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
試想，倘若勞動之餘，有書為伴，有歌可聽，誰還非主動加班不可呢？我們團地處邊境，連隊在山區——老戰士、老職工家裏都不買收音機，因為收不到國內的幾個台，信號也不好。
1969年，情況發生了變化。
我們連的知青多了，兩個男排、兩個女排，外加後勤、連部的知青，共一百三十幾名，由哈爾濱、北京、上海三地知青組成。我們連不是知青人數最多的連隊，有的連隊甚至有二百多名知青。
於是，“宣傳隊”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文藝的種子曆來在青年的心裏，將青春期的熱血當水分，將才情當土壤，時機一到，環境一允許，必然發芽。一旦發芽，生長得很快。
到下半年，全團各連隊都有“宣傳隊”了。
又於是，各連之間的友好演出你來我往，大大活躍了北大荒知青的文藝生活——“八一”“十一”、生產建設兵團組建日、春節；春播、夏鋤、秋收季節，幾乎都有演出可看。水平不是很高，也不可能多高，但畢竟有人進行文藝表演，大多數人有機會成為觀眾了。
到年底，團“宣傳隊”成立。
團“宣傳隊”的演出水平要高不少，因為隊員都是從各連“宣傳隊”選拔的——一個團三四千名來自各大城市的知青，文藝方麵可謂藏龍臥虎，展現才藝的平台一旦形成，文藝精英自然亮相。
我將“宣傳隊”用引號引了起來，乃因實際上應叫“演出隊”。當年習慣上叫“宣傳隊”，誰一說自己的同學是“宣傳隊”的，別人便明白那是顏值高且有文藝細胞的知青。而誰若承認自己的對象是“宣傳隊”的，不論是哪一級“宣傳隊”的，都會使別的知青羨慕。
而我未將“精英”二字用引號引上，乃因他們中某些人確實稱得上是文藝精英。有人在下鄉前便是本校宣傳隊骨幹，在城市裏經過多次演出曆練，演出經驗已相當豐富。有人則曾是戲劇學院、舞蹈學院、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並是出類拔萃的學生，文藝才能是主要素質，表演是專業課。若沒發生“文革”，畢業了是會考入戲劇學院、舞蹈學院、音樂學院的；畢業了是要直接分到文藝單位的。
那麽，我們團“宣傳隊”的演出水平究竟怎樣呢？
當年，也就是1969年春節，團長、政委率“宣傳隊”到黑河市慰問——生產建設兵團也終究是兵團，有“擁軍愛民”的任務。“擁軍”指地方對我們要做的；“愛民”指我們對地方要做的。
團“宣傳隊”一演出，令黑河市的幹部群眾驚豔。原定演一場，走走形式，不得已加演兩場，載譽而歸。
黑河市有文工團，代表全市最高文藝演出水平——不久，黑河市派了幾名文工團員到我們兵團“宣傳隊”蹲點兒、學習。也許才藝水平是不相上下的，但兵團“宣傳隊”的創作水平是地方所不及的。地方條條框框多，不敢越雷池半步。相對而言，兵團的文藝知青禁忌心理少，每每有體現本身特色的新節目。
到1970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七個師七十四個團，各師團都有“宣傳隊”了，沒有“宣傳隊”的連已經不多了。
兵團“宣傳隊”似乎就是在那一年組建的。
這使黑龍江省歌舞團壓力山大。他們能演的節目，兵團“宣傳隊”都能演。兵團“宣傳隊”能演的，他們卻未見得能演，比如整場的芭蕾舞《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據我所知，其實兵團“宣傳隊”隻演過片段，沒演過整場。有那實力，沒那必要。
所以，省市文藝單位從不到兵團進行“擁軍”演出，兵團“宣傳隊”也很低調，不到省市“慰民”演出。
兵團“宣傳隊”的水平又如何呢？
“文革”後，有次與知青好友們相聚，電視正播《長征組歌》，唱到《祝捷》，一句“活捉了敵酋牛師長”，皆讚。那句確實唱得好，由一句平實的男中音倏然飆至嘹亮高音，且甩了一節民歌樂觀情調的花腔，有特點。座中一人忽道：“他曾是我們師宣傳隊的。”是否屬實，我未了解過。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文藝知青，當年返城後，確有不少進入各省市以及國家級文藝單位者。電視普及後，漸成著名文藝界人物。
記不清是哪一年了，兵團總部在哈爾濱舉辦各師文藝匯演，夏末秋初，天高雲淡，涼風宜人，七個師的宣傳隊員著一色的無領章帽徽的草綠軍裝，列隊向北方大廈行進，步伐整齊。恰逢西哈努克親王夫婦訪哈，見隊中男女青年個個英姿勃發、精神飽滿、氣質不凡，引發好奇，竟雙雙下車，上前詢問、交談。
