。吃完晚飯，立刻就又進城走到尚實英文學社，晚九點回家，真可謂馬不停蹄了。但是，我並沒有感覺到什麽壓力，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沒有。每天晚上，尚實下課後，我並不急於回家，往往是一個人沿著院東大街向西走，挨個兒看馬路兩旁的大小鋪麵，有的還在營業，當時電燈並不明亮。大鋪子，特別是那些賣水果的大鋪子，門口掛上一盞大的煤氣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下麵擺著攤子，在冬天也陳列著從南方運來的香蕉和橘子，再襯上本地產的蘋果和梨。紅綠分明，五光十色，真正誘人。我身上連一個銅板都沒有，隻能過屠門而大嚼，徒飽眼福。然而卻百看不厭，每天晚上必到。一直磨蹭到十點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要長途跋涉了。
我就是這樣度過了三年的正誼中學時期和幾乎同樣長的尚實英文學社時期。當時我十二歲到十五歲。
考入北園高中
1926年，我十五歲，在正誼中學春季始業的高中待了半年，秋天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一年級。北園高中是山東大學附設的高中。入正誼時占了半年的便宜，結果形同泡影，一掃而光了。
北園高中坐落在濟南北園白鶴莊。泉城濟南的地勢，南高北低。常言道：“水往低處流。”泉城七十二名泉的水，流出地麵以後，一股腦兒都向北流來。連泰山北麓的泉水也通過黑虎泉、龍洞等處，注入護城河，最終流向北園，一部分注入小清河，向大海流去。因此，北園成了水鄉，到處荷塘密布，碧波瀲灩。風乍起，吹皺一塘清水。無風時則如一片明鏡，可以看到二十裏外的千佛山的倒影。有人懷疑這種說法，最初我也是懷疑派。後來我親眼看到了，始知此語非虛。塘邊綠柳成行，在夏天，綠葉葳蕤，鋪天蓋地，都如綠霧，仿佛把宇宙也染成了綠色的宇宙，雖然不能“煙籠十裏埋”，也自風光旖旎，悅人心目。
白鶴莊就是處在綠楊深處，荷塘環繞的一個小村莊。高中所在地是村中的一處大宅院，當年初建時，據說是一個什麽醫學專科學校，後來關門了，山大高中初建就選定了這一座宅院作校址。這真是一個念書的絕妙的好地方。我們到的時候，學校已經有三年級一個班，二年級一個班，我們一年級共分四個班，總共六個班，學生二百餘人。
高中是公立的學校，經費不發生問題。因此，師資隊伍可謂極一時之選，遠非正誼中學所可比。在下麵，我先把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幾位老師簡要地介紹一下。
在同憶正誼中學的時候，我已經寫到了鞠思敏先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在正誼中學，鞠思敏先生是校長，不教書；在北園高中，他是教員，講授倫理學，仍然兼任正誼校長。他仍然穿著一身布衣，樸素莊重。他仍然是不苟言笑。但是，根據我的觀察，所有的教員對他都十分尊敬。從輩分上來講，他是山東教育界的元老。其他教員都可能是他的學生一輩。作為講課的教員，鞠先生可能不是最優秀的。他沒有自己的講義，使用的課本是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他隻是加以闡發。講話的聲調，同在正誼每周一訓話時一模一樣，不像是懸河泄水，滔滔不絕，沒有什麽抑揚頓挫。但是我們都聽得清，聽得進。我們當時年齡雖小，但是信息還是靈通的。每一位教員是什麽樣子，有什麽德行，我們還是一清二楚的。鞠先生的過去，以及他在山東教育界的地位，我們心中都有數。所以學生們都對他表示出極高的敬意。
在山東中學教育界，祁蘊璞先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我原以為他是著名的一中的教員，講授曆史和地理。後來才知道，他本名錫，是益都滿族人，史地學者。他是清末秀才，又精通英語和日語，在濟南第一師範教史地，後又在山東大學文學院當教授，教經史方麵的課程，同時兼山大附中史地教師。在曆史和地理的教學中，他是狀元，無人能出其右者。
在課堂上，祁老師不是一個口才很好的人，說話還有點兒磕巴。他的講義每年都根據世界形勢的變化和考古發掘的最新結果以及學術界的最新學說加以補充修改。所以他教給學生的知識都是最新的知識。這種做法，不但在中學是絕無僅有，即使在大學中也十分少見。原因就是祁老師精通日文。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最積極地、最熱情地、最及時地吸收歐美的新知識。而祁先生則訂有多種日文雜誌，還隨時購買日本新書。有時候他把新書拿到課堂上給我們看。他怕沾有粉筆末的手弄髒了新書，戰戰兢兢地用袖子托著書。這種細微的動作並沒能逃過我的眼睛。可以看到他對書籍是怎樣地愛護。他讀新書是為了教好學生，沒有今天學術界這種浮躁的學風。同今天比起來，那時候的人實在是淳樸到可愛的程度了。據說他出版的著作相當多，主要的就有《中國文化史綱要》和《國際概況講義》。因其對地理學研究的貢獻，被英國皇家地理協會授予名譽會員。他於1939年病逝於重慶，所藏書由其夫人捐贈給山東省圖書館。