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之知青文藝現象，當年可算是全中國特別例外的知青文藝現象，由以下因素形成：一、知青人數多，據言最多時達四十八萬；二、實行軍隊編製，不易渙散，便於凝聚；三、大部分知青來自哈爾濱、天津、北京、杭州、上海幾大城市，那些大城市一向是集中“出產”文藝青年的搖籃；四、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直屬沈陽軍區，而沈陽軍區同其他各大軍區一樣，有重視文藝的傳統；五、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當年兩個知青人數最多的生產建設兵團，由於地理位置特殊，存在作用關乎國家領土安全，在中南海受到非同一般的重視，給予其相對不太受幹涉的文藝自主權。若無後一點，其文藝現象例外不了。
兵團總司令部幾乎每年舉辦各類文藝學習班——或在總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或在各師、團部。除表演藝術學習班，還有版畫班、油畫班、文學創作班。十萬官兵中才情斐然的人也不少，經常舉辦經驗講座。
放眼全國，由於沒有了書籍可讀，中國喜歡讀書的青年對書籍的饑渴般需要之忍耐已近崩點，周恩來總理心知肚明，卻也無奈，僅能做的事是下達指示重印了一百萬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形同杯水車薪，隻得再加印一百萬本。
但城裏人又有電影可看了——從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朝鮮各進口了幾部電影，加起來也就十幾部吧。《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又允許放映了。後來，樣板戲陸續拍成電影——在“文革”十年中，全體中國人能看到的電影也就這麽多。
還有一種文藝現象值得一提——各縣一度癱瘓的文化館，似又漸有緩機。與“上山下鄉”有一定關係——國務院“知青辦”下達文件，要求各地重視知青們的文藝生活。條件相對好些的縣，落實得快，文化館活躍農村文藝生活的功能作用，重新發揮得順利些。而知青中有文藝才能者，也為文化館注入了新鮮血液。在當年極“左”的情況下，真能發揮作用，並且作用發揮得較好的文化館，畢竟是不多的。若以理想化之文藝觀要求，等於是站在凳子上說話——太高調了。
誠然，從始至終的“文革”十年，沒打上年代烙印的文藝，是根本沒有的。後來的文藝學者，據此一概否定當時的文藝，認為皆無價值，這種觀點我也基本同意。
區別在於，有人以一片虛無的觀點視之；而我則要求自己從一片虛無之中，發現文藝本身堅忍的存在能力，它是由許多熱愛文藝的人，主要是當年的一些文藝青年體現的——那是一種戴著緊箍咒還要進行的文藝實踐。交辦的政治任務，拒不完成是一種罪；在有限的空間，試圖進行不沾極“左”色彩的努力，搞不好更會厄運當頭。但當年許多文藝青年，抓住一點點機會，努力過了。
曾有一位當年的文藝青年後來對我說：“好比吊蘭，栽於盆盆罐罐中，裏邊盡石子，根不著地。需要時才臨時噴點兒水，不需要時沒人侍弄。但自己一想，它終究也是綠色植物，有益無害，那樣也要活，還要盡量發揮正能量。缺少陽光，就將人們的歡迎和喜歡當陽光，真不容易。往往真寒心！”
其言也悲，其情也戚。
問：“那又圖什麽呢？”
答：“有什麽可圖的啊！熱愛唄，已經愛上了，咋辦呢？”
然而“樣板團”，無論哪一級的“樣板團”，卻是香餑餑，當年各方麵都享受特殊優待。以兵團“宣傳隊”的總體實力，整場演出任何一部樣板戲都不成問題。但兵團沒單獨成立“樣板團”，也就沒有享受什麽特殊優待的“宣傳隊”。
1971年，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雖然舉國震驚，但對文化、文藝界並無大的影響。好的和不好的都沒有。而對於文化、文藝界的個人，又有遭殃的了。如譜了大量語錄歌、詩詞歌的李劫夫，因也為林彪語錄譜了曲，被“打翻在地了”。由他譜曲的最普及的林彪語錄歌便是：“‘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老三篇’，最容易讀，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哪一級都要學，學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能將這樣的大白話譜成嘹亮易唱的歌曲，證明他確是才華橫溢的人，其“折”令人歎息了。