上麵曾說到，祁先生不是一個口才很好的人，還有點兒磕巴。他講課時，聲調高揚，語音鏗鏘，但為了避免磕巴，他自己發明了一個辦法，不時墊上三個字——shi in lɑ，有音無字，不知道應該怎樣寫。乍聽時，確實覺得有點兒怪，但聽慣了，隻需在我們耳朵中把這三個音刪掉，就一切正常了。
祁老師教的是曆史和地理。他關心國家大事，關心世界大事。眼前的世界形勢隨時變動，沒有法子在正課中講。他於是另在課外舉辦世界新形勢講座。學生中願意聽者可以自由去聽，不算正課，不考試，沒有分數。先生講演，隻有提綱，沒有寫成文章。講演時指定兩個被認為文筆比較好的學生做記錄，然後整理成文，交先生改正後，再油印成講義，發給全體學生。我是被指定的兩個學生之一。當時不記得有什麽報紙，反正在北園兩年，沒看過報。國內大事都極模糊，何況世界大事！祁老師的講演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增加了我們的知識，對我們的學習有極大的幫助。
1928年，日寇占領了濟南，學校停辦。從那以後，再沒有見到祁蘊璞老師。但是他卻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一直到現在。
王老師（王崑玉）是國文教員，山東萊陽人。他父親是當地有名的文士，也寫古文。所以王先生有家學淵源，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特別是古文寫作方麵更為突出。他為文遵桐城派義法，結構謹嚴，惜墨如金，邏輯性很強。我不研究中國文學史，但有一些胡思亂想的看法。我認為，桐城派古文同八股文有緊密的聯係。其區別隻在於，八股文必須代聖人立言，《四書》以朱子注為標準，不容改變。桐城派古文，雖然也是“文以載道”，但允許抒發個人感情。二者的差別，實在是微乎其微。王老師有自己的文集，都是自己手抄的，從來沒有出版過，也根本沒有出版的可能。他曾把文集拿給我看過。幾十年的寫作，隻有薄薄一小本。現在這文集不知到哪裏去了，惜哉！
王老師上課，課本就使用現成的《古文觀止》。不是每篇都講，而是由他自己挑選出來若幹篇，加以講解。文中的典故，當然在必講之列。而重點則在文章義法。他講的義法，正如我在上麵講到的那樣，基本是桐城派，雖然他自己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古文觀止》裏的文章是按年代順序排列的。不知道為什麽原因，王老師選講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較晚的明代袁中郎的《徐文長傳》。講完後出了一個作文題目——《讀〈徐文長傳〉書後》。我從小學起作文都用文言，到了高中仍然未變。我仿佛駕輕就熟般地寫了一篇“書後”，自覺並沒有什麽了不起，不意竟獲得了王老師的青睞，定為全班壓卷之作，評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我當然很高興。我不是一個沒有虛榮心的人，老師這一捧，我就來了勁兒。於是就拿來韓、柳、歐、蘇的文集，認真讀過一陣兒。實際上，全班國文最好的是一個叫韓雲鵠的同學，可惜他別的課程成績不好，考試總居下遊。王老師有一個習慣，每次把學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後，總在課堂上占用一些時間，親手發給每一個同學。排列是有順序的，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麵，依次而下，把最好的放在最後。作文後麵都有批語，但有時候他還會當麵說上幾句。我的作文和韓雲鵠的作文總是排在最後一二名，最後一名當然就算是狀元，韓雲鵠當狀元的時候比我多。但是一二名總是被我們倆壟斷，幾乎從來沒有過例外。
我在上麵已經談到過，北園的風光是非常美麗的。每到春秋佳日，風光更為旖旎。最難忘記的是夏末初秋時分。炎夏初過，金秋降臨，和風微涼，冷暖宜人。每天晚上，夜課以後，同學們大都走出校門，到門前荷塘邊上去散步，消除一整天學習的疲乏。其時，月明星稀，柳影在地，草色淒迷，荷香四溢。如果我是一個詩人的話，定會寫詩百篇。可惜我從來就不是什麽詩人，隻空懷滿腹詩意而已。王崑玉老師大概也是常在這樣的時候出來散步的。他抓住這個機會，出了一個作文題目——《夜課後閑步校前溪觀捕蟹記》。我生平最討厭寫說理的文章。對哲學家們那一套自認為是極為機智的分析，我十分頭痛。除非有文采，像莊子、孟子等，其他我都看不下去。我喜歡寫的是抒情或寫景的散文，有時候還能情景交融，頗有點沾沾自喜。王老師這個作文題目正合吾意，因此寫起來很順暢，很愜意。我的作文又一次成為全班壓卷之作。