《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與林彪那首語錄歌，可謂當年中國之“三大流行歌曲”——而林彪那首語錄歌在軍隊中幾乎成了當年的軍歌，所以李劫夫在劫難逃。
“九一三”事件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知青中引起的思想衝擊如深水暗流。表麵上，不久就都轉過彎子了。實際上，許多知青對“文革”不容置疑的偉大意義的懷疑，由此埋下了種子。
四季照常交替，兵團還是兵團，知青還是知青，“風沙漫漫無邊地走，什麽都沒改變”。
轉眼到了1974年。9月，我有幸成為複旦大學中文係的工農兵學員。
在1971年至1974年三年間，主要文化現象如下：
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率先播出業餘外語廣播講座，掀起了“外語熱”；
1972年，全國形勢趨於穩定，教育開始轉向正軌。大學招生過程，文化考試成為必經一關——當然，是對普通青年而言；
1972年反對所謂“右傾回潮”；
1973年“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新年獻詞》強調，當前重要政治任務“首先是批修”，即繼續反“右”，而不是反“左”。
1973年遼寧省插隊知青張鐵生、北京某小學校一名五年級女生黃帥，被政治宣傳塑造為“反潮流英雄”；
1974年“兩報一刊”之《元旦獻詞》，“四人幫”攻擊的矛頭直指“黨內大儒”周恩來，已成不爭事實；
1974年“批林批孔”。
而最主要的文藝現象如下：
由於樣板戲基本都被拍成了電影，中國人連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朝鮮電影也不容易看到了——一切放映場所必須以反複放映樣板戲電影為主；
各縣文化館的作用，又從豐富人民群眾文藝生活的方向，被扳回到為政治服務亦即為“批林批孔”運動服務的“正確軌道”；
有一道亮麗的文藝風景線——隻有那麽一道文藝風景線可以用“亮麗”來形容，便是內蒙古的草原文藝之花“烏蘭牧騎”——它超凡脫俗，不怎麽受政治風煙的熏染，活躍在草原上，隻為將牧民喜聞樂見的歌舞獻給他們；在新疆，當年據說也有類似的民族文藝演出隊……
至於我們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各級“宣傳隊”已風光不再。連、營、團的“宣傳隊”基本都取消了。一是隊員們都長了六歲，個人問題擺在麵前了，沒六年前那種飽滿的排練和演出熱忱了；二是知青們都看膩了，長了六歲，不再是小青年，感覺再看那類演出欣賞水平太幼稚；三是“精兵簡政”後，“宣傳隊”的隊員們，大部分分配到團直屬連隊去，成了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散兵”——隻有一兩個師的“宣傳隊”，因畢竟還有需要之時，且水平較高，遣之不忍，特批保留。但也都憂心忡忡，心生種種旁騖了……
1974年至1976年
1974年幾乎每一名知青都盼望著返城了，各兵團知青也不例外，盡管掙工資不掙工分，比插隊知青的境況強多了，鐵定了一顆心紮根的人是有的，極少。
這乃因為，“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時，有一種官方說法是——到農村鍛煉幾年後，仍可回到城市分配工作。第一批返城了，第二批再去，如此循環不止……
如果這樣的預想真是初衷，並且真能貫徹實行，那麽即使今天看來，我個人也認為不是多麽糟糕的國策，起碼當年可以被普遍接受。誠然，從長遠看，仍不明智。因為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是——通過農村城鎮化來減少農村人口，使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也能享受城鎮生活的便利，並從而提高農耕土地的經濟價值。
幾年究竟是多少年呢？
沒了下文。
成為知青的“老高二”“老高三”，已二十七八歲了。六年的時間算短嗎？返城似乎遙遙無期，全國知青的心都已浮躁不安。另一方麵，被“解放”的幹部越來越多。往往是，他們被“解放”不久，他們的子女便以參軍、升學、招工等各種途徑，堂而皇之地結束了“接受再教育”的過程，這使廣大的知青憤憤不平。而某些女知青為了達到返城目的不惜以自身為代價的真事和編造之事，更加使知青們感到命運的可悲。