自從北園高中解散以後，再沒有見到過王崑玉老師。後來聽說，他到山東大學（當時還在青島）中文係教書，隻給了一個講師的頭銜。我心中憤憤不平。像王老師那樣的學問和人品，比某一些教授要高得多，現在有什麽人真懂而且又能欣賞桐城派的古文呢？如果是在今天的話，他早已成了什麽特級教師，並會有許多論文發表，還結成了許多集子。他的大名會出現在什麽《劍橋名人錄》上，還有花錢買來的《名人錄》上，堂而皇之地印在名片上，成為“名人”。然而這種事情他決不幹。王老師鬱鬱不得誌，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我的心中，王老師的形象卻始終是高大的，學問是非常好的，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王老師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完顏這個姓，在中國是非常少見的，大概是“胡”人之後。其實我們每個人，在長期民族融合之後，差不多都有“胡”血。完顏祥卿先生是一中的校長，被聘到山大高中來教論理學，也就是邏輯學。這不是一門重要的課，學生也都不十分注意和重視。因此我對完顏祥卿先生沒有多少可以敘述的材料。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須講一講。完顏先生講的當然是舊式的形式邏輯。考入清華大學以後，學校規定，文科學生必須選一門理科的課，邏輯可以代替。於是隻有四五個教授的哲學係要派出三個教授講邏輯，其中最受歡迎的是金嶽霖先生，我也選了他的課。我原以為自己在高中已經學過邏輯，現在是駕輕就熟。焉知金先生講的不是形式邏輯。是不是接近數理邏輯？我至今仍搞不清楚，反正是同完顏先生講的大異其趣。最初我還沒有完全感覺到，及至答題碰了幾個釘子，我才幡然悔悟，改弦更張，才達到了“預流”的水平。
王老師，教數學，名字忘記了，好像當時就不清楚。他是一中的教員，到高中來兼課。在山東中學界，他大名鼎鼎，威信很高。原因隻能有一個，就是他教得好。在北園高中，他教的不外三角、小代數和平麵幾何之類。他講解得十分清楚，學生不需用多大勁兒，就都能聽懂。但是，文科學生對數學是不會重視的，大都是敷衍了事。後來考大學，卻吃了大虧。出的題目比我們在高中學的要深得多。理科高中的畢業生比我們這些文科高中的畢業生在分數方麵沾了大光。
劉老師，教英文，名字也忘記了。他是北大英文係畢業的，英文非常好，也是一中的教員。因為他的身軀相當矮，學生就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作“×豆”，是非常低級，非常肮髒的。但是，這些十七八歲的大孩子毫無汙辱之意，我們對劉老師還是非常敬重的，由於我有尚實英文學社的底子，在班上英文是絕對的狀元，連跟我分數比較接近的人都沒有。劉老師有一個習慣，每當學生在課堂上提出問題，他自己先不答複，而是指定學生答複。指定的順序是按照英文的水平的高低。關於這個問題他心裏似乎有一本賬。他指定比問問題者略高的來答複。如果答複不了，他再依次而上指定學生答複。往往最後是指定我，這算是到了頭。一般我都能夠答複，但也有露怯的時候。有一次，一個同學站起來問：not at all是什麽意思。這本來不能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我卻一時糊塗，沒有解釋對，最後劉老師隻好自己解答。
尤桐先生，教英文。聽口音是南方人。我不記得他教過我們班。但是，我們都很敬重他。1928年，日寇占領了濟南，高中停辦。教師和學生都風流雲散。我們聽說，尤先生還留在學校，原因不清楚。有一天我就同我的表兄孫襄城，不遠十裏，來到白鶴莊看望尤老師。昔日喧騰熱鬧的大院子裏靜悄悄的，好像隻有尤老師和一個工友。我感覺非常淒涼，心裏不是滋味。我們陪尤老師談了很久。離開以後，再沒有見過麵，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大清國先生，教經學的老師。天底下沒有“大清國”這樣的姓名，一看就知道是一個諢名。來源是他經常愛說這幾個字，學生們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幹脆就叫他“大清國”，結果是，不但他的名字我們不知道，連他的姓我也忘了。他年紀已經很大，超過六十了吧。在前清好像得到過什麽功名，最大是個秀才。他在課堂上講話，張口就是“你們民國，我們大清國，怎樣怎樣……”“大清國”這個諢名就是這樣來的。他經書的確讀得很多，五經、四書，本文加注疏，都能背誦如流。據說還能倒背。我真不知道，倒背是怎樣一個背法？究竟有什麽意義？所謂“倒背”，大家可能不理解是什麽玩意兒。我舉一個例子《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倒背就是“之習時而學……”這不是毫無意義的瞎胡鬧嗎？他以此來表示自己的學問大。他的經書確實很熟。上課從來不帶課本，《詩》《書》《易》《禮》他都給我們講過一點兒，完全按照注疏講，誰是誰非，我們十幾歲的孩子也完全懵然。但是，在當時當局大力提倡讀經的情況下，經學是一門重要課程。