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雖然還是軍隊化編製，但普遍的連隊已絕無當初那種連隊的樣子和氣氛了。就樣子而言，當初便與農村沒什麽區別。所不同的僅僅是，由於知青多，氣氛活躍而已。知青們既已精神頹唐，當初之氣氛也就不再了。
逢年過節放電影，也不像當初那樣都去看了，不少人寧肯補覺、打撲克、湊一塊兒喝個一醉方休。就那麽幾部電影反複放，連放映員自己都看膩歪了。
我按複旦大學錄取通知的要求，9月中旬先回到了哈爾濱。派性鬥爭已表現式微，鬥煩了。這是好事，一切跡象表明，“文革”一頁差不多翻過去了。大字報已少見，偶爾出現，看的人也不多。某些牆上標語仍在，如同“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的標誌。
我越接近我的家，越感到整個中國仿佛是一大杯雞尾酒，並且加入了黏稠劑，各色層互不混合，也難以混合。我感到最上麵一層，其實反而是混合了的。按說應該是絕對的紅色，但關心國事的知青們都心知肚明，北京上層的所謂“路線鬥爭”仍十分激烈，所以豈能是清一色的？而且，大多數知青內心立場上已經有了傾向性——革命口號喊得最響的政治人物，引起的反感更大了。
在最下麵一層，我至今也無法形容其顏色，卻能頓時就感覺到，與最上麵一層的顏色是那麽的格格不入——更確切的說法應是“隔隔不入”。之間隔著幾層，有一層便是我這樣的底層之子。
為什麽不是底層兒女呢？
因為在當年，女知青總體上不議論國事。即使高中女生也不議論，除了按自上而下的要求進行的誰都不例外的政治表態，普遍的她們，本能加自覺地與政治保持最正常最正確的關係，即跟著“紅頭文件”表態絕不會錯。往往，也隻不過是早已習慣了的例行表態而已，不走心的。也許頭腦裏是有些個人想法的，但卻能做到完全的若無其事。她們當年處對象的眼光，也大抵青睞緊跟“紅頭文件”所指引的政治風向的男知青。不似如今，如果男方甚“左”，女方會因而厭之。
但男知青們則不同。
當年某些男知青，經常交流各自獲知的“小道消息”，並互相吐露感想。或能從某些“小道消息”中預判一下自己的知青命運，是本能關注的一方麵原因。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意識也是有的，還往往體現為超本能的自覺。
卻也不是所有的男知青都那樣。
下鄉時初中還沒畢業的年齡小的知青不那樣；他們中是底層人家之子的更不那樣；父母哪一方有這樣那樣曆史問題、政治問題的還不那樣——像我這樣的工人的兒子才往往那樣，以高中知青為多。因出身好，頗敢私言。某些父母是知識分子，但並沒被劃入另冊的高中知青，也往往加入分享“小道消息”、交流看法的“小集團”。出賣現象不能說沒有，但極少發生。何況，也都有明智的底線，看法含蓄，點到為止，聽者心領神會就是了。
在1974年，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誰若做了政治出賣之事，個人付出的代價是很重的，可能會身敗名裂，從此沒了朋友——所謂“壞事傳千裏”。
當我這名頭腦中有“異質思想”的知青回到我所熟悉的城市底層，頓時發覺到它的漠然和自若。是的，是漠然，不是淡然，更不是泰然，也不是超然；還不是淡定、自適。盡管整個國家已趨於穩定，但底層人家的生活普遍地、一如既往地被種種困厄所糾纏，家家都有難念的經，所以斷無淡定可言，也不會對操心事接連不斷的日子反而自適。實際上都希望盡早擺脫那種生活，既不能擺脫，日子仍得過下去，便“修煉”出了一種認命般的態度，表麵看起來似乎是自若——一種與泰然無關的存在現象。他們的眼已很少關注國家的政治之事，心裏也不裝那些，裝不下了。連市裏省裏的政治之事也不太關注的，聽說了也就是聽說了，左耳進右耳出，波瀾不驚。要求他們參與，便隨幫唱影地參與一下，意思意思。若並不強迫，便樂得置身度外。何況，北京那麽遠那麽高層的政治之事，他們也看不明。誰非跟他們講，他們特煩的，如農夫農婦煩秀才對他們宣講“四書五經”。
這種政治冷感，是參與熱忱被耗盡了的征兆。
他們曾積極地參與過不少運動了，最消耗他們政治熱忱的是“文革”。八年了，民間說法是“跟抗戰一樣長的年頭”，他們膩歪透了，疲遝了。
又何況，懂事的長子長女大抵下鄉了，家中隻剩半成熟不成熟的小兒女，平時沒誰與他們聊國家大事了。整個城市，尤其是底層居民區，白天已難得見到成熟男女青年的身影。
冷感歸冷感，他們對1973年鄧小平的複出是擁護的，男人們也知道鄧小平的“撥亂反正”十分不易。他們習慣於眼見的社會是有秩序的社會，到處無政府的狀態不是他們樂見的社會。他們“認死理”，認為農民種地、工人做工、學生上學、幹部好好為人民服務，是國家正道。在天天按時上班、下班與整日不務正業地東造一通反、西造一通反兩者之間，他們寧願回歸前一種狀態，那使他們覺得更是自己。造反之事，偶一為之可以，長期不行。不但自己覺得不行，別人那樣也不行，看著來氣。
我重新了解他們僅用了一天時間。
我是知青時，每次探家，照例挨家挨戶探望是鄰居和街坊們的叔叔伯伯、嬸子大娘；此次我將去上大學了，更是必須的。
我也不談政治，隻聊家常。
有收音機的人家仍沒多幾戶，我問早就開始攢錢打算買的叔叔為什麽還沒買？
答曰：現在收音機裏廣播那些內容，都聽了八年了，暫時不買也罷。以後什麽時候買，看情況再說……
在從哈爾濱至北京的列車上，秩序井然。因是長途，無座者寥寥，站立者皆為搭長途的短途乘客。有座的乘客見誰站久了，便起身讓讓座，自己也活動一下身子——這種情況，使我不禁覺得“文革”仿佛從沒發生過似的。
列車廣播室在播放《紅燈記》選段，一位抱小孩的母親叫住列車員，問可不可以聲音小點兒——她的孩子困了，在廣播聲中難以入睡。
有人提議：幹脆關了算啦！
列車員做不了主，請來了列車長。
列車長向大家解釋：明明是廣播時間，停止廣播是不可以的，怕別的車廂的乘客有意見。
誰都看得出來，他怕犯錯誤——萬一有人質問：廣播時間正廣播著樣板戲，為什麽忽然停了？對樣板戲什麽態度？
這樣的質問，一位年輕的列車長是經不起的。
大家理解萬歲，一致要求聲音小點兒就行。
“找茬”的人未必絕對不會有——列車長和大家共同的擔心，又證明“文革”確實還在繼續中呢。
在1974年，上海市的街頭大字報、大標語少之又少，我與新生們坐在接站車內，至複旦的一路上就沒發現有。車外過往的上海人，一個個看上去氣定神閑，步履從容，給我以自適之感。眼前一派“人生何必自煩惱”的市民生活圖景，祥和氣息宜然。想到該市曾發生過“一月風暴”，使我恍如夢中。
老師、老同學、新同學初見的氛圍也十分愉快，其樂融融，彼此親近友善。
我體檢時轉氨酶甚高，第二天就住進了校醫院的隔離病房，兩個月後轉到了傳染病醫院，直到第一學期結束才出院。住院期間，老師和同學幾乎都去看過我，倍感溫暖。
第二學期開學後，在全係的一次什麽會上，同學們推選我代表創作專業新生發言，我具體所說的話已全忘了，隻記得中心思想是——機會難得，要好好學習，老教授們都是學養深厚的人，要盡量將他們頭腦中的文化知識接收過來……
不料係工宣隊隊長，也是係黨支部書記總結講話時，表情嚴肅地批了一通“知識唯上”，正色指出——複旦既是藏龍臥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窩。工農兵學員的首要任務不是往頭腦裏裝知識，而是戰鬥。要時刻牢記，大家現在是來到了“鬥批改”前線，應該自覺做毛主席的紅色文化戰士！
我雖挨批，心有不服，一度要寫大字報反駁。
老師們皆愛護我，紛紛做我的思想工作。
我於是明白，“文革”真的尚未結束，接受了老師的勸告。
我在複旦的三年，思想倍覺壓抑，開心的時候很少。關於此點，一概略去，下麵主要談當年的文化與文藝感想：
文化依然與政治密不可分，如同棉花與柳絮的混合，神仙也無法分開。《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與批判》雜誌，時有上海的“兩報一刊”之說，每每登大塊文章，借古喻今，含沙射影。乍一讀蠻學術的，其實學術是麵紗，麵紗之下是不便挑明的幫派政治的意圖和野心。
自姚文元那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見報後，中國假學術之名包裹政治之實的偽學術文章，一直不間斷地出現於各大報刊。起初連學界人士也難以識破其用心，單純幼稚地將其誤視為學術見解。待那等樣的文章有呼有應，檄文的聲討性質明顯，四麵出擊，八方策動，矛頭不言而喻之時，思想遲鈍的人們才恍然大悟。
1974年以來，那等樣的文章非但未少，反而出現得更加密集，火藥味也更濃了。
《孔子殺少正卯說明了什麽》《孔丘其人》《從〈鄉黨〉篇看孔老二》《評〈呂氏春秋〉》《秦王朝建立過程中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兼論儒法鬥爭的社會基礎》《讀韓非〈五蠹〉篇》《論商鞅》《評羅思鼎〈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論北宋時期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的鬥爭》《論西漢初期的政治與黃老之學》《漢元帝的尊儒反法及其曆史教訓》《研究儒法鬥爭的曆史經驗》《從曹參“尊而勿失”看呂後時期的法家路線》《論呂後》《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李鴻章出洋》……不一而足。