附帶說一句，當時教經學的還有一位老師，是前清翰林，年紀已經八十多，由他的孫子伴住。因為沒有教過我們，情況不了解。
王老師，教諸子的老師，名字忘記了。北大畢業，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書讀得很多，也有學問。他曾寫了篇長文——《孔子的仁學》，把《論語》中講到“仁”的地方全部搜集起來，加以綜合分析，然後得出結論。此文曾寫成講義，印發給學生們。我的叔父讀了以後，大為讚賞。可能是寫得很不錯的。但是此文未見發表。王老師大概是不諳文壇登龍術，不會吹拍，所以沒有能獲得什麽名聲，隻浮沉於中學教師中。從那以後，我再也沒得到他的消息。
我們的校舍很大，據說原來是一所什麽醫學專科學校。現在用作高中的校舍，是很適當的。
從城裏走來，一走進白鶴莊，如果是在春、夏、秋三季，碧柳撐天，綠溪潺湲，如入畫圖中，向左一拐，是一大片空地，然後是坐北朝南的大門。進門向左拐是一個大院子，左邊是一排南房，第一間房子裏住的是監學。其餘的房子裏住著幾位教員。靠西牆是一間大教室，一年級三班就在那裏上課。向北走，走過一個通道，兩邊是兩間大教室，右手的一間是一班，也就是我所在的班。左手是二班。走出通道是一個院子。靠東邊是四班的教室。中間有幾棵參天的大樹，後麵有幾間房子，大清國、王崑玉和那位翰林住在裏麵。再向左拐是一個跨院，有幾間房子。再往北走，迎麵是一間大教室，曾經做過學生宿舍，住著二十多人。向東走，是一間教室，二年級的唯一的一個班在這裏上課。再向東走，走過幾間房子，有一個旁門，走出去是學生食堂，這已經屬於校外了。回頭向西走，經過住學生的大教室，有一個旁門，出去有八排平房，這是真正的學生宿舍。校舍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應該說，裏麵的空間是相當大的，住著二三百學生而毫無擁擠之感。
現在回想起來，學校的管理是非常奇特的。應該有而且好像也真有一個校長，但是從來沒有露過麵，至於姓什麽叫什麽，統統忘掉了。學生們平常接觸的學校領導人是一位監學。這個官銜過去沒有碰到過，不知道是幾品幾級，也不知道他應該管什麽事。當時的監學姓劉，名字忘記了。這個人人頭極次，人緣不好，因為幾乎全禿了頂，學生們贈以諢名“劉禿蛋”，竟以此名行。他經常住在學校中，好像什麽事情都管。按理說，他應該是專管學生的操行和紀律的，教學應該由教務長管。可是這位監學也常到課堂上去聽課。老師正在講課，他站在講台下麵，環視全室，麵露奸笑。感覺極為良好。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勢。學生沒有一個人喜歡他的，他對此毫無感受。我現在深挖我的記憶，挖得再深，也挖不出一個劉禿蛋到學生宿舍或學生食堂的鏡頭。現在回想起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足見他對學生的生活毫無興趣，而對課堂上的事情卻極端注意。每一個班的班長都由他指定。我因為學習成績好，在兩年四個學期中，我始終被他指定為班長。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無非是想拉攏我，做他的心腹，向他打小報告，報告學生行動的動向。但是，我鄙其為人，這樣的小報告，一次也沒有打過，在校兩年中，僅有一次學生“鬧事”的事件，是三班學生想“架”（當時的學生話，意思是“趕走”）一位英文教員。劉禿蛋想方設法動員我們幾個學生支持他。我終於也沒有上他的圈套。
我無論怎麽想，也想不起學校有一間辦公室，有什麽教務員、會計、出納之類的小職員。對一所有幾百人的學校來說，這應該是不能缺的。學校是公立，不收學費，所以沒有同會計打過交道。但是，其他行政和教學事務應該還是有的；可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了。
至於學生生活，最重要的無非是兩項：住和吃。住的問題，上麵已經談到，都住宿舍中，除了比較擁擠之外，沒有別的問題。吃是吃食堂，當時叫作“飯堂”。學校根本不管，由學生自己同承包商打交道。學生當然不能每人都管，由他們每月選出一名夥食委員，管理食堂。這是很複雜很麻煩的工作，誰也不願意幹。被選上了，隻好幹上一個月。但是，行行出狀元。二年級有一個同學，名叫徐春藻，他對此既有興趣，也有天才，他每夜起來巡視廚房，看看有沒有廚子偷肉偷糧的事件。有一次還真讓他抓到了。承包人把肉藏在醬油桶裏，準備偷運出去，被他抓住，罰了款。從此夥食質量大有提高，經常能吃到肉和黃花魚。徐春藻連選連任，他樂此不疲，一時成了風流人物。
在北園高中的生活和學習
上麵談到的學生生活，我都有份兒，這裏用不著再來重複。但是，我也有獨特的地方，我喜歡自然風光，特別是早晨和夜晚。早晨，在吃過早飯以後上課之前，在春秋佳日，我常一個人到校舍南麵和西麵的小溪旁去散步，看小溪中碧水潺潺，綠藻飄動，顧而樂之，往往看上很久。到了秋天，夜課以後，我往往一個人走出校門在小溪邊上徘徊流連。上麵我曾提到王崑玉老師出的作文題——《夜課後閑步校前溪觀捕蟹記》，講的就是這個情景。我最喜歡看的就是捕蟹。附近的農民每晚來到這裏，用葦箔插在溪中，小溪很窄，用不了多少葦箔，水能通過葦箔流動，但是魚蟹則是過不去的。農民點一盞煤油燈，放在岸邊。我在前文中，曾說到蛤蟆和蝦是動物中的笨伯。現在我要說，螃蟹絕不比它們更聰明。在夜裏，隻要看見一點兒亮，就從蘆葦叢中爬出來，奮力爬去，爬到燈邊，農民一伸手就把它捉住，放在水桶裏，等待上蒸籠。間或也有大魚遊來，被葦箔擋住，遊不過去，又不知回頭，隻在箔前跳動。這時候農民就不能像捉螃蟹那樣，一舉手，一投足，就能捉到一隻，必須動真格的了。隻見他站起身來，舉起帶網的長竿，魚越大，勁越大，它不會束“手”待捉，奮起抵抗，往往鬥爭很久，才能把它捉住。這是我最愛看的一幕。我往往蹲在小溪邊上，直到夜深。
在學習方麵，我開始買英文書讀。我經濟大概是好了一點兒，不像上正誼時那麽窘。我節衣縮食，每年大約能省出兩三塊大洋。我就用這錢去買英文書。買英文書，隻有一個地方，就是日本東京的丸善書店。辦法很簡便，隻需寫一張明信片，寫上書名，再加上三個英文字母COD，日文叫作“代金引換”，意思就是：書到了以後，拿著錢到郵局去取書。我記得，在兩年之內，我隻買過兩三次書，其中至少有一次買的是英國作家Kinling的短篇小說集。不知道為什麽我當時竟迷上了Kinling。後來學了西洋文學，才知道，他在英國文學史上是一個上不得大台盤的作家。我還試著翻譯過他的小說，隻譯了一半，稿子早就不知道丟到哪裏去了。反正我每次接到丸善書店的回信，就像過年一般地歡喜。我立即約上一個比較要好的同學，午飯後，立刻出發，沿著膠濟鐵路，步行走向頗遠的商埠，到郵政總局去取書，當然不會忘記帶上兩三元大洋。走在鐵路上的時候如果適逢有火車開過，我們就把一枚銅元放在鐵軌上，火車一過，拿來一看，已經軋成了扁的，這個銅元當然就作廢了，這完全是損己而不利人的惡作劇。要知道，當時我們才十五六歲，正是頑皮的時候，不足深責的。有一次，我特別驚喜。我們在走上鐵路之前，走在一塊荷塘邊上。此時塘裏什麽都沒有，荷葉、葦子和稻子都沒有。一片清水像明鏡一般展現在眼前，“天光雲影共徘徊”。風光極為秀麗。我忽然見（不是看）到離開這二三十裏路的千佛山的倒影清晰地印在水中，我大為驚喜。記得劉鶚《老殘遊記》中曾寫到在大明湖看到千佛山的倒影。有人認為荒唐，離開二十多裏，怎能在大明湖中看到倒影呢？我也遲疑不決。今天竟於無意中看到了，證明劉鶚觀察得細致和準確，我怎能不狂喜呢？
北園高中對我一生的影響，還不僅僅是培養購書的興趣一項，還有更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關鍵性的，誇大一點兒說是一種質變。
我在許多文章中都寫到過，我幼無大誌。小學畢業後，我連報考著名中學的勇氣都沒有，可見我懦弱、自卑到什麽程度，在回憶新育小學和正誼中學的文章中，特別是在第二篇中，我曾寫道，當時表麵上看起來很忙；但是我並不喜歡念書，隻是貪玩。考試時雖然成績頗佳，距離全班狀元的道路十分近，可我從來沒有產生過當狀元的野心，對那玩意兒一點興趣都沒有。釣蝦、捉蛤蟆對我的引誘力更大。至於什麽學者，我更不沾邊兒。我根本不知道天壤間還有學者這一類人物。自己這一輩子究竟想幹什麽，也從來沒有想過，朦朦朧朧地似乎覺得，自己反正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一輩子能混上一個小職員當當，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常想，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但是自知得過了頭，變成了自卑。家裏的經濟情況始終不算好。叔父對我大概也並不望子成龍了。嬸母則是希望我盡早能掙錢。
但是，人的想法是能改變的，有時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我在北園高中就經曆了這樣的改變，這一次改變，不是由於我坐禪打坐頓悟而來的，也不是由於天外飛來的什麽神力，而完全是由於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
北園高中是附設在山東大學之下的，當時山大校長是山東教育廳長王壽彭，是前清倒數第二或第三位狀元，是有名的書法家，提倡尊孔讀經。我在上麵曾介紹過高中的教員，教經學的教員就有兩位，可見對讀經的重視，我想這與狀元公不無關聯，這時的山東督軍是東北軍的張宗昌，綠林出身，綽號狗肉將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以這“三不知”蜚聲全國。他雖一字不識，也想附庸風雅，有一次竟在山東大學校本部舉行祭孔大典，狀元公當然必須陪同。督軍和校長一律長袍馬褂，威儀儼然，我們附中學生十五六歲的大孩子也奉命參加，大概想對我們進行尊孔的教育吧。可惜對我們這群不識抬舉的頑童來說，無疑是對牛彈琴。我們感興趣的不是三跪九叩，而是院子裏的金線泉。我們圍在泉旁，看一條金線從泉底嫋嫋地向上飄動，覺得十分可愛，久久不想離去。