從“批林”始，引向“批孔”，引向“批儒”，引向“批黨內大儒”，引向崇“法”，引向歌頌呂後和武則天，引向崇拜當代的呂後、武則天及其幫派政治勢力。
若單看那些大塊文章的標題，任誰都不得不承認學術得很，但若聯係起來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也不能不承認那是文化現象，但若掰開了揉碎了看，字字行行都圍繞著政治目的。
越到後來，文風越浮躁，越顯出迫切焦慮之氣，對呂後和武則天的歌頌，也越發成為吹捧，詞句肉麻。對於當代“黨內大儒”們，詛咒和辱罵之文字，也越發用得肆無忌憚。
為了保證本書的品質，概略不引。
以上“文化現象”，可謂中國當年獨有之“文化現象”——可歎的是，當時不少真的學者和教授，出於自我證明、自保甚至投機心理，做了斷不該做的事，加入了“大合唱”。
也正因為那些文章假學術之名，便很難鼓動起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配合——盡管也有工人和農民“大批判小組”的應和，但卻是政治策劃的“成果”，絕不能代表工人和農民。
有大報開辟了“曆史中的法家人物介紹專欄”。
也有大報設專欄連續介紹呂後和武則天在中國曆史上的豐功偉績。
還有的大報發表題為《學與不學就是不一樣》的動員文章。
於是從1974年到1975年，組織學習以上文章，幾乎成為就職於正式單位的中國人的日常“文化”學習表現；大專院校尤其如此。
1975年“兩報一刊”的《新年獻詞》，也“高屋建瓴”地指出：“批林批孔還要抓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學習和批判上來。對林彪、孔老二的批判，要抓住路線問題，抓住他們搞複辟、搞倒退的反動實質……”
孔子早成古人，林彪已死，其“反黨集團”成員該抓的都抓起來了——“他們”是何人？幾乎是挑明了說了。
然而即使在“四人幫”控製嚴密的上海，我依然感覺到了那種加入了黏稠劑似的“雞尾酒”形態。也就是說，不管某些人造勢造得多麽來勁，心情多麽迫切、焦慮，那一種“文化現象”，差不多還是像“自娛自樂”的現象，還是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和知識分子的厭倦感覺“隔隔不入”。
那些文章中的某幾篇，我們中文係創作專業的師生自然要學，無非便是輪流讀，大家聽。往往的，讀完了，沉默開始。有同學幹脆說：“文革”前沒上幾年學，曆史知識少，不明白，得先補一下曆史知識再發言。
而老師往往因勢利導：咱們是創作專業，結合創作問題發發言也行。
一談創作問題，大家這才有了發言的情緒。
但據說評論專業的同學比較苦，他們的女輔導員老師太認真，不許轉移話題。他們卻也有對策，主張以實際行動代替討論。
於是評論專業先於創作專業寫了一兩篇大字報式的表態文章，貼在大字報專欄，算是集體參與了。而誰都明白，那是過“學習關”的招數。
那一時期，我與另外兩名同學到江南造船廠深入生活——工人們也須學習。他們對學習並無“遭罪”的感覺。學習往往在工作間歇之時，照例一人讀，別人聽。喝著茶，吸著煙，每每說：“沒聽夠，再讀一段。”
於是有人接著讀。
學習可以使他們休息的時間長一些。
至於民間，可以肯定地說，基本形態是——知道的全當沒那麽回事，不知道的寧願永遠不知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鹽醬醋茶，病凶婚喜——事事都要操心。在幾乎沒有文藝的時代，民生變成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所思、文化主題。甚至，可以變得挺有文藝色彩。
試圖以政治文化全麵占領民間意識形態的一切維度——在當年就可得出結論，那是根本行不通的，或曰不再能夠行得通了。
然而我在1975年卻幸運地觀賞了多場文藝演出，而且是代表當年上海最高文藝水平的演出——我後來又由老師們安排，與另外兩名同學到“雜技學館”深入生活。上海當年有多所藝術學館，從農村招了不少符合培養條件的孩子，“雜技學館”是其中之一。老師們教得一絲不苟，孩子們學得非常刻苦。他們不但要學習雜技，還要學好文化課。教他們的文化課老師，是從各小學抽調的優秀教師。我看孩子們練功，真正領教了“台上一分鍾，台下十年功”的堅韌，每每心生憐惜。