淨幾單床月上初，主人對客似僧廬；
春來預作看花約，貧去宜求種樹書；
隔卷舊遊成結托，十年豪氣早銷除；
依然不墜風流處，五畝園開手剪蔬。
錄樊榭山房詩丁卯夏五羨林老弟正王壽彭
至於那一副對聯，似尚存在於天壤間，但蹤跡雖有，尚未到手。大概當年家中絕糧時，嬸母取出來送給了名聞全國的大財主山東章丘舊津孟家，換了麵粉一袋。孟家是嬸母的親戚。這個蹤跡是我的學生加友人山大蔡德貴教授告訴我的。我非常感激他；但是，從寄來的對聯照片來看，字跡不類王壽彭，而且沒有“羨林老弟”這幾個字，因此，我有點兒懷疑。我已經發出了“再探”的請求。將來究竟如何，隻有“且看下回分解”了。
王狀元這一個扇麵和一副對聯對我的影響萬分巨大，這看似出乎意料，實際上卻在意料之中，虛榮心恐怕人人都有一點兒的，我自問自己的虛榮心不比任何人小。我屢次講到，我幼無大誌，講到自卑，這其實就是有虛榮心的一種表現。如果一點兒虛榮心都沒有，哪裏還會有什麽自卑呢？
這裏麵有三層意思。第一層，97分這個平均分數給了我許多啟發和暗示。我在上麵已經說到過，分數與分數之間是不相同的，像曆史、地理等等的課程，隻要不是懶蟲或者笨伯，考試前，臨時抱一下佛腳，硬背一通，得個高分並不難。但是，像國文和英文這樣的課程，必須有長期的積累和勤奮，還必須有一定的天資，才能有所成就，得到高分。如果沒有基礎，臨時無論怎樣努力，也是無濟於事的。我大概是在這方麵有比較堅實的基礎，非其他五個甲等第一名可比。他們的國文和英文也決不會太差，否則就考不到第一名。但是，同我相比，恐怕要稍遜一籌。每念及此，心中未免有點沾沾自喜，覺得過去的自卑實在有點兒莫名其妙，甚至有點兒可笑了。
第三層意思是，我原來的想法是，中學畢業後，當上一個小職員，搶到一隻飯碗，渾渾噩噩地、甚至窩窩囊囊地過上一輩子算了。我隻是一條小蛇，從來沒有幻想成為一條大龍。這一次表彰卻改變了我的想法：自己即使不是一條大龍，也絕不是一條平庸的小蛇。最明顯的例證是幾年以後我到北京來報考大學的情況。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魚龍混雜，有的從幾十個報考者中選一人，而有的則是來者不拒，因為多一個學生就多一份學費。從山東來的幾十名學員中大都報考六七個大學，我則信心十足地隻報考了北大和清華。這同小學畢業時不敢報考一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好像我變了一個人。
以上三層意思說明了我從自卑到自信，從不認真讀書到勤奮學習，一個關鍵就是虛榮心，是虛榮心作祟呢？還是虛榮心作福？我認為是後者。虛榮心是不應當一概貶低的。王狀元表彰學生可能完全是出於偶然性。他萬萬不會想到，一個被他稱為“老弟”的十五歲的大孩子，竟由於這個偶然事件而改變為另一個人。我永遠不會忘記王壽彭老先生。
北園高中可同憶的東西還有一些，但是最重要的、印象最深的上麵都已經寫到了。因此，我的回憶就寫到這裏為止。
在北園白鶴莊的兩年，我十五歲到十六歲，正是英國人稱之teens的年齡，也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我的少年時代，因為不在母親身邊，並不能說是幸福的，但是，我在白鶴莊，卻隻能說是幸福的。隻是“白鶴莊”這個名字，就能引起人們許多美麗的幻影。古人詩：“西塞山前白鷺飛”，多麽美妙絕倫的情境。我不記得在白鶴莊曾見到白鷺；但是，從整個北同的景色來看，有白鷺飛來是必然會發生的。離開北園後，我再沒有同去過。可是我每每會想到北園，想到我的teens，每一次想到，心頭總會油然漾起一股無比溫馨無比幸福的感情，這感情將會伴我終生。
在濟南高中
1928年，日寇占領了濟南，我被迫停學一年。
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的軍隊進城，從此結束了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麵，基本上由一個軍閥統治中國。
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坐落在濟南西城杆石橋馬路上，在路北的一所極大的院落內。原來這裏是一個什麽衙門，這問題當時我就不清楚，對它沒有什麽興趣。校門前有一個斜坡，要先走一段坡路，然後才能進入大門。大門洞的左側有一個很大的傳達室。進了大門，是一個極大的院子，東西兩側都有許多房子。東邊的一間是教員遊藝室，裏麵擺著乒乓球台。從院子西側再向前走，上幾個台階，就是另一個不大的院子。南側有房子一排。北側高台階上有房子一排，是單身教員住的地方。1934年至1935年，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時，曾在其中的一間中住過一年。房子前，台階下，種著一排木槿花。春天開花時，花光照亮了整個院子。院子西頭，有一個大圓門，進門是一座大花園。