各學館也有工宣隊員。“雜技學館”有兩位，都是紗廠的老年紡織女工，都是黨員。她們原本是很好的阿婆級別的女人，若非身負政治使命，也必是可親可愛的阿婆無疑。身負保證紅色的“雜技學館”不變顏色的政治使命，使她們不得不進入政治角色，也就與老師們在如何教孩子們方麵矛盾不斷，每每使孩子們無所適從。她們對我很好，希望我這名“工農兵學員”能和她們“站在同一戰壕”。“工農兵學員”也是大學生啊，是大學生就算是知識分子啊。所以老師們特別是教文化課的老師們，也希望我比工宣隊員更理解他們的教學善意。
我每每左右為難。
政治意識形態一旦也要占領孩子們的頭腦，事情往往就會變得既使人無所適從，也使人不知說什麽好。
但我住在“雜技學館”的那一學期，基本心情是舒暢的、愉快的、自感幸運的——因為居然能在較高級的演出場所欣賞到一流水平的文藝演出。當年，代表上海最高水平的文藝演出，放在全國而論也夠得上一流了。
1975年，上海依然是大多數外賓離開北京後首選的訪問城市。對於他們的造訪，一次能代表上海文藝水平的演出是招待過程必不可少的一環。“雜技學館”的孩子們因而經常有演出任務。比起來，雜技是政治審查最易於過關的——而我和老師們，則可沾光入場，並每每能見到上海“市革委”頭麵人物的身影。
女聲獨唱《請茶歌》、民樂合奏《漁舟唱晚》、樣板戲選段、樣板芭蕾舞片段、鋼琴協奏曲《黃河》、上海評彈毛澤東詩詞《蝶戀花》以及其他毛澤東詩詞歌曲都是主要節目——雜技是固定節目，場場必有，最受外賓歡迎。實事求是地說，孩子們的技能就是高，表演就是精彩；我從沒欣賞過西洋樂曲或歌曲。
但，那樣的演出，一般上海人是絕對看不到的。
存在於上海民間的文藝是哪幾種呢？
除了評彈因其廣泛的民間性和演出方式的簡單，其他文藝形式幾乎絕跡。
《孔老二誅殺少正卯》《武則天反儒》就有過評彈形式。而作為觀眾的普通上海人，聽到了什麽內容已根本不重要——演員的顏值、台風、嗓子怎樣，才成為表達喜歡程度的標準。
但是上海另有一種文藝現象尤其值得一提，便是成立於1972年的“上海市美術創作辦公室”，旨在從工人中發現畫家苗子，培養一批工人畫家。至1975年，居然卓有成績，於同年舉辦了一次由文化部主辦的上海、陽泉、旅大三地工人畫家的繪畫作品展覽。即使以現在的專業水平來評價，那些作品也可圈可點——題材皆為車間、工地和船塢背景之下火熱的勞動場麵，畫中人物亦皆工人。盡管時代符號顯然，作者卻大抵是青年工人。內容未免單一，畫風也很傳統，但都是一絲不苟的作品。這次畫展曾在南昌、桂林、長沙、西安以及沈陽等地巡展，引起甚大轟動。後來，當年的工人畫家中，產生了多位聞名美術界的實力派畫家。
不排除上海“美創辦”成立的背景具有某種政治因素，但客觀效果卻是中國美術很接地氣的一次特殊亮相。特殊不僅特殊在工人畫工人，受到廣大工人的喜歡，還特殊在當年的工人畫家們有著極高的創新熱忱——竟嚐試在中國宣紙上進行油畫創作，並且成果斐然。
1975年7月，毛澤東對於文藝問題作了批示：“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
於是，北京電影製片廠拍出了《海霞》，長春電影製片廠拍出了《創業》——兩部影片的播出都遭“四人幫”阻擋、刁難。
《海霞》是反映海島女民兵精神風貌的，因導演謝鐵驪執意先拍《海霞》，後拍“文藝旗手”布置的樣板戲電影，令“文藝旗手”大為光火，橫挑鼻子豎挑眼，結論是“改都沒法改”。《創業》因為在片中塑造了一位忍辱負重卻仍以找到大油田為使命的工程師形象，更加觸怒“文藝旗手”，斥為“配合右傾翻案風”的“新毒草”。
“四人幫”雖同意上映，但又明確指示：不繼續印製拷貝；報紙上不發評論文章；不出國；電視、電台停止廣播。——認為被告了“刁狀”，懷恨在心。同時，督促將他們視為“好電影”的《春苗》《決裂》改為舞台劇，要求盡早在全國巡演，以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
《創業》的上映，產生了異乎尋常的影響，引起的波瀾遠超文藝——上海越劇團武功教師兼演員朱綿多、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青年教師李春光、青島市嶗山縣中韓公社食品站負責人韓愛民、江蘇吳橋縣機械廠工人李連興等“時代義士”，以向中央寫實名信、張貼標語甚至乘列車沿線撒傳單的方式，表達對“四人幫”的憤怒。