現在雖已破舊，但樹木依然蓊鬱，綠滿全園。有一個大荷塘，現已幹涸。當年全盛時，必然是波光瀲灩，荷香四溢。現在學生仍然喜歡到裏麵去遊玩。從這個不大的院子登上台階向北走，有一個門洞，門洞右側有一間大房子，曾經是學生宿舍，我曾在裏麵住過一段時間。出了這個門洞，豁然開朗，全校規模，頓現眼前。到這裏來，上麵講的那一個門洞不是唯一的路。進校門直接向前走，走上台階，是幾間極高大的北屋，校長辦公室、教務主任辦公室、教務處、訓導處、庶務處等都在這裏。從這裏向西走，下了台階，就是全校規模最大的院子，許多間大教室和學生宿舍都在這裏。學生宿舍靠西邊，是許多排平房。宿舍的外麵是一條上麵蓋有屋頂的極寬極長的走廊，右麵是一大排教室。沿走廊向北走，走到盡頭，右麵就是山東省立一中。原來這一座極大的房子是為濟南省立高中和一中（隻有初中）所占用。有幾座大樓，兩校平分。
有一個頗怪的現象，先提出來說一說。在時間順序中，濟南高中是在最後，也就是說，離現在最近，應該回憶得最清晰。可是，事實上，至少對教職員的回憶，卻最模糊。其中道理，我至今不解。
高中初創辦時，校長姓彭，是南方人，美國留學生，名字忘記了。不久就調山東省教育廳任科長。在現在的衙門裏，科長是一個小蘿卜頭兒。但在當時的教育廳中卻是一個大官，因為沒有處長，科長直通廳長。接任的是張默生，山東人，大學國文係畢業，曾寫過一本書《王大牛傳》，傳主是原第一師範校長王世棟（祝晨），上麵已經提到過。“王大牛”是一個綽號，表示他的形象，又表示他的脾氣倔強。他自己非常欣賞，所以采用作書名，不表示輕蔑，而表示尊敬。我不記得，張校長是否也教書。
有一位李清泉先生，法國留學生，教物理，我沒有上過他的課。
我記得最詳細最清楚的是教國文的老師。總共有四位，一律是上海灘上的作家。當時流行的想法是，隻要是作家，就必然能教國文。因此，我覺得，當時對國文這一學科的目的和作用，是並不清楚的。隻要能寫出好文章，目的就算是達到了。北園高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唯一的區別隻在於，那裏的教員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學生作文是用文言文。國民黨一進城，就仿佛是換了一個世界，文言文變為白話文。
我們班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從上海來的作家，年紀很輕，個子不高，但渾身充滿了活力。上課時不記得他選過什麽課文。他經常是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大字：“現代文藝的使命”。所謂現代文藝，也叫普羅文學，就是無產階級文學。其使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市場上流行著幾本普羅文學理論的譯文，作者叫弗理契，大概是蘇聯人，原文為俄文，由日譯本轉譯為漢文，佶屈聱牙，難以看懂。原因大概是日本人本來就是沒有完全看懂俄文。再由日文轉譯為漢文，當然就驢唇不對馬嘴，被人稱之為天書了。估計胡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普羅文學的理論，也不出這幾本書。我相信，沒有一個學生能聽懂的。但這並沒有減低我們的熱情。我們知道的第一個是革命，第二個是革命，第三個仍然是革命，這就足夠了。胡老師把他的夫人丁玲從上海接到濟南暫住。丁玲當時正在走紅，紅得發紫。中學生大都是追星族。見到了丁玲，我們興奮得難以形容了。但是，國民黨當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於是下令通緝胡也頻。胡老師逃到了上海去，一年多以後，就給國民黨殺害了。
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筆名冬芬，北大英文係畢業，譯有《爭自由的波浪》一書，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的一封長信，現保存於《魯迅全集》中。董老師的教學風格同胡老師完全不同。他不講什麽現代文藝，不講什麽革命，而是老老實實地教書。他選用了日本廚川白村著、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征》作教材，仔細分析講授。作文不出題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寫四個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你願意寫什麽就寫什麽。有一次，我竟用這四個字為題目寫了一篇作文。董老師也沒有提出什麽意見。
高中國文教員，除了董秋芳先生之外，還有幾位。一位是董每戡先生，一位是夏萊蒂，都是從上海來的小有名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我並沒有瀆過。董每戡在濟南一家報紙上辦過一個文學副刊。二十多年以後，我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他的消息，他在廣州的某一所大學裏當了教授。
榮譽感繼續作美
我在上麵回憶北園高中時，曾用過“虛榮心”這個詞兒。到現在時間過了不久，我卻覺得使用這個詞兒，是不準確的，應改為“榮譽感”。
懂漢語的人，隻從語感上就能體會出這兩個詞兒的不同。所謂“虛榮心”是指羨慕高官厚祿，大名盛譽，男人夢想“紅袖添香夜讀書”，女人夢想白馬王子，最後踞坐在萬人之上，眾人則局蹐於自己腳下。走正路達不到，則走歪路，甚至弄虛作假，吹拍並舉。這就是虛榮心的表現，害己又害人，沒有一點兒好處。榮譽感則另是一碼事。一個人在某一方麵做出了成績，有關人士予以表彰，給以榮譽。這種榮譽不是苦求得來的，完全是水到渠成。這同虛榮心有質的不同。我在北園高中受到王狀元的表彰，應該屬於這一個範疇，使用“虛榮心”這一個詞兒，是不恰當的。虛榮心隻能作祟，榮譽感才能作美。
我到了杆石橋高中，榮譽感繼續作美。念了一年書，考了兩個甲等第一。
要革命
我在上麵已經說到，我在濟南高中有兩個國文老師。第一個是胡也頻先生。他在高中待的時間極短，大概在1929年秋天開學後隻教了幾個月。我從他那裏沒有學到什麽國文的知識，而隻學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他在課堂上隻講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為了給自己披上一件不太刺激人的外衣，稱之為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理論也不大講，重點講的是它的目的或者使命，說白了，就是要革命。胡老師不但在堂上講，而且在課外還有行動。他召集了幾個學生，想組織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公然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擺開桌子，鋪上紙，接收會員，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聚觀者數百人。他還曾同上海某一個出版社聯係，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宣傳現代文藝。我在組織方麵和出版刊物方麵都是一個積極分子。我參加了招收會員的工作，並為將要出版的刊物的創刊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幹脆就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已經記不清楚，大概不外是革命，革命，革命。也許還有一點兒理論，也不過是從弗理契書中抄來的連自己都不甚了了的“理論”。辦刊物的事不幸（對我來說也許是幸）被國民黨當局製止，胡老師逃往上海，群龍無首，煙消雲散。否則，倘若這個刊物真正出版成功，我的那一篇論文落到敵人手裏，無疑是最好的罪證，我被列入黑名單也說不定。我常自嘲這是一場類似阿Q要革命的悲喜劇，自己糊裏糊塗中就成了“革命家”。同時，我對胡也頻先生這樣真正的革命家又從心眼兒裏佩服。他們視國民黨若無物，這種革命的氣概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從戰術上來講，難免幼稚；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這也是難以避免的，我甚至想說這是必要的。沒有這種氣概，強大的敵人是打不倒的。
胡也頻先生教的是國文；但是，正如上麵所講的那樣，他從來沒有認真講過國文。胡去董來，教學風格大變。董老師認認真真地講解文藝理論，仔仔細細地修改學生的作文。他為人本分，老實，忠厚，純誠，不慕榮利，淡泊寧靜，在課堂上不說一句閑話，從而受到了學生們的愛戴。至於我自己，從寫文言文轉到寫白話文，按理論，這個轉變過程應該帶給我極大的困難。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兒困難都沒有。原因並不複雜。從我在一師附小讀書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潮，洶湧澎湃，向全國蔓延。“駱駝說話”事件發生以後，我對閱讀五四初期文壇上各大家的文章，極感興趣。不能想象，我完全能看懂；但是，不管我手裏拿的是笤帚或是掃帚，我總能看懂一些的。再加上我在新育小學時看的那些“閑書”，《彭公案》《濟公傳》之類，文體用的都是接近白話的。所以我由文言文轉向白話文，不但一點兒勉強的意思都沒有，而且還頗有一點水到渠成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