1975年8月，毛澤東與人談《水滸傳》，說了自己的一番看法，有“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之語——這看法，與魯迅一致。
1976年是中國的在劫之年；也是“四人幫”的劫定之年。
1月8日，周恩來逝世。
民間正義由而顯現、凝聚。
如果說《創業》風波是顯現的訊號，那麽全國性的、自發的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使民間正義凝聚的速度、力度可用“波濤洶湧”四字形容，遂成聲討“四人幫”的全國性運動。鬥爭的武器是文字，方式是詩、挽聯、檄文、演講——純粹文藝的特征；徹底政治的狂飆。
比之於中國近代史上的“五四運動”，後來被言為“四五運動”的那一場重大事件，規模更加宏大。不同之處在於，“五四運動”的先驅是知識分子，主力是學生，市民是被啟蒙的對象。而“四五運動”卻無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分，是廣大學生、知識青年、工人、市民集體的，一致的，不約而同的行為，有些基層幹部也隱秘地參與其中，有些軍人也著便裝經常參與。運動主體在城市，影響輻射至農村。
那是完全超越個人或群體利益動機的運動，因而“民間正義”也體現得特別純粹。它自1976年1月始，至4月被定性成“反革命事件”止，可謂曠日持久。
然而，“四人幫”與廣大人民群眾的關係已成敵我關係，以“四人幫”為“界石”，陣營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內心更加分明。
鄧小平被軟禁了；
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唐山市發生大地震，幾被夷為平地；
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
10月6日，“四人幫”成為“階下囚”；
大約數日後，上海各高校學生湧向外灘，聚在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臨時住的賓館前，高呼：“徐景賢出來！”
徐景賢披風衣現身於陽台——那晚有風，卻並不冷。徐景賢披風衣之舉，令當時在人群中的我十分困惑。
那時馬天水、王秀珍已在北京被拘，但抓捕了“四人幫”的事實尚未公開報道。張春橋曾指示上海：必要時，可動用上海工人、民兵保衛**勝利成果……
徐景賢當時對抓捕“四人幫”的行動也並不確定。或許，他以為人們喊他“出來！”，隻不過是要從他口中獲得可信的消息。
“革命的同誌們……”
他剛一開口，“打倒徐景賢！”的口號直衝夜空。
他呆了片刻。
他動作僵硬地轉身回到了房間，再未出現。
風衣掉在地上，由他的秘書撿起。
“四人幫”太善於利用宣傳工具愚弄群眾、運動群眾了。以為他們總是成功的，卻不了解那成功隻不過是表象，其實群眾也學會了愚弄他們。他們被愚弄而不自知，與群眾的“隔隔不入”已到可悲程度。
那天晚上他肯定大出所料，如夢乍醒。
宣傳絕不是萬能的。
平時表態往往是不可全信的。
我在《從複旦到北影》一文中，寫到過徐景賢當年因別人講其愛聽鬼故事又怕鬼，認為損害自己形象，密令逮捕對方，判“壞分子”罪名，發配農場勞改。
徐景賢出獄後，看了我的文章，致信於我，聲明絕無其事。
我認為作為當事人，他的聲明肯定更是事實，在當年的《小說林》公開複信，道歉。
他又致我一信，表示滿意。
我和他還互留過家中電話，某一時期，年節互相問候，每每是他先給我打電話。問候之後，常聊幾句家事。
我認為，他服過刑了，出獄了，恢複了公民身份，我當以常人待之。
他還贈我一本他寫的報告文學，很薄，不足一百頁，追憶他當年認識的一位成為了烈士的上海學生運動領袖。
那麽，1949年以前，他也是一名“進步學生”。
政治當然是要講站隊的，但——若將政治搞到“文革”那麽複雜、詭異、險惡，一直不曾會錯了意、站錯了隊，太不容易了！
粉碎“四人幫”十年後，我在友人家與他同時看電視，電視中重播當年天安門廣場萬民歡慶的紀實片，友人忽指著電視說：“快看那個女人，我太了解她了！”
我問：“她有什麽故事？”
答曰：“她總那樣！鎮壓‘四五運動’之後，單位組織人到廣場歡慶，別人都找借口不去，頂數她積極，跳得興高采烈。歡慶粉碎‘四人幫’，她又跳得那麽興高采烈！她怎麽總能興高采烈呢？怎麽做到的啊！”
良久，友人幽幽地又說：“也許她太愛跳舞了？”
我仍無話可答，暗想——倘一個國家那樣的“太愛跳舞”的人甚多，國家太可悲了。又想，倘一個國家的文藝工作者中“太愛跳舞”的人甚多，這個國家的文藝也太可悲了——十年“文革”還不能證明此點嗎？